11月10日，周润发妻子陈荟莲确认，已设立好慈善基金，近56亿家产会捐出去，以帮助真的有需要的人。事实上，发哥早就承诺会效法超级富豪盖茨和巴菲特捐出财产回馈社会：“所有钱都不是我的，只是我赚回来的，并不代表我要永远拥有！如果我死，会将99%财产捐出，临走时什么都不想带走。”这次发嫂重提捐赠，是因为媒体发现发哥身边出现“神秘养子”，膝下无子的发哥发嫂被怀疑或会爽捐。发嫂只好出面澄清那只是妹妹的儿子。
　　亚当·斯密说：“以遵从自己的心做利他的行，是对社会发展最有利的思想和行为的结合，也是最大的善良。”发哥是娱乐圈里难得的清流，虽然影帝多年、亿万富豪多年，但生活简朴。他在香港出门多乘坐公共交通，平时常去社区做义工，到公益机构照顾流浪狗。今年8月，台风过港，有香港市民发现发哥冒着强風，徒手帮忙清理路面，移走倒塌的树木。发哥选择并不美艳的发嫂做人生伴侣，看重的也是发嫂内心的美。所以，发哥发嫂的善，不是作秀，而是举手投足、自然流露。他的裸捐，在这些大大小小的善行基础上，并不令人意外，颇有水到渠成之感。
　　这样的人，迫于舆论出来自证清白，一方面，说明我们的社会的确有许多名人诈捐盗名，为民众所不齿，以至于拉低了整个慈善界的信任度；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的富裕人群乃至整个社会对于慈善并没有形成一定共识，所以偶一裸捐，便会出现各种惊诧，疑者有之，也是寻常。几年前，比尔·盖茨组团到中国劝捐，遭遇尴尬就是明证。我们的富豪们，大多处于财富积累阶段，还富于民者曲高和寡。民众也惯于给攫取到巨额财富的人授予各种光环，却对心存善念者莫名惊诧暗怀疑虑。
　　钢铁巨头卡内基说，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比尔·盖茨从微软总裁的位置上退下时，将自己名下的580亿美元全部捐给梅林达·盖茨基金会，一分一毫也不会留给自己的子女，“以最能够产生正面影响的方法回馈社会”。盖茨还说，拥有巨大的财富，“不仅是巨大的权利，也是巨大的义务”。为了庆祝自己的长女出生，扎克伯格與妻子普莉希拉·陈承诺将他们持有的Facebook 99%股份（约450亿美元）捐赠给慈善机构，用以发展人类潜能和促进平等。对于他们的裸捐，全球媒体一致给予了肯定和敬意。
　　西方慈善，源于其博爱的宗教文化传统，加以比较完善的慈善制度和机构，富豪的捐赠比较普遍，整个社会的接受程度也比较高。我们的慈善，源于仁爱的儒家传统，更肯定熟人亲人间的援助，更看重政府自上而下的仁政。中国的富裕阶层出现不过30余年，慈善精神、慈善机构、慈善制度尚处于生长时期。所以，在我们的语境里，就会出现行善之人被质疑且需要付出比善更多的东西来证明自己，甚至于被恶意所伤害。茅于轼老先生曾撰文论述互不信任增加了我们的交易成本。事实上，信用不够的社会，高昂的不仅是交易成本。罗尔事件让我们的求助成本的拉升，而对周润发裸捐的质疑，则让我们看到为善成本的飙升。
　　米列说：“越是善良的人，越觉察不出别人的居心不良。”我们的社会这么不惮于以恶意揣测他人，再次证明社会整体精神层次偏低，决定了我们尚没有能力得体地接纳善、从容地给予善。我们的社会配不上发哥的高度，这不是发哥的尴尬，却是整个社会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