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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与中国在经济层面的联系无疑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这不仅因为这两个国家分别是全球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也并非因为这体现出美国消费者在推动全球经济需求方面仍然扮演着主导作用，或者中国在影响供应方面的强大作用。
两国关系之所以如此重要，主要是因为这两个庞大的经济体正面临着棘手且亟待解决的再平衡问题，这有可能在未来几年内对全世界的其他地区有着持久的、足以震撼世界的影响。
令人遗憾的是，美国与中国的紧张关系正处于爆发的风险当中。这必须尽早解决，以免将来追悔莫及。这不仅仅是一个可能影响2011年全球经济前景的问题，它很可能成为21世纪上半叶全球经济局势的一个持续特点。
失衡本质
如果说我们从过去十多年总结出一个至关重要的教训，那就是：宏观失衡是非可持续性的。未经考验的新理论一次又一次地在为失衡作辩解。
不知读者是否记得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II（Bretton Woods II）提出的构想——即如果资金和商品都来源于周边国家，那么扩展后的美元货币集团可以容许其核心经济体出现高额经常账戶赤字；那么“中美共同体”（Chimerica）中提到的中国储蓄者与美国消费者成为连体婴的观点呢？还有被奇迹般发现用来解释美国庞大经常账户赤字的“暗物质”（dark matter）概念呢？以上每一个理论都可以合理正确地为短时间内世界出现的失衡作辩解。可是，这些看上去简明扼要的概念没有一个能够经得住时间的考验。
眼下，全球失衡成了后危机时代的复苏掣肘，并引发了“货币战争”的前期冲突。“货币战争”一旦爆发，就很可能将世界推向贸易摩擦和保护主义的深渊。如果不能在全球再平衡的道路上迈出坚实的步伐，就很可能再次走向另一场危机。
这着实是一个坏消息。但好消息是，有一个新的想法被提出。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Timothy Geithner）在2010年末的时候初步提出了一个经常账户为目标的框架。这个框架为这场无法取胜的针对货币的战役提供了一个合乎法理的解决方案。
这个建议的优点在于它的实用性。经常账户为目标的框架直接针对全球失衡对症下药，从而迫使世界各国重视各自经济中的结构性问题。当初正是这些问题导致了严重的过剩和市场动荡。但这个提议的不足之处在于它的复杂性。这一点不足为奇，因为导致全球失衡的原因、表现形式以及潜在的解决方法都是非常复杂的。
中国和美国恰恰各自代表了失衡问题的本质。从美国的角度看，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和储蓄不足的问题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要严重得多。其总的国内储蓄率（家庭、企业和政府部门）仅为2009年国民收入的10.9％。
事实上，2008年美国的净国民储蓄率（剩下的这些储蓄都用来支持美国资本存量的增长了）跌为负值；年中更加速下跌至国民收入的-2.3％。两个因素导致了这一结果：一是消费者一直靠资产泡沫储蓄，却大肆挥霍其收入存款；二是随着这些泡沫的破裂，个人消费急骤下跌，政府为了遏止这一跌势，不得不大规模增加已是天文数字的联邦预算赤字。对于这个世界领先的经济体来说，美国的储蓄不足在世界现代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从中国的角度看，在全球失衡等式中的盈余国里，中国是造成不稳定性的最大来源。
中国居高不下的国内储蓄率（2009年为其GDP的整整54％，是美国储蓄可比量的五倍以上）反映其国内个人消费的严重不足。目前其消费占GDP的比重只有36％。由于社会保障体系（包括社会保险、私人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险）缺乏充足的资金，中国家庭出于对未来的担心正在不断增加储蓄。
在后危机时代的发达国家，失业率居高不下。中国的增长模式，加之严格的货币管制，使其走上了一条与其他国家发生正面冲突的道路。如果中国能够找到另外的道路，这一冲突是可以避免的。
在经常账户再平衡框架下，中美两国都必须反思各自的增长策略，并解决各自储蓄失衡的根本问题。对于美国而言，这意味着依赖资产的消费者必须去杠杆化，并采取严格约束的策略，减少庞大的政府预算赤字。
同样，中国需要直面其国内个人消费不足的问题，制定相关政策弱化其国民的储蓄倾向，创造更多的服务类就业机会，提高农村家庭的收入水平。如果中国能够在刺激私人消费方面形成推动，那就可以为那些面对失去增长动力的西方市场的出口提供一条重要的新的外需来源。
换言之，目前针对全球失衡的经常账户调整框架为各国提供了空间，使各国得以根据各自的问题和体制调整政策，并惠及更为广泛的全球经济。这一方法针对方向性的目标，而非具体的数值指标为核心，因而可能比通过生硬的机制强制进行货币调整有效得多。那种无论市场经济还是非市场经济，无论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采用“一刀切”的办法的前提条件正是所谓的“货币解决办法”的最大缺陷之一。
这种货币调整办法至多只能提供一种迂回的全球再平衡的途径。1985年《广场协议》（The Plaza Accord）后，日元快速升值的情况正是如此，日本庞大的经常账户盈余几乎没发生变化，因此货币调整并不能保证全球失衡得到持续性的改善。
危险的指责
计量经济学家在进行货币估价，也就是确定应对一种货币的价值多大的调整才能改变贸易和经常账户失衡方面，也是一筹莫展。
2005年，当华盛顿第一次关注中国的货币问题时，专家声称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被低估了25％。自那以来，双边汇率上升了24％，但是这些所谓的专家还是死死咬住同样的说法不放——声称人民币仍然低于其公允价值的25％。
同样，著名权威人士不负责任地计算，并得出结论称：中国货币操纵使美国失去了50万至140 万个工作岗位。这种结论显得有些不着边际。
耶鲁大学的雷·费尔（Ray C.Fair）教授设计了一个多国计量经济学模型，可以用来衡量各种全球反馈效应。通过这一模型的计算得出：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5％对美国就业的净影响约为4.1万个工作岗位。简而言之，那些支持货币解决办法的证据——尤其是单独把中国揪出来作为世界的多边失衡问题的罪魁恶首——是非常有问题的。和相对价格调整的理论渠道操作相比，以经常账户为目标直接着手解决世界的失衡要实际得多。
俗话说得好，细节决定成败。决定成败的问题同样存在于各国为这个失衡的世界的集体利益而采取行动的政治意愿当中。但是在这个依然充满不确定性的后危机环境中，我们再也输不起了。
相比构思粗糙、方向错误的货币解决办法，这个世界需要、也理应得到一个更好的方案。如果顺利，G20有望继续完成在庆州提出的新方法，并沿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动的责任和执行机制。如果是这样，我们在解决全球失衡的道路上最终可能迎来期盼已久的重大进展。
可惜时间紧迫。针对失衡增长的政治抵制情绪的风险与日俱增，这对全球经济造成了很大的威胁。11月2日是美国的“愤怒日”。民主党溃败的根源在于美国工人的愤怒。
面对居高不下的失业率、甚至更高的“不充分就业率”，以及长达十年的通胀调整工资的停滞不前，选民们终于喊出了怨气：“（我们）受够了！”他们希望当前的经济困难能够得到缓解。而这一次的局面比起1930年以来美国经历过的任何一次危机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但是选举结束后的局势却潜藏着危机，而且对亚洲的影响巨大。美国政界声称中国必须对美国工人承受的巨大压力负责。他们声称，全球化已经失去了控制。由于中国及其泛亚洲供应链在美国庞大的贸易赤字中所占份额过大，人们普遍认为这使美国工人的就业和真实工资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榨。中国的货币政策于是便成了这一担忧的众矢之的。
9月29日，美国众议院两党结成了广泛的联盟，以四比一的多数通过了一项法案，允许美国对来自中国的商品实施贸易制裁，作为对普遍认为被操纵和低估的人民币的惩罚。而这还只是鸣枪示警而已。
由于选举结束后这一怒火仍然无法平息，美国会有更多的行动接踵而来。美国经济复苏可能持续疲软，这对就业和真实工资增长而言实在起不到什么缓解作用。与此同时，新当选的参众两院议员可能会被迫为他们在选举中做出的抨击中国的承诺负责。
实力受到削弱的奥巴马总统将无力抵制保护主义势力的卷士重来。
国会两院抨击中国的多数派已经无惧总统的否决权。如果奥巴马真的行使这一权力，他们很可能会搁置他的否决。贸易摩擦和保护主义政治已经进入了一个危險的区域。而中国及其亚洲供应链正好处于这一积怨的靶心。
这一系列不祥事件的背后是糟糕的经济形势和政治上屡试不爽的“替罪羊”把戏的致命组合。这场推诿指责把戏的核心是这样一个错误的假设：只要调整了美元对人民币的双边汇率，美国的多边贸易失衡问题就能迎刃而解。
2009年，美国与90个国家存在贸易逆差。美国多边贸易逆差背后的真正原因是政府的政策助长了美国国内储蓄出现巨大的缺口。可是，比起为政策的制定承担责任，美国政府却选择了卸责于中国。但是，本文之前提到的美国已经大幅跌入负值的净国民储蓄率足以说明，政府对于中国的这一指责实在是毫无道理。
国内储蓄不足不仅仅是因为数以万亿计的预算赤字，还有被泡沫扭曲的消费热情。正因如此，美国必须输入盈余储蓄，以维持并运行其庞大的经常账户的多边贸易失衡，吸引外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政客非但不认真反省自己在营造这一危险局面中扮演的角色，反而指责称，导致这一悲惨境地的是为他们提供资本的中国。这并非只是党派之争，抨击中国是美国政界中为数不多的能使两党和各种意识形态团结一致的事情之一。
解决之道
出路并非没有。与所有激烈争论一样，这件事也有两面性。在沸沸扬扬争吵声中，问题不在于谁对谁错。毕竟，这是政治争论。对于货币问题，中国不能简单地说“不”，然后就拂袖而去。如果它想要避免陷入贸易保护主义的结局，就需要改变辩论的姿态，并提供另外一条途径来拆除这枚地缘政治中的定时炸弹。
中国正处于一个独特的位置：它可以提议通过另一种方法来解决这一紧张关系。如果它不想在这个货币泥潭中越陷越深（我相信中国为了确保其自身稳定，当然希望避免出现这样的情况，因而才会采用渐进式的汇率改革），中国领导层应当提出“B计划”。
这就需要中国宣布采取积极大胆的行动，来刺激尚未开发、潜力巨大的国内个人消费。同样重要的是，中国还应当承诺保障外国供应商的市场准入，包括在饱受争议的“自主创新”政策（indigenous innovation policies）上做出让步。
这样的“B计划”有一个显著的好处，就是为两国提供一个实现“双赢”的选择。它能与中国自身的再平衡计划相契合。这个计划是中国日益紧迫的战略要务，即将经济发展模式从出口和固定资产投资的不均衡支撑转变为由内需支撑的更为平衡的增长战略。事实上，这很可能成为中国即将颁布的“十二五”规划的核心。
此外，这还与美国呼声越来越高的增长和就业重点相匹配。中国是美国的第三大出口市场，也是全球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奥巴马政府已经意识到后危机时代美国的消费状况可能在未来多年内难有起色，于是制定了在未来五年内出口倍增的目标。其中的重要一步就是向中国出口——尽情享受全球最大的潜在“消费盛筵”。
最重要的是，这还为美国提供了一个参与竞争的机会，一个反省自身、利用长期以来自己最大优势的机会。只有这样，而不是抨击中国的货币政策，才是处于困境中的美国工人以及日益空心化的制造业的希望所在。更重要的是，这一计划旨在制定减少中国过度储蓄和经常账户盈余的结构性政策，与最近G20所支持的经常账户目标的提议是相契合的。
如果中国能够抓住这个机遇，出台积极大胆的刺激消费政策并保障市场准入，就可以避免一场全面的货币战争。而其他唯中国马首是瞻的亚洲国家也可以大大地松一口气了。这可能会成为中国崛起为最强大的世界领袖的良机；同时，这对于美国及其困顿的工人而言，也是一个同样关键的竞争机会。
同样道理，如果美国最终能够认真应对其严重储蓄不足的问题，就能更好地为可持续的长期经济增长奠定基础。这样一种让美国重拾经济平衡的措施是至关重要的，这可以将美国经济的增长来源从过去的过度消费社会回归到美国最大的先天优势之一，即以创新为推动力的生产平台的复兴。
两个大国面临重重挑战，但也别无他法。不论对美国还是中国而言，再平衡应该被视为一个机会，而非威胁。而这个机会只能通过两个国家在各自的经济结构中通过互补与合作的转变得到改善。美国与中国的双边关系在21世纪前几十年的世界经济中是至关重要的。如今，这个关系却出现了问题。两个国家都必须抓住这个机会，在2011年里，破除万难，摸索前行。□
两国关系之所以如此重要，主要是因为这两个庞大的经济体正面临着棘手且亟待解决的再平衡问题，这有可能在未来几年内对全世界的其他地区有着持久的、足以震撼世界的影响。
令人遗憾的是，美国与中国的紧张关系正处于爆发的风险当中。这必须尽早解决，以免将来追悔莫及。这不仅仅是一个可能影响2011年全球经济前景的问题，它很可能成为21世纪上半叶全球经济局势的一个持续特点。
失衡本质
如果说我们从过去十多年总结出一个至关重要的教训，那就是：宏观失衡是非可持续性的。未经考验的新理论一次又一次地在为失衡作辩解。
不知读者是否记得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II（Bretton Woods II）提出的构想——即如果资金和商品都来源于周边国家，那么扩展后的美元货币集团可以容许其核心经济体出现高额经常账戶赤字；那么“中美共同体”（Chimerica）中提到的中国储蓄者与美国消费者成为连体婴的观点呢？还有被奇迹般发现用来解释美国庞大经常账户赤字的“暗物质”（dark matter）概念呢？以上每一个理论都可以合理正确地为短时间内世界出现的失衡作辩解。可是，这些看上去简明扼要的概念没有一个能够经得住时间的考验。
眼下，全球失衡成了后危机时代的复苏掣肘，并引发了“货币战争”的前期冲突。“货币战争”一旦爆发，就很可能将世界推向贸易摩擦和保护主义的深渊。如果不能在全球再平衡的道路上迈出坚实的步伐，就很可能再次走向另一场危机。
这着实是一个坏消息。但好消息是，有一个新的想法被提出。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Timothy Geithner）在2010年末的时候初步提出了一个经常账户为目标的框架。这个框架为这场无法取胜的针对货币的战役提供了一个合乎法理的解决方案。
这个建议的优点在于它的实用性。经常账户为目标的框架直接针对全球失衡对症下药，从而迫使世界各国重视各自经济中的结构性问题。当初正是这些问题导致了严重的过剩和市场动荡。但这个提议的不足之处在于它的复杂性。这一点不足为奇，因为导致全球失衡的原因、表现形式以及潜在的解决方法都是非常复杂的。
中国和美国恰恰各自代表了失衡问题的本质。从美国的角度看，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和储蓄不足的问题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要严重得多。其总的国内储蓄率（家庭、企业和政府部门）仅为2009年国民收入的10.9％。
事实上，2008年美国的净国民储蓄率（剩下的这些储蓄都用来支持美国资本存量的增长了）跌为负值；年中更加速下跌至国民收入的-2.3％。两个因素导致了这一结果：一是消费者一直靠资产泡沫储蓄，却大肆挥霍其收入存款；二是随着这些泡沫的破裂，个人消费急骤下跌，政府为了遏止这一跌势，不得不大规模增加已是天文数字的联邦预算赤字。对于这个世界领先的经济体来说，美国的储蓄不足在世界现代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从中国的角度看，在全球失衡等式中的盈余国里，中国是造成不稳定性的最大来源。
中国居高不下的国内储蓄率（2009年为其GDP的整整54％，是美国储蓄可比量的五倍以上）反映其国内个人消费的严重不足。目前其消费占GDP的比重只有36％。由于社会保障体系（包括社会保险、私人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险）缺乏充足的资金，中国家庭出于对未来的担心正在不断增加储蓄。
在后危机时代的发达国家，失业率居高不下。中国的增长模式，加之严格的货币管制，使其走上了一条与其他国家发生正面冲突的道路。如果中国能够找到另外的道路，这一冲突是可以避免的。
在经常账户再平衡框架下，中美两国都必须反思各自的增长策略，并解决各自储蓄失衡的根本问题。对于美国而言，这意味着依赖资产的消费者必须去杠杆化，并采取严格约束的策略，减少庞大的政府预算赤字。
同样，中国需要直面其国内个人消费不足的问题，制定相关政策弱化其国民的储蓄倾向，创造更多的服务类就业机会，提高农村家庭的收入水平。如果中国能够在刺激私人消费方面形成推动，那就可以为那些面对失去增长动力的西方市场的出口提供一条重要的新的外需来源。
换言之，目前针对全球失衡的经常账户调整框架为各国提供了空间，使各国得以根据各自的问题和体制调整政策，并惠及更为广泛的全球经济。这一方法针对方向性的目标，而非具体的数值指标为核心，因而可能比通过生硬的机制强制进行货币调整有效得多。那种无论市场经济还是非市场经济，无论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采用“一刀切”的办法的前提条件正是所谓的“货币解决办法”的最大缺陷之一。
这种货币调整办法至多只能提供一种迂回的全球再平衡的途径。1985年《广场协议》（The Plaza Accord）后，日元快速升值的情况正是如此，日本庞大的经常账户盈余几乎没发生变化，因此货币调整并不能保证全球失衡得到持续性的改善。
危险的指责
计量经济学家在进行货币估价，也就是确定应对一种货币的价值多大的调整才能改变贸易和经常账户失衡方面，也是一筹莫展。
2005年，当华盛顿第一次关注中国的货币问题时，专家声称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被低估了25％。自那以来，双边汇率上升了24％，但是这些所谓的专家还是死死咬住同样的说法不放——声称人民币仍然低于其公允价值的25％。
同样，著名权威人士不负责任地计算，并得出结论称：中国货币操纵使美国失去了50万至140 万个工作岗位。这种结论显得有些不着边际。
耶鲁大学的雷·费尔（Ray C.Fair）教授设计了一个多国计量经济学模型，可以用来衡量各种全球反馈效应。通过这一模型的计算得出：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5％对美国就业的净影响约为4.1万个工作岗位。简而言之，那些支持货币解决办法的证据——尤其是单独把中国揪出来作为世界的多边失衡问题的罪魁恶首——是非常有问题的。和相对价格调整的理论渠道操作相比，以经常账户为目标直接着手解决世界的失衡要实际得多。
俗话说得好，细节决定成败。决定成败的问题同样存在于各国为这个失衡的世界的集体利益而采取行动的政治意愿当中。但是在这个依然充满不确定性的后危机环境中，我们再也输不起了。
相比构思粗糙、方向错误的货币解决办法，这个世界需要、也理应得到一个更好的方案。如果顺利，G20有望继续完成在庆州提出的新方法，并沿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动的责任和执行机制。如果是这样，我们在解决全球失衡的道路上最终可能迎来期盼已久的重大进展。
可惜时间紧迫。针对失衡增长的政治抵制情绪的风险与日俱增，这对全球经济造成了很大的威胁。11月2日是美国的“愤怒日”。民主党溃败的根源在于美国工人的愤怒。
面对居高不下的失业率、甚至更高的“不充分就业率”，以及长达十年的通胀调整工资的停滞不前，选民们终于喊出了怨气：“（我们）受够了！”他们希望当前的经济困难能够得到缓解。而这一次的局面比起1930年以来美国经历过的任何一次危机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但是选举结束后的局势却潜藏着危机，而且对亚洲的影响巨大。美国政界声称中国必须对美国工人承受的巨大压力负责。他们声称，全球化已经失去了控制。由于中国及其泛亚洲供应链在美国庞大的贸易赤字中所占份额过大，人们普遍认为这使美国工人的就业和真实工资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榨。中国的货币政策于是便成了这一担忧的众矢之的。
9月29日，美国众议院两党结成了广泛的联盟，以四比一的多数通过了一项法案，允许美国对来自中国的商品实施贸易制裁，作为对普遍认为被操纵和低估的人民币的惩罚。而这还只是鸣枪示警而已。
由于选举结束后这一怒火仍然无法平息，美国会有更多的行动接踵而来。美国经济复苏可能持续疲软，这对就业和真实工资增长而言实在起不到什么缓解作用。与此同时，新当选的参众两院议员可能会被迫为他们在选举中做出的抨击中国的承诺负责。
实力受到削弱的奥巴马总统将无力抵制保护主义势力的卷士重来。
国会两院抨击中国的多数派已经无惧总统的否决权。如果奥巴马真的行使这一权力，他们很可能会搁置他的否决。贸易摩擦和保护主义政治已经进入了一个危險的区域。而中国及其亚洲供应链正好处于这一积怨的靶心。
这一系列不祥事件的背后是糟糕的经济形势和政治上屡试不爽的“替罪羊”把戏的致命组合。这场推诿指责把戏的核心是这样一个错误的假设：只要调整了美元对人民币的双边汇率，美国的多边贸易失衡问题就能迎刃而解。
2009年，美国与90个国家存在贸易逆差。美国多边贸易逆差背后的真正原因是政府的政策助长了美国国内储蓄出现巨大的缺口。可是，比起为政策的制定承担责任，美国政府却选择了卸责于中国。但是，本文之前提到的美国已经大幅跌入负值的净国民储蓄率足以说明，政府对于中国的这一指责实在是毫无道理。
国内储蓄不足不仅仅是因为数以万亿计的预算赤字，还有被泡沫扭曲的消费热情。正因如此，美国必须输入盈余储蓄，以维持并运行其庞大的经常账户的多边贸易失衡，吸引外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政客非但不认真反省自己在营造这一危险局面中扮演的角色，反而指责称，导致这一悲惨境地的是为他们提供资本的中国。这并非只是党派之争，抨击中国是美国政界中为数不多的能使两党和各种意识形态团结一致的事情之一。
解决之道
出路并非没有。与所有激烈争论一样，这件事也有两面性。在沸沸扬扬争吵声中，问题不在于谁对谁错。毕竟，这是政治争论。对于货币问题，中国不能简单地说“不”，然后就拂袖而去。如果它想要避免陷入贸易保护主义的结局，就需要改变辩论的姿态，并提供另外一条途径来拆除这枚地缘政治中的定时炸弹。
中国正处于一个独特的位置：它可以提议通过另一种方法来解决这一紧张关系。如果它不想在这个货币泥潭中越陷越深（我相信中国为了确保其自身稳定，当然希望避免出现这样的情况，因而才会采用渐进式的汇率改革），中国领导层应当提出“B计划”。
这就需要中国宣布采取积极大胆的行动，来刺激尚未开发、潜力巨大的国内个人消费。同样重要的是，中国还应当承诺保障外国供应商的市场准入，包括在饱受争议的“自主创新”政策（indigenous innovation policies）上做出让步。
这样的“B计划”有一个显著的好处，就是为两国提供一个实现“双赢”的选择。它能与中国自身的再平衡计划相契合。这个计划是中国日益紧迫的战略要务，即将经济发展模式从出口和固定资产投资的不均衡支撑转变为由内需支撑的更为平衡的增长战略。事实上，这很可能成为中国即将颁布的“十二五”规划的核心。
此外，这还与美国呼声越来越高的增长和就业重点相匹配。中国是美国的第三大出口市场，也是全球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奥巴马政府已经意识到后危机时代美国的消费状况可能在未来多年内难有起色，于是制定了在未来五年内出口倍增的目标。其中的重要一步就是向中国出口——尽情享受全球最大的潜在“消费盛筵”。
最重要的是，这还为美国提供了一个参与竞争的机会，一个反省自身、利用长期以来自己最大优势的机会。只有这样，而不是抨击中国的货币政策，才是处于困境中的美国工人以及日益空心化的制造业的希望所在。更重要的是，这一计划旨在制定减少中国过度储蓄和经常账户盈余的结构性政策，与最近G20所支持的经常账户目标的提议是相契合的。
如果中国能够抓住这个机遇，出台积极大胆的刺激消费政策并保障市场准入，就可以避免一场全面的货币战争。而其他唯中国马首是瞻的亚洲国家也可以大大地松一口气了。这可能会成为中国崛起为最强大的世界领袖的良机；同时，这对于美国及其困顿的工人而言，也是一个同样关键的竞争机会。
同样道理，如果美国最终能够认真应对其严重储蓄不足的问题，就能更好地为可持续的长期经济增长奠定基础。这样一种让美国重拾经济平衡的措施是至关重要的，这可以将美国经济的增长来源从过去的过度消费社会回归到美国最大的先天优势之一，即以创新为推动力的生产平台的复兴。
两个大国面临重重挑战，但也别无他法。不论对美国还是中国而言，再平衡应该被视为一个机会，而非威胁。而这个机会只能通过两个国家在各自的经济结构中通过互补与合作的转变得到改善。美国与中国的双边关系在21世纪前几十年的世界经济中是至关重要的。如今，这个关系却出现了问题。两个国家都必须抓住这个机会，在2011年里，破除万难，摸索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