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看来，可能只出现了输家。
　　
　　“他们怎么来的?我们一点儿没察觉，突然出现了，就像蚂蚁一样，越聚越多。”
　　德国多特蒙德，造价6.5亿欧元的“帝座”曾是世界最先进的炼焦厂，投产8年后于2000年熄炉停产。2003年初，山东兖矿集团以6000万欧元买下“帝座”全部技术专利，并以每吨15欧元的价格购入该厂所有设备。
　　400多名中国工人漂洋过海来到这里拆厂，将其运往中国。在两位留守“帝座”的德国老工人眼里，这群“蚂蚁”的工作热情令人惊诧：每天12小时，一周7天，每月挣400欧元，却干着给德国人4000欧元也不愿干的工作；德国人以为3年才能完成的工作，他们居然一年半就完成了
　　2003年至2004年间，德国导演乌里克·弗兰克(Ulrike Franke)与迈克尔·吕肯(Miehael Loeken)跟踪拍摄了整个拆迁过程，2006年完成纪录片《输家赢家》。2007年，该片夺得芝加哥国际纪录片节至尊荣誉大奖、休斯敦WorldFest外语片金奖、加拿大Hot does最佳国际纪录长片等数项大奖。10月，“真实中国·影院计划”重磅推出《输家赢家》，两位导演接受了本刊记者专访。
　　
　　　把德国工厂装进中国箱子
　　
　　弗兰克和吕肯夫妇在鲁尔工业区土生土长，是一对默契的工作搭档。
　　2003年春，一个迷你中国城空投般出现在他们家乡，吸引了两人的注意。“这些中国工人住在集装箱临时搭的房子里，里面有办公室，给人感觉像个微观小宇宙，非常奇特。”
　　嗅着炼焦厂气味长大的弗兰克闻听“帝座”被中国人收购，立刻意识到，“两种迥异文化将在这片厂区相遇，那将是奇特而有趣的，但也是严肃且悲伤的，戏剧究竟如何上演，人们却无从设想。我们相信，通过他们的‘小故事’，人们将看到这个大时代的面貌。”
　　以最快的速度，他们加入了工厂的日常运作，最初他们被误认为监工，但不久后，中国人接纳了这两名“额外”的德国人和他们的摄影机。
　　片中，面对操着简陋工具的中国人，德国工人莱纳和维纳存有习惯性的心理优势：他们建造了这座世上最现代化的工厂，掌握着最先进的技术。中国人的劳动安全意识令他们瞠目——无论工人还是领导，没人知道安全施工最基本的常识：违规操作随处可见；室内室外电线垂陈，然而中国工人却穿梭其间，处之泰然。“谁接的电线?这怎么能行?!”莱纳抓着电线，激动地追问。中国工人面面相觑，露出不解的笑容。
　　“你们这样是做不成的!”莱纳恼火而无奈。一名中国工程师立刻向他介绍起“战绩”：“18年前，我们在慕尼黑拆卸了纯达普摩托车厂。1987年，我们在卡塞尔拆卸了AEG公司冰箱压缩机生产线。这是我们公司的标志‘中机建设’，你懂中文吗?‘中’就是‘中心’的意思，我们中国人也把自己国家叫做‘世界中心’，您下次在哪个地方看到这个标志，就会想到我们。”他拍拍莱纳的肩，“这不是我们第一次拆迁工厂，我们有经验!”
　　中国工人们带来两口大锅：一口用于煎炒烹炸，一口用于接收中央电视台第四套节目。它们被放置在食堂，支撑起工人们基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食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工人在这里吃喝，在我们看来，这里是他们获取能量的场所。我们用‘互相吸引法’与他们建立联系。有的工人自己跑到摄像机前，表现出对我们的兴趣。几次沟通，彼此建立了信任，这个基础上，我们选出了主人公。”年轻的厨师希望回国后能立刻结婚，有了这一年半的收入，差不多够钱成家了；一名工人从会计那里支了些钱，他刚接到国内来信，重病的妻子因就医而举债，等他用在德国的工资还债，但即便这样也远远不够……
　　每星期，最出色的7名中国工人会被挂上红绸扎成的大花，照片被贴在食堂墙壁最醒目的位置，作为奖励。这令弗兰克和吕肯无比好奇。
　　这400人还共用一部电话，过节时排起长队轮着跟亲人通话。吕肯捕捉到一个私密动人的镜头：“当时那个男人打电话，我听到电话里传来‘爸爸、爸爸’的喊声，我们就紧接着问他，你是不是有孩子?多大?为什么要跑这么远来工作?那工人回答我们，为了挣钱，让孩子将来有更好的生活。我们深受感动。片子在全世界公映，看到这个镜头时，很多人甚至掉了泪。他们会说，中国人不再是蚂蚁了，他们和我们有着一样的情怀。”
　　“帝座”消失的速度快得惊人，厂区日见空落，中国人真的把一切都搬走了。终于，他们换掉了蓝色的工作服。德国人的焦炭厂被装进了集装箱，大大小小的礼物也塞满了箱子。为了这一天，中国工人们已经在异国他乡辛劳了两年。
　　尾声字幕：“2006年，炼焦厂在中国重新投入生产。在中国另外两个地方也建起相似的工厂。炼焦厂卖给中国后，国际焦炭价格从50美金上涨到最高500美金一吨。南于世界范围内原料需求的增长，德国鲁尔区的人们在考虑：是否重新在自己国家生产焦炭。”
　　
　　
　　德国人的恐惧和中国人的叹息
　　
　　人物周刊：片子开头，中国工人举起蘸着白漆的大刷子，在“帝座”高炉刷下一个又一个硕大的中国字，你们是什么感受?
　　吕肯：对我而言，这个场景好像之前早就知道，在这些中国工人到来时，一切都具体化了：随着全球化进程，世界各地的人都离开祖国，争取富裕生活。当然，这种生活欧洲人很早就有了。
　　人物周刊：在一篇采访中，你们提及想表现德国工人内心的恐惧。
　　弗兰克：在这个炼焦厂工作的德国工人，从前是两万，后来是800，职位已经在削减了。他们在社会福利上是有保障的，所以没有太大动力。但是工厂如果要有新发展，需要有更好教育背景的人，他们就没有这个能力了。大部分德国工人有这种生存危机感，他们也清楚，自己不能做什么。
　　吕肯：整个拆迁过程中，德国人有很多担心和恐惧，那种以后不再被需要的感觉让他们深受伤害。这些情感，他们既想掩藏，又想释放，因此我们成了他们最好的倾诉对象。
　　人物周刊：你们如何取得中国工人的信任，达成有效交流?
　　弗兰克：刚开始没有翻译，只能通过肢体语言，手脚并用。它让我真的体会到，即使语言不通，人们仍可以相互理解，因为情感可以被看到。纪录电影最理想的状态是只有图像和声音，而无需太多言语。吕肯：我想，我们的拍摄对象有倾诉的需要，通过讲述这些故事表达自己的情感，这是一种放松和解脱。我们从早到晚呆在工地上，就是想传递一种信息：我们是认真的。我们会不时请他们介绍一下自己的工作，但话题主要围绕他们的生活，从家人到观念。无所不有。对中国工人来说，我们表现出的这种关注是不寻常的，他们感到自己被尊敬、被信任、被重视时，便愿意敞开心扉。
　　人物周刊：莫书记是位领导，你们要去拍他，他很快就答应了吗? 　　
　　弗兰克：刚开始的确比较困难，他总是拒绝我们。不行，你们6周后再来。6周后我们过去，他又说，不行，再过6周。然后我们改变策略，直接和工人打交道，开始做我们自己的东西，取得了工人的信任。时间长了，莫书记有点妒忌：我们为什么和工人处得这么好?有天他突然主动提出，到我办公室来，我和你们聊聊。
　　人物周刊：你们对他怎么看?
　　吕肯：其实我们挺喜欢这个人。虽然他说的一些话需要用批判的眼光来看，但就性格而言，这个人很有激情。我们在德国，很难想象，这么大企业的老总，居然可以作诗，还在公众场合大声朗读，虽然这当中有一定宣传成分，但我们很欣赏他的诗化语言。作为纪录片导演，我们尽力将一个人的性格全方位地展现出来，性格有好有坏，它本身就是矛盾的综合体。
　　人物周刊：看到片中出现《新闻联播》对“神五”的报道和春晚的赵本山小品时，中国观众刚才都笑了，你们能看懂电视里的内容?怎么抓住这两个经典镜头的?
　　弗兰克：如果每天都呆在那里，你就会有这个触觉。我们就像猎人一样每天潜伏在那里，一旦有猎物出现，就会扑上去捉住。我们看到很多工人长时间眼睛一眨不眨盯着电视，很多工人天天都在谈论“神五”升天。到了那天，大家都很紧张：电视有没有问题?天线有没有调好?我们一看就知道：这东西一定很重要，一定要抓住!
　　吕肯：很多德国人都认为，中国人拆不了这个炼焦厂，其实我们也想用这个镜头做背景：你看，中国人连载人飞船都能上天，为什么你们还认为中国人很愚昧?你们自认是第一世界的人，但世界一直在变化中。人物周刊：最让你们感动的是哪个镜头?
　　弗兰克：德国工人这边，我觉得就是结尾那个镜头，莱纳最后一次脱下工作服，像平时一样把它仔细地挂进衣柜，当他把柜门关上时，感叹了一声：“啊，38年就这样过去了!”那一刻，我能体会到他的失落与难过。工作毕竟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是人的一种社会身份认同，失去这个东西，相当于失去了自我，这让他们非常害怕。
　　吕肯：中国工人这边有很多镜头让我非常感动，其中有位中国工人当时因为高烧“早退”被扣除了半个月工资。“其实只早走了10分钟，”他发出一声无奈叹息，喃喃地说，“我可能一辈子是当工人的。”另外有一个年轻工人说，他要挣出儿子以后的学费，“因为没文化，所以只能当工人。我希望我的孩子将来能成白领，不要像我一样，从事这样辛苦的工作。”
　　
　　谁是输家，谁是赢家?
　　
　　人物周刊：有人认为，《输家赢家》是一部长篇的“实时报道”，你们自己怎样形容这部作品?
　　吕肯：其实我们从没想过拍一部“新闻片”，因为我们感兴趣的不是所谓的“资讯”，而是人。这部纪录片记述的首先是人的情感和故事。我们这个片子是拍给德国人看的，因为我们熟悉德国人的情感和认知角度，这是我们的侧重点。其中有幸福也有恐惧，还有心愿和梦想。他们的故事有时荒谬而有趣，有时不见得非常高雅，有时又让人感到无比忧伤。
　　弗兰克：我们每个人都了解那些属于人性的弱点、小小的伎俩和不宽容。我们的拍摄对象也是带着这些特性在他们的生命中搏击。如果观看影片的人能从中看到他们自己，能够在有同感之余会心而笑，那我们就非常幸福了。
　　人物周刊：中国人一年半就拆了这些设备和整个工厂，德国人是不是很生气?
　　弗兰克：德国人来不及生气，更多的可能是惊讶。他们无法想象这样高速的进展。在后期我们和中国工人交流，工作这么辛苦，还有私人时间吗?他们告诉我们，你们还没去过中国的工地呢，那边生活更糟。
　　人物周刊：一位中国评论家认为。你们的片子想探讨中国人的生存动力究竟源于什么地方。
　　弗兰克：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中国人的团体、集体意识非常强烈，在中国人意识中，个人利益不占主要地位，只有国家强大、集体好了，个人的生活才会有所改善。当然，他们每个个体也都在为自己的生活努力，和这个世界上所有人一样，都在争取更富裕的生活，为自己的孩子、家庭创造更好的将来。
　　吕肯：来到这里公映这部电影，我们仍能感受到，中国目前处在一个矛盾局面中，一方面开放市场，有一定资本主义元素在里面；另一方面又有原来的社会主义等一些传统东西。那些年长者来自那个共产主义时代，但在年轻人身上更多是市场经济的东西，两种元素在不断碰撞交融中，构成一个集体。
　　人物周刊：这部纪录片取名《输家赢家》，究竟谁是输家?谁是赢家?
　　弗兰克：事实上，这是我们做的一个文字游戏，带点挑衅意味。看到海报。大家一开始会很明确，中国人戴着大红花，是赢家，德国人是输家。但转念想想可能并不是这么回事。对每个人来说，生命中的“得”和“失”都有一番意义。虽然影片中的人物在讲述自己的故事，但我们相信这些故事对很多人并不陌生。在鲁尔区。很多人都有失去工作的经历，至少很多人了解失去工作、失去社会认同感是怎么回事。而中国工人的工作、生活以及所遭遇的问题，则具体到失去了某段和家人团聚的时光，应该也同样具有某种普遍性。
　　吕肯：或许，两个国家的工人都是输家，中国工人在严酷的工作条件下追逐一个可能更好的未来，有时近乎盲目。但当这种繁荣最终实现的时候，他们还能健康安然地看到吗?而德国工人不仅丧失了工作，也丧失了对未来的展望，如何面对这种社会身份的骤变?在我们看来，可能只出现了输家。那么，赢家是谁?这个得留给大家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