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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考察明代木刻插图人物题材的发展变化，不难看出，明代木刻人物画题材的变化与明代的社会环境变化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社会的发展、经济关系的变化，需要与之相适应的价值观与伦理关系。这一需求必然会首先反映在敏感的文艺创作领域。明代木刻插图人物题材的丰富多彩，不仅反映出浓厚的明代社会世俗生活气息，更是明代社会各阶层社会生活与精神面貌的真实写照。
关键词：明代木刻;人物插图;题材;变化的意义
明代木刻插图人物题材变化并不是孤立存在的问题，它的发展、变化无疑有其自身的规律，具有与明代社会特定时段的社会生活内容发展进程相互印证的意义。
明代木刻插图人物题材本质上是记录明代社会人们精神和社会实践活动的物质载体，其变化必然会受明代社会生活的影响，是人们的社会关系、人生、价值观、情感的形式反映，并对明代社会大众的思想与行为产生了影响。明代木刻人物插图题材类型的广泛，并不仅仅是文艺创作的表面繁荣，明代木刻人物插图题材变化所承载的不仅仅是这些，其题材类型所要传达的还有更深层的意义。
1 审美意识与社会思潮的关系
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艺术的本质特征是在形象中具体地表现一切：“重要的是‘形象’这个字眼，它告诉我们艺术不是用抽象的概念而是用活生生的个别事实去表现思想;当我们说‘艺术是自然和生活的再现’的时候，我们正是说的同样的事，因为在自然和生活中没有任何抽象地存在的东西;那里的一切都是具体的;再现应当尽可能保存被再现的事物的本质;因此艺术的创造应当尽可能地减少抽象的东西，尽可能在生动的图画和个别的形象中具体地表现一切。”①
明代木刻人物插图题材所展现的世界，正是这一本质特征的反映。它是明代社会大众生活的再现，是人们期望通过与自己生活状态相似的木刻人物题材来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爱憎情仇、理想与追求的思想反映。反映这一思想艺术中的艺术形象不可能是也不应该是抽象的，只能且必须是具体的人与事，只有这样，他们才是观照现实生活的，具有现实生命气息的，与大众生活息息相关、同呼吸、共命运的人，才能引起最为广泛而深层的情感共鸣。也才具有更高的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
明代木刻人物画题材的繁荣与多样，几乎是明代社会各个阶层社会生活的写照，从早期只有传统的宗教、孔孟先贤、帝王将相、忠烈英雄、忠孝节义人物题材，到明代中后期社会各个阶层人物题材的应有尽有，贩夫走卒、乡野村夫、大家闺秀、青楼妓女……他们就生活在明代人的日常生活里，人物身份虽然如此繁多、复杂，但确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全都是平民百姓。而关于他们的事，表面上虽然只是一些市井生活、爱恨别离、行侠仗义等方面的事，但这些人物之所以能够进入艺术创作的领域，粉墨登场，与明代社会思想的转变有着密切的关系。
2 新的价值观对木刻插图人物题材的影响
明代中期以后，商业经济的发展，人口流动性的加剧，市民阶层和市民文化的兴起，使人们的日常生活内容越来越丰富多彩，充满活力与变化。商业化浪潮对人们的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着人们社会生活、经济交往的不断扩大、思想交流越来越频繁、眼界逐渐开阔，明代中期以后的社会生活与传统的社会生活逐渐断裂开来。新兴阶层在获得经济上的支配能力后，必然产生对政治与社会权利的欲求，宣扬体现本阶层利益的新价值观念。在传统文化中被鄙视的夸耀、侈靡之风，却在以商业与消费为中心的城市中视为时尚。这不仅仅是城市商业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对立，也是城市生活与农村生活的对立。很多文献都记载，嘉靖以前的明代士人学问端正、礼法严谨、生活简朴，但嘉靖以后却浮夸放荡、奢侈无度，而且出现了城市市民与农民的对立。一部分经商致富的城市商贾、贵族、士人开始追求新的生活方式，而恪守传统的一部分士人却希望保持原来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秩序。
在这种社会背景之下，明人的思想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危机，传统与当代、皇权与绅权、城市与乡村、市民与士绅在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权利与社会地位之间产生了诸多冲突，社会生活内容和社会思想意识在此时期相比于明初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但作为皇权控制下的政治意识形态、道德伦理观念却通过考试、教育、礼制等途径深深地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观念中，还在表面上维持着社会生活。如明代被一般士人家庭奉为手册一类的书——《居家必备事类全集》中，就几乎包括了一个略有知识的士人所有有关生活的常识。其内容主要包括甲集：生活观念、家庭规范、读书方法、社会交往知识;乙集：家庭与家族礼仪;丙集：各种道德伦理名言与各种占卜宜避常识;丁集至庚集：关于住宅风水、喂养牲畜、农桑植物、茶酒食物的各种常识;辛集：吏学指南;壬集与癸集：卫生健康知识，以及来自佛教、道教的道德规训。不难看出，这本书里最重要的部分是关于生活中伦理道德的甲、乙、丙三集。但这些理论在业已变化的现实社会生活中，似乎无法解决新形势下所面临的种种问题。
随着民间社会舆论空间的扩大，伦理观念与社会生活同一性控制得越来越小，朝廷对民间社会愈发松弛，印刷传播业的发达、商业的繁荣、民间财富的增加使得新思想的表达和广泛传播成为可能。正是在这种相对自由的情况下，大批士人兴起私人讲学的风气，在官方政治意识形态和民间社会生活之间开辟了一个自由表达的“公共空间”。一种超越了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秩序所允许的追求自由的精神迅速发展壮大起来，以对当时尊奉的歷史传统和社会秩序的抨击和瓦解为目标，把俗人与圣人、日常生活与理想世界、世俗情欲与心灵本体融会贯通，既对人们日常生活与世俗情欲的合理性作出积极的肯定，将人们心灵的自然状态当作个人发展的终极理想状态，也将世俗大众思想行为本身等同于圣贤之道，肯定个人存在的价值和生活意义。这实际上是对传统主流社会道德价值观念的挑战与淡化，对个人价值与生活意义的全新诠释。如何心隐、李贽等人的思想和行为，他们提出“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由此而来，所有的戒律、超越的标准和意义统统被消解，更是鼓吹“率性所行，纯任自然，谓之道”，重新确立个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李贽是这一思潮的领军人物。他极力宣扬“童心说”：“夫童心者，真心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童心说》）童心即真心，李贽提倡讲真话，反对一切虚伪、矫饰，主张坦言私利。“夫私者，人之心也。”“虽圣人不能无势利之心。”实际上是对个人日常生活与世俗情欲的合理性作出积极的肯定。
由于他的这些思想学说符合了当时的社会需求，反映了新时代的呼声，因而“士翕然争拜门墙”，“由大江之南北及燕蓟人士无不倾动”（《乾隆泉州府志·明文苑李贽传》）。尽管朝廷曾以其书降罪于他，焚禁其书，但仍然不能完全禁止，可见李贽的思想影响之大。他主张婚姻自己做主，赞赏寡妇再嫁，反对鄙视妇女，重视以民间真实的人情世故为基础的民间文艺，并将民间文艺提高到理论的高度予以肯定：“种种日用，皆为自己身家计虑，无一厘为人谋者，及乎开口谈学，便说尔为自己，我为他人，尔为自私，我欲利他，……翻思此时，反不如市井小夫，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作生意者但说生意，力田者但说力田，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令人听之忘厌倦矣。”（《焚书·答耿司寇》）。对当时文艺领域“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这种尚古之风，他不仅高度赞扬《西廂记》《水浒传》这些通俗文艺作品，评点、赞扬那些广为流行于市井的各种小说、戏曲，如《李卓吾批评西游记》《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等十几种之多。而且把这些作品与正统经典相提并论，提出文学应随时势的变化而变化，顺应潮流，反映时代。正所谓“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举子之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故吾因是而有感于童心者之自文也，更说什么六经，更说什么《语》、《孟》乎”。（《焚书·童心说》）。本来以现实世俗生活为基础的市民文艺，在李贽的赞赏与宣扬之下，融入了以个人心灵解放为基础的浪漫主义文艺运动。在这一思想的鼓动之下，明代文艺创作思潮出现了新的变化，产生了大量与时代同步、富于日常生活气息、反映世俗生活的文艺作品。如汤显祖的《牡丹亭》，通过女主人公死而复生的离奇爱情故事，表达出作者对勇敢追求爱情的女性的深切同情和美好祈望。再如崇祯年间的《新刻节义鸳鸯冢娇红记》中的王娇娘，孟称舜的《节义鸳鸯冢娇红记》中的娇红，《红拂记》中的歌妓红拂，《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的妓女美娘，《西厢记》中的莺莺，《牡丹亭》中的杜丽娘，等等。
“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而后足，则千古之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答耿中丞》）天生我才必有用，每个人的存在自有其独特的价值，无须依据圣人之学来证明自己的才能，这些真挚的思想直接指向人们深层的精神生活。
追求人性的自由与解放，誓与传统权利作抗争，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以此为基础的文艺创作逐渐将社会审美文化趣味转向关注人们平凡的日常生活，平凡人物在世俗生活中的种种遭遇，他们的喜怒哀乐、人生理想、真挚虚伪、爱恨情仇、七情六欲、生老病死等无不生动活泼、淋漓尽致地展现在文艺作品中，展现在明代木刻人物插图题材中。
3 结语
明代木刻人物插图题材的发展、变化与明代特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是分不开的。明政府宽松的刻书产业政策、繁荣昌盛的手工业、大量的文化娱乐需求、戏曲的繁荣无不为木刻人物插图题材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天地。明代木刻人物插图题材创作的繁荣与昌盛也离不开广大平民阶层的参与，他们既是木刻人物插图题材表现的生活来源，也是消费者，更是木刻人物版画的创作者。明代木刻人物插图题材的发展，无疑离不开文人画家、作家的参与，更是极大地提升了木刻人物插图题材的思想性与艺术性。
明代木刻人物插图题材属于明代整体思想文化的一部分，它的核心是文艺美学思想的转变——更加关注人们日常生活中平凡朴素之美。追求个性解放、婚姻自由、权利平等等人文主义思想的发展，是在明代新型社会关系下，人文主义社会思潮的强烈反映。在这一思潮的推动下，明代后期的木刻人物插图题材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木刻人物插图的黄金时代。
参考文献：
[1] 车尔尼雪夫斯基（俄）.生活与美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98.
[2] 陈宝良.明代社会生活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3] 张福海，叶长海.中国戏剧史[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4]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M].上海大学出版社，2001.
[5] 王小舒.中国审美文化史（元明清卷）[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
[6] 宋莉华.明清时期的小说传播[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关键词：明代木刻;人物插图;题材;变化的意义
明代木刻插图人物题材变化并不是孤立存在的问题，它的发展、变化无疑有其自身的规律，具有与明代社会特定时段的社会生活内容发展进程相互印证的意义。
明代木刻插图人物题材本质上是记录明代社会人们精神和社会实践活动的物质载体，其变化必然会受明代社会生活的影响，是人们的社会关系、人生、价值观、情感的形式反映，并对明代社会大众的思想与行为产生了影响。明代木刻人物插图题材类型的广泛，并不仅仅是文艺创作的表面繁荣，明代木刻人物插图题材变化所承载的不仅仅是这些，其题材类型所要传达的还有更深层的意义。
1 审美意识与社会思潮的关系
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艺术的本质特征是在形象中具体地表现一切：“重要的是‘形象’这个字眼，它告诉我们艺术不是用抽象的概念而是用活生生的个别事实去表现思想;当我们说‘艺术是自然和生活的再现’的时候，我们正是说的同样的事，因为在自然和生活中没有任何抽象地存在的东西;那里的一切都是具体的;再现应当尽可能保存被再现的事物的本质;因此艺术的创造应当尽可能地减少抽象的东西，尽可能在生动的图画和个别的形象中具体地表现一切。”①
明代木刻人物插图题材所展现的世界，正是这一本质特征的反映。它是明代社会大众生活的再现，是人们期望通过与自己生活状态相似的木刻人物题材来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爱憎情仇、理想与追求的思想反映。反映这一思想艺术中的艺术形象不可能是也不应该是抽象的，只能且必须是具体的人与事，只有这样，他们才是观照现实生活的，具有现实生命气息的，与大众生活息息相关、同呼吸、共命运的人，才能引起最为广泛而深层的情感共鸣。也才具有更高的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
明代木刻人物画题材的繁荣与多样，几乎是明代社会各个阶层社会生活的写照，从早期只有传统的宗教、孔孟先贤、帝王将相、忠烈英雄、忠孝节义人物题材，到明代中后期社会各个阶层人物题材的应有尽有，贩夫走卒、乡野村夫、大家闺秀、青楼妓女……他们就生活在明代人的日常生活里，人物身份虽然如此繁多、复杂，但确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全都是平民百姓。而关于他们的事，表面上虽然只是一些市井生活、爱恨别离、行侠仗义等方面的事，但这些人物之所以能够进入艺术创作的领域，粉墨登场，与明代社会思想的转变有着密切的关系。
2 新的价值观对木刻插图人物题材的影响
明代中期以后，商业经济的发展，人口流动性的加剧，市民阶层和市民文化的兴起，使人们的日常生活内容越来越丰富多彩，充满活力与变化。商业化浪潮对人们的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着人们社会生活、经济交往的不断扩大、思想交流越来越频繁、眼界逐渐开阔，明代中期以后的社会生活与传统的社会生活逐渐断裂开来。新兴阶层在获得经济上的支配能力后，必然产生对政治与社会权利的欲求，宣扬体现本阶层利益的新价值观念。在传统文化中被鄙视的夸耀、侈靡之风，却在以商业与消费为中心的城市中视为时尚。这不仅仅是城市商业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对立，也是城市生活与农村生活的对立。很多文献都记载，嘉靖以前的明代士人学问端正、礼法严谨、生活简朴，但嘉靖以后却浮夸放荡、奢侈无度，而且出现了城市市民与农民的对立。一部分经商致富的城市商贾、贵族、士人开始追求新的生活方式，而恪守传统的一部分士人却希望保持原来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秩序。
在这种社会背景之下，明人的思想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危机，传统与当代、皇权与绅权、城市与乡村、市民与士绅在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权利与社会地位之间产生了诸多冲突，社会生活内容和社会思想意识在此时期相比于明初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但作为皇权控制下的政治意识形态、道德伦理观念却通过考试、教育、礼制等途径深深地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观念中，还在表面上维持着社会生活。如明代被一般士人家庭奉为手册一类的书——《居家必备事类全集》中，就几乎包括了一个略有知识的士人所有有关生活的常识。其内容主要包括甲集：生活观念、家庭规范、读书方法、社会交往知识;乙集：家庭与家族礼仪;丙集：各种道德伦理名言与各种占卜宜避常识;丁集至庚集：关于住宅风水、喂养牲畜、农桑植物、茶酒食物的各种常识;辛集：吏学指南;壬集与癸集：卫生健康知识，以及来自佛教、道教的道德规训。不难看出，这本书里最重要的部分是关于生活中伦理道德的甲、乙、丙三集。但这些理论在业已变化的现实社会生活中，似乎无法解决新形势下所面临的种种问题。
随着民间社会舆论空间的扩大，伦理观念与社会生活同一性控制得越来越小，朝廷对民间社会愈发松弛，印刷传播业的发达、商业的繁荣、民间财富的增加使得新思想的表达和广泛传播成为可能。正是在这种相对自由的情况下，大批士人兴起私人讲学的风气，在官方政治意识形态和民间社会生活之间开辟了一个自由表达的“公共空间”。一种超越了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秩序所允许的追求自由的精神迅速发展壮大起来，以对当时尊奉的歷史传统和社会秩序的抨击和瓦解为目标，把俗人与圣人、日常生活与理想世界、世俗情欲与心灵本体融会贯通，既对人们日常生活与世俗情欲的合理性作出积极的肯定，将人们心灵的自然状态当作个人发展的终极理想状态，也将世俗大众思想行为本身等同于圣贤之道，肯定个人存在的价值和生活意义。这实际上是对传统主流社会道德价值观念的挑战与淡化，对个人价值与生活意义的全新诠释。如何心隐、李贽等人的思想和行为，他们提出“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由此而来，所有的戒律、超越的标准和意义统统被消解，更是鼓吹“率性所行，纯任自然，谓之道”，重新确立个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李贽是这一思潮的领军人物。他极力宣扬“童心说”：“夫童心者，真心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童心说》）童心即真心，李贽提倡讲真话，反对一切虚伪、矫饰，主张坦言私利。“夫私者，人之心也。”“虽圣人不能无势利之心。”实际上是对个人日常生活与世俗情欲的合理性作出积极的肯定。
由于他的这些思想学说符合了当时的社会需求，反映了新时代的呼声，因而“士翕然争拜门墙”，“由大江之南北及燕蓟人士无不倾动”（《乾隆泉州府志·明文苑李贽传》）。尽管朝廷曾以其书降罪于他，焚禁其书，但仍然不能完全禁止，可见李贽的思想影响之大。他主张婚姻自己做主，赞赏寡妇再嫁，反对鄙视妇女，重视以民间真实的人情世故为基础的民间文艺，并将民间文艺提高到理论的高度予以肯定：“种种日用，皆为自己身家计虑，无一厘为人谋者，及乎开口谈学，便说尔为自己，我为他人，尔为自私，我欲利他，……翻思此时，反不如市井小夫，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作生意者但说生意，力田者但说力田，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令人听之忘厌倦矣。”（《焚书·答耿司寇》）。对当时文艺领域“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这种尚古之风，他不仅高度赞扬《西廂记》《水浒传》这些通俗文艺作品，评点、赞扬那些广为流行于市井的各种小说、戏曲，如《李卓吾批评西游记》《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等十几种之多。而且把这些作品与正统经典相提并论，提出文学应随时势的变化而变化，顺应潮流，反映时代。正所谓“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举子之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故吾因是而有感于童心者之自文也，更说什么六经，更说什么《语》、《孟》乎”。（《焚书·童心说》）。本来以现实世俗生活为基础的市民文艺，在李贽的赞赏与宣扬之下，融入了以个人心灵解放为基础的浪漫主义文艺运动。在这一思想的鼓动之下，明代文艺创作思潮出现了新的变化，产生了大量与时代同步、富于日常生活气息、反映世俗生活的文艺作品。如汤显祖的《牡丹亭》，通过女主人公死而复生的离奇爱情故事，表达出作者对勇敢追求爱情的女性的深切同情和美好祈望。再如崇祯年间的《新刻节义鸳鸯冢娇红记》中的王娇娘，孟称舜的《节义鸳鸯冢娇红记》中的娇红，《红拂记》中的歌妓红拂，《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的妓女美娘，《西厢记》中的莺莺，《牡丹亭》中的杜丽娘，等等。
“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而后足，则千古之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答耿中丞》）天生我才必有用，每个人的存在自有其独特的价值，无须依据圣人之学来证明自己的才能，这些真挚的思想直接指向人们深层的精神生活。
追求人性的自由与解放，誓与传统权利作抗争，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以此为基础的文艺创作逐渐将社会审美文化趣味转向关注人们平凡的日常生活，平凡人物在世俗生活中的种种遭遇，他们的喜怒哀乐、人生理想、真挚虚伪、爱恨情仇、七情六欲、生老病死等无不生动活泼、淋漓尽致地展现在文艺作品中，展现在明代木刻人物插图题材中。
3 结语
明代木刻人物插图题材的发展、变化与明代特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是分不开的。明政府宽松的刻书产业政策、繁荣昌盛的手工业、大量的文化娱乐需求、戏曲的繁荣无不为木刻人物插图题材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天地。明代木刻人物插图题材创作的繁荣与昌盛也离不开广大平民阶层的参与，他们既是木刻人物插图题材表现的生活来源，也是消费者，更是木刻人物版画的创作者。明代木刻人物插图题材的发展，无疑离不开文人画家、作家的参与，更是极大地提升了木刻人物插图题材的思想性与艺术性。
明代木刻人物插图题材属于明代整体思想文化的一部分，它的核心是文艺美学思想的转变——更加关注人们日常生活中平凡朴素之美。追求个性解放、婚姻自由、权利平等等人文主义思想的发展，是在明代新型社会关系下，人文主义社会思潮的强烈反映。在这一思潮的推动下，明代后期的木刻人物插图题材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木刻人物插图的黄金时代。
参考文献：
[1] 车尔尼雪夫斯基（俄）.生活与美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98.
[2] 陈宝良.明代社会生活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3] 张福海，叶长海.中国戏剧史[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4]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M].上海大学出版社，2001.
[5] 王小舒.中国审美文化史（元明清卷）[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
[6] 宋莉华.明清时期的小说传播[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