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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鹏终于决定走了。
在挣扎大半年之后,他和妻子于两天前退掉了租来的房子,离开了北京:即使他们有稳定体面的工作,甚至拥有他人梦寐以求的——北京户口。
他们离开的理由很简单:房子。
即便中央政府一再重申:政策调控不会放松,房价必降,他们依然决定离开。
“降?能降到哪里去?从三万元一平米降到两万八,有什么意义?”
王鹏出生于1983年,他的妻子也是80后。事实上,他们已经是过去一年中,无数个被高房价“驱逐”出京的一对80后夫妻了。
(一)
自从去年毕业,“房子”便是永恒的话题。身边都是与我们类似的80后,都有着普通的父母和单薄的家庭背景,聊起房子都是满心艰辛。但是,艰辛之外,大家的选择却是五花八门。也许唯一的共同点是,房子,对我们意义重大。它决定了我们在这个大城市里的去留,决定了我们的爱情和婚姻,甚至是命运。
温曼是我大学同学。她读书时便已决心要做留京一族。但是,毕业后,她工作一直不稳定:做过培训机构的老师,进入过外贸行业,最失意的时候还当过待业青年。男友的工作也一直不上不下,收入勉强够支撑两人在京的租房、日常生活开销。
现实的重压之下,他们果断离开。先是退而居青岛,以为生活会从此“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但是海边城市的房价依然高不可攀;于是,去年年底,他们再次退而求其次,收拾行李回了男友家乡——山东菏泽,一个舒适的地方小城。靠着家里的些微资助和自己的积蓄,如今已是有房有车,从大城市“蚁族”一跃而居中产阶层。
(二)
离开的,各有各的艰辛无奈;留下的,则成了现实生活中的“八仙过海”。
师姐郑惠早我两年毕业,第一个工作单位是某国家机关的下属媒体。尽管工作本身枯燥乏味,工资也是外人不可想象的低,但是它却给了她一个价值不菲的北京西城区的户口。拿到户口的郑惠二话不说就去排队购买经济适用房。经过两年的等待,如今她已经在北五环拥有了一套80多平米的房子。
另外一個依靠“体制优势”解决住房问题的是我的研究生班同学谢婷婷。她毕业后嫁给了本校师兄——因为供职于中央级别党政机关,这位师兄毕业一年便在北京城的中心地段拥有了一套90多平米的房子,至于价钱——不可想象的低。
当然,这样低价优质的房子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还是太奢侈。与幸运的他们相比,更多的80后为了在北京拥有一套住房,都将自己的下半辈子几乎一半的收入,连同父辈的半生积蓄,都献给了银行和开发商。
(三)
朋友洪涛来自湖北某县城,已婚。父亲是当地银行支行的“二把手”。自去年开春,老人家便亲自来到北京,为儿子选房。去年三月本是这一轮房价的低点,但是被京城房价吓得有些发蒙的老人家愣是没敢相信:他始终记得家乡的房子最贵都不过两千一平米。犹豫之中,便已经到了当年七月。洪涛看着房价还是嗖嗖往上涨,劝说父亲接受事实。于是,老人家掏出了毕生积蓄30万元,给儿子买了一套位于南四环、总价109万元的房子。这意味着,此后30年,洪涛和妻子每月都要付给银行将近5000的月供,而他们夫妇二人均供职于私营企业,每月两人所有收入也不过8000余元。
与洪涛的一次性解决问题相比,师姐李敏的买房之路颇为有些曲折。她读书时便已自主创业,所以对于房价必涨看得格外清楚。早在2007年,她便在燕郊买了第一套房——150平方米。但是工作之后,师姐便遇到了麻烦:她和老公的工作单位都在北四环,燕郊的房子无疑太远。无奈之下,他们只得卖了它,在东六环买了一套90平米的新房。但是,不到一年,新的麻烦来了:他们有了孩子。初为父母的他们马上想到了若干年后孩子的教育问题:东六环没有一所叫得上名的好学校!于是,李敏与丈夫一合计:卖了郊区的大房子,在魏公村买了一套60平方米的学区房。两次换房,地段越来越好的代价便是:欠银行的钱也从20万元变成了80万元。
另外一个变化是:从150平方米到90平方米,再到现在的60平方米,李敏的QQ签名曾一度只有四个字:越来越小。
也许这就是高房价之下北京外来年轻父母的最好写照。
尽管已婚的同龄人为了房子而倍感压力,但毕竟还有办法解决,更多的“体制外”单身80后却只能望房兴叹。至少我认识的他们都早已不再是“贵族”,而是蚁族。
摘自《经济观察报》2010. 8.6
在挣扎大半年之后,他和妻子于两天前退掉了租来的房子,离开了北京:即使他们有稳定体面的工作,甚至拥有他人梦寐以求的——北京户口。
他们离开的理由很简单:房子。
即便中央政府一再重申:政策调控不会放松,房价必降,他们依然决定离开。
“降?能降到哪里去?从三万元一平米降到两万八,有什么意义?”
王鹏出生于1983年,他的妻子也是80后。事实上,他们已经是过去一年中,无数个被高房价“驱逐”出京的一对80后夫妻了。
(一)
自从去年毕业,“房子”便是永恒的话题。身边都是与我们类似的80后,都有着普通的父母和单薄的家庭背景,聊起房子都是满心艰辛。但是,艰辛之外,大家的选择却是五花八门。也许唯一的共同点是,房子,对我们意义重大。它决定了我们在这个大城市里的去留,决定了我们的爱情和婚姻,甚至是命运。
温曼是我大学同学。她读书时便已决心要做留京一族。但是,毕业后,她工作一直不稳定:做过培训机构的老师,进入过外贸行业,最失意的时候还当过待业青年。男友的工作也一直不上不下,收入勉强够支撑两人在京的租房、日常生活开销。
现实的重压之下,他们果断离开。先是退而居青岛,以为生活会从此“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但是海边城市的房价依然高不可攀;于是,去年年底,他们再次退而求其次,收拾行李回了男友家乡——山东菏泽,一个舒适的地方小城。靠着家里的些微资助和自己的积蓄,如今已是有房有车,从大城市“蚁族”一跃而居中产阶层。
(二)
离开的,各有各的艰辛无奈;留下的,则成了现实生活中的“八仙过海”。
师姐郑惠早我两年毕业,第一个工作单位是某国家机关的下属媒体。尽管工作本身枯燥乏味,工资也是外人不可想象的低,但是它却给了她一个价值不菲的北京西城区的户口。拿到户口的郑惠二话不说就去排队购买经济适用房。经过两年的等待,如今她已经在北五环拥有了一套80多平米的房子。
另外一個依靠“体制优势”解决住房问题的是我的研究生班同学谢婷婷。她毕业后嫁给了本校师兄——因为供职于中央级别党政机关,这位师兄毕业一年便在北京城的中心地段拥有了一套90多平米的房子,至于价钱——不可想象的低。
当然,这样低价优质的房子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还是太奢侈。与幸运的他们相比,更多的80后为了在北京拥有一套住房,都将自己的下半辈子几乎一半的收入,连同父辈的半生积蓄,都献给了银行和开发商。
(三)
朋友洪涛来自湖北某县城,已婚。父亲是当地银行支行的“二把手”。自去年开春,老人家便亲自来到北京,为儿子选房。去年三月本是这一轮房价的低点,但是被京城房价吓得有些发蒙的老人家愣是没敢相信:他始终记得家乡的房子最贵都不过两千一平米。犹豫之中,便已经到了当年七月。洪涛看着房价还是嗖嗖往上涨,劝说父亲接受事实。于是,老人家掏出了毕生积蓄30万元,给儿子买了一套位于南四环、总价109万元的房子。这意味着,此后30年,洪涛和妻子每月都要付给银行将近5000的月供,而他们夫妇二人均供职于私营企业,每月两人所有收入也不过8000余元。
与洪涛的一次性解决问题相比,师姐李敏的买房之路颇为有些曲折。她读书时便已自主创业,所以对于房价必涨看得格外清楚。早在2007年,她便在燕郊买了第一套房——150平方米。但是工作之后,师姐便遇到了麻烦:她和老公的工作单位都在北四环,燕郊的房子无疑太远。无奈之下,他们只得卖了它,在东六环买了一套90平米的新房。但是,不到一年,新的麻烦来了:他们有了孩子。初为父母的他们马上想到了若干年后孩子的教育问题:东六环没有一所叫得上名的好学校!于是,李敏与丈夫一合计:卖了郊区的大房子,在魏公村买了一套60平方米的学区房。两次换房,地段越来越好的代价便是:欠银行的钱也从20万元变成了80万元。
另外一个变化是:从150平方米到90平方米,再到现在的60平方米,李敏的QQ签名曾一度只有四个字:越来越小。
也许这就是高房价之下北京外来年轻父母的最好写照。
尽管已婚的同龄人为了房子而倍感压力,但毕竟还有办法解决,更多的“体制外”单身80后却只能望房兴叹。至少我认识的他们都早已不再是“贵族”,而是蚁族。
摘自《经济观察报》2010. 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