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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文学的自觉”的时代。人格意识、生命意识、时间意识与重情感、重性情的思潮成为人们创作的源泉，文学开始成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进而从“言志”走向“缘情”，又发展为“感物”。刘勰的《文心雕龙·物色》集先贤之大成，全面地阐发了天人合一、物我交融的生命精神。同时，又从历史和时代精神出发，提出了“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的思想，对山水诗的发展起了巨大的影响。
【关键词】物感；天人合一；生命精神；山水诗
一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士的自觉”的时代。汉末军阀割据，国家分裂，汉武帝以来一统天下的儒学在东汉末年的乱世中土崩瓦解，玄学、佛学相继进入思想家的视野，与儒学相激荡，因此“这也是一个思想异常活跃，文化环境较为宽松的时期”。思想的解放孕育着文学的解放，“士的自觉”推动了“文学的自觉”，文学开始成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进而从“言志”走向“缘情”，又发展为“感物”。文人们在乱世的磨难中倍感生命的可贵，于是，人格意识、生命意识、时间意识与重情感、重性情的思潮成为人们创作的源泉，这正是生命精神的喷薄。永嘉南渡后，从以玄理看山水发展为以情眼看山水，在晋末宋初，形成了成熟的山水诗。文学理论家敏感地捕捉到这种生命精神，提出了“感物”说，陆机道：“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刘勰的《文心雕龙·物色》集先贤之大成，全面地阐发了天人合一、物我交融的生命精神。
二
生命精神是与生命意识紧紧相连的，生命意识的自觉是生命精神的象征。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天人合一是一个基本命题，人的生命是与天地宇宙同构的。不管是荀子的“人与天地参”还是庄子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都是如此。人的生命来自于天地，又与天地共生，《周易·说卦》道：“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天地万物的生灭枯荣，时光的流转，无不时时感动着人们的心灵，这些都是发自生命本真的情怀。关于物色之名，王元化先生认为：“……解释为外境，或解释为自然，或解释为万物，都是可以说得通的。”
在《物色》篇中，刘勰首先并明确提出了物感说：“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在《礼记·乐记》中，有“凡音之起，由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之说。而刘勰从时令变迁到阴阳变化全面论述了物与人的相感。作为个体的生命生于天地之间，个体生命意识既已觉醒，必然会有自身的情感而非行尸走肉。生命意识的第一层便是对时间的感悟。而更为真切的则是季节的变换：“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况清风与明月同夜，白日与春林共朝哉！”
关于四时盛衰与人的情感的关系，前人多有感悟。秋因万物衰败生命凋残使人想到人生的飘零，生命易逝的无奈，引发人的悲慨。而刘勰进一步论述了心物交融的具体过程：“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由物到人，外物的盛衰唤起人的共鸣，自我映射于外物，从而达到了内外交融，情感由此被唤起，外物被情感过滤，成为心象。接着，由物情及人情，心象发而为辞，便成了艺术形象。笔下的声采气貌一方面来自于外物“随物以宛转”，又是内心情感的抒发“与心而徘徊”。“故‘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出日之容，‘瀌瀌’拟雨雪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喓喓’学草虫之韵。‘皎日’、‘嘒星’，一言穷理；‘参差’、‘沃若’，两字连形：并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矣。虽复思经千载，将何易夺？”
心象通过高超的描写外化为艺术形象，“立象以尽意”，艺术形象的描绘越是“情貌无遗”，作者心中的情感和意志就被表现得越加清晰。那么，应当如何去描绘才能最好地传达出自己的心声呢？刘勰上面称引的《诗经》中的句子是很好的表率，同时，他又对汉代大赋的夸饰不实提出了批评。在此基础上，刘勰总结了当时人们的创作经验，指出：“自近代以来，文贵形似，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吟咏所发，志惟深远，体物为妙，功在密附。故巧言切状，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写毫芥。故能瞻言而见貌，即字而知时也。”《诗经》于物象描写并非穷形尽象，而多是用字传神，而南朝当时的文风则是力求细腻逼真，“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文心雕龙·明诗》）。
当然，“曲写毫芥”流于末流便是枯燥无味的白描。针对“不加雕削”的繁缛风气，刘勰指出经典的描写方式“并以少总多”。这是因为，描写是基于心象的，而心象是外物的内化，因此，描写即应当力求形神兼备，又应当注意到“立象以尽意”的需要，而不是无节制无选择的，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地通过物我交融的境界表达出自己的思想，自我的精神才能真正地灌注于自然，这才是真正的天人合一。刘勰推崇《诗》、《骚》，正是因为它们符合了这种天人合一的生命精神：“且《诗》、《骚》所标，并据要害，故后进锐笔，怯于争锋。莫不因方以借巧，即势以会奇，善于适要，则虽旧弥新矣。是以四序纷回，而入兴贵闲；物色虽繁，而析辞尚简；使味飘飘而轻举，情晔晔而更新。古来辞人，异代接武，莫不参伍以相变，因革以为功，物色尽而情有余者，晓会通也。”刘勰在这里提出了新变的途径，即，不同的人对外物的感悟是不同的，即使同样的事物，也会因观者心态的不同引发观者不同的情感。
接着，刘勰从总体上论述天人合一的物感论之后，提出了山水对于文思的启发。情以景生，辞以情发，山水之美激发了创作主体的热情，这正是晋末宋初以来山水诗兴起的原因之一。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说：“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山水精神何以在此时此地发生，其原因可以从客体与主体两方面探讨。
一方面，人生天地间，本就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的时序变迁与盛衰变幻时时牵动着人的情思。会稽的明山秀水是山水情怀产生的温床。梁启超论南北地理环境的差异对思想文化的影响，道：“其（南方）气候和，其土地饶，其谋生易，其民族不必唯一身一家之饱暖是忧，故常达观于世界之外。……不屑屑于实际，故不重礼法；不拘拘于经验，故不崇先王……探玄理，出世界；齐物我，平阶级；轻私爱，厌烦文；明自然，顺本性……”可见，自然环境对于文化性格的塑造是不可忽视的，而这又与作为欣赏与创作主体的文人的主观原因不可分割。
另一方面，身在乱世偏安江南的文人追求宁静闲散的风神，醉心于文学艺术和玄谈。玄学揭示了“道”的“自然”精神，提高了自然山水在文化结构中的地位，强化了自然山水与人们的精神联系。而更重要的是与时代精神紧密联系的士人的心态：“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南渡的文人无法摆脱怀乡之感，但事实却又让他们无可奈何，南北对峙中离乡的失落感，权力斗争中的危机感，使他们更加愿意把自己沉浸于玄思与山水，去寻求一个精神家园，达到精神生活的自由与延伸。最为突出的例子便是谢灵运，史载灵运好游，“出为永嘉太守。郡有名山水，灵运素所爱好。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游遨，遍历诸县，动逾旬朔”。正是政治生活的失意让他醉心山水，“清晖能娱人，游子澹忘归”，于是，“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情往似赠，兴来如答”，外在的自然之美与内在的生命精神融合，使谢灵运能独得山水之妙，成为山水诗大家。而山水诗也从此成为“天人合一”的中国文化生命精神的典型代表之一。刘勰以敏锐的眼光发现了这一点并加以论述，不愧是中国文论史上伟大的先驱。
三
《文心雕龙·物色》篇从天人合一、物我交融的层面探究了大千世界与创作主体的关系，上承儒家与道家哲学的生命精神，总结了前贤的物感学说，创造出了充满生命精神的“物色”论，这种生命精神贯注于后世的文论和创作，成为壮观的长江大河。同时，又从历史和时代精神出发，提出了“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的思想，对山水诗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关键词】物感；天人合一；生命精神；山水诗
一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士的自觉”的时代。汉末军阀割据，国家分裂，汉武帝以来一统天下的儒学在东汉末年的乱世中土崩瓦解，玄学、佛学相继进入思想家的视野，与儒学相激荡，因此“这也是一个思想异常活跃，文化环境较为宽松的时期”。思想的解放孕育着文学的解放，“士的自觉”推动了“文学的自觉”，文学开始成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进而从“言志”走向“缘情”，又发展为“感物”。文人们在乱世的磨难中倍感生命的可贵，于是，人格意识、生命意识、时间意识与重情感、重性情的思潮成为人们创作的源泉，这正是生命精神的喷薄。永嘉南渡后，从以玄理看山水发展为以情眼看山水，在晋末宋初，形成了成熟的山水诗。文学理论家敏感地捕捉到这种生命精神，提出了“感物”说，陆机道：“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刘勰的《文心雕龙·物色》集先贤之大成，全面地阐发了天人合一、物我交融的生命精神。
二
生命精神是与生命意识紧紧相连的，生命意识的自觉是生命精神的象征。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天人合一是一个基本命题，人的生命是与天地宇宙同构的。不管是荀子的“人与天地参”还是庄子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都是如此。人的生命来自于天地，又与天地共生，《周易·说卦》道：“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天地万物的生灭枯荣，时光的流转，无不时时感动着人们的心灵，这些都是发自生命本真的情怀。关于物色之名，王元化先生认为：“……解释为外境，或解释为自然，或解释为万物，都是可以说得通的。”
在《物色》篇中，刘勰首先并明确提出了物感说：“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在《礼记·乐记》中，有“凡音之起，由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之说。而刘勰从时令变迁到阴阳变化全面论述了物与人的相感。作为个体的生命生于天地之间，个体生命意识既已觉醒，必然会有自身的情感而非行尸走肉。生命意识的第一层便是对时间的感悟。而更为真切的则是季节的变换：“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况清风与明月同夜，白日与春林共朝哉！”
关于四时盛衰与人的情感的关系，前人多有感悟。秋因万物衰败生命凋残使人想到人生的飘零，生命易逝的无奈，引发人的悲慨。而刘勰进一步论述了心物交融的具体过程：“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由物到人，外物的盛衰唤起人的共鸣，自我映射于外物，从而达到了内外交融，情感由此被唤起，外物被情感过滤，成为心象。接着，由物情及人情，心象发而为辞，便成了艺术形象。笔下的声采气貌一方面来自于外物“随物以宛转”，又是内心情感的抒发“与心而徘徊”。“故‘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出日之容，‘瀌瀌’拟雨雪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喓喓’学草虫之韵。‘皎日’、‘嘒星’，一言穷理；‘参差’、‘沃若’，两字连形：并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矣。虽复思经千载，将何易夺？”
心象通过高超的描写外化为艺术形象，“立象以尽意”，艺术形象的描绘越是“情貌无遗”，作者心中的情感和意志就被表现得越加清晰。那么，应当如何去描绘才能最好地传达出自己的心声呢？刘勰上面称引的《诗经》中的句子是很好的表率，同时，他又对汉代大赋的夸饰不实提出了批评。在此基础上，刘勰总结了当时人们的创作经验，指出：“自近代以来，文贵形似，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吟咏所发，志惟深远，体物为妙，功在密附。故巧言切状，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写毫芥。故能瞻言而见貌，即字而知时也。”《诗经》于物象描写并非穷形尽象，而多是用字传神，而南朝当时的文风则是力求细腻逼真，“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文心雕龙·明诗》）。
当然，“曲写毫芥”流于末流便是枯燥无味的白描。针对“不加雕削”的繁缛风气，刘勰指出经典的描写方式“并以少总多”。这是因为，描写是基于心象的，而心象是外物的内化，因此，描写即应当力求形神兼备，又应当注意到“立象以尽意”的需要，而不是无节制无选择的，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地通过物我交融的境界表达出自己的思想，自我的精神才能真正地灌注于自然，这才是真正的天人合一。刘勰推崇《诗》、《骚》，正是因为它们符合了这种天人合一的生命精神：“且《诗》、《骚》所标，并据要害，故后进锐笔，怯于争锋。莫不因方以借巧，即势以会奇，善于适要，则虽旧弥新矣。是以四序纷回，而入兴贵闲；物色虽繁，而析辞尚简；使味飘飘而轻举，情晔晔而更新。古来辞人，异代接武，莫不参伍以相变，因革以为功，物色尽而情有余者，晓会通也。”刘勰在这里提出了新变的途径，即，不同的人对外物的感悟是不同的，即使同样的事物，也会因观者心态的不同引发观者不同的情感。
接着，刘勰从总体上论述天人合一的物感论之后，提出了山水对于文思的启发。情以景生，辞以情发，山水之美激发了创作主体的热情，这正是晋末宋初以来山水诗兴起的原因之一。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说：“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山水精神何以在此时此地发生，其原因可以从客体与主体两方面探讨。
一方面，人生天地间，本就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的时序变迁与盛衰变幻时时牵动着人的情思。会稽的明山秀水是山水情怀产生的温床。梁启超论南北地理环境的差异对思想文化的影响，道：“其（南方）气候和，其土地饶，其谋生易，其民族不必唯一身一家之饱暖是忧，故常达观于世界之外。……不屑屑于实际，故不重礼法；不拘拘于经验，故不崇先王……探玄理，出世界；齐物我，平阶级；轻私爱，厌烦文；明自然，顺本性……”可见，自然环境对于文化性格的塑造是不可忽视的，而这又与作为欣赏与创作主体的文人的主观原因不可分割。
另一方面，身在乱世偏安江南的文人追求宁静闲散的风神，醉心于文学艺术和玄谈。玄学揭示了“道”的“自然”精神，提高了自然山水在文化结构中的地位，强化了自然山水与人们的精神联系。而更重要的是与时代精神紧密联系的士人的心态：“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南渡的文人无法摆脱怀乡之感，但事实却又让他们无可奈何，南北对峙中离乡的失落感，权力斗争中的危机感，使他们更加愿意把自己沉浸于玄思与山水，去寻求一个精神家园，达到精神生活的自由与延伸。最为突出的例子便是谢灵运，史载灵运好游，“出为永嘉太守。郡有名山水，灵运素所爱好。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游遨，遍历诸县，动逾旬朔”。正是政治生活的失意让他醉心山水，“清晖能娱人，游子澹忘归”，于是，“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情往似赠，兴来如答”，外在的自然之美与内在的生命精神融合，使谢灵运能独得山水之妙，成为山水诗大家。而山水诗也从此成为“天人合一”的中国文化生命精神的典型代表之一。刘勰以敏锐的眼光发现了这一点并加以论述，不愧是中国文论史上伟大的先驱。
三
《文心雕龙·物色》篇从天人合一、物我交融的层面探究了大千世界与创作主体的关系，上承儒家与道家哲学的生命精神，总结了前贤的物感学说，创造出了充满生命精神的“物色”论，这种生命精神贯注于后世的文论和创作，成为壮观的长江大河。同时，又从历史和时代精神出发，提出了“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的思想，对山水诗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