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十七年十一月初七（1891年12月7日），翁同龢在日记中写下一句话：“近且洋文彻于御案矣，伤哉！”
　　翁同龢是光绪皇帝的“师傅”。当然，翁师傅教的是中文，更准确地说，教的是儒家学说之类的传统学问。而皇帝的桌案摆上了洋文书，是因为几天前光绪开始学英语了。皇帝学英语，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头一回。跨出这一步是多么不容易，这可以从19世纪中国人对待英语的态度变迁中看出来。
　　在19世纪的头40年，中国人对西方人和英语是极为鄙视的。当时中国人称西方人为“番鬼”“红毛鬼”，在译名中常常故意将西方人丑化，以示蔑视。
　　1834年，英国政府委任的首任驻华商务监督Lord Napier来华。按英方要求，Lord Napier应翻译成拿皮尔勋爵，但是中方将之译成律劳卑。实际上，Lord Napier在英国有高贵而显赫的身份，他是蘇格兰贵族，1823～1832年为英国上议院议员，是政治家和外交官。他被委任为驻华商务监督，担负重要使命来华，加上在英国的高贵身份，使他到广州后不能按以往英国商人在中国官方面前的卑微身份行事。特别是当他知道其名字被译成“律劳卑”及这一译名的中文内涵后，非常不高兴。
　　“劳”和“卑”在汉语中的意思是劳苦、卑贱，两个字加在一起使用，自然是极其卑微、低贱的，在中国即便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民众也不会用来作为名字。Lord Napier感到自己和大英帝国的尊严受到了伤害，与两广总督卢坤交涉未果，反被驱逐，于是派出三艘军舰向天朝示威，与中方在虎门发生激烈炮战。但他没有得到英国政府的支持，非常郁闷，加上天气潮热，染上疟疾，于当年10月在澳门病逝，时年47岁。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时，中国官方并没有专业的英语人才，对英交涉中的翻译靠非官方的中国籍通事和外籍传教士，以及一些英美商人和海员。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时，中国人仍将英语作为怪异难懂的蛮夷之语加以鄙视。愿意去学英语而成为通事的中国人，按照当时知名学者冯桂芬的观察，“其人率皆市井佻达，游闲不齿乡里，无所得衣食者始为之；其质鲁，其识浅，其心术又鄙，声色货利之外不知其他”。也就是说，他们都是身份卑微之人，为生活所迫去学英语，资质差，一般只会一点生活口语，不了解英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无法胜任外交需要。
　　通过两次鸦片战争，英国人取得了在中英关系中的强势地位，中方被迫应允，交涉文书中若有歧义，须以英文为准。1858年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规定：“自今以后，凡有文辞辩论之处，总以英文作为正文。”


　　在外交中吃了亏，清廷才知道外语人才的重要性，须知外交无小事，保护国家利益就必须先准确掌握外语。为此，1862年清廷决定在京师设立同文馆，培养外语人才。但是，同文馆招生很困难。基于固有的儒家传统观念，学洋文等于是向洋人投降，无疑是士林败类、名教罪人，所以汉人都不愿学。同文馆招不到学生，只好从八旗官学中挑选了10名学生入同文馆（其中便有给光绪皇帝当英语老师的张德彝），给予优厚待遇，但“许多人连公开承认他们是同文馆学生的勇气都没有”。
　　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广度和深度在不断拓展，洋文尤其是英语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因为“西学根本必以语言文字为先”（郑观应语），掌握语言是探究学问的前提。但是当时的知识精英们受儒家思想影响，对学习洋文仍是非常抵触的。
　　这就是为什么，直到1891年，20岁的光绪皇帝决定学习英语的时候，他的翁师傅仍用“伤哉”两个字表明自己的态度，而这个态度在当时的士林是颇有代表性的。皇帝屈尊纡贵学洋文实在是对传统的一种挑战，对他们来说是很难接受的。当然，支持者也有，如李鸿章等，但毕竟是少数。
　　对于光绪皇帝学英语，《纽约时报》1892年2月4日的报道评论说：“皇帝屈尊学习外语，是因为他和他的政治顾问们都认为，死死保住三千年前就形成的‘老规矩’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要应对当今列强，必须改变国家制度。”
　　光绪非常用心地学英语，用翁师傅的话说，“上于西文极用意也”。在1903年前后，皇帝的英文水平已经很不错了，对西方文明也相当了解。
　　从“律劳卑事件”到皇帝学英语，19世纪中国的转型之艰难可见一斑。
　　（林冬冬摘自《感悟》2016年第6期，喻 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