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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世纪以来，谍战剧的红色叙事赋予其文本鲜明的时代感，以昂霄耸壑的成长状态对接受众，呈现口碑赞道的市场回应。作为中国抗战时期地下工作的文化语态，谍战剧通过运用多种类型元素杂糅构成多维度的叙事空间，形成独特的符号化表意空间。本文以《叛逆者》为例，探究谍战剧叙事语态的关键点，力求呈现出谍战剧叙事机制范式转换。
关键词：谍战剧;叙事机制;
国内的社会文化语境造就了谍战剧的百里风趠，既是主旋律的表达方式之一，“爱国主义”、“民族大义”“英雄情怀”、“革命献礼”等元素，构成一种独特的红色叙事文本;另一方面，又因为其激昂的历史环境、紧张的政治局势等等营造了极具张力的戏剧氛围，从而扩展了谍战剧叙事艺术的审美维度。“每一种类型在外部结构上都有一套自己的固定公式，而且在叙事套路、情节的常用母题、人物的原型、人物关系的固定模型以及语法结构等多方面都有严格的规范可循”，1从这点来看归纳谍战剧的艺术创作规律石室金匮，是国家意识、艺术表达、商业市场、和受众审美相互博弈的平衡点。但这并不意味类型剧需要竭泽而渔，按照瓦尔特·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的观点，“机械复制技术导致了‘光韵’消失的必然性”，在谍战剧类型重复的业态环境中，观众产生的审美疲劳丞需多元化的艺术呈现，需要脱离模式化的创作窠臼，在熟悉的实践规律大背景下，谍战剧需要营造一种局部陌生的戏剧张力，使观众处于一种“惯例创新”的审美状态。
一、生成语境：谍战剧的空间建构
作为文化产业生产的的重要环节，类型剧是凝聚了一定主体意识的文化时空，是凝集了一个符号寓意的象征空间。“类型大受欢迎的原因之一，是它不断触及的问题重要性”，2在谍战剧中，社会文化语境成为其话语生成的长效机制，叙事空间成为主流意识、市场运作、商业预期和受众预期的桥梁，生产出了一定的符号意象。也就是说，谍战剧的产生是大众传播媒介、大众文化和社会文化潜移默化的结果。
谍战剧脱离“国防叙事”，但红色叙事背景使其在年代剧和历史剧中具有独特的话语资源。一方面，谍战剧以严谨的态度讲述峥嵘岁月，具有历史正剧的严肃性，同时又承担着“革命献礼”的历史重任，承担着主流意识形态的作用;另一方面，谍战剧作为当代艺术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其商业化追求代表着娱乐化表达，难免会消解主流情怀的诉求。这也就意味着谍战剧文本需要游离于政治意识和商业运作，既反映出特定时期的集体记忆和身份认同，也流露一定的当代文化，从而建构叙事张力融入大众文化。《叛逆者》较好的平衡了政治意识、商业运作和受众市场，将三种旋律融为一炉，为类型谍战剧叙事的发展提供了较为广阔的空间。
二、文本话语：谍战剧的叙事策略
“情节是作者对事件的选择以及事件在时间中的设计”，3谍战剧作为大众艺术之一，其本身的可复制性意味着同质化倾向，且对历史的神化、夸大式发展导致谍战剧市场迅速冷却。面临谍战剧的类型瓶颈，《叛逆者》为了满足受众对于悬疑、推理、娱乐等众多影视元素的追求，采用类型杂糅的叙事策略，发展为喜剧谍战片形成了新的类型扩展。
（一）獵奇：矛盾冲突独特性
谍战剧与其他类型革命剧相比，独特性在于巧妙的兼具政治性和娱乐性，不以重大历史事件和革命战场完成历史叙述，拥有很大的创作自由度，而封闭空间的营造对于谍战剧来说使得情节发展更为集中，戏剧张力更为强烈，氛围营造的更为紧张。相比《风声》、《暗算》等，《叛逆者》的剧情氛围更为紧张，尤其是将主角林楠笙中首先是国民党的身份，而后国民党的发展路径与其角色关产生了巨大的矛盾冲击，这种冲突节奏激发了整部作品的戏剧性。
谍战剧一般设置有“计划”，如《潜伏》的“黄雀计划”、《黎明之前》的“木马计划”，2018年的《和平饭店》设置为“胶卷案”——“政治献金”——“财富计划”。《叛逆者》则是以“抓捕朱怡贞”为起点找出中共地下党，情节环环相扣，剧情跌宕起伏，使整部作品的悬念设置长期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吸引受众完成情感宣泄。
“悬念与惊奇是一对互补的而不是对立的术语。二者在叙事中可以通过复杂的方式共同作用：事件链条可以自惊奇进入悬念模式，然后以‘扭转’结束，也就是预期结果的落空——另一种惊奇”，《叛逆者》的悬念与惊奇得益于视角切换的时机，林楠笙是在千千万万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感召和影响下，才得以确定自己的终身信仰。若是从剧情的前半部分来说的话，毫无疑问是林楠笙背叛了陈默群，林楠笙就是“叛逆者”。但从剧情后半部分来说，陈默群才是最大的背叛者，他背叛了自己的信仰，背叛了林楠笙对他的“信仰”。诚然，王志、王世安等等次要人物都承担了负面人物的角色，但正是因为这些“背叛者”角色的反转，才让林楠笙明白，“信仰”不是建立在一个人身上的，在揭露与反思中最终成为一个光荣的“逆行者”，传承中国共产党的“逆行精神”。
（二）共鸣：人物塑造情感化
谍战剧讲究叙事角色的多重身份所带来的神秘与悬疑，以经典谍战剧《潜伏》、《暗算》、《保密局的枪声》为例，均采用“我方深入敌后”、“敌我阵营反渗透”这一叙事视点，而在《叛逆者》中，人员角色设定非常复杂，使用了大量的篇幅来描述人物之间的纠葛，使纠葛嵌于故事内部，使得剧情更加丰满同时也引导了剧情的发展走势。
就叙事视点来说，多重人物身份的设定不仅增加了每个角色之间产生的戏剧冲突的可能，同时受众紧随剧情在一路揭秘角色的真实身份，《叛逆者》里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又因维护自身利益使得矛盾冲突不断加剧，各方纠缠使得作品更加复杂曲折，也让整部作品的剧情充满悬念。
在后现代消费主义背景下，我国电视文化领域深受局限，面临着人文精神溃散，追求娱乐化等某些症候。而《叛逆者》则是做到了“去除大地性的无意义状态，使大地万物意义化，使之从隐匿的状态中呈现出来，”4在整部作品中，王大顶的诡计多端、刘金花的心理素质、以及窦仕骁的自我牺牲等等推动了剧情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与生俱来的政治意味，但人物的情感思想、信仰价值的植入将时代特色与精神文化融为一体，使其具有更为深刻的人文内涵。 三、话语重构：谍战剧的叙事价值
在新的历史语境下，谍战剧承载着精神层面与价值维度的传播，它不仅融入了对革命历史的书写，并且创造了红色资源商业化的发展道路，成就了一种新的影视文化。谍战剧与其他红色历史正剧相比，其独特性在于巧妙的兼具了政治性和娱乐性，魅力之处则在于政治潜意识。谍战剧不以历史事件、人物、战争来完成讲述，它完成的是历史隐秘战线的叙事，不受经典文本的约束，从而在叙事文本和与大众文化的对接方面进退自如，因其创作自由度而为大众娱乐留有较大的空间，构建了新的文化认同。
“叙事作品与其他任何文学作品一样，本身就属于一种思想交际活动，即一种社会文化活动”。5随着大众传媒的变迁，受众自觉运用各种解码方式对原始文本进行二次生产，而谍战剧的悬念设计无疑会影响受众对作品的自我解读与自我宣泄，从而影响谍战剧的成功与否。这其中的悬念设计既需要叙述者的逻辑讲述思维，也考验着受众的推理思维。谁是“叛逆者”？谁背叛了谁？……引人入胜的戏剧张力与现实镜象的重合建构了一个立体化的生活场景，恰当的融合了主流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探索出了谍战剧独特的喜剧叙事语言，创造了谍战剧新的艺术文本。
谍战剧扩展了电视剧艺术的审美空间，形成了各式各样的叙事风格，谍战剧的热潮体现了大众文化主流意识作品的审美意蕴，体现了深刻的时代内涵与精神价值。平等化的审美视角、多元的话语表达与多层次的审美方式赋予了谍战剧新的人文内涵与表现形式，重新解读了文本的“历史隐喻”，在政治与商业的博弈中塑造了谍战剧文本的价值空间。“艺术作品其实是在它成为改变经验者的经验中才获得它真正的存在”，6机械复制只会成为不断重复的泥潭，娱乐化的快餐将会成为谍战剧的软肋，遵循谍战剧的制作规律，打破谍战剧的类型桎梏，重构谍战剧的叙事深度才能在某种程度上与后现代消费主义融合共生。
简介：
吴佩瑜，男，汉，河南鹿邑人，法律硕士（非法学），长江大学法学院。
注释：
苗棣 / 赵长军.论通俗文化：美国电视剧类型分析[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37.
2 [美]托马斯·沙兹：《好莱坞类型电影：公式、电影制作与片场制度》，李亚梅译，台湾远流出版社，1999：62.
3 罗伯特·麦基著，周铁东译.故事——材质、结构、风格和银幕剧作的原理[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1.
4 朱立元：《當代西方文艺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140页.
5 谭军强等：《审美文化叙事学：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页.
6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G].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下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305.
关键词：谍战剧;叙事机制;
国内的社会文化语境造就了谍战剧的百里风趠，既是主旋律的表达方式之一，“爱国主义”、“民族大义”“英雄情怀”、“革命献礼”等元素，构成一种独特的红色叙事文本;另一方面，又因为其激昂的历史环境、紧张的政治局势等等营造了极具张力的戏剧氛围，从而扩展了谍战剧叙事艺术的审美维度。“每一种类型在外部结构上都有一套自己的固定公式，而且在叙事套路、情节的常用母题、人物的原型、人物关系的固定模型以及语法结构等多方面都有严格的规范可循”，1从这点来看归纳谍战剧的艺术创作规律石室金匮，是国家意识、艺术表达、商业市场、和受众审美相互博弈的平衡点。但这并不意味类型剧需要竭泽而渔，按照瓦尔特·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的观点，“机械复制技术导致了‘光韵’消失的必然性”，在谍战剧类型重复的业态环境中，观众产生的审美疲劳丞需多元化的艺术呈现，需要脱离模式化的创作窠臼，在熟悉的实践规律大背景下，谍战剧需要营造一种局部陌生的戏剧张力，使观众处于一种“惯例创新”的审美状态。
一、生成语境：谍战剧的空间建构
作为文化产业生产的的重要环节，类型剧是凝聚了一定主体意识的文化时空，是凝集了一个符号寓意的象征空间。“类型大受欢迎的原因之一，是它不断触及的问题重要性”，2在谍战剧中，社会文化语境成为其话语生成的长效机制，叙事空间成为主流意识、市场运作、商业预期和受众预期的桥梁，生产出了一定的符号意象。也就是说，谍战剧的产生是大众传播媒介、大众文化和社会文化潜移默化的结果。
谍战剧脱离“国防叙事”，但红色叙事背景使其在年代剧和历史剧中具有独特的话语资源。一方面，谍战剧以严谨的态度讲述峥嵘岁月，具有历史正剧的严肃性，同时又承担着“革命献礼”的历史重任，承担着主流意识形态的作用;另一方面，谍战剧作为当代艺术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其商业化追求代表着娱乐化表达，难免会消解主流情怀的诉求。这也就意味着谍战剧文本需要游离于政治意识和商业运作，既反映出特定时期的集体记忆和身份认同，也流露一定的当代文化，从而建构叙事张力融入大众文化。《叛逆者》较好的平衡了政治意识、商业运作和受众市场，将三种旋律融为一炉，为类型谍战剧叙事的发展提供了较为广阔的空间。
二、文本话语：谍战剧的叙事策略
“情节是作者对事件的选择以及事件在时间中的设计”，3谍战剧作为大众艺术之一，其本身的可复制性意味着同质化倾向，且对历史的神化、夸大式发展导致谍战剧市场迅速冷却。面临谍战剧的类型瓶颈，《叛逆者》为了满足受众对于悬疑、推理、娱乐等众多影视元素的追求，采用类型杂糅的叙事策略，发展为喜剧谍战片形成了新的类型扩展。
（一）獵奇：矛盾冲突独特性
谍战剧与其他类型革命剧相比，独特性在于巧妙的兼具政治性和娱乐性，不以重大历史事件和革命战场完成历史叙述，拥有很大的创作自由度，而封闭空间的营造对于谍战剧来说使得情节发展更为集中，戏剧张力更为强烈，氛围营造的更为紧张。相比《风声》、《暗算》等，《叛逆者》的剧情氛围更为紧张，尤其是将主角林楠笙中首先是国民党的身份，而后国民党的发展路径与其角色关产生了巨大的矛盾冲击，这种冲突节奏激发了整部作品的戏剧性。
谍战剧一般设置有“计划”，如《潜伏》的“黄雀计划”、《黎明之前》的“木马计划”，2018年的《和平饭店》设置为“胶卷案”——“政治献金”——“财富计划”。《叛逆者》则是以“抓捕朱怡贞”为起点找出中共地下党，情节环环相扣，剧情跌宕起伏，使整部作品的悬念设置长期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吸引受众完成情感宣泄。
“悬念与惊奇是一对互补的而不是对立的术语。二者在叙事中可以通过复杂的方式共同作用：事件链条可以自惊奇进入悬念模式，然后以‘扭转’结束，也就是预期结果的落空——另一种惊奇”，《叛逆者》的悬念与惊奇得益于视角切换的时机，林楠笙是在千千万万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感召和影响下，才得以确定自己的终身信仰。若是从剧情的前半部分来说的话，毫无疑问是林楠笙背叛了陈默群，林楠笙就是“叛逆者”。但从剧情后半部分来说，陈默群才是最大的背叛者，他背叛了自己的信仰，背叛了林楠笙对他的“信仰”。诚然，王志、王世安等等次要人物都承担了负面人物的角色，但正是因为这些“背叛者”角色的反转，才让林楠笙明白，“信仰”不是建立在一个人身上的，在揭露与反思中最终成为一个光荣的“逆行者”，传承中国共产党的“逆行精神”。
（二）共鸣：人物塑造情感化
谍战剧讲究叙事角色的多重身份所带来的神秘与悬疑，以经典谍战剧《潜伏》、《暗算》、《保密局的枪声》为例，均采用“我方深入敌后”、“敌我阵营反渗透”这一叙事视点，而在《叛逆者》中，人员角色设定非常复杂，使用了大量的篇幅来描述人物之间的纠葛，使纠葛嵌于故事内部，使得剧情更加丰满同时也引导了剧情的发展走势。
就叙事视点来说，多重人物身份的设定不仅增加了每个角色之间产生的戏剧冲突的可能，同时受众紧随剧情在一路揭秘角色的真实身份，《叛逆者》里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又因维护自身利益使得矛盾冲突不断加剧，各方纠缠使得作品更加复杂曲折，也让整部作品的剧情充满悬念。
在后现代消费主义背景下，我国电视文化领域深受局限，面临着人文精神溃散，追求娱乐化等某些症候。而《叛逆者》则是做到了“去除大地性的无意义状态，使大地万物意义化，使之从隐匿的状态中呈现出来，”4在整部作品中，王大顶的诡计多端、刘金花的心理素质、以及窦仕骁的自我牺牲等等推动了剧情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与生俱来的政治意味，但人物的情感思想、信仰价值的植入将时代特色与精神文化融为一体，使其具有更为深刻的人文内涵。 三、话语重构：谍战剧的叙事价值
在新的历史语境下，谍战剧承载着精神层面与价值维度的传播，它不仅融入了对革命历史的书写，并且创造了红色资源商业化的发展道路，成就了一种新的影视文化。谍战剧与其他红色历史正剧相比，其独特性在于巧妙的兼具了政治性和娱乐性，魅力之处则在于政治潜意识。谍战剧不以历史事件、人物、战争来完成讲述，它完成的是历史隐秘战线的叙事，不受经典文本的约束，从而在叙事文本和与大众文化的对接方面进退自如，因其创作自由度而为大众娱乐留有较大的空间，构建了新的文化认同。
“叙事作品与其他任何文学作品一样，本身就属于一种思想交际活动，即一种社会文化活动”。5随着大众传媒的变迁，受众自觉运用各种解码方式对原始文本进行二次生产，而谍战剧的悬念设计无疑会影响受众对作品的自我解读与自我宣泄，从而影响谍战剧的成功与否。这其中的悬念设计既需要叙述者的逻辑讲述思维，也考验着受众的推理思维。谁是“叛逆者”？谁背叛了谁？……引人入胜的戏剧张力与现实镜象的重合建构了一个立体化的生活场景，恰当的融合了主流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探索出了谍战剧独特的喜剧叙事语言，创造了谍战剧新的艺术文本。
谍战剧扩展了电视剧艺术的审美空间，形成了各式各样的叙事风格，谍战剧的热潮体现了大众文化主流意识作品的审美意蕴，体现了深刻的时代内涵与精神价值。平等化的审美视角、多元的话语表达与多层次的审美方式赋予了谍战剧新的人文内涵与表现形式，重新解读了文本的“历史隐喻”，在政治与商业的博弈中塑造了谍战剧文本的价值空间。“艺术作品其实是在它成为改变经验者的经验中才获得它真正的存在”，6机械复制只会成为不断重复的泥潭，娱乐化的快餐将会成为谍战剧的软肋，遵循谍战剧的制作规律，打破谍战剧的类型桎梏，重构谍战剧的叙事深度才能在某种程度上与后现代消费主义融合共生。
简介：
吴佩瑜，男，汉，河南鹿邑人，法律硕士（非法学），长江大学法学院。
注释：
苗棣 / 赵长军.论通俗文化：美国电视剧类型分析[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37.
2 [美]托马斯·沙兹：《好莱坞类型电影：公式、电影制作与片场制度》，李亚梅译，台湾远流出版社，1999：62.
3 罗伯特·麦基著，周铁东译.故事——材质、结构、风格和银幕剧作的原理[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1.
4 朱立元：《當代西方文艺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140页.
5 谭军强等：《审美文化叙事学：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页.
6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G].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下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