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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五四以来，现当代文学史上产生了大量描写农民生活的小说。这种现象，不但标志着小说在人物描写上的重大突破，也反映了现代作家对改造中国社会的强烈参与意识。这些作品，对于我们认识和反思中国的昨天、前天，探求中国农民的觉醒历程，无疑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拟对苏教版初中语文教材九年级上册《故乡》中的“闰土”和《多收了三五斗》中的“旧毡帽”形象进行比较分析，探讨中国农民的觉醒意识。
辛亥革命赶走了统治中国二千多年的“皇帝”，结束了封建君主的专制统治，也给帝国主义势力以沉重的打击，但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因为资产阶级惧怕人民群众，没有引发出人民群众中所蕴藏着的巨大能量，人民群众没有真正觉醒。因此，辛亥革命十年间的社会状况是：皇帝和贵族的专制政权虽然被推翻了，但取而代之的是各派军阀的兴起，成为统治一方的“小皇帝”，而且还充当了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统治中国的代理人。他们连年混战，相互勾结，鱼肉人民，对人民群众进行疯狂地掠夺。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逐渐形成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在中国人民头上。中国人民受到了比以前更加严重的剥削和压迫。尤其是广大农民，不堪重负，日益贫困，精神上仍受封建思想桎梏。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学家创造了“闰土”、“旧毡帽”两种不同年代的农民形象。
二.中年“闰土”精神灰暗，形如石雕，是“沉默的国民”的代表
毛泽东在阐明人类的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之后强调指出：“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有普遍性。”这可以说是艺术真实不等于生活事实的科学概括。鲁迅先生也曾说过：“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为了表现作品的主题，鲁迅以章闰水为原型，运用对照描写的方式，刻意塑造了“闰土”这一典型形象——贫困农民命运的缩影。
少年“闰土”圆脸紫色，手红活圆实，思想自由，生命中充满了活力，是一个朴实、健康、活泼、机灵、勇敢的农村少年的形象。当见到中年“闰土”时，“虽然我一见便知道是闰土，但又不是我这记忆上的闰土了”。他脸色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眼圈红肿，手粗笨开裂像松树皮似的。戴着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索。“我问他的景况，他只是摇头。……却全然不动，仿佛石像一般。他大约只是觉得苦，却又形容不出……便拿起烟管来默默地吸烟了。”
那么，“闰土”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呢？人的变化，不能排除岁月流逝的痕迹，但“闰土”外貌、精神的变化，绝不是岁月流逝遗留下来的印迹，而是他饱经忧患、极度贫困、整日在磨难中挣扎着生活的结果。也就是说，主要是社会原因造成了“闰土”精神灰暗，形如石雕，语言木讷的。
辛亥革命十年已过，照样还是“不太平”的世道。在帝国主义的操纵之下，封建军阀各霸一方，各自为政，自设关卡，混战不已。三十年来，“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个个都似毒蛇，条条都如绳索，吞啮、勒索、敲诈。所有这些，带来了“闰土”生活上的困苦和命运上的悲惨遭遇。他虽然正值中年，有的是体力，人又勤劳，终日劳碌。但是种了一辈子的地，却沦落到食不果腹、无可奈何的地步。“什么地方都要钱，没有定规。”“种出来的劳动果实，卖吧，总要捐几回钱，捐折了本。不卖吧，又只能烂掉。”到头来，背了一身的债，不是钱债，而是粮债，是无法摆脱的饥饿债。在现实面前他已无从选择，他已山穷水尽。他只能木然地接受这个现实：一个饥肠辘辘的事实，一个无法摆脱只能忍气吞声的事实。那瑟索的身躯是长期饥寒交迫所造成的营养不良，是过度操劳引起的憔悴，更是阶级压迫榨干了“闰土”身上的血汗的见证。
中年“闰土”出场时，分明地叫了一声“老爷”，而且还要水生给“老爷”磕头。母亲阻止，他认为这是不懂“规矩”。少年时的朋友成了“老爷”，磕头就是懂规矩。“我”似乎打了一个寒噤，几声“老爷”使“我”顿感惊异，令“我”心寒，足使“我”悲哀，更令“我”痛心不已。少年时的纯真友情完全被封建的等级观念所代替。在他挑拣的几件东西中，一副香炉和烛台足以说明“闰土”的灵魂已被封建思想深深地毒害。由于苦难，他对生活已失去了热情，只能把希望寄托于神灵。反映了农民在封建政权压迫、剥削、愚弄、毒害下痛苦的生活和麻木的精神状态。
作者塑造“闰土”这个农民形象是要悲哀那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农村经济的破败。通过“闰土”式农民辛苦麻木的生活，把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农村面貌展现在读者面前。写了一个渺小的农民，反映了一个偌大的社会。
中国农民有长处，很宝贵的长处，“闰土”具备了；也有弱点，甚至很可怕的弱点——那就是不去为自身生存而抗争的奴性，“闰土”也继承了。三十年来，他身受压迫，苦得形容不出。尽管如此，他照样劳动，只知道咬着牙、拼着命、长年累月、饿着肚皮在那海边沙地上艰苦地劳作。想通过自己的劳动、神灵的恩赐得到幸福的生活，可是，到头来却越来越穷困。吃饱肚子是他的最大希望，就是这么一点点可怜的希望，现实社会也不可能让它实现。经济破产了，希望破灭了。他一不去偷，二不去抢；既不铤而走险，也不去想如何改变，反而认为改变了，那是没“规矩”。他心甘情愿受奴役，事事按奴隶的规矩办。不仅自己，还要自己的后代也老老实实地做奴隶。他已经失去了灵魂，那灵魂早已被那个社会用“麻醉剂”给深深地麻醉了。他成了封建思想的奴隶，成了封建旧观念的牺牲品，是一个彻底的不抵抗主义者。这是“闰土”的不幸，是辛亥革命十年间中国农民的不幸。著名作家高晓声先生曾说过：“他们的弱点确实是可怕的，他们的弱点不改变，中国还会出现皇帝的。”
这种“奴性”思想，这种彻底的不反抗主义者的墨守陈规，只能招致中国农民一代代地愚昧下去，被人剥削、压迫直至榨干骨髓而抛尸荒野。所以说，墨守则亡。
三.“旧毡帽”已有所觉醒，并表现出有力度的反抗姿态
江南水乡历来有“鱼米之乡”的美称。土地肥沃，雨水调匀，加之中国人民的勤劳，丰收是有希望的。然而，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丰收又能给农民带来什么呢？是喜悦，是忧伤，是灾难，是牢骚，是无言的哀叹，是逆来顺受，是激起的反抗……
丰收成灾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也有着特殊的社会原因。
叶圣陶描绘的水乡城镇足够使我们嗅到一股浓烈的“洋味”。连大米、白面、油、布……都披上了“洋”装。这是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缩影。外国商品充斥了中国的市场，破坏了旧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那破了的明瓦，斜射的阳光，那暗绿的脏水，白腻的泡沫，不正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灰暗、没落的写照吗？
农民们丰收了，受到的剥削却更重了。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加之地主阶级的剥削仍然繼续存在，并和买办资本、高利贷资本结合起来。“地主的地租要交，高利贷要还，会钱要解，生活必需品要买……”这样一来，“卖”与“不卖”由不得“旧毡帽”们了。他们决定不了自己的命运。且这家价低，换一家行不行？也不行。从此家换到另一家，要经过很多税卡，还不知要填进多少现洋钱（他们身上哪里来现洋钱）。再说，同行公议，“天下乌鸦一般黑”，只会越换越亏本。只得把自己种出来的白米送进万盛米行的廒间，换到或多或少的一叠钞票。
“旧毡帽”们丰收了，却又不能自主，成了米的奴隶——生产米的奴隶。丰收了，也是破产。不论收成好与坏都逃脱不了被压榨、被奴役的命运，他们成了世界上少见的不自由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砸碎了多少中国农民的希望。这是旧中国农村经济必然破产的原因，也必然给旧中国的农民带来可悲的命运。
小农最易满足，但连最低需要都得不到满足时也会激起他们反抗。“旧毡帽”们想不缴租，想“赖”帐，并理直气壮地说：“拿点米来吃是不犯法的。”他们在思考：“我们种田到底替谁种的？”从这些愤激之词中，可以察看到：中国的农民已有所觉悟，进行了抗争。可见，并不是完全墨守传统：忠君、惧官、信神。他们敢于想到饥饿之时就来抢米行，已有了反抗意识。正是这种意识，才能给他们的生活带来曙光。虽然他们还没有去勇敢地抗争，没有去抢米行，还只是说了几句愤激之词，说过也就散了，“一切依旧”。但我们认为：这种初步觉醒的意识是难能可贵的。正是有了这种意识，到了一定的火候，觉醒的农民中就会爆发出无穷的力量。这种力量锐不可当，能摧枯拉朽，能推翻罪恶的旧世界，使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获得新生。所以说：抗争才能获得新生。
四.“闰土”与“旧毡帽”的形象比较
“闰土”和“旧毡帽”同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农村被旧制度压榨得直不起腰来的农民。都生活在病态社会中，遭遇了特定社会造成的不幸。他们贫困、落后，同样地不自由并顺受了这世道的不平。也都具有中国农民可贵的长处和致命的弱点。他们的长处是勤劳、善良、忠厚、老实；弱点是：愚昧、麻木、逆来顺受。但又有着显著的不同。
“闰土”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奴隶，而且是封建主义最忠实的奴隶。他不自觉地默默地充当了封建旧观念、旧思想“传宗接代”的媒介，彻底地被封建等级观念束缚住了，动弹不得。他麻木了，他对一切的一切毫无反应，只是摇头。他拼命地干活，只想通过自己的双手挣碗饭吃。他耐着性子等，不是等社会有一天发生巨变，而是等有一种神佛来拯救他。他被彻底地征服了，不知如何去思考饥饿的真正原因。
“旧毡帽”却不尽相同。他们没有寄希望于神灵。在明摆着吃亏的事实面前，他们对自己所处的被压迫、被剥削地位已有所思考：为谁而种？“闰土”只知道是为自己，为自己能填饱肚子，能养家糊口；“旧毡帽”想到的更深刻，他们想到了自己种田的油水一股脑儿地被别人吞去了。“他们凭什么要这样？”“闰土”认为理所当然；而“旧毡帽”要吃饱肚子、要发泄、要抗租、要抗债。他们要把心中的仇恨爆发出来，要做主人，要发出战斗的呐喊：为什么要替地主白当差？他们已经初步找到造成他们悲惨命运的直接根源：是地主，是奸商，是高利贷。虽然他们还没有认识到帝国主义也同样是造成他们悲惨命运的间接原因，甚至认为那还遥远，但一旦他们涌入城市，成为无产者时，他们会有新的意识。在这一点上，足以显示出他们比“闰土”进步得多了。“旧毡帽”目前虽仍不能摆脱悲惨的命运，他们也顺受了，但他们已不是“闰土”式的逆来顺受。他们身上有弱点，但他们身上更为可贵的是种下了希望的火种，表现出有力度的反抗姿态。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破产小说中出现了这种反抗型的农民形象，身上体现出一种坚韧、刚强的品性，迥异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小说中的“沉默的国民”形象。
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国民主革命的重要的问题。农民如想摆脱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只有起来斗争，挖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墙脚”。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旧毡帽”没有“闰土”身上那么重的奴性，更多的是反叛。他们已是隐藏着的封建势力的“叛逆者”。马克思曾经深刻地指出过：“他们不能自己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的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旧毡帽”抗争了。说了几句愤激的话。然而在现实面前，几句愤激的话显得苍白无力。一番要挟、威吓之后，他们又迅速收回，变成了哀求，乞求别人去可怜，乞求别人赐给阳光和雨水。但现实不可能满足他们的乞求。所以，他们也需要寻到一个主宰。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一九二一年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农民有了主宰命运的力量。也只有中国共产党才真正重视中国农民的问题，最终解决农民的问题。“旧毡帽”是中国农民短处与长处的统一；是奴性与反叛的结合；是愚昧与进步的综合。如果一场革命风暴席卷中国之时，“旧毡帽”一定会比“闰土”先站到斗争的前列。
五.结语
根据对“闰土”和“旧毡帽”形象的分析，我们看到了辛亥革命十年间乃至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中国农村经济的破产与农民生活的困苦。通过这面社会的镜子，反衬出中国农民的弱点与长处、落后与进步，也看到了中国民主革命中农民觉醒了这道黎明前的曙光。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墨守则亡，抗争才生。
袁善來，中央民族大学2008级博士生，现为南阳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在多家刊物上发表论文：《杂文中移用修辞方法的语用机制》《语素鉴定法述评》《广西强势语言（包括汉语方言、普通话）更替及其外部原因》《广西政治经济教育等对语言使用的影响》《地方文化对广西语言使用的影响》等。本文编校：洪 鸣
五四以来，现当代文学史上产生了大量描写农民生活的小说。这种现象，不但标志着小说在人物描写上的重大突破，也反映了现代作家对改造中国社会的强烈参与意识。这些作品，对于我们认识和反思中国的昨天、前天，探求中国农民的觉醒历程，无疑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拟对苏教版初中语文教材九年级上册《故乡》中的“闰土”和《多收了三五斗》中的“旧毡帽”形象进行比较分析，探讨中国农民的觉醒意识。
辛亥革命赶走了统治中国二千多年的“皇帝”，结束了封建君主的专制统治，也给帝国主义势力以沉重的打击，但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因为资产阶级惧怕人民群众，没有引发出人民群众中所蕴藏着的巨大能量，人民群众没有真正觉醒。因此，辛亥革命十年间的社会状况是：皇帝和贵族的专制政权虽然被推翻了，但取而代之的是各派军阀的兴起，成为统治一方的“小皇帝”，而且还充当了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统治中国的代理人。他们连年混战，相互勾结，鱼肉人民，对人民群众进行疯狂地掠夺。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逐渐形成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在中国人民头上。中国人民受到了比以前更加严重的剥削和压迫。尤其是广大农民，不堪重负，日益贫困，精神上仍受封建思想桎梏。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学家创造了“闰土”、“旧毡帽”两种不同年代的农民形象。
二.中年“闰土”精神灰暗，形如石雕，是“沉默的国民”的代表
毛泽东在阐明人类的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之后强调指出：“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有普遍性。”这可以说是艺术真实不等于生活事实的科学概括。鲁迅先生也曾说过：“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为了表现作品的主题，鲁迅以章闰水为原型，运用对照描写的方式，刻意塑造了“闰土”这一典型形象——贫困农民命运的缩影。
少年“闰土”圆脸紫色，手红活圆实，思想自由，生命中充满了活力，是一个朴实、健康、活泼、机灵、勇敢的农村少年的形象。当见到中年“闰土”时，“虽然我一见便知道是闰土，但又不是我这记忆上的闰土了”。他脸色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眼圈红肿，手粗笨开裂像松树皮似的。戴着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索。“我问他的景况，他只是摇头。……却全然不动，仿佛石像一般。他大约只是觉得苦，却又形容不出……便拿起烟管来默默地吸烟了。”
那么，“闰土”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呢？人的变化，不能排除岁月流逝的痕迹，但“闰土”外貌、精神的变化，绝不是岁月流逝遗留下来的印迹，而是他饱经忧患、极度贫困、整日在磨难中挣扎着生活的结果。也就是说，主要是社会原因造成了“闰土”精神灰暗，形如石雕，语言木讷的。
辛亥革命十年已过，照样还是“不太平”的世道。在帝国主义的操纵之下，封建军阀各霸一方，各自为政，自设关卡，混战不已。三十年来，“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个个都似毒蛇，条条都如绳索，吞啮、勒索、敲诈。所有这些，带来了“闰土”生活上的困苦和命运上的悲惨遭遇。他虽然正值中年，有的是体力，人又勤劳，终日劳碌。但是种了一辈子的地，却沦落到食不果腹、无可奈何的地步。“什么地方都要钱，没有定规。”“种出来的劳动果实，卖吧，总要捐几回钱，捐折了本。不卖吧，又只能烂掉。”到头来，背了一身的债，不是钱债，而是粮债，是无法摆脱的饥饿债。在现实面前他已无从选择，他已山穷水尽。他只能木然地接受这个现实：一个饥肠辘辘的事实，一个无法摆脱只能忍气吞声的事实。那瑟索的身躯是长期饥寒交迫所造成的营养不良，是过度操劳引起的憔悴，更是阶级压迫榨干了“闰土”身上的血汗的见证。
中年“闰土”出场时，分明地叫了一声“老爷”，而且还要水生给“老爷”磕头。母亲阻止，他认为这是不懂“规矩”。少年时的朋友成了“老爷”，磕头就是懂规矩。“我”似乎打了一个寒噤，几声“老爷”使“我”顿感惊异，令“我”心寒，足使“我”悲哀，更令“我”痛心不已。少年时的纯真友情完全被封建的等级观念所代替。在他挑拣的几件东西中，一副香炉和烛台足以说明“闰土”的灵魂已被封建思想深深地毒害。由于苦难，他对生活已失去了热情，只能把希望寄托于神灵。反映了农民在封建政权压迫、剥削、愚弄、毒害下痛苦的生活和麻木的精神状态。
作者塑造“闰土”这个农民形象是要悲哀那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农村经济的破败。通过“闰土”式农民辛苦麻木的生活，把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农村面貌展现在读者面前。写了一个渺小的农民，反映了一个偌大的社会。
中国农民有长处，很宝贵的长处，“闰土”具备了；也有弱点，甚至很可怕的弱点——那就是不去为自身生存而抗争的奴性，“闰土”也继承了。三十年来，他身受压迫，苦得形容不出。尽管如此，他照样劳动，只知道咬着牙、拼着命、长年累月、饿着肚皮在那海边沙地上艰苦地劳作。想通过自己的劳动、神灵的恩赐得到幸福的生活，可是，到头来却越来越穷困。吃饱肚子是他的最大希望，就是这么一点点可怜的希望，现实社会也不可能让它实现。经济破产了，希望破灭了。他一不去偷，二不去抢；既不铤而走险，也不去想如何改变，反而认为改变了，那是没“规矩”。他心甘情愿受奴役，事事按奴隶的规矩办。不仅自己，还要自己的后代也老老实实地做奴隶。他已经失去了灵魂，那灵魂早已被那个社会用“麻醉剂”给深深地麻醉了。他成了封建思想的奴隶，成了封建旧观念的牺牲品，是一个彻底的不抵抗主义者。这是“闰土”的不幸，是辛亥革命十年间中国农民的不幸。著名作家高晓声先生曾说过：“他们的弱点确实是可怕的，他们的弱点不改变，中国还会出现皇帝的。”
这种“奴性”思想，这种彻底的不反抗主义者的墨守陈规，只能招致中国农民一代代地愚昧下去，被人剥削、压迫直至榨干骨髓而抛尸荒野。所以说，墨守则亡。
三.“旧毡帽”已有所觉醒，并表现出有力度的反抗姿态
江南水乡历来有“鱼米之乡”的美称。土地肥沃，雨水调匀，加之中国人民的勤劳，丰收是有希望的。然而，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丰收又能给农民带来什么呢？是喜悦，是忧伤，是灾难，是牢骚，是无言的哀叹，是逆来顺受，是激起的反抗……
丰收成灾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也有着特殊的社会原因。
叶圣陶描绘的水乡城镇足够使我们嗅到一股浓烈的“洋味”。连大米、白面、油、布……都披上了“洋”装。这是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缩影。外国商品充斥了中国的市场，破坏了旧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那破了的明瓦，斜射的阳光，那暗绿的脏水，白腻的泡沫，不正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灰暗、没落的写照吗？
农民们丰收了，受到的剥削却更重了。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加之地主阶级的剥削仍然繼续存在，并和买办资本、高利贷资本结合起来。“地主的地租要交，高利贷要还，会钱要解，生活必需品要买……”这样一来，“卖”与“不卖”由不得“旧毡帽”们了。他们决定不了自己的命运。且这家价低，换一家行不行？也不行。从此家换到另一家，要经过很多税卡，还不知要填进多少现洋钱（他们身上哪里来现洋钱）。再说，同行公议，“天下乌鸦一般黑”，只会越换越亏本。只得把自己种出来的白米送进万盛米行的廒间，换到或多或少的一叠钞票。
“旧毡帽”们丰收了，却又不能自主，成了米的奴隶——生产米的奴隶。丰收了，也是破产。不论收成好与坏都逃脱不了被压榨、被奴役的命运，他们成了世界上少见的不自由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砸碎了多少中国农民的希望。这是旧中国农村经济必然破产的原因，也必然给旧中国的农民带来可悲的命运。
小农最易满足，但连最低需要都得不到满足时也会激起他们反抗。“旧毡帽”们想不缴租，想“赖”帐，并理直气壮地说：“拿点米来吃是不犯法的。”他们在思考：“我们种田到底替谁种的？”从这些愤激之词中，可以察看到：中国的农民已有所觉悟，进行了抗争。可见，并不是完全墨守传统：忠君、惧官、信神。他们敢于想到饥饿之时就来抢米行，已有了反抗意识。正是这种意识，才能给他们的生活带来曙光。虽然他们还没有去勇敢地抗争，没有去抢米行，还只是说了几句愤激之词，说过也就散了，“一切依旧”。但我们认为：这种初步觉醒的意识是难能可贵的。正是有了这种意识，到了一定的火候，觉醒的农民中就会爆发出无穷的力量。这种力量锐不可当，能摧枯拉朽，能推翻罪恶的旧世界，使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获得新生。所以说：抗争才能获得新生。
四.“闰土”与“旧毡帽”的形象比较
“闰土”和“旧毡帽”同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农村被旧制度压榨得直不起腰来的农民。都生活在病态社会中，遭遇了特定社会造成的不幸。他们贫困、落后，同样地不自由并顺受了这世道的不平。也都具有中国农民可贵的长处和致命的弱点。他们的长处是勤劳、善良、忠厚、老实；弱点是：愚昧、麻木、逆来顺受。但又有着显著的不同。
“闰土”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奴隶，而且是封建主义最忠实的奴隶。他不自觉地默默地充当了封建旧观念、旧思想“传宗接代”的媒介，彻底地被封建等级观念束缚住了，动弹不得。他麻木了，他对一切的一切毫无反应，只是摇头。他拼命地干活，只想通过自己的双手挣碗饭吃。他耐着性子等，不是等社会有一天发生巨变，而是等有一种神佛来拯救他。他被彻底地征服了，不知如何去思考饥饿的真正原因。
“旧毡帽”却不尽相同。他们没有寄希望于神灵。在明摆着吃亏的事实面前，他们对自己所处的被压迫、被剥削地位已有所思考：为谁而种？“闰土”只知道是为自己，为自己能填饱肚子，能养家糊口；“旧毡帽”想到的更深刻，他们想到了自己种田的油水一股脑儿地被别人吞去了。“他们凭什么要这样？”“闰土”认为理所当然；而“旧毡帽”要吃饱肚子、要发泄、要抗租、要抗债。他们要把心中的仇恨爆发出来，要做主人，要发出战斗的呐喊：为什么要替地主白当差？他们已经初步找到造成他们悲惨命运的直接根源：是地主，是奸商，是高利贷。虽然他们还没有认识到帝国主义也同样是造成他们悲惨命运的间接原因，甚至认为那还遥远，但一旦他们涌入城市，成为无产者时，他们会有新的意识。在这一点上，足以显示出他们比“闰土”进步得多了。“旧毡帽”目前虽仍不能摆脱悲惨的命运，他们也顺受了，但他们已不是“闰土”式的逆来顺受。他们身上有弱点，但他们身上更为可贵的是种下了希望的火种，表现出有力度的反抗姿态。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破产小说中出现了这种反抗型的农民形象，身上体现出一种坚韧、刚强的品性，迥异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小说中的“沉默的国民”形象。
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国民主革命的重要的问题。农民如想摆脱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只有起来斗争，挖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墙脚”。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旧毡帽”没有“闰土”身上那么重的奴性，更多的是反叛。他们已是隐藏着的封建势力的“叛逆者”。马克思曾经深刻地指出过：“他们不能自己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的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旧毡帽”抗争了。说了几句愤激的话。然而在现实面前，几句愤激的话显得苍白无力。一番要挟、威吓之后，他们又迅速收回，变成了哀求，乞求别人去可怜，乞求别人赐给阳光和雨水。但现实不可能满足他们的乞求。所以，他们也需要寻到一个主宰。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一九二一年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农民有了主宰命运的力量。也只有中国共产党才真正重视中国农民的问题，最终解决农民的问题。“旧毡帽”是中国农民短处与长处的统一；是奴性与反叛的结合；是愚昧与进步的综合。如果一场革命风暴席卷中国之时，“旧毡帽”一定会比“闰土”先站到斗争的前列。
五.结语
根据对“闰土”和“旧毡帽”形象的分析，我们看到了辛亥革命十年间乃至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中国农村经济的破产与农民生活的困苦。通过这面社会的镜子，反衬出中国农民的弱点与长处、落后与进步，也看到了中国民主革命中农民觉醒了这道黎明前的曙光。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墨守则亡，抗争才生。
袁善來，中央民族大学2008级博士生，现为南阳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在多家刊物上发表论文：《杂文中移用修辞方法的语用机制》《语素鉴定法述评》《广西强势语言（包括汉语方言、普通话）更替及其外部原因》《广西政治经济教育等对语言使用的影响》《地方文化对广西语言使用的影响》等。本文编校：洪 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