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7月，有两个地区因遭受百年不遇的特大暴雨而引发的山洪之劫令人关注：一个是山城重庆，另一个则是河南卢氏县。
　　然而，同样是“百年不遇”，重庆与卢氏在特大突发性自然灾害面前却给出了两个不同的处置突发公共事件的案例。
　　先来看一下重庆。
　　重庆的强降雨天气确切地讲是从7月16日午后开始的。7月17日18时，重庆市政府应急委发布特别重大暴雨洪灾红色预警信息，重庆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也于7月17日下午发布防汛橙色预警信息。灾害发生前，市气象台首次对外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暴雨预警信号分四级：蓝色、黄色、橙色、红色，红色预警表示暴雨严重程度已达3小时内降雨量100毫米以上，或已达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灾害发生后，重庆市启动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民政部立即启动了四级响应。
　　我们在这里不惜笔墨地介绍重庆在应对这起突发性自然灾害时的处置过程，是因为事前的预警、准备，事件发生后的快速反应，对于最大程度地减少灾害带来的损失是多么的重要。正如重庆市应急委的一位官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所说，在这场百年未遇的特大山洪中，各级政府为何能做到处变不惊？为何能最大程度地减少灾害带来的损失？两个字：预案。
　　再来看一下卢氏。
　　7月29日凌晨1时至30日10时，卢氏县遭遇了百年一遇的暴雨。来自卢氏县政府最新数据显示，该县有74人死于洪水，另有15人失踪。12个乡镇，200多个行政村的电力和通讯中断，占全县51%的17.7万人口受灾，直接经济损失达14.1亿元。事发时，县政府通过县电视台打出字幕预报，但未有专列出险情报告。当地有村民反映，事发时并未受到任何预警。卢氏当地官员表示，该县的山地特征和洪灾预警手段的落后，是导致伤亡惨重的最主要原因。
　　由此可见，卢氏县在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山洪时所表现出来的手足无措，也同样缘自两个字：预案。
　　显然，危机管理是一个过程，包括事前的预警、准备，事件发生后的快速反应，事后的评估、学习，而不仅仅是一个应急反应的问题。那么，卢氏县有没有对突发性公共事件制定应急预案？答案是肯定的。但是有了预案并不意味着很好的落实，束之高阁的预案有时比没有预案更可怕，就更谈不上平时的演练与检查了。
　　自SARS以后，从国家层面来看，已制定了《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各级政府和部门也相应地制定了总体应急预案，可以说，我国应急预案框架体系已初步形成。但是从现实情况来看，一些地方政府应急管理工作仍停留在纸上谈兵阶段，政府的危机意识、预警机制和风险防范机制还有待加强，卢氏的“山洪事件”就是例证。
　　那么，当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发生越来越频繁之时，当一场突如其来的灾害降临之时，处于“尖峰时刻”的政府，能否做到在危机来临时处变不惊呢？由此又联想到今年安徽面对特大洪灾时所表现出来的从容与淡定。
　　7月初，安徽省内淮河流域遭遇1954年以来最大的区域性洪水。然而，在这场50年不遇的洪水中，安徽省各级党委政府以及灾区的群众同样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那就是：从容。人们不禁要问：这种从容而淡定的底气来自哪里？安徽的一位官员一语道破：“就是层层做预案，从省里面开始一直把这个预案做到村，省里面就是做了很多大纲，市里面做预案重点是什么，县里面做预案重点是什么，到村里面我就不要它做文章。就给你几条，你村里面多少人，多少户多少人，有山洪预警的时候你这些人往哪里去，哪个人哪个党员负责，哪个干部负责哪几户，什么预警情况就行了。”
　　而应急预案的快速啟动与响应，恰恰表明了政府在公共危机来临之际的运作效率和执行能力。重庆与安徽在应对特大自然灾害时的科学决策与科学防控源自于此，卢氏的手足无措也同样源自于此。
　　令人欣慰的是，尽管目前仍有一些地方政府对突发性公共事件处置不当的问题发生，但是各级政府在处理公共突发性事件中表现得越来越老练，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更令人希望看到的是，重庆与安徽给出的决不是孤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