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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1日上午8点30分，北京市原常务副市长张百发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理事长阚丽君早早到场，被门口的人潮惊住了。
“我觉得可能有好几千、近万人。他为老百姓做了很多事儿，人们称呼他为‘平民市长’太对了。”认识张百发38年的阚丽君说。
五人一排鞠躬时，排在她前面的一个50多岁的中年男人突然跪地，连磕了三个头，口里说着：“是你给我指引了道路，我才有了今天！”
四年前的7月，张百发也是这样突然跪在了设在北京305医院的万里灵堂前。万里的长子万伯翱想把他扶起来，他拒不起身，连磕了三个头。他说，自己必须给老首长行弟子之礼。
在万伯翱看来，张百发可以说继承了万里的衣钵。两人都是搞城市建设出身，也都担任过北京市副市长。不同的是，张百发的仕途没能更上一层。
他说，要说自己没有一点儿想法也不是实话，但一想到自己是党一手培养起来的，自己肚子里有多少水、能吃几碗干饭自己心里要有数，应该很幸福很知足了，也就想通了。“再说我细细地想了想，就我这脾气秉性，不能当大官，也当不了大官。”
上世纪50年代，陶斯亮是北京的一名中学生。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那个崇拜劳模和英雄的年代，张百发在人们眼里就是一个明星。
1954年4月，农村出身的北京建筑工人张百发带领11名年轻的钢筋绑扎工成立了“张百发青年突击队”，转战北京各大工地。其中，1958年10月正式动工的人民大会堂工程是向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献礼的“十大建筑”之首，张百发率领这支青年突击队，用9个昼夜完成了一个半月的工作量。
1990年4月29日，邓小平在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陪同下视察北京市的城市建设。图/中新
在“一五”计划期间，“张百发青年突击队”已享誉全国。1959年10月26日，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全国群英会代表，张百发是代表之一。著名画家蒋兆和为他画像，北京市委负责文教的书记邓拓题诗：“百尺竿头多面手，人民英雄张百发。”
万里1952年起开始主管全国建设，1958年起长期担任主管城市建设的北京市副市长，是“十大建筑”工程副总指挥（周恩来任总指挥），张百发、李瑞环是他最得力的“哼哈二将”。
张百发和李瑞环之间像是有一种奇妙的缘分。两人同年出生，同来自天津宝坻县，都在16岁进北京市第三建筑公司当学徒工，同为青年突击队长。从一开始的“学百发、赶百发”，两个青年突击队长你追我趕，相互比武，在人民大会堂的工地上，张百发攻克了钢架跨越的难关，李瑞环解决了“放大样”的技术问题。两人在同一天从队长被提拔为党委副书记，而且是到对方公司交叉任职。
“他同我一样，未念过书，但他学习比我好。他总结、讲话都胜人一筹，谁不服气不行。”张百发说。
那时，李瑞环白天加班，晚上骑车去北京业余建工学院上课。张百发说，别人拿李瑞环业余学习当着缺点来提，他硬是坚持下来了，而自己直到80年代才拿下中国人民大学函授学院的文凭。“万里当时批评我学习不如李瑞环，我服气。”
张百发的能吃亏也给李瑞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年后，李瑞环说，劳模是什么概念？那时候的劳模简单说就是“多干”和“吃亏”。“我至今还记得张百发同志当时作报告讲的一句话，叫‘学吃亏，会吃亏，经常吃亏不皱眉’。”
“文革”开始后，万里被打成“走资派”。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批斗万里的万人大会，张百发、李瑞环、时传祥三位劳模都在台上当陪斗。
1971年的一天，张百发和李瑞环等去看万里。当时万里因在“旧北京市委”里“陷得不深”而被定为“敌我矛盾，内部处理”，还在“过渡”和“试用”，没有重返原来的领导岗位。这是万伯翱第一次见到张百发，记得他个子高，很壮实，不停地抽着烟卷儿，还领着其他一些老工人。万伯翱说，那时还很少有人敢来家里探望，张百发和李瑞环是最早的。
万里常留张百发和李瑞环在家吃饭。改革开放后，他的书房曾经挂着一张合影，左边是张百发，右边是李瑞环。
万伯翱曾听万里评价张百发，工作热情高，能吃苦耐劳，劳动中有创造性;而李瑞环文化水平更高，学习更刻苦，领悟更快。万里常送书给张百发，赠言他：“百发同志，建设我们的国家和社会主义，不要光有冲天干劲，还必须有文化。”
万伯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张百发的很多风格与万里十分相似。他们都对老百姓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感情，做事雷厉风行，不推诿，不拖泥带水。
陶斯亮说，劳模从政是改革开放前的一种潮流，尤其“文革”期间，很多人从劳动模范而走上仕途，甚至走进中南海，但大多昙花一现，而张百发和李瑞环则一直闪耀到了最后。
她说：“张百发看着像是‘大老粗’，但对‘建口’非常熟悉，建口的人对他都很佩服，也很买账。他有历史的机遇，也足够努力，足够聪明，还有生动有趣的独特风格和魅力，人缘好。上面多大的官他都不怕，该怎么说就怎么说;对下面的群众不打官腔，群众基础扎实，这种能力很少有。”
1981年，张百发和李瑞环又几乎同时职务发生变动，张百发当选北京市副市长，李瑞环当选天津市副市长。
张百发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幅巨大的北京市地图，还有一张他1954年在人民大会堂和周恩来握手的老照片，此外别无装饰。
有时他因为工作忙缺课，事后也要听录音补上。功课并不容易跟上，有一次下课铃要响了他还没有答完题，急得满头大汗，下了考场一出门就吃了三根冰棍。
当时，北京市建设部门分规委、建委、管委三块，由张百发统管。张百发一到任，就让时任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主任赵知敬在家里装了电话。赵知敬明白，这是要他全天候待命。
赵知敬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张百发很尊重专业人士。1992年张百发领导编制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一改过去先由各部门搜集资料再统一编制的做法，采取了开放式编制，发动各主管部门先作规划，70多个报告汇集到规划办后再作综合。一开始，很多人不理解这种做法，但结果很好，规划有广度和深度，获得了国务院的高度评价：“符合党的十四大精神和北京市的具体情况，对首都今后的建设和发展具有指导作用。”此后的市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和郊区规划工作，也同样得到了张百发的支持。
80年代初的一天，陶斯亮的一个朋友约请张百发吃饭，她也去了，第一次见到了张百发。在她眼里，张百发就像一位很接地气的北京“大叔”，大大咧咧地说着一口北京土话，特别不拿自己当客人，没多少客套话，很快就能和人拉近关系。
陶斯亮说，大家对张百发也格外包容。时任北京市市长开会喜欢超时，让大家在中午饿肚子，几次后，张百发有了意见：“行了行了，到时间了，肚子饿了，快散会。”
一次，张百发出席一个剪彩活动，主办方久等不至，结果发现他坐在车里靠着车窗睡着了。车门一拉开，他就摔在了地上。他也不生气，起身拍一拍土就去参加活动了。
那时，北京城建口每年春节都举行团拜会，从新星新秀音乐会上出道的中央歌舞团主持人阚丽君是“御用主持人”。一次，她在台上叫了一声“百发大叔”，台下掌声笑声一片。
阚丽君说，“百发大叔”与其他官员非常不同。他文凭不高，但善于用简单的方法解决复杂的问题，在“社会大学”堪称教授。“他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门学问掌握得太好了。”
1988年，北京市政府换届选举。在北京市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张百发面对着800多位代表说：“我今年53岁，岁数不算小，精神很好，身体更好。我从事城市建设37年了，对这工作有一定感情。特别是1990年第十一届亚运会的建设工程一定要完成。因此，说心里话，我还想当一届副市长。也希望大家选我。”话音刚落，掌声雷动。
80年代末，全国50多个市长联名给国务院写倡议信，建议成立中国市长协会，张百发也是发起人之一。
发达国家的市长协会已有上百年的历史，但中国成立市长协会究竟要干什么当時并不清楚，因此很长时间未获批复。直到1991年8月，时任建设部部长侯捷上任后，中国市长协会经国务院批准正式成立。张百发担任副会长，万里担任名誉会长。协会成立前夕，时任统战部六局副局长陶斯亮放弃公务员身份和副局级待遇，到协会任副秘书长。从此，她和张百发的接触日益密切，成为了朋友。
张百发就任北京市副市长时，正是北京市城市建设全面起步的阶段。尤其是亚运会申办成功后，北京城市基本建设大上马。亚运工程、机场高速公路、80多座立交桥、二环、三环、四环等都是张百发的手笔。工作量大，矛盾多，当时他的一句话“市长不是人当的，不是人还真当不了市长”广为流传。
其间，因为多方面的原因，一些重要的基建工程停工。此时距离将于1990年9月开幕的第十一届亚运会，只剩一年时间了。
亚奥理事会询问中国政府，亚运会能否如期在北京召开。中央对此事极为重视，开会讨论后认为，这是中国第一次承办综合性大型国际体育活动，是中国对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必须如期在北京举行。为此，中央领导明确要求时任北京市市长焦若愚和副市长张百发，北京市不能出任何岔子，所有亚运会的场馆和配套工程必须如期完工。
《北京晚报》记者毛序国当年跟着张百发去动员工人重回岗位，张百发带着车队，载着牛奶、面包和用于发工资的现金，到自己家乡河北香河用大喇叭亲自喊话：“乡亲们，希望大家跟着车队回北京，建好亚运工程！”他还向老乡们保证，停工期间的工资照发。
第一天，光是大喇叭上的一号电池就换了四次，但是很奏效。60多辆公交车载满了农民工返回北京。
张百发立下了著名的军令状：如果亚运会因场馆工程误期，就从北京最高的京广大厦跳下去！回到指挥部，他对7个副总指挥说，我告诉你们，要跳楼你们7个先跳，你们跳完了我才跳呢。
2019 年春节期间，阚丽君（右）与朱建民（北京市网球运动协会会长）看望张百发（中）。图/受访者提供
在场的香港媒体第二天就把张百发的话报道了出去，张百发因此得名“跳楼市长”。
1990年4月上任的北京军区司令员王成斌就是在这时结识了张百发。在任职谈话中，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杨尚昆告诉他，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配合北京市做好亚运会安保工作。“这件事是今年最大的活动，不要出娄子。”
时值夏日，王成斌时常来往于西郊八大处的北京军区与城中正义路的北京市委市政府之间，就北京军区展开亚运会外围安保任务的问题与北京市进行协调。
王成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自己曾和各级地方领导打过交道，最让他欣赏的就是兼任亚运会组委会常务副主任的张百发。也许因为他们经历相似，都是从基层摸爬滚打一级一级上来的。王成斌觉得张百发很有些早年间老一辈工农干部的遗风，头脑反应迅速，又不失热情质朴，眼里看得见人民群众的利益。 王成斌记得，那时电视机在北京城已非常普及，这位频频露面、形象亲民的“平民市长”人气之旺不亚于后来的明星大腕，走到哪儿都会被北京市民认出，周围一片“张副市长”“百发市长”“百发”“张爷爷”的喊声。
好几次王成斌和张百发一起巡视军地联合项目，都碰上一些市民直接挤开警戒人员、挤近张百发身边要反映情况。如果不是行程特别紧张，王成斌会阻止部队保卫人员的拦挡，静观张百发如何现场处理。对市民反映的楼房顶层漏雨、排水管道不畅、饮食行业扰民之类的问题，张百发有的当场答复，有的交待下面去办，但都是热情对待，从不搪塞打发。之后，他会向王成斌表示“耽误事了”的歉意。
1990年9月22日下午，第十一届亚运会圣火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如期点燃。
为了筹集建设资金，张百发想了很多点子。
前门七条地下通道的建设需要3000万元，张百发出主意找天安门管委会。“你们收人家登城楼儿的钱，几年来有2000多万，就是要用于天安门地区的建设，都拿出来！”一番“讨价还价”后，天安门管委会出了2000万，可以修五条地下通道，剩下两条的钱由北京市政府出。
1996年，北京西站竣工，张百发请万里参观。万伯翱说，万里一般鲜少露面，只有张百发和李瑞环能请动。不久后，万里听说北京西站有多处漏水现象，不大高兴，问张百发：“怎么搞的？咱们当初建人民大会堂，到现在连插销都没坏过一个。”张百發说：“哎呀万老，当时我们怎么干活儿的，那么认真，现在找不到这样的人了。”
张百发主张学习国外先进经验，百分之百地施行工程监理，有钱的自己找监理，没钱的政府免费提供监理。
赵知敬说，京官难当，北京部级干部、将军元帅云集，很多事难办。规划一半是自然科学，一半是社会科学，有原则性有灵活性，怎么处理这些问题，张百发很有一套。
北京旧城改造期间，有几个将军和副部长的四合院不配合拆除，张百发直接请律师打官司，解决了问题。
赵知敬说，在改革开放高潮时，他能有机会与张百发共事，并肩完成了一些事业，很欣慰很荣幸。
1997年9月，62岁的张百发退休。
在市委市政府召开的千人欢送会上，张百发与大家约法三章：不添乱、不乱窜、不讨厌，坚决退下去，但大家万一有事需要，热烈欢迎，随叫随到。
刚退休时，张百发有过几天不适应，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以往习惯早晨7：30就进办公室批阅文件，早晨起来能干好些事，可退下来后觉得早晨的时光空落落的，难受了那么几天，很快发现早晨起来体育锻炼是项好活动，生活充实了，心态很快就调整过来了。
他每天晚上七八点钟开始看报纸，看到十一二点多睡觉，早上6点多起来，开始练书法。他经常去打网球，曾是北京网球协会的主席，也喜欢打高尔夫，闲时就约朋友一起打，有时还参加比赛。他说：“心态要平衡，要学会满足。”
他是京剧票友，退休后没事就自己哼上两嗓子。他发起组织了“振兴戏曲基金会”，为戏曲事业的振兴东奔西走，在京剧圈内威望很高。
中国市长协会的活动他几乎逢会必到。他专讲大实话，大家都爱听，每次都要他讲几句。
一次在敦煌，游客见到他都拥上来合影，他来者不拒，因为自己不用手机，还当众报出自己秘书的电话号码，叫大家来北京时联系他，他请吃烤鸭。
2002年夏，陶斯亮拉张百发去甘肃东乡扶贫助学。与县教育局通电话时，对方兴奋地说：“张百发？不就是那个要跳楼的北京市副市长吗？！”
在甘肃，他们乘坐的是一辆老掉牙的考斯特，开起来咣当乱响，开不多久水箱就沸腾了，得加凉水，或等它自动冷却。黄土高原荒凉又壮观，深沟大壑将坝子切割得像碎裂的大地，路两边是万丈深渊。一位香港捐助者吓出一身冷汗，张百发却睡得呼呼的，一觉醒来不是唱京戏就是唱平剧、曲剧、梆子，自得其乐，也不管别人爱不爱听。
东乡是国家特级贫困县。当时国家还没有实行学费减免，东乡有大量孩子辍学，特别是女童普遍上不了学。张百发深受触动，当场宣布捐15万给东乡做助学基金，这笔款由他向北辰集团筹措。这次“手拉手扶贫助学活动”个人资助的孩子有30个，张百发一人包了4个，并一次性付清了五年的学费。他还自掏腰包，给这30个孩子每人100元。
陶斯亮说，张百发有着同情普罗大众的赤子之心，越是贫穷的地区越能让他震撼，并全力相助，说到做到。
陶斯亮很怀念这位让她每次一想起“嘴角都免不了泛起微笑”的风格独特的老友，觉得他终其一生都像当年那个“青年突击队长”，与百姓特别是跟北京市民有着天然的默契。“彼此沟通，几句老北京话就搞掂了。”
“我觉得可能有好几千、近万人。他为老百姓做了很多事儿，人们称呼他为‘平民市长’太对了。”认识张百发38年的阚丽君说。
五人一排鞠躬时，排在她前面的一个50多岁的中年男人突然跪地，连磕了三个头，口里说着：“是你给我指引了道路，我才有了今天！”
四年前的7月，张百发也是这样突然跪在了设在北京305医院的万里灵堂前。万里的长子万伯翱想把他扶起来，他拒不起身，连磕了三个头。他说，自己必须给老首长行弟子之礼。
在万伯翱看来，张百发可以说继承了万里的衣钵。两人都是搞城市建设出身，也都担任过北京市副市长。不同的是，张百发的仕途没能更上一层。
他说，要说自己没有一点儿想法也不是实话，但一想到自己是党一手培养起来的，自己肚子里有多少水、能吃几碗干饭自己心里要有数，应该很幸福很知足了，也就想通了。“再说我细细地想了想，就我这脾气秉性，不能当大官，也当不了大官。”
“哼哈二将”
上世纪50年代，陶斯亮是北京的一名中学生。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那个崇拜劳模和英雄的年代，张百发在人们眼里就是一个明星。
1954年4月，农村出身的北京建筑工人张百发带领11名年轻的钢筋绑扎工成立了“张百发青年突击队”，转战北京各大工地。其中，1958年10月正式动工的人民大会堂工程是向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献礼的“十大建筑”之首，张百发率领这支青年突击队，用9个昼夜完成了一个半月的工作量。
在“一五”计划期间，“张百发青年突击队”已享誉全国。1959年10月26日，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全国群英会代表，张百发是代表之一。著名画家蒋兆和为他画像，北京市委负责文教的书记邓拓题诗：“百尺竿头多面手，人民英雄张百发。”
万里1952年起开始主管全国建设，1958年起长期担任主管城市建设的北京市副市长，是“十大建筑”工程副总指挥（周恩来任总指挥），张百发、李瑞环是他最得力的“哼哈二将”。
张百发和李瑞环之间像是有一种奇妙的缘分。两人同年出生，同来自天津宝坻县，都在16岁进北京市第三建筑公司当学徒工，同为青年突击队长。从一开始的“学百发、赶百发”，两个青年突击队长你追我趕，相互比武，在人民大会堂的工地上，张百发攻克了钢架跨越的难关，李瑞环解决了“放大样”的技术问题。两人在同一天从队长被提拔为党委副书记，而且是到对方公司交叉任职。
“他同我一样，未念过书，但他学习比我好。他总结、讲话都胜人一筹，谁不服气不行。”张百发说。
那时，李瑞环白天加班，晚上骑车去北京业余建工学院上课。张百发说，别人拿李瑞环业余学习当着缺点来提，他硬是坚持下来了，而自己直到80年代才拿下中国人民大学函授学院的文凭。“万里当时批评我学习不如李瑞环，我服气。”
张百发的能吃亏也给李瑞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年后，李瑞环说，劳模是什么概念？那时候的劳模简单说就是“多干”和“吃亏”。“我至今还记得张百发同志当时作报告讲的一句话，叫‘学吃亏，会吃亏，经常吃亏不皱眉’。”
“文革”开始后，万里被打成“走资派”。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批斗万里的万人大会，张百发、李瑞环、时传祥三位劳模都在台上当陪斗。
1971年的一天，张百发和李瑞环等去看万里。当时万里因在“旧北京市委”里“陷得不深”而被定为“敌我矛盾，内部处理”，还在“过渡”和“试用”，没有重返原来的领导岗位。这是万伯翱第一次见到张百发，记得他个子高，很壮实，不停地抽着烟卷儿，还领着其他一些老工人。万伯翱说，那时还很少有人敢来家里探望，张百发和李瑞环是最早的。
万里常留张百发和李瑞环在家吃饭。改革开放后，他的书房曾经挂着一张合影，左边是张百发，右边是李瑞环。
万伯翱曾听万里评价张百发，工作热情高，能吃苦耐劳，劳动中有创造性;而李瑞环文化水平更高，学习更刻苦，领悟更快。万里常送书给张百发，赠言他：“百发同志，建设我们的国家和社会主义，不要光有冲天干劲，还必须有文化。”
万伯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张百发的很多风格与万里十分相似。他们都对老百姓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感情，做事雷厉风行，不推诿，不拖泥带水。
陶斯亮说，劳模从政是改革开放前的一种潮流，尤其“文革”期间，很多人从劳动模范而走上仕途，甚至走进中南海，但大多昙花一现，而张百发和李瑞环则一直闪耀到了最后。
她说：“张百发看着像是‘大老粗’，但对‘建口’非常熟悉，建口的人对他都很佩服，也很买账。他有历史的机遇，也足够努力，足够聪明，还有生动有趣的独特风格和魅力，人缘好。上面多大的官他都不怕，该怎么说就怎么说;对下面的群众不打官腔，群众基础扎实，这种能力很少有。”
“社会大学教授”
1981年，张百发和李瑞环又几乎同时职务发生变动，张百发当选北京市副市长，李瑞环当选天津市副市长。
张百发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幅巨大的北京市地图，还有一张他1954年在人民大会堂和周恩来握手的老照片，此外别无装饰。
每周三下午，他可以不参加任何会议，也不用请假，因为他要去中国人民大学函授学院基本建设经济专业学习。“没想到，这辈子，临到49岁，竟上了大学。”
“张百发看着像是‘大老粗’，但对‘建口’非常熟悉，建口的人对他都很佩服，也很买账。他有历史的机遇，也足够努力，足够聪明，还有生动有趣的独特风格和魅力，人缘好。上面多大的官他都不怕，该怎么说就怎么说;对下面的群众不打官腔，群众基础扎实，这种能力很少有。”
有时他因为工作忙缺课，事后也要听录音补上。功课并不容易跟上，有一次下课铃要响了他还没有答完题，急得满头大汗，下了考场一出门就吃了三根冰棍。
当时，北京市建设部门分规委、建委、管委三块，由张百发统管。张百发一到任，就让时任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主任赵知敬在家里装了电话。赵知敬明白，这是要他全天候待命。
赵知敬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张百发很尊重专业人士。1992年张百发领导编制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一改过去先由各部门搜集资料再统一编制的做法，采取了开放式编制，发动各主管部门先作规划，70多个报告汇集到规划办后再作综合。一开始，很多人不理解这种做法，但结果很好，规划有广度和深度，获得了国务院的高度评价：“符合党的十四大精神和北京市的具体情况，对首都今后的建设和发展具有指导作用。”此后的市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和郊区规划工作，也同样得到了张百发的支持。
80年代初的一天，陶斯亮的一个朋友约请张百发吃饭，她也去了，第一次见到了张百发。在她眼里，张百发就像一位很接地气的北京“大叔”，大大咧咧地说着一口北京土话，特别不拿自己当客人，没多少客套话，很快就能和人拉近关系。
陶斯亮说，大家对张百发也格外包容。时任北京市市长开会喜欢超时，让大家在中午饿肚子，几次后，张百发有了意见：“行了行了，到时间了，肚子饿了，快散会。”
一次，张百发出席一个剪彩活动，主办方久等不至，结果发现他坐在车里靠着车窗睡着了。车门一拉开，他就摔在了地上。他也不生气，起身拍一拍土就去参加活动了。
那时，北京城建口每年春节都举行团拜会，从新星新秀音乐会上出道的中央歌舞团主持人阚丽君是“御用主持人”。一次，她在台上叫了一声“百发大叔”，台下掌声笑声一片。
阚丽君说，“百发大叔”与其他官员非常不同。他文凭不高，但善于用简单的方法解决复杂的问题，在“社会大学”堪称教授。“他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门学问掌握得太好了。”
1988年，北京市政府换届选举。在北京市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张百发面对着800多位代表说：“我今年53岁，岁数不算小，精神很好，身体更好。我从事城市建设37年了，对这工作有一定感情。特别是1990年第十一届亚运会的建设工程一定要完成。因此，说心里话，我还想当一届副市长。也希望大家选我。”话音刚落，掌声雷动。
80年代末，全国50多个市长联名给国务院写倡议信，建议成立中国市长协会，张百发也是发起人之一。
发达国家的市长协会已有上百年的历史，但中国成立市长协会究竟要干什么当時并不清楚，因此很长时间未获批复。直到1991年8月，时任建设部部长侯捷上任后，中国市长协会经国务院批准正式成立。张百发担任副会长，万里担任名誉会长。协会成立前夕，时任统战部六局副局长陶斯亮放弃公务员身份和副局级待遇，到协会任副秘书长。从此，她和张百发的接触日益密切，成为了朋友。
“跳楼市长”
张百发就任北京市副市长时，正是北京市城市建设全面起步的阶段。尤其是亚运会申办成功后，北京城市基本建设大上马。亚运工程、机场高速公路、80多座立交桥、二环、三环、四环等都是张百发的手笔。工作量大，矛盾多，当时他的一句话“市长不是人当的，不是人还真当不了市长”广为流传。
其间，因为多方面的原因，一些重要的基建工程停工。此时距离将于1990年9月开幕的第十一届亚运会，只剩一年时间了。
亚奥理事会询问中国政府，亚运会能否如期在北京召开。中央对此事极为重视，开会讨论后认为，这是中国第一次承办综合性大型国际体育活动，是中国对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必须如期在北京举行。为此，中央领导明确要求时任北京市市长焦若愚和副市长张百发，北京市不能出任何岔子，所有亚运会的场馆和配套工程必须如期完工。
《北京晚报》记者毛序国当年跟着张百发去动员工人重回岗位，张百发带着车队，载着牛奶、面包和用于发工资的现金，到自己家乡河北香河用大喇叭亲自喊话：“乡亲们，希望大家跟着车队回北京，建好亚运工程！”他还向老乡们保证，停工期间的工资照发。
第一天，光是大喇叭上的一号电池就换了四次，但是很奏效。60多辆公交车载满了农民工返回北京。
张百发立下了著名的军令状：如果亚运会因场馆工程误期，就从北京最高的京广大厦跳下去！回到指挥部，他对7个副总指挥说，我告诉你们，要跳楼你们7个先跳，你们跳完了我才跳呢。
在场的香港媒体第二天就把张百发的话报道了出去，张百发因此得名“跳楼市长”。
1990年4月上任的北京军区司令员王成斌就是在这时结识了张百发。在任职谈话中，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杨尚昆告诉他，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配合北京市做好亚运会安保工作。“这件事是今年最大的活动，不要出娄子。”
时值夏日，王成斌时常来往于西郊八大处的北京军区与城中正义路的北京市委市政府之间，就北京军区展开亚运会外围安保任务的问题与北京市进行协调。
王成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自己曾和各级地方领导打过交道，最让他欣赏的就是兼任亚运会组委会常务副主任的张百发。也许因为他们经历相似，都是从基层摸爬滚打一级一级上来的。王成斌觉得张百发很有些早年间老一辈工农干部的遗风，头脑反应迅速，又不失热情质朴，眼里看得见人民群众的利益。 王成斌记得，那时电视机在北京城已非常普及，这位频频露面、形象亲民的“平民市长”人气之旺不亚于后来的明星大腕，走到哪儿都会被北京市民认出，周围一片“张副市长”“百发市长”“百发”“张爷爷”的喊声。
好几次王成斌和张百发一起巡视军地联合项目，都碰上一些市民直接挤开警戒人员、挤近张百发身边要反映情况。如果不是行程特别紧张，王成斌会阻止部队保卫人员的拦挡，静观张百发如何现场处理。对市民反映的楼房顶层漏雨、排水管道不畅、饮食行业扰民之类的问题，张百发有的当场答复，有的交待下面去办，但都是热情对待，从不搪塞打发。之后，他会向王成斌表示“耽误事了”的歉意。
1990年9月22日下午，第十一届亚运会圣火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如期点燃。
为了筹集建设资金，张百发想了很多点子。
前门七条地下通道的建设需要3000万元，张百发出主意找天安门管委会。“你们收人家登城楼儿的钱，几年来有2000多万，就是要用于天安门地区的建设，都拿出来！”一番“讨价还价”后，天安门管委会出了2000万，可以修五条地下通道，剩下两条的钱由北京市政府出。
1996年，北京西站竣工，张百发请万里参观。万伯翱说，万里一般鲜少露面，只有张百发和李瑞环能请动。不久后，万里听说北京西站有多处漏水现象，不大高兴，问张百发：“怎么搞的？咱们当初建人民大会堂，到现在连插销都没坏过一个。”张百發说：“哎呀万老，当时我们怎么干活儿的，那么认真，现在找不到这样的人了。”
张百发主张学习国外先进经验，百分之百地施行工程监理，有钱的自己找监理，没钱的政府免费提供监理。
赵知敬说，京官难当，北京部级干部、将军元帅云集，很多事难办。规划一半是自然科学，一半是社会科学，有原则性有灵活性，怎么处理这些问题，张百发很有一套。
北京旧城改造期间，有几个将军和副部长的四合院不配合拆除，张百发直接请律师打官司，解决了问题。
赵知敬说，在改革开放高潮时，他能有机会与张百发共事，并肩完成了一些事业，很欣慰很荣幸。
永远的“青年突击队长”
1997年9月，62岁的张百发退休。
在市委市政府召开的千人欢送会上，张百发与大家约法三章：不添乱、不乱窜、不讨厌，坚决退下去，但大家万一有事需要，热烈欢迎，随叫随到。
刚退休时，张百发有过几天不适应，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以往习惯早晨7：30就进办公室批阅文件，早晨起来能干好些事，可退下来后觉得早晨的时光空落落的，难受了那么几天，很快发现早晨起来体育锻炼是项好活动，生活充实了，心态很快就调整过来了。
他每天晚上七八点钟开始看报纸，看到十一二点多睡觉，早上6点多起来，开始练书法。他经常去打网球，曾是北京网球协会的主席，也喜欢打高尔夫，闲时就约朋友一起打，有时还参加比赛。他说：“心态要平衡，要学会满足。”
他是京剧票友，退休后没事就自己哼上两嗓子。他发起组织了“振兴戏曲基金会”，为戏曲事业的振兴东奔西走，在京剧圈内威望很高。
中国市长协会的活动他几乎逢会必到。他专讲大实话，大家都爱听，每次都要他讲几句。
一次在敦煌，游客见到他都拥上来合影，他来者不拒，因为自己不用手机，还当众报出自己秘书的电话号码，叫大家来北京时联系他，他请吃烤鸭。
2002年夏，陶斯亮拉张百发去甘肃东乡扶贫助学。与县教育局通电话时，对方兴奋地说：“张百发？不就是那个要跳楼的北京市副市长吗？！”
在甘肃，他们乘坐的是一辆老掉牙的考斯特，开起来咣当乱响，开不多久水箱就沸腾了，得加凉水，或等它自动冷却。黄土高原荒凉又壮观，深沟大壑将坝子切割得像碎裂的大地，路两边是万丈深渊。一位香港捐助者吓出一身冷汗，张百发却睡得呼呼的，一觉醒来不是唱京戏就是唱平剧、曲剧、梆子，自得其乐，也不管别人爱不爱听。
东乡是国家特级贫困县。当时国家还没有实行学费减免，东乡有大量孩子辍学，特别是女童普遍上不了学。张百发深受触动，当场宣布捐15万给东乡做助学基金，这笔款由他向北辰集团筹措。这次“手拉手扶贫助学活动”个人资助的孩子有30个，张百发一人包了4个，并一次性付清了五年的学费。他还自掏腰包，给这30个孩子每人100元。
陶斯亮说，张百发有着同情普罗大众的赤子之心，越是贫穷的地区越能让他震撼，并全力相助，说到做到。
陶斯亮很怀念这位让她每次一想起“嘴角都免不了泛起微笑”的风格独特的老友，觉得他终其一生都像当年那个“青年突击队长”，与百姓特别是跟北京市民有着天然的默契。“彼此沟通，几句老北京话就搞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