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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明朝创建之后，百废待兴，急需大量人才。元末的动乱使学校遭到了战火摧残，故此，明朝建国初便开始了兴办学校之举。洪武时期的学校教育发展状况尤以为盛，主要有中央“高等教育”的国学，和以地方为主的“基础教育”府、道、县儒学。与此同时，也看重西部边陲地区的学校教育。洪武时期学校教育的兴盛在明初政权的巩固、社会风气的扭转、边疆地区的稳定安康、科举制度的有力发展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也由于明洪武时期推行的一系列学校教育举措，其出发点是以巩固封建政权为目的的，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封建气息，钳制了人们的思想，具有历史局限性。
[关键词]明洪武时期;学校教育;教育制度
[中图分类号]K24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9）01-0045-06
明王朝自建立之前经历了20多年的战乱，终于一统天下，建立大明王朝。但摆在统治者面前最紧迫的一个问题，便是如何治理好这个国家，如何巩固其统治。正所谓创造事业容易，而守住事业艰难。朱元璋也深知“天下可以马上得之，但不可马上治之”的道理。基于政权初建、政治不稳固等诸多因素，也为了培养为帝国服务的人才，明王朝采取发展学校教育的一系列举措。其中尤以各级学校教育发展兴盛，在各方面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一、明初学校教育发展背景
（一）稳固的政局
明朝初建，朱元璋为了政权的稳固，一方面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另一方面则思考着如何使自己亲手创建的王朝传至千秋万代，于是便萌发了笼络人才、为新帝国注入新鲜血液的想法。遂下诏书曰：“天下甫定，朕愿与诸师讲明治道，有能辅朕济民者，有礼司遣。”{1}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朱元璋多次下达诏书，以求得天下能人志士、德才兼备之人，好为自己的政权服务。同时令人兴奋的一点是，明初，朱元璋在招揽人才的时候，从来都是一视同仁，从不问人才的身世以及家庭、门第如何，只注重一点，那便是此人有没有真才实学。于是便书：“凡隐居山林，或屈在下僚者，只要德行可嘉，皆可招纳，甚至中外大小臣工皆得推举，下至仓、库、司、局诸杂流，亦令举文学才之士。其被荐而至者，又令轉荐。以故山林岩穴，草莽穷居，无不获自达于上，由布衣而登大僚者不可胜数。”{2}由此可以看出朱元璋在网罗人才方面是怎样的不拘小节，是如何的礼遇儒才。同时，也向世人打开了求贤之门。
（二）儒生对于统治者自身的影响
由于朱元璋自身对于文化的欠缺，加之其在元末红巾军的不断战乱中也认识到了儒士对于建设国家的重要性。早在他平定天下时，就曾广招天下的有才之士，到自己的军中为他出谋划策、解答疑问，以备能在战争时及时解答。如最早对朱元璋战局产生影响的儒士范祖平、叶仪、宋濂等。在攻打金陵时，他便时常与儒士陶安商议军国大事，并能以礼相待。由此足以见得朱元璋对知识的渴求、对统治人才的珍惜，体现出其尊儒的思想。
（三）学校是思想传播的主要途径
虽然政局得到了统一，但眼下最紧迫的任务之一便是人民思想的统一与政局的稳固。故此，教化民众成为发展学校教育的一个主要原因与目的之一。要想使民众臣服于封建王朝的统治之下，必须要对他们进行思想观念方面的教育，以得到其思想上的赞同。朱元璋在建国之初便如是说：“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3}便是想通过学校这个阵营来教育民众的思想，从而向他们灌输王朝的统治理念。
（四）元末以来学校教育发展滞后
因为元末战乱的局面，造成了当时学校的极大破坏。另外，由于元末政局混乱，统治者一度对学校教育的消极面对。再加之起义军四起，对地方的破坏，使学校教育发展缓慢。如“自红巾军妖寇倡乱之后，南北郡县多陷落，故大明后而取之”。{4}以此可见，当时起义军对于学校的破坏是何等惨烈。故此，学校已不能发挥培养人才、教化人民之所需。朱元璋在起义战争的洗礼下，总结前朝灭亡的教训，在洪武二年（1369）便下令：“学校之教，至元其弊矣。上下之间，波颓风靡，学校虽设，名存实亡。兵变以来，人习战争，惟知干戈，其误俎豆。”{5}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发展教育之举是鉴于战乱之后对学校教育的破坏，虽然说当时有一些学校，但是已经是有名无实了，自从战乱以来，人民在打打杀杀的环境下，只知道互相争斗，却不知道如何学习做人之礼，实在是有误国事。另外，也是为了人民之稳定安康。故此，在太祖皇帝的种种诏令之下，便展开了大力发展学校教育的宏伟之举，全国展开了自上而下兴办学校教育之举，形成不可阻挡的发展之势。
二、洪武时期学校教育发展状况
（一）中央国学发展状况
1.国子学发展状况及学生情况
明初洪武时期的国学亦称国子学或国子监，是明初的“高等教育”，可以称之为当时的中央大学。其实，明初的国子学早在元末战争之时，就已经有了萌芽的状态。故此，有书“朱元璋即吴王位后第二年（1365）九月，便建立了国子学” 。{6}而在此之后更是给予了极大关注。在其称帝之后，为了满足政权的需要和官僚体系的及时补充，洪武元年（1368），“令品官子弟及民俊秀通文义者，并充（国子学）学生……天下既定，诏择府、州、县学诸生入国子学” 。{7}由此可见，当时对于国子学的大力支持是如此的给力。
最初的国子学是由应天府改建而成的，后来又为了增加学生进行了扩建。“便于洪武十四年（1381）四月，下令将国子学改建于南京鸡鸣山下。次年又将国子学命名为国子监。”{8}学生的来源主要有来自官员间的官生、民间子弟的民生，还有军士子弟的军生。官生也就是一品至七品的官员的子弟，士官子弟以及边疆官吏的子弟亦能入学。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曾下令：“谕诸酋长凡有子弟，皆令国学受学。”{9}此外，则就是普通民众家庭的学生了，也可以称之为民生，这些生员主要由岁贡生、援例生组成。岁贡可以理解为国家为了补充国子学生源而硬性规定的人数，就是要全国各地的儒学，每年开学时要向国子监输送一定量的学生，以检验教学质量。如“洪武十五年（1382）六月，礼部奉令各道提刑按察司在各地儒学年二十以上，厚重端秀的学生中，选其有志向学并愿意入国学的人入监” 。{10}这样便扩大了生源，向平民子弟也敞开了入学的大门。此外，还招收少量的留学生以及举人，让他们也进入国子学学习，以彰显天朝恩威。 2.国子学的教职人员及教学内容
国子学的管理在其逐渐发展过程中不断趋于完善，同时也趋于规范化，洪武十五年（1382）正式走向正规化。其中有祭酒、司业、监丞核心的管理人员，有以博士、助教、学正、学录为主的教学人员，另有典簿、典籍、掌馔为主的后勤人员。他们各司其职，组成了更加严密的管理体系，以便于教学等各项工作的有序开展。但在后来的一段时间里又将管理人员做了调整，如“洪武十五年改为国子监，秩从四品，设祭酒一人，司业一人，监丞、典簿各一人，博士三人，助教十六人，典籍一人，学正、学录各三人，掌馔一人” 。{11}
国子学教授的课程内容也有了明确定格，主要还是《四书》《五经》。此外，还格外要求学习刘向的《说苑》，及其当时的律令等。同时，太祖所编之《御制大诰》也为学生之必修课。故有“所习自四子本经外，兼及刘向《说苑》及律令、书、数、御制大诰” 。{12}这就表明当时不仅看重对学生理论知识的培养，还要求学生要全方位发展，注重他们对于书法艺术、历史知识素养的培养。据史载：“凡经，以易，诗书，春秋，礼记人专一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兼习之。”{13}除了这些规定外，还要学生每天练习书法，并且要以王羲之、歐阳修等的字帖为模本。这些全面的教学内容，为统治阶级输送高品质的人才提供了强大保障。
3.国子监生的发展及培养
洪武时期还对国子监生的发展做了具体规定，关于监生的从政培养以及以后的出路，都有较为细致的规划。在监生从政方面主要创设了学生的实习制度，称其为历事制度。在监生学业达到一定要求后，便派遣他们到各大政府机关进行锻炼，从而培养他们的为官之道，以期将来胜任国家机构，更好地为封建统治服务。分别派遣学生到吏部、礼部、通政司等机关进行行政事项的实习，有的要学习几个月，长的会学习两三年之久，并且对人数也做了相应规定。另外，还会对他们进行一些实际工作能力的锻炼、生产能力的培养。如洪武二十七年（1394），“遣国子监生分行天下，督吏民修水利” 。{14}这样就能使其在工程监造中得到锻炼，同时也为国子学生进入仕途提供了磨练机会。于此同时，监生的出路主要有直接入官和去他地任教，用以充实官僚体系和促进当地教育的发展。因为国子监生已接受了国家的深度培养，接受了君王统治思想，因此，足以担负起治理一方政务和地方教育的重任。“洪武初，以北方丧乱之余，人鲜知学，遣国子生林伯云等三百六十人分教各郡。后乃推及他省，择其壮戚能文者为教谕等官。太祖虽间行科举，而监生荐举人才参用者居多，故其时布列中外者，太学生最盛。”{15}由此可以说，国子监生是当时国家政治体制建设的中坚力量。
此外，中央设立的学校还有宗学、武学等。宗学是为了培养接班人，专门为皇室子女及贵族子弟设立的学校;而武学是专门教授武官子弟而设立的，以培养武官人才。宗学和武学在当时刚刚设立，后朝才逐渐开始发展起来。故此，洪武时期的初设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石。
（二）地方学校教育的发展
1.府、州、县儒学发展概况
明初地方儒学教育的发展，其实早在1358年十二月攻克婺州时，就已经开始有所进展，那时就把婺州路改为宁越府，建立了郡学。1359年，命令当时的知府王宗显开办郡学，并且聘请当地儒士，教授民众学习礼教。朱元璋称帝之后，便开始大办郡学，洪武二年（1369），给中书省的谕令当中是这样说的：“京师虽有太学，而天下学校未兴，宜令郡县皆立学，延师儒，授生徒，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旧。”{16}在这之后，地方学校便开始发展起来。在当时对儒学的教官也有很严格的要求，并且有明确的规定，以提高儒学教育的教学质量。
儒学教官设立 “府，教授一人，训导四人。州，学正一人，训导三人。县，教谕一人，训导二人。教授、学正、教谕，掌教诲所属生员，训导佐之。凡生员 善、增广，府学四十人，州学三十人，县学生二十人，附学生无定数” 。{17}当时为了更好地发展教育，采取了增广生员的举措，并且没有限制人数，这样便扩大了生源的人数。同时对于儒学学生的管理也有相当严厉的要求，按照当时颁布的学规《卧碑》来规范学员的日常行为规范，所有人必须都得遵守执行。“凡学政遵卧碑”，{18}当中对于学生的行为、学业、待遇等都有较为详细的描述。
儒学学生的学习内容主要是“六艺”，规定“学员专治一经，以礼、乐、射、御、书、数，设科分教” 。{19}通过此种方法来培养学生的专门知识，以促进专门人才的发展。儒学学生的出路主要就是进入国子监学习，也就是所谓的岁贡法。这样儒学学生一方面有了一个很好的出路，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统治人才的及时补充。此外，有的儒生还可以考取功名、入仕途、做私塾等等。
2.社学的发展
社学也就是明初的小学教育，朱元璋清楚地知道光有中央教育和地方儒学还还远远不能满足统治阶级对于人才的需要，亦不能达到教育民众之目的。于是便极力促进社学的发展，用以扩大教育的领域。他下诏曰：“昔成周之世，家有塾，党有庠，故民不知学，是以教行而风俗美。今京师及郡县皆有学，而乡社之民未睹教化，有司其更置社学，延师儒以教民间子弟，导民善俗，称朕意焉。”{20}可见，朱元璋对于乡民教育的重视。于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准备，便于太祖洪武八年（1375）“诏有司立社学” 。{21}从此，便开始了在全国大办社学的举措，使乡村的学生普遍受到了教育。
社会学生来源主要为普通民众，教学内容有《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御制大诰》，经、史、历、算、律令等各类知识。{22}这些学生的出路则主要是升入儒学。此外，洪武时期还鼓励民间私学的发展，主要表现在私塾的出现和书院的发展兴盛。如洪武元年（1368）设立“洙泗、尼山二书院” 。{23}这些书院就为洪武时期多方面培养人才提供了基础阵地，也为人才的培养提供了坚强保障。
洪武时期在发展地方学校教育之时，也不忘西部边陲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洪武十七年（1384），有人曾经反对在少数民族地区兴建学校，朱元璋却认为边疆地区思想教育也要重视，也要对他们进行教化，以让他们臣服。故此便“置辽东都指挥使司儒学，设教授一员，训导四员。金、夏、海、盖四州儒学，学正各一员，训导各四员，教武官子弟” 。{24}另从一开始就让少数民族地区设立儒学，以发展地方教育。故此下诏书：“诏诸土司皆立儒学。”{25}可见，当时对于边疆地区教育很是关注，边疆的教育由此得到了长足发展。 三、学校教育对明朝社会的影响
（一）政治方面的影响
1.促进了政权的稳固
明初洪武时期发展教育的主要目的便是为了巩固政权，培养所需的大量人才，故此从一开始，教育的发展便是为政权服务的。那么，自然有了培养封建统治人才之功能。因此在其为国子学官所发的诏谕中就有明确的表现，朱元璋说：“治天下以人才为本，人才以教导为先。”{26}此话很明确地说明了兴办学校教育是用来教育和培养人才之深刻思想。
2.培养官僚人才的基地
从国子监生的历事制度可以看出，当时的种种学校教育着实是为培养人才，巩固其政权的统治。如在洪武二十七年（1394）八月，朱元璋便“遣国子监生及人材分诣天下郡县督吏民以修治水利” 。{27}此外，学校为人才的培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那便是国子监生可以直接任官，进入仕途。這便可以及时补充人才的不足。当时规定，只要经过历事的锻炼便可以进入政府机构为官。以至于洪武时期布衣平民之中直接任官的相当多，尤其是中央大学最多。“故其时布列中外者，太学生最盛。”{28}由此可见，当时的国子监及各类学校是明初人才培养的主要阵地，同时也为明初政权的巩固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为明朝政权的稳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社会风气方面的影响
明朝从建国初便开始兴建学校，其一方面是为培养统治人才，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教化人民，统一其思想。因此，教育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的风气影响很大。当时，人民刚从战争中喘息过来，对于新政权还不了解。乡村间只知道相互争斗，不知道相互很团结，以发展生产。固有诏曰：“天下大定，礼仪风俗不可不正。诸遭乱为人奴隶者复为民……毋以旧田为限。”{29}可见当时人们的风气还是急需改善。另外，元末学校的各种弊端显现，再加上刚刚一统天下，人民思想观念不一致。故朱元璋便要从思想上稳固政权。洪武八年（1375）称“致治在于善俗，善俗在于教化，教化行，虽闾阎可使为君子，教化废，虽中材或坠于小人” 。{30}由此可以看出，统治者把学校看成是教化的基地，用教化民众来达到国家之长治久安。另外，当时的课程设置方面，也足以体现对受教育者的教化，朱元璋当时依据的是儒家的学术来培养人才的，同时还用儒家的治平之术来教化生员。他曾有言：“《大学》一书，其要在于修身、身者教化之本也。人君修而人化之，好仁者耻于为不仁，好义者耻于为不义。如此则风俗岂有不美，国家岂有不兴？”{31}通过课程的设置，从而达到教化全社会的作用，从学生以致影响到基层的民众，最终达到思想的统一，以致促进了社会风气的好转。
（三）稳定边疆方面的影响
1.促进边疆地区教育及社会经济的发展
明洪武时期发展教育的举措不仅对政局的稳固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对边疆地区的稳定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有力地促进了边疆地区人民思想的进步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朱元璋从洪武十七年（1384）便开始在辽东设立学校，以教化当地民众，进行思想教育。在西北、西南也同样创设学校。如其在洪武十四年（1381）夏四月，“置岷州指挥使司儒学，设置教授一员，训导四员” ，{32}为西北地区的教育发展注入鲜活的生命力。由此可知，明太祖在当时文化教育比较落后的西北地区、边疆地区广泛设立学校，其主要目的在于促进当地人民思想的改观，使边疆的民众、官员将士都能够懂得君臣之道、家庭和顺，以及邻里之间怎样和睦、友好团结，少有争斗之事。同时，教育民众忠心不二地报效国家。
2.促进边疆地区的长治久安
另外，特别重要的是，国子监教育对于少数民族、边疆的首领子弟都给予特别的照顾，可以允许其入监学习。这样一来，就给了少数民族的士官、首领以丰厚的礼遇与恩荫，使他们感受到了国家对于少数民族的关怀。这在一定程度上极大地树立了国家之威望，并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和中央王朝之间的凝聚力、向心力，使边疆地区得到了长足的稳定，从而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
（四）文化教育方面的影响
1.促进了科举制度的发展
太祖自起事之时，便搜罗贤才，为自己的政权服务，以致建国初，便大举发展学校教育，以求人才之兴盛，国家之太平。故便于“吴元年设文武二科取士，使有司劝谕民间秀士及智勇之人，以时勉学，俟开举之岁，充贡京师” 。{33}况且科举是明初洪武时期选拔优秀人才，以补充其政权机构的主要方法，科举必须由学校而出，有史记载：“选举之法，大略有四：曰学校，曰科目，曰荐举，曰铨举。学校以教育之，科目以登进之，荐举以旁诏之，铨选以布列之，天下人才尽于是矣。明制，科目为盛，卿相皆由此出。学校则储才以应科目者也 。”{34}由此可以见得，学校是当时众多学子们进行科考、进入国家官僚体系的最佳准备之所，同时也是培养人才的基地。正因为有了科举考试，才让读书人有了动力。故此，学校教育促进了科举制度的发展，同时科举制度的发展又进一步带动了学校教育的兴衰。另外，学校教育的广泛发展也为科举制的进一步盛行、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2.促进了文化的传播
学校教育的发展、兴盛对于文化的传播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学校的兴盛促进了文化的传播。明初教育思想家兴盛，其中大思想家王守仁的弟子王艮，积极为阳明心学的发展、广泛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据史料记载，王艮为了使心学得以发展，以致发扬光大，曾言：“吾师倡明绝学，何风不广民。”遂即“还家，制小车北上，所过招耍之人，告以守仁之道，人聚观者千百” 。{35}他在此次讲学中向人们讲明了关于心学的道理，使人们的思想得以开阔。这次讲学论道在当时影响深远，使此后王守仁的学说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万家传颂。由此可见学校教育对文化传播的影响力。
（五）消极方面的影响
明初的学校教育对读书人思想的禁锢主要体现在教育制度之上。由于培养人才是为政权服务的。非常重视学生的修为以及思想教育，从而淡化了对于文化、技术方面的培养，导致了人们知识的单一性，从国家长远来看，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另一方面，由于明初对人们思想严格控制，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高度发达，从而使学校教育在内容方面受到了极大限制，可供学子学习的只是程朱理学，并且扩大到了后来的科举考试，造成人们思想单一、知识僵化的状态。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学校教育内容逐渐空洞、单调，也极大地控制了人们的思想。 当时的教学内容也影响了读书人的思想。由于后来科举的发展，科考内容的程式化，使一些为了升官发财而读书的人，逐渐抛弃了最初的《四书》《五经》不读，从而专心研读国家的科考制度和一些程式化的文章。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使学校教育偏离初衷，极大败坏了广大学子的学教之风。由此可知，禁锢思想之最大根源就在于当时的教育制度所在，同时，当时的教学内容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思想的大发展与进步人才的培养。
四、结语
综上所述，明初学校教育得到极大发展，并形成了一整套从中央到地方的教育体系，使中央国子监得到了积极的发展，同时也有所改进，独创了具有本朝特色的教育制度。其中，国子监生的历事制度为其首创，为监生获得从政经验搭建了很好的舞台。另外，对于地方教育更是极大地支持与关注，使平民家庭的子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很好的教育。虽然在边疆积极的发展教育是为了教化民众，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民族地区教育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促进了边疆地区民众素质的提高，为边疆地区的稳定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这些兴学立教之举，具有很强的社会影响力，各级学校教育为明初官僚机构培养了大量的人才，使明初政局实现了从武力、征伐统一天下，向以文化来兴国安天下的重大转型。此外，也很好地完成了朝廷官僚层面新老之间的交替，可以说为政局的稳定、国家的安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由于明初专制主义集权的兴盛，在一定层面也影响了学校教育的良好发展，政治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教育制度的发展，也使广大学子以及老师们思想禁锢，从而缺乏活力。故此，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注 释]
①张廷玉：《明史·太祖二》，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1页。
{2}张廷玉：《明史·选举三》，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712页。
{3}{8}{11}{13}{17}张廷玉：《明史·职官志》，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686页、第1790页、第1789页、第1789页、第1851页。
{4}张廷玉：《元史·顺帝七》，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925页。
{5}{7}{12}{15}{33}{34}张廷玉：《明史·选举志》，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686页、第1695页、第1677页、第1679页、第1695页、第1675页。
{6}{16}{18}{19}{20}{21}{29}张廷玉：《明史·太祖纪》，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790页、第1686页、第1686页、第1686页、第31页、第30页、第27页。
{9}《明太祖实录》卷150，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366页。
{10} 《明太祖实录》卷126，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512页。
{14}张廷玉：《明史·太祖三》，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51页。
{22}张慧芬、金忠明：《中国教育简史》，华东师范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341页。
{23}张廷玉：《明史·职官二》，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791页。
{24}《明太祖实录》卷167，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563页。
{25}张廷玉：《明史·职官四》，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852页。
{26}《明太祖实录》卷4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844页。
{27}《明太祖实录》卷2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277页。
{28}张廷玉：《明史·选举一》，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679页。
{30}《明太祖实录》卷98，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672页。
{31}《明太祖实录》卷20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333～2335页。
{32}《明太祖实录》卷16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492～2493页。
{35}张廷玉：《明史·儒林二》，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35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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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明洪武时期;学校教育;教育制度
[中图分类号]K24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9）01-0045-06
明王朝自建立之前经历了20多年的战乱，终于一统天下，建立大明王朝。但摆在统治者面前最紧迫的一个问题，便是如何治理好这个国家，如何巩固其统治。正所谓创造事业容易，而守住事业艰难。朱元璋也深知“天下可以马上得之，但不可马上治之”的道理。基于政权初建、政治不稳固等诸多因素，也为了培养为帝国服务的人才，明王朝采取发展学校教育的一系列举措。其中尤以各级学校教育发展兴盛，在各方面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一、明初学校教育发展背景
（一）稳固的政局
明朝初建，朱元璋为了政权的稳固，一方面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另一方面则思考着如何使自己亲手创建的王朝传至千秋万代，于是便萌发了笼络人才、为新帝国注入新鲜血液的想法。遂下诏书曰：“天下甫定，朕愿与诸师讲明治道，有能辅朕济民者，有礼司遣。”{1}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朱元璋多次下达诏书，以求得天下能人志士、德才兼备之人，好为自己的政权服务。同时令人兴奋的一点是，明初，朱元璋在招揽人才的时候，从来都是一视同仁，从不问人才的身世以及家庭、门第如何，只注重一点，那便是此人有没有真才实学。于是便书：“凡隐居山林，或屈在下僚者，只要德行可嘉，皆可招纳，甚至中外大小臣工皆得推举，下至仓、库、司、局诸杂流，亦令举文学才之士。其被荐而至者，又令轉荐。以故山林岩穴，草莽穷居，无不获自达于上，由布衣而登大僚者不可胜数。”{2}由此可以看出朱元璋在网罗人才方面是怎样的不拘小节，是如何的礼遇儒才。同时，也向世人打开了求贤之门。
（二）儒生对于统治者自身的影响
由于朱元璋自身对于文化的欠缺，加之其在元末红巾军的不断战乱中也认识到了儒士对于建设国家的重要性。早在他平定天下时，就曾广招天下的有才之士，到自己的军中为他出谋划策、解答疑问，以备能在战争时及时解答。如最早对朱元璋战局产生影响的儒士范祖平、叶仪、宋濂等。在攻打金陵时，他便时常与儒士陶安商议军国大事，并能以礼相待。由此足以见得朱元璋对知识的渴求、对统治人才的珍惜，体现出其尊儒的思想。
（三）学校是思想传播的主要途径
虽然政局得到了统一，但眼下最紧迫的任务之一便是人民思想的统一与政局的稳固。故此，教化民众成为发展学校教育的一个主要原因与目的之一。要想使民众臣服于封建王朝的统治之下，必须要对他们进行思想观念方面的教育，以得到其思想上的赞同。朱元璋在建国之初便如是说：“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3}便是想通过学校这个阵营来教育民众的思想，从而向他们灌输王朝的统治理念。
（四）元末以来学校教育发展滞后
因为元末战乱的局面，造成了当时学校的极大破坏。另外，由于元末政局混乱，统治者一度对学校教育的消极面对。再加之起义军四起，对地方的破坏，使学校教育发展缓慢。如“自红巾军妖寇倡乱之后，南北郡县多陷落，故大明后而取之”。{4}以此可见，当时起义军对于学校的破坏是何等惨烈。故此，学校已不能发挥培养人才、教化人民之所需。朱元璋在起义战争的洗礼下，总结前朝灭亡的教训，在洪武二年（1369）便下令：“学校之教，至元其弊矣。上下之间，波颓风靡，学校虽设，名存实亡。兵变以来，人习战争，惟知干戈，其误俎豆。”{5}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发展教育之举是鉴于战乱之后对学校教育的破坏，虽然说当时有一些学校，但是已经是有名无实了，自从战乱以来，人民在打打杀杀的环境下，只知道互相争斗，却不知道如何学习做人之礼，实在是有误国事。另外，也是为了人民之稳定安康。故此，在太祖皇帝的种种诏令之下，便展开了大力发展学校教育的宏伟之举，全国展开了自上而下兴办学校教育之举，形成不可阻挡的发展之势。
二、洪武时期学校教育发展状况
（一）中央国学发展状况
1.国子学发展状况及学生情况
明初洪武时期的国学亦称国子学或国子监，是明初的“高等教育”，可以称之为当时的中央大学。其实，明初的国子学早在元末战争之时，就已经有了萌芽的状态。故此，有书“朱元璋即吴王位后第二年（1365）九月，便建立了国子学” 。{6}而在此之后更是给予了极大关注。在其称帝之后，为了满足政权的需要和官僚体系的及时补充，洪武元年（1368），“令品官子弟及民俊秀通文义者，并充（国子学）学生……天下既定，诏择府、州、县学诸生入国子学” 。{7}由此可见，当时对于国子学的大力支持是如此的给力。
最初的国子学是由应天府改建而成的，后来又为了增加学生进行了扩建。“便于洪武十四年（1381）四月，下令将国子学改建于南京鸡鸣山下。次年又将国子学命名为国子监。”{8}学生的来源主要有来自官员间的官生、民间子弟的民生，还有军士子弟的军生。官生也就是一品至七品的官员的子弟，士官子弟以及边疆官吏的子弟亦能入学。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曾下令：“谕诸酋长凡有子弟，皆令国学受学。”{9}此外，则就是普通民众家庭的学生了，也可以称之为民生，这些生员主要由岁贡生、援例生组成。岁贡可以理解为国家为了补充国子学生源而硬性规定的人数，就是要全国各地的儒学，每年开学时要向国子监输送一定量的学生，以检验教学质量。如“洪武十五年（1382）六月，礼部奉令各道提刑按察司在各地儒学年二十以上，厚重端秀的学生中，选其有志向学并愿意入国学的人入监” 。{10}这样便扩大了生源，向平民子弟也敞开了入学的大门。此外，还招收少量的留学生以及举人，让他们也进入国子学学习，以彰显天朝恩威。 2.国子学的教职人员及教学内容
国子学的管理在其逐渐发展过程中不断趋于完善，同时也趋于规范化，洪武十五年（1382）正式走向正规化。其中有祭酒、司业、监丞核心的管理人员，有以博士、助教、学正、学录为主的教学人员，另有典簿、典籍、掌馔为主的后勤人员。他们各司其职，组成了更加严密的管理体系，以便于教学等各项工作的有序开展。但在后来的一段时间里又将管理人员做了调整，如“洪武十五年改为国子监，秩从四品，设祭酒一人，司业一人，监丞、典簿各一人，博士三人，助教十六人，典籍一人，学正、学录各三人，掌馔一人” 。{11}
国子学教授的课程内容也有了明确定格，主要还是《四书》《五经》。此外，还格外要求学习刘向的《说苑》，及其当时的律令等。同时，太祖所编之《御制大诰》也为学生之必修课。故有“所习自四子本经外，兼及刘向《说苑》及律令、书、数、御制大诰” 。{12}这就表明当时不仅看重对学生理论知识的培养，还要求学生要全方位发展，注重他们对于书法艺术、历史知识素养的培养。据史载：“凡经，以易，诗书，春秋，礼记人专一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兼习之。”{13}除了这些规定外，还要学生每天练习书法，并且要以王羲之、歐阳修等的字帖为模本。这些全面的教学内容，为统治阶级输送高品质的人才提供了强大保障。
3.国子监生的发展及培养
洪武时期还对国子监生的发展做了具体规定，关于监生的从政培养以及以后的出路，都有较为细致的规划。在监生从政方面主要创设了学生的实习制度，称其为历事制度。在监生学业达到一定要求后，便派遣他们到各大政府机关进行锻炼，从而培养他们的为官之道，以期将来胜任国家机构，更好地为封建统治服务。分别派遣学生到吏部、礼部、通政司等机关进行行政事项的实习，有的要学习几个月，长的会学习两三年之久，并且对人数也做了相应规定。另外，还会对他们进行一些实际工作能力的锻炼、生产能力的培养。如洪武二十七年（1394），“遣国子监生分行天下，督吏民修水利” 。{14}这样就能使其在工程监造中得到锻炼，同时也为国子学生进入仕途提供了磨练机会。于此同时，监生的出路主要有直接入官和去他地任教，用以充实官僚体系和促进当地教育的发展。因为国子监生已接受了国家的深度培养，接受了君王统治思想，因此，足以担负起治理一方政务和地方教育的重任。“洪武初，以北方丧乱之余，人鲜知学，遣国子生林伯云等三百六十人分教各郡。后乃推及他省，择其壮戚能文者为教谕等官。太祖虽间行科举，而监生荐举人才参用者居多，故其时布列中外者，太学生最盛。”{15}由此可以说，国子监生是当时国家政治体制建设的中坚力量。
此外，中央设立的学校还有宗学、武学等。宗学是为了培养接班人，专门为皇室子女及贵族子弟设立的学校;而武学是专门教授武官子弟而设立的，以培养武官人才。宗学和武学在当时刚刚设立，后朝才逐渐开始发展起来。故此，洪武时期的初设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石。
（二）地方学校教育的发展
1.府、州、县儒学发展概况
明初地方儒学教育的发展，其实早在1358年十二月攻克婺州时，就已经开始有所进展，那时就把婺州路改为宁越府，建立了郡学。1359年，命令当时的知府王宗显开办郡学，并且聘请当地儒士，教授民众学习礼教。朱元璋称帝之后，便开始大办郡学，洪武二年（1369），给中书省的谕令当中是这样说的：“京师虽有太学，而天下学校未兴，宜令郡县皆立学，延师儒，授生徒，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旧。”{16}在这之后，地方学校便开始发展起来。在当时对儒学的教官也有很严格的要求，并且有明确的规定，以提高儒学教育的教学质量。
儒学教官设立 “府，教授一人，训导四人。州，学正一人，训导三人。县，教谕一人，训导二人。教授、学正、教谕，掌教诲所属生员，训导佐之。凡生员 善、增广，府学四十人，州学三十人，县学生二十人，附学生无定数” 。{17}当时为了更好地发展教育，采取了增广生员的举措，并且没有限制人数，这样便扩大了生源的人数。同时对于儒学学生的管理也有相当严厉的要求，按照当时颁布的学规《卧碑》来规范学员的日常行为规范，所有人必须都得遵守执行。“凡学政遵卧碑”，{18}当中对于学生的行为、学业、待遇等都有较为详细的描述。
儒学学生的学习内容主要是“六艺”，规定“学员专治一经，以礼、乐、射、御、书、数，设科分教” 。{19}通过此种方法来培养学生的专门知识，以促进专门人才的发展。儒学学生的出路主要就是进入国子监学习，也就是所谓的岁贡法。这样儒学学生一方面有了一个很好的出路，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统治人才的及时补充。此外，有的儒生还可以考取功名、入仕途、做私塾等等。
2.社学的发展
社学也就是明初的小学教育，朱元璋清楚地知道光有中央教育和地方儒学还还远远不能满足统治阶级对于人才的需要，亦不能达到教育民众之目的。于是便极力促进社学的发展，用以扩大教育的领域。他下诏曰：“昔成周之世，家有塾，党有庠，故民不知学，是以教行而风俗美。今京师及郡县皆有学，而乡社之民未睹教化，有司其更置社学，延师儒以教民间子弟，导民善俗，称朕意焉。”{20}可见，朱元璋对于乡民教育的重视。于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准备，便于太祖洪武八年（1375）“诏有司立社学” 。{21}从此，便开始了在全国大办社学的举措，使乡村的学生普遍受到了教育。
社会学生来源主要为普通民众，教学内容有《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御制大诰》，经、史、历、算、律令等各类知识。{22}这些学生的出路则主要是升入儒学。此外，洪武时期还鼓励民间私学的发展，主要表现在私塾的出现和书院的发展兴盛。如洪武元年（1368）设立“洙泗、尼山二书院” 。{23}这些书院就为洪武时期多方面培养人才提供了基础阵地，也为人才的培养提供了坚强保障。
洪武时期在发展地方学校教育之时，也不忘西部边陲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洪武十七年（1384），有人曾经反对在少数民族地区兴建学校，朱元璋却认为边疆地区思想教育也要重视，也要对他们进行教化，以让他们臣服。故此便“置辽东都指挥使司儒学，设教授一员，训导四员。金、夏、海、盖四州儒学，学正各一员，训导各四员，教武官子弟” 。{24}另从一开始就让少数民族地区设立儒学，以发展地方教育。故此下诏书：“诏诸土司皆立儒学。”{25}可见，当时对于边疆地区教育很是关注，边疆的教育由此得到了长足发展。 三、学校教育对明朝社会的影响
（一）政治方面的影响
1.促进了政权的稳固
明初洪武时期发展教育的主要目的便是为了巩固政权，培养所需的大量人才，故此从一开始，教育的发展便是为政权服务的。那么，自然有了培养封建统治人才之功能。因此在其为国子学官所发的诏谕中就有明确的表现，朱元璋说：“治天下以人才为本，人才以教导为先。”{26}此话很明确地说明了兴办学校教育是用来教育和培养人才之深刻思想。
2.培养官僚人才的基地
从国子监生的历事制度可以看出，当时的种种学校教育着实是为培养人才，巩固其政权的统治。如在洪武二十七年（1394）八月，朱元璋便“遣国子监生及人材分诣天下郡县督吏民以修治水利” 。{27}此外，学校为人才的培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那便是国子监生可以直接任官，进入仕途。這便可以及时补充人才的不足。当时规定，只要经过历事的锻炼便可以进入政府机构为官。以至于洪武时期布衣平民之中直接任官的相当多，尤其是中央大学最多。“故其时布列中外者，太学生最盛。”{28}由此可见，当时的国子监及各类学校是明初人才培养的主要阵地，同时也为明初政权的巩固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为明朝政权的稳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社会风气方面的影响
明朝从建国初便开始兴建学校，其一方面是为培养统治人才，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教化人民，统一其思想。因此，教育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的风气影响很大。当时，人民刚从战争中喘息过来，对于新政权还不了解。乡村间只知道相互争斗，不知道相互很团结，以发展生产。固有诏曰：“天下大定，礼仪风俗不可不正。诸遭乱为人奴隶者复为民……毋以旧田为限。”{29}可见当时人们的风气还是急需改善。另外，元末学校的各种弊端显现，再加上刚刚一统天下，人民思想观念不一致。故朱元璋便要从思想上稳固政权。洪武八年（1375）称“致治在于善俗，善俗在于教化，教化行，虽闾阎可使为君子，教化废，虽中材或坠于小人” 。{30}由此可以看出，统治者把学校看成是教化的基地，用教化民众来达到国家之长治久安。另外，当时的课程设置方面，也足以体现对受教育者的教化，朱元璋当时依据的是儒家的学术来培养人才的，同时还用儒家的治平之术来教化生员。他曾有言：“《大学》一书，其要在于修身、身者教化之本也。人君修而人化之，好仁者耻于为不仁，好义者耻于为不义。如此则风俗岂有不美，国家岂有不兴？”{31}通过课程的设置，从而达到教化全社会的作用，从学生以致影响到基层的民众，最终达到思想的统一，以致促进了社会风气的好转。
（三）稳定边疆方面的影响
1.促进边疆地区教育及社会经济的发展
明洪武时期发展教育的举措不仅对政局的稳固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对边疆地区的稳定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有力地促进了边疆地区人民思想的进步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朱元璋从洪武十七年（1384）便开始在辽东设立学校，以教化当地民众，进行思想教育。在西北、西南也同样创设学校。如其在洪武十四年（1381）夏四月，“置岷州指挥使司儒学，设置教授一员，训导四员” ，{32}为西北地区的教育发展注入鲜活的生命力。由此可知，明太祖在当时文化教育比较落后的西北地区、边疆地区广泛设立学校，其主要目的在于促进当地人民思想的改观，使边疆的民众、官员将士都能够懂得君臣之道、家庭和顺，以及邻里之间怎样和睦、友好团结，少有争斗之事。同时，教育民众忠心不二地报效国家。
2.促进边疆地区的长治久安
另外，特别重要的是，国子监教育对于少数民族、边疆的首领子弟都给予特别的照顾，可以允许其入监学习。这样一来，就给了少数民族的士官、首领以丰厚的礼遇与恩荫，使他们感受到了国家对于少数民族的关怀。这在一定程度上极大地树立了国家之威望，并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和中央王朝之间的凝聚力、向心力，使边疆地区得到了长足的稳定，从而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
（四）文化教育方面的影响
1.促进了科举制度的发展
太祖自起事之时，便搜罗贤才，为自己的政权服务，以致建国初，便大举发展学校教育，以求人才之兴盛，国家之太平。故便于“吴元年设文武二科取士，使有司劝谕民间秀士及智勇之人，以时勉学，俟开举之岁，充贡京师” 。{33}况且科举是明初洪武时期选拔优秀人才，以补充其政权机构的主要方法，科举必须由学校而出，有史记载：“选举之法，大略有四：曰学校，曰科目，曰荐举，曰铨举。学校以教育之，科目以登进之，荐举以旁诏之，铨选以布列之，天下人才尽于是矣。明制，科目为盛，卿相皆由此出。学校则储才以应科目者也 。”{34}由此可以见得，学校是当时众多学子们进行科考、进入国家官僚体系的最佳准备之所，同时也是培养人才的基地。正因为有了科举考试，才让读书人有了动力。故此，学校教育促进了科举制度的发展，同时科举制度的发展又进一步带动了学校教育的兴衰。另外，学校教育的广泛发展也为科举制的进一步盛行、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2.促进了文化的传播
学校教育的发展、兴盛对于文化的传播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学校的兴盛促进了文化的传播。明初教育思想家兴盛，其中大思想家王守仁的弟子王艮，积极为阳明心学的发展、广泛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据史料记载，王艮为了使心学得以发展，以致发扬光大，曾言：“吾师倡明绝学，何风不广民。”遂即“还家，制小车北上，所过招耍之人，告以守仁之道，人聚观者千百” 。{35}他在此次讲学中向人们讲明了关于心学的道理，使人们的思想得以开阔。这次讲学论道在当时影响深远，使此后王守仁的学说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万家传颂。由此可见学校教育对文化传播的影响力。
（五）消极方面的影响
明初的学校教育对读书人思想的禁锢主要体现在教育制度之上。由于培养人才是为政权服务的。非常重视学生的修为以及思想教育，从而淡化了对于文化、技术方面的培养，导致了人们知识的单一性，从国家长远来看，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另一方面，由于明初对人们思想严格控制，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高度发达，从而使学校教育在内容方面受到了极大限制，可供学子学习的只是程朱理学，并且扩大到了后来的科举考试，造成人们思想单一、知识僵化的状态。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学校教育内容逐渐空洞、单调，也极大地控制了人们的思想。 当时的教学内容也影响了读书人的思想。由于后来科举的发展，科考内容的程式化，使一些为了升官发财而读书的人，逐渐抛弃了最初的《四书》《五经》不读，从而专心研读国家的科考制度和一些程式化的文章。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使学校教育偏离初衷，极大败坏了广大学子的学教之风。由此可知，禁锢思想之最大根源就在于当时的教育制度所在，同时，当时的教学内容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思想的大发展与进步人才的培养。
四、结语
综上所述，明初学校教育得到极大发展，并形成了一整套从中央到地方的教育体系，使中央国子监得到了积极的发展，同时也有所改进，独创了具有本朝特色的教育制度。其中，国子监生的历事制度为其首创，为监生获得从政经验搭建了很好的舞台。另外，对于地方教育更是极大地支持与关注，使平民家庭的子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很好的教育。虽然在边疆积极的发展教育是为了教化民众，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民族地区教育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促进了边疆地区民众素质的提高，为边疆地区的稳定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这些兴学立教之举，具有很强的社会影响力，各级学校教育为明初官僚机构培养了大量的人才，使明初政局实现了从武力、征伐统一天下，向以文化来兴国安天下的重大转型。此外，也很好地完成了朝廷官僚层面新老之间的交替，可以说为政局的稳定、国家的安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由于明初专制主义集权的兴盛，在一定层面也影响了学校教育的良好发展，政治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教育制度的发展，也使广大学子以及老师们思想禁锢，从而缺乏活力。故此，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注 释]
①张廷玉：《明史·太祖二》，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1页。
{2}张廷玉：《明史·选举三》，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712页。
{3}{8}{11}{13}{17}张廷玉：《明史·职官志》，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686页、第1790页、第1789页、第1789页、第1851页。
{4}张廷玉：《元史·顺帝七》，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925页。
{5}{7}{12}{15}{33}{34}张廷玉：《明史·选举志》，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686页、第1695页、第1677页、第1679页、第1695页、第1675页。
{6}{16}{18}{19}{20}{21}{29}张廷玉：《明史·太祖纪》，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790页、第1686页、第1686页、第1686页、第31页、第30页、第27页。
{9}《明太祖实录》卷150，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366页。
{10} 《明太祖实录》卷126，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512页。
{14}张廷玉：《明史·太祖三》，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51页。
{22}张慧芬、金忠明：《中国教育简史》，华东师范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341页。
{23}张廷玉：《明史·职官二》，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791页。
{24}《明太祖实录》卷167，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563页。
{25}张廷玉：《明史·职官四》，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852页。
{26}《明太祖实录》卷4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844页。
{27}《明太祖实录》卷2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277页。
{28}张廷玉：《明史·选举一》，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679页。
{30}《明太祖实录》卷98，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672页。
{31}《明太祖实录》卷20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333～2335页。
{32}《明太祖实录》卷16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492～2493页。
{35}张廷玉：《明史·儒林二》，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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