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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在淮安发生的车桥之战是华中新四军消灭日伪军最多的一次歼灭战。是役，新四军突然改变长期以来的分散游击方式，采取集中兵力协同作战的方法，变被动防御和偷袭为主动出击和强攻，标志着新四军对日军进入局部反攻阶段。粟裕在回忆录中谈到了这次战斗的地位和作用：“苏中抗日斗争形势的转折，是从车桥战役开始的。”
八路军总部充分肯定这次战斗的意义：“在抗战史上，这是1944年以前，在一次战役中生俘日军最多的一次。”（《抗日战争时期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人民出版社）然而，新四军军部获悉捷报后却对指挥者粟裕提出批评：“为便于坚持与调集干部整风，必须打开淮宝地区作为阵地的估计，似是不妥的。”（《粟裕文选》.军事科学出版社）该电报还将车桥之战定性为“左倾冒险主义”，并责令粟裕检讨。
同样一场战斗，为什么八路军总部和新四军总部作出截然不同的评价？难道粟裕主持发起的车桥之战不合时宜打错了吗？其中有何内情呢？
引弓待发
车桥之战是1944年3月5日发起的，但早在1943年6月至9月，粟裕已酝酿在胸。
当时，粟裕赴新四军军部驻地黄花塘参加整风会议并汇报工作。他是个有心人，顺便对沿途地形和敌情进行了详细观察和了解，注意到车桥-泾河-曹甸-泾口地区既是新四军四个师（苏中第一师、苏北第三师、淮南第二师、淮北第四师）的结合部，也是日本华中派遣军第六十四师团（驻扬州）和日本华北派遣军第六十五师团（驻徐州）的联结点。泾河-曹甸（不含）一线以南是日本华中派遣军防区；以北为华北派遣军防区；淮安-泾口-曹甸-泾河之间为华北派遣军第六十五师团七十二旅团六十大队即山泽大队防区。山泽率主力驻在淮安（华北派遣军最南端），仅有一个小队的日军支持伪军一个保安大队、补充大队和别动队据守车桥等处。日伪以车桥为中心，建有十余处据点。粟裕认为，攻打车桥很可行。其一，既可出敌意料，收奇袭之效，还能震慑其他据点，使之随后更易攻取；其二，日军两个大本营驻地扬（州）徐（州）离车桥较远，救援起来鞭长莫及；其三，拔除日军在车桥一带的据点，可以使新四军获得一个相对稳定的地区，便于安置领导机关，进行干部的整风和部队的整训。不过，粟裕清楚时机尚不成熟，如若贸然实施，很可能遭到日军疯狂报复，故将这一构想暂时搁置。
1944年春，国内外形势发生重大转折，二战向着有利于反法西斯国家的方向发展。在中国，日军因海上运输线被切断，急于打通陆上交通线，正策划准备豫湘桂战役，因兵力不足，不得不从华中14个师团中抽调8个师团。华中日军兵力骤然吃紧，只好收缩兵力于主要据点，企图加强机动作战能力。是年2月11日，大汉奸周佛海满怀“忧虑”地在日记中写道：“国际战局如此变化，清乡不仅不能确立治安，恐兵力上、物质上、精神上均将江河日下，大乱之情形恐今年内逐渐实现也。”（《周佛海日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共中央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确定1944年的斗争方针为继续团结国民党军共同抗战，集中力量打击日伪军，巩固和扩大敌后抗日根据地。是年2月，苏中地区党委在东台三仓地区召开第五届扩大会议。粟裕在会上全面分析了形势，鉴于新四军各分区仍处于被分割状态，领导机关居无定所，严重影响了生产和训练，建议攻占车桥。有人担心日军报复，粟裕早有考虑：“日军已是穷途末路，在我发起攻势作战后，难以对我进行大规模报复扫荡，即使有些小动作，在我有所准备的情况下，影响也不会大。”（王绍军、张福兴.《新四军军部》.解放军出版社）
打不打确定下来了，但怎么打还必须解决。车桥位于淮安东南20多公里。该镇东西两里，南北一里半，夹涧河而建，河上五座桥梁形如繁体的“車”字，因而得名。这里原是国民党江苏省政府所在地，韩德勤于1943年不战而弃后为日伪所占，驻有日军一个小队40余人，伪军500余人，在四周筑有大围子（高约1.5尺～2丈），拓宽外壕（宽约1.5尺，深约7～8尺），大围子内又套小围子，并修建了53座碉堡（各碉堡之间相距约200米，且有暗堡封锁地面），架设了铁丝网。敌军还以车桥为中心，构筑了10余个坚固据点，形成绵密的交叉火力网。日伪军对守住车桥信心满满，声称：“新四军若是能够打下车桥，我们情愿撤出苏中。”（《新四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粟裕决定抽调五个团的兵力，由陶勇第一师三旅七团（曾被新四军军部授予“老虎团”称号）和一个炮兵连组成攻坚部队；阻援部队有两支，第一旅四个营在车桥以西芦家滩一带负责阻击淮安援敌；第三旅三个营在车桥以南官田、大施河一带，阻击宝应和曹甸敌援；另外还安排了一支预备队（三个营）在赵杨庄待命，并负责与第三师联系。在组织指挥上，第一师前方司令部与苏中军区第一分区司令部暂时合组为野战司令部，第一师师长粟裕掌控全局，副师长叶飞在一线指挥。
攻坚打援
3月3日，百余名日伪军在东台三仓地区进行清乡和扫荡。为麻痹日军，加强突袭效果，粟裕将师直机关分成前后梯队，由管文蔚率后梯队向北跳出包围圈，粟裕亲率前梯队与该股日军纠斗，直到当日夜间才安全转移。
5日凌晨1时50分，陶勇指挥第七团南北对进，采取“掏心战术”，在夜幕的保护下，绕过外围据点直插车桥镇。官兵们泅过外壕，搭起云梯攀上围墙，攻打碉堡。自1940年百团大战以来的近四年中，八路军和新四军再未集中兵力主动进攻有坚固据点的日军，车桥之敌根本没想到新四军真的敢进攻自己，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叶飞回忆当时的战况时写道：“占领碉堡的伪军负隅顽抗。被誉为‘飞将军’的六连战士陈福田，腰上别满了手榴弹，背上梯子，冒着弹雨，飞身爬上碉堡顶盖，抡起十字镐挖开窟窿，将一连串的手榴弹塞进了碉堡，顽抗的敌人被消灭了。一连向围墙上的两个碉堡发起进攻时，战士蔡心田发挥‘百步穿杨’的绝技，飞步蹿近碉堡，一枚手榴弹凌空而起，准确地从敌机枪眼里投进了碉堡，突击队冲了上去，全歼驻守伪军。”（《叶飞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之后，第七团迅速突入镇内，向街心发展，包围了日伪军各驻点并展开猛攻。9时，新四军炮兵进入镇内支援步兵进攻，到14时消灭全部伪军。 车桥战况激烈时，新四军第三师参谋长洪学智率一个排来到第一师指挥所，告知第三师七旅已攻克朱子峪据点，保障了第一师北翼的安全。随后，洪学智又赶到车桥，见到了红军时期的老部下陶勇。他仔细观战后对陶勇说：“你们七团打得勇猛、灵活，‘老虎团’像只铁老虎，一口气吃掉了这么多铁乌龟。”（蒋二明、江舒.《战将陶勇》.安徽人民出版社）
16时，第七团继续围攻退守至该镇东北小围子内的日军小队。日本人松野觉（原日军独立第十二混成旅上等兵，1941年12月被陶勇部突袭俘虏，参加新四军敌工部反战同盟工作）在火线对日军喊话，劝其投降，不幸被顽抗的日军打死。第七团也因步炮协同不够，进攻受挫。
车桥攻坚战打得胶着，芦家滩阻击战也十分激烈（车桥激战时，宝应方向敌援未出，曹甸敌援遇阻即缩）。芦家滩南面是河，水急岸陡，难以徒涉；北面是宽约一里、长约两里的草荡，淤泥遍布；中间则是口袋状地形，淮安至车桥的公路即由此经过。新四军第一旅以两个营的兵力在公路正面构筑了两道阻击阵地，其余在石头桥及其附近埋伏。车桥激战时，山泽大队并伪军共700余人自淮安驰援，其第一梯队240余人于5日15时分乘7辆汽车进至芦家滩，遭到正面阻击后，仓皇下车向公路北面散开，踏进一旅预先布下的地雷阵，死伤60余人。日伪军企图绕道北面的草荡增援车桥，又遇阻击，只好退据韩庄，等待后续援军。16时起，日伪援军后续三个梯队共300余人赶到韩庄，与第一梯队残部会合，企图从正面打通去车桥的公路。激战之下，敌军未能得逞，头目山泽也被击成重伤而死。另一部分日军由伪军带路，企图再次从草荡偷越，又被截击，一部就歼，一部窜至小马庄被歼。
时任第一师第一团团长的廖政国回忆当时的情形说：敌人完全溃乱了。小马庄内侥幸逃出之敌，草荡边被我军切断之敌，四散逃窜，零零落落，完全失掉了“皇军”的威风。我军更加活跃起来，一片呼喊声：“缴大炮啊！”“活捉鬼子啊！”惨败的鬼子走投无路，一个个向河里、向草荡里跳。战士们跟着跳下去扑捉鬼子，就像赶水鸭一样，热闹极了。有的鬼子舞着刺刀仍想顽抗，冷不防我军战士从后面上来把他拉倒在水里，咕嘟咕嘟地喝起水来！有的鬼子皮鞋陷入污泥，光着双脚，像落水狗似的刚刚蹿上岸来，又被我战士用刺刀撵回草荡……（《征战在江淮河汉之间—新四军将士抗战回忆录选编解》.解放军出版社）
随后，一旅反守为攻，向据守韩庄之敌发动猛烈进攻，于6日凌晨2时歼其大部。与此同时，车桥方面被困在小围子中的残余日伪军逃遁淮安。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是5日夜间一旅和二旅的配合出了问题。当二旅准备对敌人驻守的小围子发动最后一击时，在芦家滩方向有20余名伪军绕过我阻援阵地向车桥方向窜去（后为我第二旅警戒分队俘虏）。一旅将此情况误报为：有日军200余人向车桥前进。粟裕和叶飞获悉这一情报，决定停止对小围子的攻击。当查清上述误报情况准备攻击时，一旅之第二、第四营已撤出阵地，同时大批日军从淮安和涟水出援。指挥部考虑到官兵们经一天两夜作战，已相当疲劳，遂决定停止战斗，各部队分散转移。
敌人援军到达车桥，进行了报复性的破坏，然后扬长而去。待日援撤走，粟裕指挥所部乘胜扩大战果。到13日，新四军解放了以车桥为中心的12个镇，将淮安、宝应以东50余里地区揽入怀中，进一步打通了苏中、苏北、淮北、淮南的联系，实现了预期目的。一个月后，苏中地区党委和行政公署及军区都移驻车桥附近宝应县固津一带，第一师四个主力团也赴宝应地区整训。
是役，共毙、伤、俘山泽大佐以下日军465人，其中生俘炮兵中尉山本一山以下24人。毙、伤、俘伪军483人；摧毁碉堡53座，缴获92式步兵炮1门及大量武器弹药。
得失之辩
车桥之战时，新四军军长（代）陈毅正在延安。他获悉捷报后，与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刘少奇联合发来嘉奖电：“车桥之战，连战皆捷，斩获奇多，发挥了第一师部队历来英勇果敢作战的精神，首创了华中生俘日军之新记录……”新华社也向全国播发了“苏北新四军大捷，收复车桥”的消息，并称车桥之战是“我粟师以雄厚兵力打了一个大歼灭战”。日本军部也承认：“车桥战役，标志着新四军反攻的开始，日军从此向下坡路滑行。”
粟裕和叶飞等指战员先是激动和欣喜，随后又不安起来，因为他们在3月8日向新四军军部报捷，没想到次日收到的回电却充满了批评之语。上级先肯定了车桥战斗，认为是役“大破强敌，获得大的胜利，这种英勇善战是很好的”，但紧接着又指出：“一般来说，在反攻以前，我们不宜过分暴露自己的力量，应该隐蔽保存与发展自己的力量。”并举例说，“过去华北百团大战固然有很大的政治影响，切实检查我是吃亏的”，还认为“如果过分刺激敌人，很可能引起敌人大的报复”，最后要求粟裕“如有此比较大的主动出击敌人，望即先电告军部，但在紧急情况下例外”。（《粟裕文选》）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这份电报肯定的语句不多，批评的篇幅大；第二，电报由新四军代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饶漱石、副军长张云逸和参谋长赖传珠联名发出，分量重。
面对上级的批评，打了胜仗的粟裕当然很难受，也很有看法。两天后，他经过慎重思考，向军部发出题为《组织车桥战役的理由》的电报，陈述了五点理由，表示：“在敌人兵力不够之现势下，不一定对我们再作大的进攻；如其小的进攻，我们当易于应付。”（《粟裕文选》）军部也考虑了两天，再次复电：“车桥战役既已打了，而且战斗打得很好。不过今后关于较大战斗部署，应先电告军部，同时在策略上应注意到局部和全体，今天与明天各方的联系。因为对局部暂时利益如果处理不当，可能造成全部各方不良的影响和牵制。”（《粟裕文选》）很显然，新四军军部坚持自己的结论。车桥之战后，日伪军果然如粟裕所料，除了在涟水、宝应等地进行象征性短暂扫荡外，没有进行大的报复行动。
平心而论，新四军军部之所以批评粟裕，显然是受百团大战影响。当时，日军确实对八路军进行了大肆报复，导致八路军严重减员，根据地大面积缩小，随后两年处于极度困难时期。不过，百团大战四年后的1944年，形势已经大变，日军兵力吃紧，已不可能对我军进行大规模报复。换句话说，无论北方的八路军还是南方的新四军，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集中兵力反攻日伪军的时机已经成熟。1978年4月1日，粟裕在与军事科学院整理《车桥战役》的工作组谈话时再次指出：“车桥战役首先是从战略大局考虑的，不然就变成了近视眼。另外从战机上考虑，当时敌人的情况同1942年不同了，士气低落，所以车桥能够打下来，可以打。”（《粟裕文选》）
（责任编辑 王浩钟）
八路军总部充分肯定这次战斗的意义：“在抗战史上，这是1944年以前，在一次战役中生俘日军最多的一次。”（《抗日战争时期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人民出版社）然而，新四军军部获悉捷报后却对指挥者粟裕提出批评：“为便于坚持与调集干部整风，必须打开淮宝地区作为阵地的估计，似是不妥的。”（《粟裕文选》.军事科学出版社）该电报还将车桥之战定性为“左倾冒险主义”，并责令粟裕检讨。
同样一场战斗，为什么八路军总部和新四军总部作出截然不同的评价？难道粟裕主持发起的车桥之战不合时宜打错了吗？其中有何内情呢？
引弓待发
车桥之战是1944年3月5日发起的，但早在1943年6月至9月，粟裕已酝酿在胸。
当时，粟裕赴新四军军部驻地黄花塘参加整风会议并汇报工作。他是个有心人，顺便对沿途地形和敌情进行了详细观察和了解，注意到车桥-泾河-曹甸-泾口地区既是新四军四个师（苏中第一师、苏北第三师、淮南第二师、淮北第四师）的结合部，也是日本华中派遣军第六十四师团（驻扬州）和日本华北派遣军第六十五师团（驻徐州）的联结点。泾河-曹甸（不含）一线以南是日本华中派遣军防区；以北为华北派遣军防区；淮安-泾口-曹甸-泾河之间为华北派遣军第六十五师团七十二旅团六十大队即山泽大队防区。山泽率主力驻在淮安（华北派遣军最南端），仅有一个小队的日军支持伪军一个保安大队、补充大队和别动队据守车桥等处。日伪以车桥为中心，建有十余处据点。粟裕认为，攻打车桥很可行。其一，既可出敌意料，收奇袭之效，还能震慑其他据点，使之随后更易攻取；其二，日军两个大本营驻地扬（州）徐（州）离车桥较远，救援起来鞭长莫及；其三，拔除日军在车桥一带的据点，可以使新四军获得一个相对稳定的地区，便于安置领导机关，进行干部的整风和部队的整训。不过，粟裕清楚时机尚不成熟，如若贸然实施，很可能遭到日军疯狂报复，故将这一构想暂时搁置。
1944年春，国内外形势发生重大转折，二战向着有利于反法西斯国家的方向发展。在中国，日军因海上运输线被切断，急于打通陆上交通线，正策划准备豫湘桂战役，因兵力不足，不得不从华中14个师团中抽调8个师团。华中日军兵力骤然吃紧，只好收缩兵力于主要据点，企图加强机动作战能力。是年2月11日，大汉奸周佛海满怀“忧虑”地在日记中写道：“国际战局如此变化，清乡不仅不能确立治安，恐兵力上、物质上、精神上均将江河日下，大乱之情形恐今年内逐渐实现也。”（《周佛海日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共中央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确定1944年的斗争方针为继续团结国民党军共同抗战，集中力量打击日伪军，巩固和扩大敌后抗日根据地。是年2月，苏中地区党委在东台三仓地区召开第五届扩大会议。粟裕在会上全面分析了形势，鉴于新四军各分区仍处于被分割状态，领导机关居无定所，严重影响了生产和训练，建议攻占车桥。有人担心日军报复，粟裕早有考虑：“日军已是穷途末路，在我发起攻势作战后，难以对我进行大规模报复扫荡，即使有些小动作，在我有所准备的情况下，影响也不会大。”（王绍军、张福兴.《新四军军部》.解放军出版社）
打不打确定下来了，但怎么打还必须解决。车桥位于淮安东南20多公里。该镇东西两里，南北一里半，夹涧河而建，河上五座桥梁形如繁体的“車”字，因而得名。这里原是国民党江苏省政府所在地，韩德勤于1943年不战而弃后为日伪所占，驻有日军一个小队40余人，伪军500余人，在四周筑有大围子（高约1.5尺～2丈），拓宽外壕（宽约1.5尺，深约7～8尺），大围子内又套小围子，并修建了53座碉堡（各碉堡之间相距约200米，且有暗堡封锁地面），架设了铁丝网。敌军还以车桥为中心，构筑了10余个坚固据点，形成绵密的交叉火力网。日伪军对守住车桥信心满满，声称：“新四军若是能够打下车桥，我们情愿撤出苏中。”（《新四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粟裕决定抽调五个团的兵力，由陶勇第一师三旅七团（曾被新四军军部授予“老虎团”称号）和一个炮兵连组成攻坚部队；阻援部队有两支，第一旅四个营在车桥以西芦家滩一带负责阻击淮安援敌；第三旅三个营在车桥以南官田、大施河一带，阻击宝应和曹甸敌援；另外还安排了一支预备队（三个营）在赵杨庄待命，并负责与第三师联系。在组织指挥上，第一师前方司令部与苏中军区第一分区司令部暂时合组为野战司令部，第一师师长粟裕掌控全局，副师长叶飞在一线指挥。
攻坚打援
3月3日，百余名日伪军在东台三仓地区进行清乡和扫荡。为麻痹日军，加强突袭效果，粟裕将师直机关分成前后梯队，由管文蔚率后梯队向北跳出包围圈，粟裕亲率前梯队与该股日军纠斗，直到当日夜间才安全转移。
5日凌晨1时50分，陶勇指挥第七团南北对进，采取“掏心战术”，在夜幕的保护下，绕过外围据点直插车桥镇。官兵们泅过外壕，搭起云梯攀上围墙，攻打碉堡。自1940年百团大战以来的近四年中，八路军和新四军再未集中兵力主动进攻有坚固据点的日军，车桥之敌根本没想到新四军真的敢进攻自己，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叶飞回忆当时的战况时写道：“占领碉堡的伪军负隅顽抗。被誉为‘飞将军’的六连战士陈福田，腰上别满了手榴弹，背上梯子，冒着弹雨，飞身爬上碉堡顶盖，抡起十字镐挖开窟窿，将一连串的手榴弹塞进了碉堡，顽抗的敌人被消灭了。一连向围墙上的两个碉堡发起进攻时，战士蔡心田发挥‘百步穿杨’的绝技，飞步蹿近碉堡，一枚手榴弹凌空而起，准确地从敌机枪眼里投进了碉堡，突击队冲了上去，全歼驻守伪军。”（《叶飞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之后，第七团迅速突入镇内，向街心发展，包围了日伪军各驻点并展开猛攻。9时，新四军炮兵进入镇内支援步兵进攻，到14时消灭全部伪军。 车桥战况激烈时，新四军第三师参谋长洪学智率一个排来到第一师指挥所，告知第三师七旅已攻克朱子峪据点，保障了第一师北翼的安全。随后，洪学智又赶到车桥，见到了红军时期的老部下陶勇。他仔细观战后对陶勇说：“你们七团打得勇猛、灵活，‘老虎团’像只铁老虎，一口气吃掉了这么多铁乌龟。”（蒋二明、江舒.《战将陶勇》.安徽人民出版社）
16时，第七团继续围攻退守至该镇东北小围子内的日军小队。日本人松野觉（原日军独立第十二混成旅上等兵，1941年12月被陶勇部突袭俘虏，参加新四军敌工部反战同盟工作）在火线对日军喊话，劝其投降，不幸被顽抗的日军打死。第七团也因步炮协同不够，进攻受挫。
车桥攻坚战打得胶着，芦家滩阻击战也十分激烈（车桥激战时，宝应方向敌援未出，曹甸敌援遇阻即缩）。芦家滩南面是河，水急岸陡，难以徒涉；北面是宽约一里、长约两里的草荡，淤泥遍布；中间则是口袋状地形，淮安至车桥的公路即由此经过。新四军第一旅以两个营的兵力在公路正面构筑了两道阻击阵地，其余在石头桥及其附近埋伏。车桥激战时，山泽大队并伪军共700余人自淮安驰援，其第一梯队240余人于5日15时分乘7辆汽车进至芦家滩，遭到正面阻击后，仓皇下车向公路北面散开，踏进一旅预先布下的地雷阵，死伤60余人。日伪军企图绕道北面的草荡增援车桥，又遇阻击，只好退据韩庄，等待后续援军。16时起，日伪援军后续三个梯队共300余人赶到韩庄，与第一梯队残部会合，企图从正面打通去车桥的公路。激战之下，敌军未能得逞，头目山泽也被击成重伤而死。另一部分日军由伪军带路，企图再次从草荡偷越，又被截击，一部就歼，一部窜至小马庄被歼。
时任第一师第一团团长的廖政国回忆当时的情形说：敌人完全溃乱了。小马庄内侥幸逃出之敌，草荡边被我军切断之敌，四散逃窜，零零落落，完全失掉了“皇军”的威风。我军更加活跃起来，一片呼喊声：“缴大炮啊！”“活捉鬼子啊！”惨败的鬼子走投无路，一个个向河里、向草荡里跳。战士们跟着跳下去扑捉鬼子，就像赶水鸭一样，热闹极了。有的鬼子舞着刺刀仍想顽抗，冷不防我军战士从后面上来把他拉倒在水里，咕嘟咕嘟地喝起水来！有的鬼子皮鞋陷入污泥，光着双脚，像落水狗似的刚刚蹿上岸来，又被我战士用刺刀撵回草荡……（《征战在江淮河汉之间—新四军将士抗战回忆录选编解》.解放军出版社）
随后，一旅反守为攻，向据守韩庄之敌发动猛烈进攻，于6日凌晨2时歼其大部。与此同时，车桥方面被困在小围子中的残余日伪军逃遁淮安。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是5日夜间一旅和二旅的配合出了问题。当二旅准备对敌人驻守的小围子发动最后一击时，在芦家滩方向有20余名伪军绕过我阻援阵地向车桥方向窜去（后为我第二旅警戒分队俘虏）。一旅将此情况误报为：有日军200余人向车桥前进。粟裕和叶飞获悉这一情报，决定停止对小围子的攻击。当查清上述误报情况准备攻击时，一旅之第二、第四营已撤出阵地，同时大批日军从淮安和涟水出援。指挥部考虑到官兵们经一天两夜作战，已相当疲劳，遂决定停止战斗，各部队分散转移。
敌人援军到达车桥，进行了报复性的破坏，然后扬长而去。待日援撤走，粟裕指挥所部乘胜扩大战果。到13日，新四军解放了以车桥为中心的12个镇，将淮安、宝应以东50余里地区揽入怀中，进一步打通了苏中、苏北、淮北、淮南的联系，实现了预期目的。一个月后，苏中地区党委和行政公署及军区都移驻车桥附近宝应县固津一带，第一师四个主力团也赴宝应地区整训。
是役，共毙、伤、俘山泽大佐以下日军465人，其中生俘炮兵中尉山本一山以下24人。毙、伤、俘伪军483人；摧毁碉堡53座，缴获92式步兵炮1门及大量武器弹药。
得失之辩
车桥之战时，新四军军长（代）陈毅正在延安。他获悉捷报后，与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刘少奇联合发来嘉奖电：“车桥之战，连战皆捷，斩获奇多，发挥了第一师部队历来英勇果敢作战的精神，首创了华中生俘日军之新记录……”新华社也向全国播发了“苏北新四军大捷，收复车桥”的消息，并称车桥之战是“我粟师以雄厚兵力打了一个大歼灭战”。日本军部也承认：“车桥战役，标志着新四军反攻的开始，日军从此向下坡路滑行。”
粟裕和叶飞等指战员先是激动和欣喜，随后又不安起来，因为他们在3月8日向新四军军部报捷，没想到次日收到的回电却充满了批评之语。上级先肯定了车桥战斗，认为是役“大破强敌，获得大的胜利，这种英勇善战是很好的”，但紧接着又指出：“一般来说，在反攻以前，我们不宜过分暴露自己的力量，应该隐蔽保存与发展自己的力量。”并举例说，“过去华北百团大战固然有很大的政治影响，切实检查我是吃亏的”，还认为“如果过分刺激敌人，很可能引起敌人大的报复”，最后要求粟裕“如有此比较大的主动出击敌人，望即先电告军部，但在紧急情况下例外”。（《粟裕文选》）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这份电报肯定的语句不多，批评的篇幅大；第二，电报由新四军代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饶漱石、副军长张云逸和参谋长赖传珠联名发出，分量重。
面对上级的批评，打了胜仗的粟裕当然很难受，也很有看法。两天后，他经过慎重思考，向军部发出题为《组织车桥战役的理由》的电报，陈述了五点理由，表示：“在敌人兵力不够之现势下，不一定对我们再作大的进攻；如其小的进攻，我们当易于应付。”（《粟裕文选》）军部也考虑了两天，再次复电：“车桥战役既已打了，而且战斗打得很好。不过今后关于较大战斗部署，应先电告军部，同时在策略上应注意到局部和全体，今天与明天各方的联系。因为对局部暂时利益如果处理不当，可能造成全部各方不良的影响和牵制。”（《粟裕文选》）很显然，新四军军部坚持自己的结论。车桥之战后，日伪军果然如粟裕所料，除了在涟水、宝应等地进行象征性短暂扫荡外，没有进行大的报复行动。
平心而论，新四军军部之所以批评粟裕，显然是受百团大战影响。当时，日军确实对八路军进行了大肆报复，导致八路军严重减员，根据地大面积缩小，随后两年处于极度困难时期。不过，百团大战四年后的1944年，形势已经大变，日军兵力吃紧，已不可能对我军进行大规模报复。换句话说，无论北方的八路军还是南方的新四军，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集中兵力反攻日伪军的时机已经成熟。1978年4月1日，粟裕在与军事科学院整理《车桥战役》的工作组谈话时再次指出：“车桥战役首先是从战略大局考虑的，不然就变成了近视眼。另外从战机上考虑，当时敌人的情况同1942年不同了，士气低落，所以车桥能够打下来，可以打。”（《粟裕文选》）
（责任编辑 王浩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