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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马克思认为劳动者层面上的分工是异化了的分工,应该消灭,但劳动本身的分工是社会进步的体现,不能消灭。这里涉及到分工功能定位的问题,把功能问题放在一定的社会结构框架下进行思考,并建立了分工--结构功能分析模式以探讨分工的正负功能。
【关键词】 分工;正功能;负功能
一、分工与社会结构的关系
分工贯穿社会结构的各个层面,社会的转型与变迁、发展与进步都与分工密切相关,没有分工就谈不上社会结构的简单与复杂。正如马克思所言:“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一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都取决于它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最明显地表现在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换句话说,生产力的发展是推动一切社会变迁的动力,且通过分工的程度表现出来,分工又必然与民族(国家)的内部社会结构发生关系,表现为分工贯穿于整个民族结构的领域。从更具体的角度分析,分工与社会结构的关系可以从经济、政治、精神层面上进行简述:
1.在经济结构层面上,分工重塑经济结构。随着社会的发展,分工的每一次进步与细化都再生产着经济结构,并使之复杂化、多元化。回首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伴随分工的发展,经济结构发生了阶段性的变化,每一阶段都重塑了新的经济结构。最早体现为农业和游牧业的分离,随后是手工业与农业的分开,最后还涌现了专门从事经济交易的商业阶级,进而从交换的方式中重组了经济结构。一般窥之,分工与经济结构的关系可具体表现为:农业与畜牧业的分工,手工业与畜牧业的分工,商业与工业的分工,生产过程的分工和生产单位的内部的分工,以及在这些劳动分工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生产关系或交往关系层面上的分工等等。
2.在政治结构层面上,分工催生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决定上层建筑,有什么样的经济结构就需要什么样的政治结构与之相适应,经济结构的分工必然导致政治结构的分化。具体表现为政治结构开始从结构单一、功能多样向结构复杂、功能专一方向转变,真正实现了部门的职能化。另外,分工还催生了政治结构,成为阶级划分的基础。分工的发展,产生了个人利益或单个家庭的利益与所有互相交往的人们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
正是由于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公共利益才以国家的姿态而采取一种和实际利益(不论是单个还是共同)脱离的独立形式。显然,分工催生了政治结构。同时,分工的规律又是阶级划分的基础,这些阶段是通过每一个这样的人群分离开来的,其中一个阶级统治着其他一切阶级,在国家这一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下进行着各个不同阶级间的真正斗争。
3.在精神结构层次上,分工助长观念与品味结构。社会意识也是由经济结构决定的,经济生活的丰富,财富的不断进步使人们的阶级思想意识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在历史的演变进程中,从部落时代说起,分工还很不发达,决定了人们思想的狭隘性、野蛮性、直观性。随后的古代公社以及封建社会,分工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还不够多样化,人们的思想被局限于某一块领域上,城乡隔离、乡村孤立,思想显得较为保守。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得益于财富的丰裕,思想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革命,思想进化特别迅猛。马克思认为:“在19世纪中期之前不到100年的时间里,资本主义创造的生产力超过过去一切世代的总和”,在这种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下,必将引起生活方式及思想观念的改变,当今资本主义时代,摆脱封闭与保守,追求开放与时尚,就是很好的证明。
更为明显变化的是,在思想观念上,阶级意识形态占据上风,表现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与被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在生活品味层面上,出现了区隔现象,上层阶级代表着奢侈、浮夸、虚荣,重形式和表面的品味,并追求社会的时尚,追求高消费、高档次的文化环境。相反,下层阶级只能受到束缚,他们的品味局限于生活的必需品,注重实用性、内容性,因为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与上层阶级的自由品味形成鲜明的对比。加上,上层阶级有意地对社会文化不平等的积极创造,在生活品味上必将营造了两大对立阶级,进而改变着精神结构。
二、“分工——结构”功能分析模式
基于分工与结构的相互关系,对分工的分析须放在系统论或结构论的框架下才能获得完整的简述。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功能分析模式,为研究马克思的分工——结构功能提供基本框架。帕森斯是在系统论基础上提出了功能分析模式,在其《社会系统》中,从系统的内部结构与内部结构各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来讨论功能问题,其分析的重点放在整合的功能方面,即各系统因素或内部结构达到平衡时的整合状态。当然不可否认,系统存在分裂的危险。当各内部结构之间不能达到和谐时,系统结构将面临破裂。这里基于系统的内部结构是分工的表现,得出分工会对系统产生两大影响:整合与分裂。也让我们看到了在分工——结构框架下探讨分工功能问题是一种确实可行的方法。
帕森斯根据“行动系统的‘四分法’,建立起了著名的AGIL功能分析框架,强调系统的‘必要条件’问题”,而且把“系统分成四个部分的子系统:社会系统、人格系统、文化系统和行为有机体系统。这些子系统又可以进一步分为子子系统,如把社会子系统再分为经济、政治、社会化和社区四个子子系统”。显然,子系统到子子系统(甚至可以再细分下去)体现了分工的发展程度。分工的发展是系统再分的前提,系统只能划分到各个阶段分工最发达的程度。另外,体现分工程度的各子系统结构之间相互发生制衡关系,各自为着整体结构的平衡贡献自己的功能,“这四类系统对应着四种功能:行为有机体系统具有适应(Adaptation)功能、人格系统具有目标获取(Goal Attainment)功能、社会系统具有整合(Integration)功能、文化系统具有模式维持(Latency)功能,简称AGIL”。这四大功能与分工具有内在一致性:
其一,适应功能是从经济角度来分析,系统需要获取资源并进行分配时才能获得适应,劳动分工在经济层面上提供了可能,劳动分工与资料的再生产密切相关,经济层面上的分工具有适应的特性。
其二,目标获取是从目标的追求与决策方面入手,与人格系统一致,而劳动者分工是目标获取的决策因素,这样分工也具有目标获取的功能。
其三,整合功能由具有保护系统合作与平衡的力量因素承担,简单地说就是各种维持社会稳定的组织,这是由分工所产生的上层建筑(国家)决定。
其四,模式维持强调文化层面的作用,通过符号资源来提供一种制度化互动。但是符号制度化互动在阶级社会里具有不平等性,統治阶级意识与被统治阶级的意识是建立在对立的基础上,符号资源本身就具有分工的色彩,上层阶级的话语表达与下层阶级的话语表达是不一样,现实文化层面上的模式维持是通过意识分工(文化不平等)构建起来。
显然,分工与系统结构四大功能相互联系,分工——结构功能分析模式已成定局。然而,分工——结构功能分析模式的核心是分工对系统的功能问题。结构功能存在着整合与分裂两种可能,由此,自然过渡到对分工与结构的两种可能相关关系(整合与分裂)的思考,分工是维护社会结构的稳定或是破坏社会的团结。
三、分工功能——正功能抑或负功能
从功能视角分析,其可以分为正功能和负功能两种。如果对社会结构和运行产生积极、整合、团结的作用,就称为正功能,如果对社会结构和运行产生障碍、对抗、矛盾、分裂的作用,就称为负功能。这里主要是根据马克思的分工思想来讨论社会结构下的分工功能性问题。一提到马克思,就会想起他的阶级斗争,异化理论和消灭分工等思想,马克思认为“三个因素——生产力、社会状况和意识——彼此之间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矛盾,分工不仅使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消费由各种不同的人来分担这种情况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要使这三个因素彼此不发生矛盾,只有消灭分工”。这里马克思所指的分工是指劳动者层面上的分工,其导致了阶级对立与不平等,一极在享受,另一极却在从事被剥削的劳动。
不仅如此,这种分工还会导致异化现象:“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即扩大了的生产力。由于共同活动本身不是自愿地而是自发形成,这种社会力量在这些人看来就不是他们自身的联合力量,而是某种异己、在他们之外的权力。关系这种权力的起源和发展趋向,他们一点也不了解,因而他们就不再能驾驭这种力量,相反地,这种力量现在却经历着一系列独特的、不仅不以人们的意志和行为为转移,反而支配着人们的意志和行为的发展阶段”。如果把这种异己所创造出来的产品称为客观文化,而把我们对这种客观文化的理解和掌握能力看作是主体文化,异化现象就印证了德国社会学家齐奥尔格·西美尔(georg simmel)所说的“文化悲剧”,工人对他们所生产出来的产品越来越不了解,他们变得很盲目、孤独,只不过是机器运转的一部分零件而已。
总之,这些现象无不体现分工的负功能,尽管异化了的分工创造了社会的巨大财富,滿足了行为有机系统——从环境中获取资源,却不能满足人格系统,这种系统主要强调目标的实现,人们无法实现他们真正的目标,而是实现了被歪曲、压迫的统治阶级的意志。由于人与人之间的异化也使分工所具有的文化模式维持变得困难,他们之间很少沟通。理解所赖于的符号资源和符号意义无法实现共识,社会的整合是建立在这种缺乏共同话语,目标歪曲甚至不平等的基础上,或者说,社会的整合是依靠一种强制力量来维持的,这样就需要统治的一方拥有权力去控制、去强压并建立起他们的组织或国家。有了权力却不一定享有权威,受压迫者并不会认为这是一种“合法的组织”而仅仅认为是一种“强制的联合体”。
因此,分工所产生的这种社会结构显得刚性、脆弱,只要受压迫者对这种不平等与悲剧的意识从潜在转为显在的时候,就意味着这种社会结构的崩溃与分裂,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社会,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社会的变革或社会形态的更替,这种更替无不是分工的负功能效应所引发的生产关系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后果,无不是分工的负功能效应所引发的社会结构整合脆弱的结果。这里,分工的负功能正是马克思所要消灭的分工,而最终建立起人人自由的共产主义社会。
分工不仅仅具有负功能而且还有正功能,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消灭分工’,是在‘劳动者分工’这个范围内,主要指的是分工‘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这样一种状态,而不是讲的‘消灭劳动分工’”。可见,马克思想消灭分工的负功能,但不会消来分工的正功能,也消灭不了。分工的正功能主要体现在经济层面上,特指劳动本身的分工。劳动分工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为社会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不断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只有在劳动分工达到高度发达时,才能为人类的自由活动创造了前提。如果从整个社会系统角度来分析,劳动分工为社会系统注入了资源,是社会系统最基本的能量需要,将对整个系统或社会结构的稳定产生最基础性的影响。
当然,分工的正功能还体现在系统的自我指涉,即“系统按照自身的规律对其环境中的复杂性和偶发事件加以记录和加工处理的性质,或者说系统具有相对的自主性,社会系统是一种自我再生性系统”,正如社会学家卢曼(Luhmann)所提出:“社会系统的主要功能,就是去降低由环境所导致的复杂性,以维持系统与环境关系的有序运作。认为社会系统要存在下去,就必须使复杂性转化为可操作的形式,从而使系统与环境相适应”。即当环境发生变化时,系统就会自动进行进一步的分工,以对付日益变化的外部环境,分工表现为维护系统的正功能。
从这一方面上讲,马克思持相同的观点,其认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然而,生产与人口的增长有关,当人口增长到一定程度时,人们就会有更多的物质需要,生产力就要进一步发展,发展的程度体现为分工的程度。这就是社会系统的自我指涉,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为社会系统或社会结构的自我再分工,满足系统的需要和稳定。
追溯人类的历史,交往已经从封闭的、有限的领域走向开放、无限的空间。特别是全球化的今天,人们的交往逐渐失去了民族性、国界性。彰显了人类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如同被绑在同一条绳子上,这条绳子就是分工,面对着这条绳子,人们变得越来越团结。如果有一方打破这种团结的局面,可能会导致触一发而动全身的后果,害人又害己,经济危机或金融危机就是很好的例子。作为与卡尔·马克思齐名的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在其《社会分工论》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劳动分工是社会团结的根源。由分工引起的团结被称为有机团结,这种团结“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行动范围,都能够自臻其境,都有自己的人格。集体意识(传统社会团结的根源)就为部分个人意识留出地盘,使它无法规定的特殊职能得到了确立。这种自由发展的空间越广,团结所产生的凝聚力就越强。一方面劳动越加分化,个人就越贴近社会;另一方面个人的活动越加专门化,他就越会成为个人”。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95
[2]李恒瑞.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原生态”[M].中共广东省委党校硕士生课程提纲.2006
[3]侯钧生.《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
[4]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书店.2000
【关键词】 分工;正功能;负功能
一、分工与社会结构的关系
分工贯穿社会结构的各个层面,社会的转型与变迁、发展与进步都与分工密切相关,没有分工就谈不上社会结构的简单与复杂。正如马克思所言:“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一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都取决于它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最明显地表现在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换句话说,生产力的发展是推动一切社会变迁的动力,且通过分工的程度表现出来,分工又必然与民族(国家)的内部社会结构发生关系,表现为分工贯穿于整个民族结构的领域。从更具体的角度分析,分工与社会结构的关系可以从经济、政治、精神层面上进行简述:
1.在经济结构层面上,分工重塑经济结构。随着社会的发展,分工的每一次进步与细化都再生产着经济结构,并使之复杂化、多元化。回首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伴随分工的发展,经济结构发生了阶段性的变化,每一阶段都重塑了新的经济结构。最早体现为农业和游牧业的分离,随后是手工业与农业的分开,最后还涌现了专门从事经济交易的商业阶级,进而从交换的方式中重组了经济结构。一般窥之,分工与经济结构的关系可具体表现为:农业与畜牧业的分工,手工业与畜牧业的分工,商业与工业的分工,生产过程的分工和生产单位的内部的分工,以及在这些劳动分工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生产关系或交往关系层面上的分工等等。
2.在政治结构层面上,分工催生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决定上层建筑,有什么样的经济结构就需要什么样的政治结构与之相适应,经济结构的分工必然导致政治结构的分化。具体表现为政治结构开始从结构单一、功能多样向结构复杂、功能专一方向转变,真正实现了部门的职能化。另外,分工还催生了政治结构,成为阶级划分的基础。分工的发展,产生了个人利益或单个家庭的利益与所有互相交往的人们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
正是由于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公共利益才以国家的姿态而采取一种和实际利益(不论是单个还是共同)脱离的独立形式。显然,分工催生了政治结构。同时,分工的规律又是阶级划分的基础,这些阶段是通过每一个这样的人群分离开来的,其中一个阶级统治着其他一切阶级,在国家这一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下进行着各个不同阶级间的真正斗争。
3.在精神结构层次上,分工助长观念与品味结构。社会意识也是由经济结构决定的,经济生活的丰富,财富的不断进步使人们的阶级思想意识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在历史的演变进程中,从部落时代说起,分工还很不发达,决定了人们思想的狭隘性、野蛮性、直观性。随后的古代公社以及封建社会,分工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还不够多样化,人们的思想被局限于某一块领域上,城乡隔离、乡村孤立,思想显得较为保守。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得益于财富的丰裕,思想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革命,思想进化特别迅猛。马克思认为:“在19世纪中期之前不到100年的时间里,资本主义创造的生产力超过过去一切世代的总和”,在这种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下,必将引起生活方式及思想观念的改变,当今资本主义时代,摆脱封闭与保守,追求开放与时尚,就是很好的证明。
更为明显变化的是,在思想观念上,阶级意识形态占据上风,表现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与被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在生活品味层面上,出现了区隔现象,上层阶级代表着奢侈、浮夸、虚荣,重形式和表面的品味,并追求社会的时尚,追求高消费、高档次的文化环境。相反,下层阶级只能受到束缚,他们的品味局限于生活的必需品,注重实用性、内容性,因为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与上层阶级的自由品味形成鲜明的对比。加上,上层阶级有意地对社会文化不平等的积极创造,在生活品味上必将营造了两大对立阶级,进而改变着精神结构。
二、“分工——结构”功能分析模式
基于分工与结构的相互关系,对分工的分析须放在系统论或结构论的框架下才能获得完整的简述。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功能分析模式,为研究马克思的分工——结构功能提供基本框架。帕森斯是在系统论基础上提出了功能分析模式,在其《社会系统》中,从系统的内部结构与内部结构各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来讨论功能问题,其分析的重点放在整合的功能方面,即各系统因素或内部结构达到平衡时的整合状态。当然不可否认,系统存在分裂的危险。当各内部结构之间不能达到和谐时,系统结构将面临破裂。这里基于系统的内部结构是分工的表现,得出分工会对系统产生两大影响:整合与分裂。也让我们看到了在分工——结构框架下探讨分工功能问题是一种确实可行的方法。
帕森斯根据“行动系统的‘四分法’,建立起了著名的AGIL功能分析框架,强调系统的‘必要条件’问题”,而且把“系统分成四个部分的子系统:社会系统、人格系统、文化系统和行为有机体系统。这些子系统又可以进一步分为子子系统,如把社会子系统再分为经济、政治、社会化和社区四个子子系统”。显然,子系统到子子系统(甚至可以再细分下去)体现了分工的发展程度。分工的发展是系统再分的前提,系统只能划分到各个阶段分工最发达的程度。另外,体现分工程度的各子系统结构之间相互发生制衡关系,各自为着整体结构的平衡贡献自己的功能,“这四类系统对应着四种功能:行为有机体系统具有适应(Adaptation)功能、人格系统具有目标获取(Goal Attainment)功能、社会系统具有整合(Integration)功能、文化系统具有模式维持(Latency)功能,简称AGIL”。这四大功能与分工具有内在一致性:
其一,适应功能是从经济角度来分析,系统需要获取资源并进行分配时才能获得适应,劳动分工在经济层面上提供了可能,劳动分工与资料的再生产密切相关,经济层面上的分工具有适应的特性。
其二,目标获取是从目标的追求与决策方面入手,与人格系统一致,而劳动者分工是目标获取的决策因素,这样分工也具有目标获取的功能。
其三,整合功能由具有保护系统合作与平衡的力量因素承担,简单地说就是各种维持社会稳定的组织,这是由分工所产生的上层建筑(国家)决定。
其四,模式维持强调文化层面的作用,通过符号资源来提供一种制度化互动。但是符号制度化互动在阶级社会里具有不平等性,統治阶级意识与被统治阶级的意识是建立在对立的基础上,符号资源本身就具有分工的色彩,上层阶级的话语表达与下层阶级的话语表达是不一样,现实文化层面上的模式维持是通过意识分工(文化不平等)构建起来。
显然,分工与系统结构四大功能相互联系,分工——结构功能分析模式已成定局。然而,分工——结构功能分析模式的核心是分工对系统的功能问题。结构功能存在着整合与分裂两种可能,由此,自然过渡到对分工与结构的两种可能相关关系(整合与分裂)的思考,分工是维护社会结构的稳定或是破坏社会的团结。
三、分工功能——正功能抑或负功能
从功能视角分析,其可以分为正功能和负功能两种。如果对社会结构和运行产生积极、整合、团结的作用,就称为正功能,如果对社会结构和运行产生障碍、对抗、矛盾、分裂的作用,就称为负功能。这里主要是根据马克思的分工思想来讨论社会结构下的分工功能性问题。一提到马克思,就会想起他的阶级斗争,异化理论和消灭分工等思想,马克思认为“三个因素——生产力、社会状况和意识——彼此之间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矛盾,分工不仅使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消费由各种不同的人来分担这种情况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要使这三个因素彼此不发生矛盾,只有消灭分工”。这里马克思所指的分工是指劳动者层面上的分工,其导致了阶级对立与不平等,一极在享受,另一极却在从事被剥削的劳动。
不仅如此,这种分工还会导致异化现象:“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即扩大了的生产力。由于共同活动本身不是自愿地而是自发形成,这种社会力量在这些人看来就不是他们自身的联合力量,而是某种异己、在他们之外的权力。关系这种权力的起源和发展趋向,他们一点也不了解,因而他们就不再能驾驭这种力量,相反地,这种力量现在却经历着一系列独特的、不仅不以人们的意志和行为为转移,反而支配着人们的意志和行为的发展阶段”。如果把这种异己所创造出来的产品称为客观文化,而把我们对这种客观文化的理解和掌握能力看作是主体文化,异化现象就印证了德国社会学家齐奥尔格·西美尔(georg simmel)所说的“文化悲剧”,工人对他们所生产出来的产品越来越不了解,他们变得很盲目、孤独,只不过是机器运转的一部分零件而已。
总之,这些现象无不体现分工的负功能,尽管异化了的分工创造了社会的巨大财富,滿足了行为有机系统——从环境中获取资源,却不能满足人格系统,这种系统主要强调目标的实现,人们无法实现他们真正的目标,而是实现了被歪曲、压迫的统治阶级的意志。由于人与人之间的异化也使分工所具有的文化模式维持变得困难,他们之间很少沟通。理解所赖于的符号资源和符号意义无法实现共识,社会的整合是建立在这种缺乏共同话语,目标歪曲甚至不平等的基础上,或者说,社会的整合是依靠一种强制力量来维持的,这样就需要统治的一方拥有权力去控制、去强压并建立起他们的组织或国家。有了权力却不一定享有权威,受压迫者并不会认为这是一种“合法的组织”而仅仅认为是一种“强制的联合体”。
因此,分工所产生的这种社会结构显得刚性、脆弱,只要受压迫者对这种不平等与悲剧的意识从潜在转为显在的时候,就意味着这种社会结构的崩溃与分裂,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社会,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社会的变革或社会形态的更替,这种更替无不是分工的负功能效应所引发的生产关系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后果,无不是分工的负功能效应所引发的社会结构整合脆弱的结果。这里,分工的负功能正是马克思所要消灭的分工,而最终建立起人人自由的共产主义社会。
分工不仅仅具有负功能而且还有正功能,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消灭分工’,是在‘劳动者分工’这个范围内,主要指的是分工‘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这样一种状态,而不是讲的‘消灭劳动分工’”。可见,马克思想消灭分工的负功能,但不会消来分工的正功能,也消灭不了。分工的正功能主要体现在经济层面上,特指劳动本身的分工。劳动分工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为社会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不断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只有在劳动分工达到高度发达时,才能为人类的自由活动创造了前提。如果从整个社会系统角度来分析,劳动分工为社会系统注入了资源,是社会系统最基本的能量需要,将对整个系统或社会结构的稳定产生最基础性的影响。
当然,分工的正功能还体现在系统的自我指涉,即“系统按照自身的规律对其环境中的复杂性和偶发事件加以记录和加工处理的性质,或者说系统具有相对的自主性,社会系统是一种自我再生性系统”,正如社会学家卢曼(Luhmann)所提出:“社会系统的主要功能,就是去降低由环境所导致的复杂性,以维持系统与环境关系的有序运作。认为社会系统要存在下去,就必须使复杂性转化为可操作的形式,从而使系统与环境相适应”。即当环境发生变化时,系统就会自动进行进一步的分工,以对付日益变化的外部环境,分工表现为维护系统的正功能。
从这一方面上讲,马克思持相同的观点,其认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然而,生产与人口的增长有关,当人口增长到一定程度时,人们就会有更多的物质需要,生产力就要进一步发展,发展的程度体现为分工的程度。这就是社会系统的自我指涉,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为社会系统或社会结构的自我再分工,满足系统的需要和稳定。
追溯人类的历史,交往已经从封闭的、有限的领域走向开放、无限的空间。特别是全球化的今天,人们的交往逐渐失去了民族性、国界性。彰显了人类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如同被绑在同一条绳子上,这条绳子就是分工,面对着这条绳子,人们变得越来越团结。如果有一方打破这种团结的局面,可能会导致触一发而动全身的后果,害人又害己,经济危机或金融危机就是很好的例子。作为与卡尔·马克思齐名的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在其《社会分工论》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劳动分工是社会团结的根源。由分工引起的团结被称为有机团结,这种团结“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行动范围,都能够自臻其境,都有自己的人格。集体意识(传统社会团结的根源)就为部分个人意识留出地盘,使它无法规定的特殊职能得到了确立。这种自由发展的空间越广,团结所产生的凝聚力就越强。一方面劳动越加分化,个人就越贴近社会;另一方面个人的活动越加专门化,他就越会成为个人”。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95
[2]李恒瑞.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原生态”[M].中共广东省委党校硕士生课程提纲.2006
[3]侯钧生.《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
[4]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书店.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