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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等待猴年除夕鞭炮响起的时候，“上海姑娘因一顿饭逃离江西农村男友家”刷爆了朋友圈。这则新闻后来被证明是假的，但我却相信它的“真”。我的老家虽与江西相隔千里，但昏黄的电灯泡、黑乎乎的木桌子、劣质的不锈钢菜盆，一样的肮脏、破败与贫穷。上海姑娘所逃离的，正是我的父老乡亲每天赖以生存的日常。群情沸议之中，我忍不住想，我们对农村的认识太肤浅了，当现实迎头痛击，才会这样手足无措。
从来不曾有过田园牧歌
谈起乡村，文艺小清新多是一脸的向往。黄昏炊烟袅袅，泥土芬芳，那里风俗淳朴，黄发垂髫怡然自乐，没有职场宫斗，没有熬夜加班。乡村是乌托邦，是归隐的梦。这是一种幼稚、浪漫化的想象。每逢春节前后，当大批年轻人从城市返乡之际，关于乡村困境、失落、路在何方的话题就会集中爆发，这恰恰反映出想象与现实之间的落差。
理解中国的乡村问题，要有一种长时间、远距离的大历史眼光。回看历史，一个显著的事实是，在相当长时期内，中国乡村的生活水准是相当低下甚至是悲惨的。据方行等人编撰的《中国经济通史》，直至清代，农耕民族中仍有超过九成的人口住在农村，战乱与饥荒始终威胁着乡村生活。
这种威胁与恐怖今人已很难想象。以安史之乱为例，安史之乱爆发之初，全国有近900万户，5300万人。但仅仅过了5年后，全国只剩下了290多万户，不到1700万人，只有大唐鼎盛时期的1/3。宋元之际，忽必烈扫荡四川、陕南一带后，全国人口仅为南宋时期的1/20。清代太平天国之乱，全国也损失了近6000万人。
饥馑之年农民生活的悲惨自不必多言。夜读史书，最怕遇到的两个字是“大饥”，因为饥荒往往意味着人伦惨剧。据统计，史书上“人相食”的记载从商周到民国高达110多次。从公元前108年到1911年，两千年里，中国有明确记载的饥荒就有1828次。宁为太平犬，莫为离乱人。即使是在风调雨顺的太平年间，在以富庶著称的江南地区，乡村里的农民也是“居常敝衣藿食，朝夕拮据，寒暑不辍，纱布为务，勉措夏税秋粮，富者专于心计，仅能支撑”。在相对贫瘠的华北地区，日常生活则更是温饱难继，“上户饭粗粝，中户下户掺糠和菜以为食哉”。
这种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境况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1980年3月至9月，新华社曾抽调一批记者到黄土高原地区调查，以掌握农村的真实情况。在内参中，遍布这样的细节：“许多人家，不仅炕上无被子，孩子无衣穿，就连吃饭的碗都没有，只在睡觉的炕边上挖几个小坑，充当吃饭的饭碗。”“我们一连走访了十多户人家……每户的家当，大都值不了十元、二十元人民币。”“1979年是中等年景，人均口粮也仅二百多斤，收入二十八元六角”，“有一次，在陇西火车站，数千逃荒农民争相扒车，途为之塞，致使铁路运输一度中断”。
幸运的是，这一批内参得到了时任总书记胡耀邦的高度重视，他带着稿件乘直升机到了调查现场，最终促使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农村改革措施在全国范围的施行。
在纵向的历史比较中，我们必须承认今天的中国农村在物质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如今走在东部农村，最直观的图景是：遍地小洋楼、满村小汽车，温饱早无虞。在中西部农村，大家议论的也多是婚丧嫁娶，甚少是吃不吃得饱饭。
哀叹乡村“荣光不再”“乡村失落”者，一个很重要的错漏，就是欠缺历史性的比较视野，将幻想投射到了现实。这种幻觉与怀旧，不仅存在于今天的中国，在西方世界也同样如此。英国的许多知识分子就一度认为英国乡村存在“消逝的农村经济”“快乐的英格兰”“黄金时代”。雷蒙·威廉斯在其经典著作《乡村与城市》中，就集中驳斥了这些缅怀旧日农村的观念，指出这些只是作者的想象，真实的英国农村，同样充满苦难。
症状很多，药方很少；研究很多，真知很少
任何一枚硬币都有正反两面，农村也有自己的两面。强调当代中国乡村取得的成绩，不是为了否认它存在的问题。今日乡村问题的焦点，当属“三农”。2000年，还是乡镇党委书记的李昌平上书总理朱镕基，喊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这可算是“三农”问题第一次进入大众视野。如今，在一篇篇的回乡报告中，遍布这样的字眼：道德失落、环境污染、赌博横行、高利贷肆虐、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田地荒芜，等等。这些问题互相纠缠、发酵，乡村仿佛成了一个恶疾缠身的中年人。
这些恶疾中，有些“恶”并非乡村独有。比如关于高利贷横行、婚嫁浪费、离婚率高企、环境污染等。这些病症是工业化时代我们需要面临的共同困境，不仅是乡村，城市也难逃罗网。不过，随着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城乡二元体制仍处分割之下，恶疾在乡村里爆发出来更显刺眼。比如环境污染，目前，我国是世界上使用化肥、农药数量最多的国家。化肥农药的大范围使用，甚至滥用，在带来农作物稳定高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同时，也对土壤、水体造成了触目惊心的污染。随着农村生活、消费方式与城市的趋同，生活污染已逐渐成为农村环境的首要污染源。据测算，我国农村生活污水每年超过80亿吨，但污水处理率不到10%，绝大多数污水直接排放至农田、河流中。河虾、飞鸟几近绝迹，山林、良田沙化，“垃圾围城”、黑河肆流……
诸多病症之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历史因素造成的制度性歧视。建国后确立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方向，农村开始持续性地向城市、工业输血。比如人口的流动受到严密控制，明确区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国家垄断主要农业产品采购、销售，导致农产品价格扭曲。甚至连选举权都是打折了的，农村和城市每一名全国人大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比例，直到2010年才从4：1变为1：1（1953年规定为8：1，1966年为4：1）。这种歧视具有相当的延续性，虽经多轮改革，仍未清理殆尽。
当前，还有更多具体的病症，首当其冲就是农村没人了，尤其是没了青壮年劳力。据有“华中乡土派”领军人物之称的贺雪峰教授的调查，目前约有70%的农民家庭选择了一种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年轻子女进城务工经商、年老父母留村务农。费孝通曾说，农村中的基本社会群体是家。这种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冲击了传统农村的家庭组织，衍生出了一系列养老、留守儿童等问题。 目前，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近1.44亿，其中近六成分布在农村。三代同堂的“大家庭”已逐渐转变为“小户型”，家庭作为一个单元，防御养老风险的能力明显下降。农忙时节，头已白、腰已偻，古稀之年仍下田劳作的景况并不罕见。留守儿童问题则更令人心酸。目前农村留守儿童总量超过6000万，其中有200多万儿童独自居住。近1800万农村留守儿童一年只能见父母1～2次，有近千万留守儿童甚至一年都没有见过父母。留守儿童自杀、被性侵、意外死亡，媒体报道屡见不鲜。想象一下，再过十几年，当这些留守儿童长大了，和那些受到了更好教育，有父母关爱的孩子相比，他们能够“逆袭”吗？
最为根本的，恐怕还是土地问题。其重要性，用“三农”学者温铁军的话来说，“自中国有民主革命开始，中国的根本问题就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就是土地问题，而其它的政治、经济、社会各种制度安排，都与这个问题有环环相扣的内在逻辑”。目前农村土地尚难以发挥其交换价值。
同样让人忧心忡忡的，是对农村社会性的关注与理解似乎越来越窄。检索近20年学术文献可以发现，以2000年“三农”问题爆发为界，所谓“三农”问题研究文献增长了3倍。但最常引用的文献，却还是费孝通、梁漱溟的著作。“三农”问题可谓病症很多，药方很少；研究很多，真知很少。
敢问路在何方？赋权！
假如将1978年视为中国农村的新生，那么近40年过去了，中国农村已是个中年人。这个中年人少了少年的朝气、青年的锐气，承担的压力越来越大，时有不堪重负之感。每有病痛，无事则已，有事则多半是恶疾。
虽有恶疾，却并非无药可医。“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老人曾说过一句话，大意是：中国的农村改革，一切“便宜”的方法已经用尽，如果不触动深层结构，就很难再前进一步。在我的理解里，农村深层结构的症结是什么？权利二字而已。要解决今日中国的农村问题，赋权是一剂良药。当前，要想消除城乡二元体制，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必须尊重农民的意愿，赋予农民与城市居民同样的权利。现代产权理论奠基人科斯指出，没有产权的社会是一个效率绝对低下、资源配置绝对无效的社会。市场经济就是产权经济。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彻底放弃与农争利的政策思路，回到市场经济原点，小修小补政策的“‘便宜’方法已经用尽”了。
首先，就是建议探索给农民以完整的土地、宅基地、林地所有权，而不仅仅是赋予承包权、经营权。其次，对集体资产进行股份制改革，真正实现集体资产“确权到人（户）、权跟人（户）走”。最后，建立起农村资产流转交易平台，让农民手中的土地、股权能够进行交易、抵押、融资，甚至可以土地入股，享受城镇开发红利，通过市场机制激发农村经济活力。
赋权常会遭到质疑，认为它会造成新的土地兼并，最终“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这种想法隐藏的逻辑依然是城乡二元对立，没有认识到市场主体的决定性作用和国家在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中不容推辞的义务。当然，赋权二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现实的复杂远大于书生意气的纸上谈兵。但无论如何复杂，在讨论中国的乡村问题时，基本的态度仍是不仅要力求客观，将城市与乡村对比，也要将其今天和昨天相比，更要理解中国独特的社会主义传统。唯如此，才有可能把准乡村脉象，寻路未来。
从来不曾有过田园牧歌
谈起乡村，文艺小清新多是一脸的向往。黄昏炊烟袅袅，泥土芬芳，那里风俗淳朴，黄发垂髫怡然自乐，没有职场宫斗，没有熬夜加班。乡村是乌托邦，是归隐的梦。这是一种幼稚、浪漫化的想象。每逢春节前后，当大批年轻人从城市返乡之际，关于乡村困境、失落、路在何方的话题就会集中爆发，这恰恰反映出想象与现实之间的落差。
理解中国的乡村问题，要有一种长时间、远距离的大历史眼光。回看历史，一个显著的事实是，在相当长时期内，中国乡村的生活水准是相当低下甚至是悲惨的。据方行等人编撰的《中国经济通史》，直至清代，农耕民族中仍有超过九成的人口住在农村，战乱与饥荒始终威胁着乡村生活。
这种威胁与恐怖今人已很难想象。以安史之乱为例，安史之乱爆发之初，全国有近900万户，5300万人。但仅仅过了5年后，全国只剩下了290多万户，不到1700万人，只有大唐鼎盛时期的1/3。宋元之际，忽必烈扫荡四川、陕南一带后，全国人口仅为南宋时期的1/20。清代太平天国之乱，全国也损失了近6000万人。
饥馑之年农民生活的悲惨自不必多言。夜读史书，最怕遇到的两个字是“大饥”，因为饥荒往往意味着人伦惨剧。据统计，史书上“人相食”的记载从商周到民国高达110多次。从公元前108年到1911年，两千年里，中国有明确记载的饥荒就有1828次。宁为太平犬，莫为离乱人。即使是在风调雨顺的太平年间，在以富庶著称的江南地区，乡村里的农民也是“居常敝衣藿食，朝夕拮据，寒暑不辍，纱布为务，勉措夏税秋粮，富者专于心计，仅能支撑”。在相对贫瘠的华北地区，日常生活则更是温饱难继，“上户饭粗粝，中户下户掺糠和菜以为食哉”。
这种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境况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1980年3月至9月，新华社曾抽调一批记者到黄土高原地区调查，以掌握农村的真实情况。在内参中，遍布这样的细节：“许多人家，不仅炕上无被子，孩子无衣穿，就连吃饭的碗都没有，只在睡觉的炕边上挖几个小坑，充当吃饭的饭碗。”“我们一连走访了十多户人家……每户的家当，大都值不了十元、二十元人民币。”“1979年是中等年景，人均口粮也仅二百多斤，收入二十八元六角”，“有一次，在陇西火车站，数千逃荒农民争相扒车，途为之塞，致使铁路运输一度中断”。
幸运的是，这一批内参得到了时任总书记胡耀邦的高度重视，他带着稿件乘直升机到了调查现场，最终促使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农村改革措施在全国范围的施行。
在纵向的历史比较中，我们必须承认今天的中国农村在物质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如今走在东部农村，最直观的图景是：遍地小洋楼、满村小汽车，温饱早无虞。在中西部农村，大家议论的也多是婚丧嫁娶，甚少是吃不吃得饱饭。
哀叹乡村“荣光不再”“乡村失落”者，一个很重要的错漏，就是欠缺历史性的比较视野，将幻想投射到了现实。这种幻觉与怀旧，不仅存在于今天的中国，在西方世界也同样如此。英国的许多知识分子就一度认为英国乡村存在“消逝的农村经济”“快乐的英格兰”“黄金时代”。雷蒙·威廉斯在其经典著作《乡村与城市》中，就集中驳斥了这些缅怀旧日农村的观念，指出这些只是作者的想象，真实的英国农村，同样充满苦难。
症状很多，药方很少；研究很多，真知很少
任何一枚硬币都有正反两面，农村也有自己的两面。强调当代中国乡村取得的成绩，不是为了否认它存在的问题。今日乡村问题的焦点，当属“三农”。2000年，还是乡镇党委书记的李昌平上书总理朱镕基，喊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这可算是“三农”问题第一次进入大众视野。如今，在一篇篇的回乡报告中，遍布这样的字眼：道德失落、环境污染、赌博横行、高利贷肆虐、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田地荒芜，等等。这些问题互相纠缠、发酵，乡村仿佛成了一个恶疾缠身的中年人。
这些恶疾中，有些“恶”并非乡村独有。比如关于高利贷横行、婚嫁浪费、离婚率高企、环境污染等。这些病症是工业化时代我们需要面临的共同困境，不仅是乡村，城市也难逃罗网。不过，随着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城乡二元体制仍处分割之下，恶疾在乡村里爆发出来更显刺眼。比如环境污染，目前，我国是世界上使用化肥、农药数量最多的国家。化肥农药的大范围使用，甚至滥用，在带来农作物稳定高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同时，也对土壤、水体造成了触目惊心的污染。随着农村生活、消费方式与城市的趋同，生活污染已逐渐成为农村环境的首要污染源。据测算，我国农村生活污水每年超过80亿吨，但污水处理率不到10%，绝大多数污水直接排放至农田、河流中。河虾、飞鸟几近绝迹，山林、良田沙化，“垃圾围城”、黑河肆流……
诸多病症之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历史因素造成的制度性歧视。建国后确立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方向，农村开始持续性地向城市、工业输血。比如人口的流动受到严密控制，明确区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国家垄断主要农业产品采购、销售，导致农产品价格扭曲。甚至连选举权都是打折了的，农村和城市每一名全国人大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比例，直到2010年才从4：1变为1：1（1953年规定为8：1，1966年为4：1）。这种歧视具有相当的延续性，虽经多轮改革，仍未清理殆尽。
当前，还有更多具体的病症，首当其冲就是农村没人了，尤其是没了青壮年劳力。据有“华中乡土派”领军人物之称的贺雪峰教授的调查，目前约有70%的农民家庭选择了一种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年轻子女进城务工经商、年老父母留村务农。费孝通曾说，农村中的基本社会群体是家。这种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冲击了传统农村的家庭组织，衍生出了一系列养老、留守儿童等问题。 目前，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近1.44亿，其中近六成分布在农村。三代同堂的“大家庭”已逐渐转变为“小户型”，家庭作为一个单元，防御养老风险的能力明显下降。农忙时节，头已白、腰已偻，古稀之年仍下田劳作的景况并不罕见。留守儿童问题则更令人心酸。目前农村留守儿童总量超过6000万，其中有200多万儿童独自居住。近1800万农村留守儿童一年只能见父母1～2次，有近千万留守儿童甚至一年都没有见过父母。留守儿童自杀、被性侵、意外死亡，媒体报道屡见不鲜。想象一下，再过十几年，当这些留守儿童长大了，和那些受到了更好教育，有父母关爱的孩子相比，他们能够“逆袭”吗？
最为根本的，恐怕还是土地问题。其重要性，用“三农”学者温铁军的话来说，“自中国有民主革命开始，中国的根本问题就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就是土地问题，而其它的政治、经济、社会各种制度安排，都与这个问题有环环相扣的内在逻辑”。目前农村土地尚难以发挥其交换价值。
同样让人忧心忡忡的，是对农村社会性的关注与理解似乎越来越窄。检索近20年学术文献可以发现，以2000年“三农”问题爆发为界，所谓“三农”问题研究文献增长了3倍。但最常引用的文献，却还是费孝通、梁漱溟的著作。“三农”问题可谓病症很多，药方很少；研究很多，真知很少。
敢问路在何方？赋权！
假如将1978年视为中国农村的新生，那么近40年过去了，中国农村已是个中年人。这个中年人少了少年的朝气、青年的锐气，承担的压力越来越大，时有不堪重负之感。每有病痛，无事则已，有事则多半是恶疾。
虽有恶疾，却并非无药可医。“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老人曾说过一句话，大意是：中国的农村改革，一切“便宜”的方法已经用尽，如果不触动深层结构，就很难再前进一步。在我的理解里，农村深层结构的症结是什么？权利二字而已。要解决今日中国的农村问题，赋权是一剂良药。当前，要想消除城乡二元体制，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必须尊重农民的意愿，赋予农民与城市居民同样的权利。现代产权理论奠基人科斯指出，没有产权的社会是一个效率绝对低下、资源配置绝对无效的社会。市场经济就是产权经济。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彻底放弃与农争利的政策思路，回到市场经济原点，小修小补政策的“‘便宜’方法已经用尽”了。
首先，就是建议探索给农民以完整的土地、宅基地、林地所有权，而不仅仅是赋予承包权、经营权。其次，对集体资产进行股份制改革，真正实现集体资产“确权到人（户）、权跟人（户）走”。最后，建立起农村资产流转交易平台，让农民手中的土地、股权能够进行交易、抵押、融资，甚至可以土地入股，享受城镇开发红利，通过市场机制激发农村经济活力。
赋权常会遭到质疑，认为它会造成新的土地兼并，最终“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这种想法隐藏的逻辑依然是城乡二元对立，没有认识到市场主体的决定性作用和国家在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中不容推辞的义务。当然，赋权二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现实的复杂远大于书生意气的纸上谈兵。但无论如何复杂，在讨论中国的乡村问题时，基本的态度仍是不仅要力求客观，将城市与乡村对比，也要将其今天和昨天相比，更要理解中国独特的社会主义传统。唯如此，才有可能把准乡村脉象，寻路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