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会”的基本含义，指艺术家在不可预知的自然、情境等客体邂逅触遇中获得灵感，创作出充满生机而又不可重复的艺术。“兴会”作为美学范畴，最早出现在《庄子》中，《庄子·大宗师》中云：“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众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嗌言若哇。其耆欲深者，其天机浅。”说的是，众人与“真人”相比，困扰日深，嗜欲深重，所以难得与自然之理“兴会”。南北朝时期颜之推《颜氏家训》提出“标举兴会，引发性灵”，较早明确地提出这一专属概念。晋陆机《文赋》中开始对此做完善的阐述：“若夫应感之会，通塞之纪，来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灭，行犹响起。方天机之骏利，夫何纷而不理？思风发于胸臆，言泉流于唇齿。”“是故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虽兹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戮。故时抚空怀而自惋，吾未知夫开塞之所由也。”这里的“应感之会”与现今“兴会”意思完全相同，揭示了“兴会”作为创作最佳契机的内涵特征。
　　而就书法艺术来讲，“兴会”内涵较为宽泛，表现程度也有深浅之不同。一是以“不经意”“猝然”“忽然”“触遇”等形式表现，反映书家在某个时段在某个地域突然欲书，在创作境遇上有着明显的“兴會”特征。唐孙过庭《书谱》言之较详：“偶然欲书，五合也。”“加以糜蠧不传，搜秘将尽，偶逢缄赏，时亦罕窥，优劣纷纭，殆难乐覙缕。”
　　二是以情适意合、心手相应、兴致勃发等情形表现，反映书家情感与思维在与外在物象变化感触中，一挥而就，形成难以重复的艺术佳构。汉蔡邕《笔论》“默坐静思，随意所适”，晋卫夫人《笔阵图》“心存委曲，每为一字，各象其形”说的都是创作时书家要任凭想象驰骋，思维激活，使才情充分高扬。晋王羲之《题卫夫人笔阵图》中：“夫欲书者，先干研墨，凝神静思预想字形大小，偃仰，手直振动，令筋脉相连，意在笔前，然后作书”，表明书法要注重与时境“兴会”，书法创作的前奏热身的涨衰，不但是区别艺术品和实用品的标志，而且预示着艺术创作的成败，意味着作品艺术价值的高低，所以历代书家笃重书法艺术前的境遇之具备，唐欧阳询《八诀》“澄神静虑，端己正容，秉笔思生，临池志逸”，说得更加形象化，书家对纷纭变幻的物态万象要有所应和，爽然赴约才能领悟其真谛。
　　三是以“感物通神”“天赋灵动”等特征表现，创作出书法中的“逸品”“神品”，这是“兴会”的高端表现形式。其深层含义在于表明书法与其他艺术在思维方式上的思维差异。何时何地书家的心灵受到外物的感召，兴发起创作冲动，不可预设也不可以假定。
　　“兴会”取决于书家与客体的契合
　　书法艺术得益于书家心与物相契的过程。在创作过程中，自然万物与宇宙人生对书家的影响，是一种润物无声、熟视无睹的潜意识存在，只有书家的主观情感与客观外物产生了某种契合，才有可能情思波动，感情激越，创造力空前，出现“兴会”之机。所以“兴会”并非指实体性的范畴，而是表达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性范畴。“兴”表现出书家情感的奔放无羁、天马行空、致高神逸；“会”则表明书家将周遭时际、物象与艺术的积累笼聚于胸。要么以情兴物，自身的感情对外物有所寄托；要么物以情观，外物对自身感情有所寓怀。当然，心与物契，内与外符的向度和强度、力度会迥然相异，亦即书家与外物的情感体验关系，会由于不同的触遇和感应方式而千差万别。
　　书法艺术强调心灵和外物必须统一，当心灵和外物骤然“兴会”之时，也就是书家灵感女神降临之时。所以书家特别强调“兴会”的作用，南朝王僧虔《笔意赞》把“心忘笔，手忘于书，心手达情，书不忘想”的“兴会”心理状态，看作书家“求之不得”的最高创作境界。
　　“兴会”的审美价值生成
　　因为“兴会”具有不可逆料、无心相求的特质，有鬼斧天成、顺其自然之意趣，这就使其美感的生成也踔厉高蹈，情有别致。
　　书法有无以复制之美。书家在“兴会”的作用下，情感得到激发，使自己的技能得到极大的发挥，创造出让人摇荡心灵的审美艺术。“兴会”现场现时性，是形成书法艺术“无以复制”的最主要因素。书家的情感丰富而多元，可欢乐可喜爱可悲哀可惊恐，就是同属于悲哀，即使悲哀的原因和性质大致相同，它在不同的书家身上也表现出独一无二的特征。
　　“入定”对“兴会”有着积极的作用。它使书家从实用功利中解脱出来，书家决不能以实用的目光去观物取象，而要通过艺术的手段化具象为抽象，从特定的时空中移出物象而观其抽象的一面，在虚静专一的心态中，超脱于物象之上，为“兴会”来临做好铺垫和准备，使物象在抽象之泉的灌注中成为艺术。“入定”的本质，是使书家不滞于形，并赋予物象以内在不息的生命和外在飘忽的神韵，使书家与物象在互为各异的状态下，达到物我交相契合，从而创作出一个互为亲近、物我浑融的形象。
　　“兴会”根植于书家深厚的学养
　　诚然，书法艺术自然高妙、臻于化境的佳构，往往都是书家与境遇“兴会”而成，但这种“兴会”并不是随机而取，想遇即至的，而必须根植于书家深厚的学养。只有书家最大限度地熟练掌握创造技巧、自由运用艺术形式，且具有鲜明的创作个性，才有可能生发“兴会”的机缘。如果缺乏深厚艺术修养和丰富艺术创作经验，不仅不会受到“兴会”的青睐，就是与“兴会”遇合，也不可能有书法极致艺术的诞生。
　　首先，“兴会”根植于书家的操守。《论语》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表达了儒家观念中人生之“德”与“艺”的关系，特别强调人要修身养性，善养自己的浩然之气和馨香之德。其次，根植于书家的学问，史上几近所有的书家都学识丰富，至少在某个方面有特长，可以说都是见多识广者。再次，根植于书家的游历与胸怀。书家不能闭门造车，而要走万里路，交万邦友。与友交游，尽享山水的乐趣，得之心并寓之酒，游目骋怀，放浪形骸，兴怀欲书，是古代书家优雅生活要诣所在。书家在游乐之中，不仅会将世事烦恼抛之脑后，而且可以怡情恣性，激发书家之文思。


　　宋欧阳修留下千古名作《醉翁亭记》，王羲之留下了百代彪炳的《兰亭集序》，说的就是书法得之于游乐的盛事。“兴会”的彩球只会抛给“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的天时，抛给“茂林修竹，清流激湍”的境地，抛给“群贤毕至，一斛一咏”的禊友，但绝不会飘向缩之阁楼、不问世事的“书蠹”。唯有书家操守高洁、学识深厚、视野开阔，才能时时有“兴会”之机，处处有“兴会”之缘，也才能在喧闹的世界得以看出书法无相的妙意，在欲望洪流中看到书艺清澈雅致的特质，在混乱的秩序中辨析出艺术生命的妙宗与指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