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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切斯瓦夫·米沃什40岁,他是波兰人民共和国驻法国使馆的文化参赞。在这个体面的位置上,他已经干了两年多。此前,他做过波兰驻美国大使馆文化参赞。此外,他还是一名在波兰享有盛誉的诗人和翻译家。这一年,弱小的波兰在一位傲慢主子的怒视下,作为一种新信仰的斯大林主义开始在这个波罗的海小国雷厉风行。
身处斯大林专制体制下的知识分子,面对诸多丑陋时,米沃什坦言,他“也曾倾向于闭眼不看……安心寻求诗韵,翻译莎士比亚作品”。很快,他吃惊地发现,自己根本不可能无动于衷。一个直接的例子是——1949年夏季,一个有点寒冷的晚上,他作为一名光鲜的外交官去参加一个聚会。米沃什和其他人一道喝酒、跳舞,直到凌晨4点。兴高采烈之际,他目击了一辆满载“犯人”的吉普车。押送的士兵和看守都穿着两层军大衣,而那些可怜的囚犯只穿了身夹克,冻得浑身发抖。残酷的现实将诗人的良知拍醒了。他写道:“那时我明白了我是谁的帮凶。”米沃什目睹了典型的斯大林时代恐怖的一幕。站在他诗人身份的这一边,遵从良心,他必须履行自己的职责——用母语记录这一切。而纵观米沃什一生,波兰无数残酷的事实为他所目击,日后都将以诗或散文的形式被记录下来。
在米沃什人生中途的1951年,他必须面对一个艰难的事实——出走西方,成为与自己的母语隔绝的流亡者。而这,是1945年以后的波兰信奉苏联体制导致的直接结果——在一种新信仰的笼罩下,包括米沃什在内的所有波兰作家都必须信奉来自莫斯科的唯物辩证法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然而,诗人天性对自由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渴望。他像大多数波兰人一样,对苏联没有好感。现实与内心的巨大反差,让他终于在这一年与他服务了多年的东方体制彻底决裂。他勇敢地从波兰驻法国文化参赞的位置上出走。尽管整个巴黎,除了加缪和雅斯贝尔斯两位伟大人物,谁都无法理解他的举动。此后10年,他卖稿为生。1961年,流亡美国,受聘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切斯瓦夫·米沃什1911年出生在邻近立陶宛首都維尔诺的小镇塞特伊涅,一个讲波兰语的贵族家庭。父亲是一名由乡下移居城市的工程师。他的童年时代因此跟随父亲到过俄国的很多地方。他的小学、中学和大学都是在森林覆盖的维尔诺度过。此城归属波兰,他因此是一名波兰诗人。在极端的20世纪,做一名波兰诗人意味着承受深渊里的苦难。托他那位工程师父亲的福,米沃什倒没有经历像“多数世居此地(维尔诺)的居民不是被纳粹屠杀,就是被俄国人流放到西伯利亚,或是被迫迁到德国人离开后的西部地区”的厄运;米沃什一家也没有像1949年3月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某个家庭那样,在一种冷酷的体制下和绝望的北极,为了活着,不得不做“永恒的奴隶”。但,作为诗人的米沃什有自己的使命且很早就意识到这个使命:“或许我的出生就是为了让他们通过我的嘴说出‘永恒的奴隶’这个词。”为了说出极权制度的真相,也为了对自己的出走进行辩护,米沃什撰写了《被禁锢的头脑》一书。通过他熟悉的阿尔法、贝塔、伽玛和戴尔塔4位曾经的朋友和同行,书写了极权制度对东欧知识分子的戕害,为极权国家精神奴役的诸种恶行保存了一份“文件”。在米沃什的叙述中,由于这种新信仰的异常反人性,生活在其中的4位作家的世界观全都发生了可怕的变化。在理性的解剖刀下,米沃什写出了这种变化,使得他藉以观察的4个人物都具有了丰富而复杂的性格。这些篇章,一方面,展现了米沃什的小说家才华;另一方面,也启动了他的批评功能。这是建立在作家“切实的经验”的基础上的观察和反思。它不仅仅停留在事实的揭示上,还有更深的哲学层面的剖析。它以“一种特别贴近的方式揭示了可怕的现实状况”(雅斯贝尔斯)。因为这部书的文学性,它无疑给20世纪的政论写作确立了新的维度。
米沃什是极具良知的大诗人,他思考的,都是这个世界的大问题,比如,“集体大屠杀、革命的恐怖、淘金热、劳工阶级仍在遭受苦难”等等。他说,“这一切都是恶行,如果每个人都认为应该对此保持沉默,甚至表示赞许,谁知道这些灾难会演变成怎样的规模?”在斯大林主义猖獗的年代,米沃什那双目睹事实的眼睛,是不可能闭上的。他冒着付出巨大代价的风险奋力写下这一切。如此勇敢的发声,毫无疑问,使得他的写作变成了一种抗议。
《被禁锢的头脑》初版于米沃什出走西方两年之后的1953年。因为这部政论性著作,米沃什开始享誉国际文坛。
早在上世纪80年代,他的诗经由绿原和杜国清的翻译,进入中文的阅读视野。中文读者熟知的米沃什是一名伟大的诗人、198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中国当代诗人受其诗风影响的,不在少数。但很少有人知道,米沃什还是一名对极权主义有着深刻反思的大批评家。精湛的修养,加上波兰背景,使得他对于极权主义的批判,有着令人信服的真知灼见。
身处斯大林专制体制下的知识分子,面对诸多丑陋时,米沃什坦言,他“也曾倾向于闭眼不看……安心寻求诗韵,翻译莎士比亚作品”。很快,他吃惊地发现,自己根本不可能无动于衷。一个直接的例子是——1949年夏季,一个有点寒冷的晚上,他作为一名光鲜的外交官去参加一个聚会。米沃什和其他人一道喝酒、跳舞,直到凌晨4点。兴高采烈之际,他目击了一辆满载“犯人”的吉普车。押送的士兵和看守都穿着两层军大衣,而那些可怜的囚犯只穿了身夹克,冻得浑身发抖。残酷的现实将诗人的良知拍醒了。他写道:“那时我明白了我是谁的帮凶。”米沃什目睹了典型的斯大林时代恐怖的一幕。站在他诗人身份的这一边,遵从良心,他必须履行自己的职责——用母语记录这一切。而纵观米沃什一生,波兰无数残酷的事实为他所目击,日后都将以诗或散文的形式被记录下来。
在米沃什人生中途的1951年,他必须面对一个艰难的事实——出走西方,成为与自己的母语隔绝的流亡者。而这,是1945年以后的波兰信奉苏联体制导致的直接结果——在一种新信仰的笼罩下,包括米沃什在内的所有波兰作家都必须信奉来自莫斯科的唯物辩证法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然而,诗人天性对自由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渴望。他像大多数波兰人一样,对苏联没有好感。现实与内心的巨大反差,让他终于在这一年与他服务了多年的东方体制彻底决裂。他勇敢地从波兰驻法国文化参赞的位置上出走。尽管整个巴黎,除了加缪和雅斯贝尔斯两位伟大人物,谁都无法理解他的举动。此后10年,他卖稿为生。1961年,流亡美国,受聘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切斯瓦夫·米沃什1911年出生在邻近立陶宛首都維尔诺的小镇塞特伊涅,一个讲波兰语的贵族家庭。父亲是一名由乡下移居城市的工程师。他的童年时代因此跟随父亲到过俄国的很多地方。他的小学、中学和大学都是在森林覆盖的维尔诺度过。此城归属波兰,他因此是一名波兰诗人。在极端的20世纪,做一名波兰诗人意味着承受深渊里的苦难。托他那位工程师父亲的福,米沃什倒没有经历像“多数世居此地(维尔诺)的居民不是被纳粹屠杀,就是被俄国人流放到西伯利亚,或是被迫迁到德国人离开后的西部地区”的厄运;米沃什一家也没有像1949年3月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某个家庭那样,在一种冷酷的体制下和绝望的北极,为了活着,不得不做“永恒的奴隶”。但,作为诗人的米沃什有自己的使命且很早就意识到这个使命:“或许我的出生就是为了让他们通过我的嘴说出‘永恒的奴隶’这个词。”为了说出极权制度的真相,也为了对自己的出走进行辩护,米沃什撰写了《被禁锢的头脑》一书。通过他熟悉的阿尔法、贝塔、伽玛和戴尔塔4位曾经的朋友和同行,书写了极权制度对东欧知识分子的戕害,为极权国家精神奴役的诸种恶行保存了一份“文件”。在米沃什的叙述中,由于这种新信仰的异常反人性,生活在其中的4位作家的世界观全都发生了可怕的变化。在理性的解剖刀下,米沃什写出了这种变化,使得他藉以观察的4个人物都具有了丰富而复杂的性格。这些篇章,一方面,展现了米沃什的小说家才华;另一方面,也启动了他的批评功能。这是建立在作家“切实的经验”的基础上的观察和反思。它不仅仅停留在事实的揭示上,还有更深的哲学层面的剖析。它以“一种特别贴近的方式揭示了可怕的现实状况”(雅斯贝尔斯)。因为这部书的文学性,它无疑给20世纪的政论写作确立了新的维度。
米沃什是极具良知的大诗人,他思考的,都是这个世界的大问题,比如,“集体大屠杀、革命的恐怖、淘金热、劳工阶级仍在遭受苦难”等等。他说,“这一切都是恶行,如果每个人都认为应该对此保持沉默,甚至表示赞许,谁知道这些灾难会演变成怎样的规模?”在斯大林主义猖獗的年代,米沃什那双目睹事实的眼睛,是不可能闭上的。他冒着付出巨大代价的风险奋力写下这一切。如此勇敢的发声,毫无疑问,使得他的写作变成了一种抗议。
《被禁锢的头脑》初版于米沃什出走西方两年之后的1953年。因为这部政论性著作,米沃什开始享誉国际文坛。
早在上世纪80年代,他的诗经由绿原和杜国清的翻译,进入中文的阅读视野。中文读者熟知的米沃什是一名伟大的诗人、198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中国当代诗人受其诗风影响的,不在少数。但很少有人知道,米沃什还是一名对极权主义有着深刻反思的大批评家。精湛的修养,加上波兰背景,使得他对于极权主义的批判,有着令人信服的真知灼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