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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监禁状态”是解读大江健三郎早期作品的关键词之一。这一状态不仅包含了日本战后个人的屈辱，更是当时整个日本的象征。本文聚焦“监禁状态”，从迷茫、挣扎、共生三个方面分析战后日本青年一代努力冲破这一监禁牢笼时的心路历程，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大江也找到了打开日本“监禁状态”的突破口。
【关键词】 监禁状态;性;政治;残疾儿;核主题
【中图分类号】I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10-0027-03
“大江健三郎自1957年以《奇妙的工作》登上日本文坛后，接连发表了《死者的奢华》《他人之足》《饲育》《人羊》《拔芽击仔》《先跳后看》等作品，倾力描写‘监禁状态’下无力而绝望的战后日本青年。”他在《死者的奢华》后记中也说过，这些作品基本上是他在1957年后半年写的，其基本主题是表现处于被监禁状態和被封闭墙壁之中的生活方式。
对“监禁状态”“被封闭墙壁之中的生活方式”的解读，许多学者都给出了自己的见地。一条孝夫认为这是受萨特和加缪的存在主义的影响，意在说明时代的闭塞[1];关立丹指出，大江笔下的“监禁状态”具有双重性，一种是无希望、无前途的围栏状态，另一种特性为受保护的内在世界[2];王新新认为“监禁状态”是一种疏离感，他认为陷入监禁状态的主人公们处在一种被外界疏离的状态中，因此，他指出监禁状态包含着屈服感[3]。
从各种角度对“监禁状态”的研究已经屡见不鲜，本文试从大江健三郎中期创作主题的转变这一切入点来探讨作品中主人公们在“监禁状态”下的心理变化过程，探讨大江在创作过程中，自己得到心灵救赎的同时，他也找到了打开日本“监禁状态”的突破口。
一、在监禁中迷茫
“监禁状态”这一主题的提出是受萨特存在主义的影响，同时也与大江自身成长经历有关。存在主义文学关于世界存在荒谬性的描写与大江当时对日本状况的感受不谋而合。出生于1935年的大江健三郎是在超国家主义和战后民主主义这两种反差巨大的意识形态下成长起来的。日本战败，被美国占领，这在一个农村少年心中种下了一颗屈辱的种子，所以“监禁状态”成了大江早期作品的重要主题。
在早期作品中，大江表达更多的是被美国占领后的日本如同监牢一样，青年一代在这种屈辱中的无力感，他试图用存在主义荒诞性的表现手法来唤醒这些毫无生气的日本青年。代表作《人羊》讲述的是驻日美军在公交车上用刀逼迫“我”脱去裤子扮羊取乐的事件。“我”无力反抗，只能任由他们摆布，“我”感到整个日本如同一个被美国监禁、管控的牢笼一样。篠原茂认为《人羊》是“作为最初通过主人公阴暗的屈辱感，描写了占领体制下的日本而受到注目的作品。”[4]以及“在《奇妙的工作》中，大江把日本学生的形象与医学部实验用的狗联系在了一起。看到那些拴在桩子上的狗无精打采，甚至丧失了敌意，主人公想：“我们太像了。”《他人之足》的开篇就是：“我们在厚厚的黏液质墙壁里面，老老实实地生活着。”《死者的奢华》的主人公也说：“没有希望……没有必要去希望什么。”对《我们的时代》的主人公靖男来说：“现代日本青年不可能有可称之为希望的东西，有的只是停滞和虚无。”[5]早期大江笔下的主人公“对被监禁状态的自觉与无奈，也已到无以复加的程度。”[6]这个时期大江所描写的“监禁状态”表达的不仅仅是作为个人的感受，更是当时整个日本的屈辱。
二、在监禁中挣扎
“早期写作在一种沉寂的空气中开始，成为对日本青年‘监禁状态’的寓言化书写;但与此同时，大江的文学中又潜藏着打破闭塞状况，通过行动来夺回主体性和政治性的冲动。”[7]以安保斗争为契机，大江以“性的人”“政治的人”的理论，来把握日本人的监禁状态，并且试图用反社会的“性”来逃离这种监禁。“大江文学中的‘性’是为其文学的‘政治’服务的。” [8]“大江把人抽象化的分成‘政治的人’和‘性的人’相对立的两大类型。前者具有与‘他人’对立、斗争的本质，无视绝对的权威;后者在本质上没有‘他人’，只有‘我’。”[8]这里所说的“性的人”不是狭义的性爱者，是暗喻战败后的日本在美国的监禁下，犹如“雌性的人”，是“性的人”的国家;而美国则是伟岸的“雄性的人”，是“政治的人”的国家。日本青年在这种监禁下，愈发感到屈辱。他们试图通过反社会的性行为来表达自己的反抗，并试图找回日本人的主体性。
这个时期大江小说中经常出现一些性犯罪者、异常性行为现象，比如《青年的污名》中的荒若岛上的青年人，《性的人》中的J。他们用荒唐的性行为去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叫喊》是大江用“性的人”“政治的人”理论创作的实验作品，可以说是反映安保斗争失败的一部作品。主人公吴鹰男作为一个混血儿，他意识到自己必须变成怪物才能恢复他作为日本人的“正统性”，于是他实施了性犯罪，强奸了一名女学生。最后，在法庭上吴鹰男自求死刑，他的母亲念着他的朝鲜语名字为他最后送行。最终，他渴望“正统性”的行为以失败告终。吴鹰男作为一个混血儿象征着他是一个与他人对立的“性的人”，他渴望“正统性”的行为象征着他想要变为“政治的人”。最终这一行动失败不正是他无法成为“政治的人”的暗示吗？因为吴鹰男是日本人和朝鲜人生的混血儿，如果想追求正统性，只能成为怪物。也就是说，用正常的方法，在“性的人”的日本无法成为“政治的人”。主人公用这种反社会的性行为可以看作是对当时日本现状的反抗，他试图冲破监禁的牢笼，找回作为日本人的主体性，虽然最终失败，但这不得不说是主人公们寻求自由和光明的一种尝试吧。
三、在监禁中共生
1963年是大江重要转折意义的一年，他的创作主题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残疾儿大江光的出生，对一个父亲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打击，如何与残疾儿共生成了大江生活中的课题。同年他又访问广岛，在《广岛札记》的序言中，大江描述了他去广岛前后心理变化的过程。 “当时，我那个濒于死亡的初生儿子，躺在玻璃箱子里，全然没有康复的希望”“我从未经过如此疲敝困顿、忧愁沉郁的旅行。”[9]3
“然而，一周之后，当我们即将离开广岛时，我们发现，有一条绳索，能把我们从自身的沉郁渊薮中解救出来，这条绳索就牢握在我们自己手中……这些真正的广岛人的生活态度和思想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我的儿子还躺在玻璃箱里，在我心灵深处埋进了恍惚之种、颓废之根。而他们不仅给了我以直接的鼓舞，也让我体味到了这恍惚之种、颓废之根从深处剜出的痛楚。我试图以广岛和这些真正的广岛人为锉，检验自己内心的硬度。”[9]4从此“与残疾儿共生”成了他文学创作中的一个重要主题。
“与大江此前作品中的日本青年一样，主人公厌倦了‘安稳而慢性’的生活，然而，不等他摆脱这种监禁状态，残疾婴儿又让他陷入新的监禁中。”[10]其中《个人的体验》就是根据大江的现实经历创作的“残疾儿”主题小說。主人公“鸟”把婚后生活比作被监禁的牢笼，与妻子婚后生下一个脑部残疾的儿子，因为残疾儿的出生，把“鸟”的牢笼盖子又狠狠地盖上了。他为此沉迷酒色，并计划与情人杀死儿子后逃亡非洲，但最终经过一系列的挣扎和斗争，最终决定肩负起一个父亲的责任，让孩子接受手术，与残疾儿共同生活。他虽然试图冲破监禁的牢笼，但最后又选择回归牢笼，选择与残疾儿共生。但这个时候的“鸟”似乎还没做好完全的准备，正如在小说结尾一样，关于“鸟”决定回归家庭的描写，也只是匆匆涉及。继《个人的体验》之后，大江又连续创作了一系列“与残疾儿共生”的主题小说。
《新人啊觉醒吧》中的残疾儿已经成长为一个青春期少年，面对长大后的儿子，作为父亲的“我”要开始面对新的问题，他担心自己死后儿子在社会上如何生存。但是儿子用行动向家人传达着“不用担心”，小说中父亲反而得到了残疾儿子的慰藉。“从残疾儿子的定位与形象来看，《个人的体验》中，他仅仅是一个附属性存在，而在《新人啊觉醒吧》中，起初屹耳的暴躁给家人带来苦恼，但作品后半部分，屹耳为家庭带来了祥和与平静。”[10]作品中父亲经过努力，与残疾儿一同成长，逐渐得到精神救赎。
《静静的生活》描述的是在父母出国期间，残疾儿哥哥与弟弟妹妹的日常生活。妹妹原以为自己是哥哥的保护人，可在游泳教练企图侵犯她的时候，哥哥却及时保护了她。“智力残疾的哥哥，原本处于被保护的地位，而在小说中则多次保护、拯救了深陷危机的妹妹，兄妹间的心灵纽带也由此增强。” [10]就这样，残疾儿形象，由《个人的体验》中勉强存活下来的婴儿，到《新人啊觉醒吧》中长成可以抚慰家人的青春期少年，最后在《静静的生活》中成为一个可以抚慰全家的“拯救者”。
“实际上，中期这一系列‘父子共生’的小说作品，仍然充满了人与人之间相互隔绝的苦闷感，确实是早期‘监禁状态’主题的延续。只不过，‘父子共生’系列里，主人公不再试图逃到监狱外面去，而是努力回到监狱里，通过正面迎战痛苦，寻求监狱内‘自由’的可能性，这是中期‘监禁状态’的新特点。”[11]
确实，从《个人的体验》中的父亲决定重回牢笼，正面面对困难，经过与残疾儿一同的成长，到最后《静静的生活》里的整个家庭都得到残疾儿的救赎，残疾儿不再是监禁他的牢笼，在与残疾儿共生的同时，他的心灵仿佛得到解脱，获得了自由。这一心路历程的变化，也可看作是大江在面对长子大江光的心理变化吧。
四、结语
“监禁状态”是解读大江早期作品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关键词。它反映的是时代的闭塞，或者说是战后日本青年的空虚和对现实的屈辱、无力感，他们如同温水里的青蛙，对这种监禁感敌意渐消，直至失去自我。
安保斗争之际，大江用“性的人”“政治的人”理论创作，用反社会反道德的“性”去表达青年一代对“监禁状态”的抗争，但最后仍不得善终。
1963年，大江患有脑部残疾的儿子出生，同年访问广岛，使大江深深地意识到，个人的苦难、被原子弹破坏的广岛人的苦难，以及全人类的苦难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他以“与残疾儿共生”这一主题创作的一系列小说表达了主人公在“监禁状态”中只有直面困境，心灵才能获得重生。为此，他也找到了打开日本“监禁状态”的突破口——“核”主题创作。“大江健三郎长期致力于‘核’主题研究的根本动机及目的，是为了确立日本新的发展方向。”[12]他以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呼唤民众积极加入反核行动中，冲破“监禁”在头顶的核威胁。
参考文献：
[1]一条孝夫.大江健三郎-その文学的世界と背景[M].大阪：和泉书院，1997：16.
[2]关立丹.森林情结与“监禁状态”── 从大江健三郎的《饲育》谈起[J].日本学论坛，1999，（04）：52-53.
[3]王新新.大江健三郎的文学世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27.
[4]篠原茂.大江健三郎文学事典[M].东京：森田出版，1998：35.
[5]王新新.中国之于大江健三郎——大江健三郎1960年访华研究[J].文艺争鸣，2001，（05）：74-78.
[6]王琢.“被监禁状态”下的苦闷与不安——论大江健三郎第一阶段初期小说[J].海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04）：1-8.
[7]高华鑫.1960年安保运动与大江健三郎的中国之行[J].外国文学评论，2020，（02）：90-110.
[8]郑民钦.大江健三郎文学中性与政治的冲撞[J].北方工业大学学报，1999（02）：47-51.
[9]大江健三郎.广岛·冲绳札记[M].王新新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10]徐旻，宋高远.大江健三郎作品中的“残疾”主题[J].日语学习与研究，2014，（03）：122-127.
[11]刘苏曼.名为“共生”的监禁状态——大江健三郎《空中怪物阿贵》的再解读[J].日语教育与日本学研究，2016，（00）：336-341.
[12]王丽华.大江健三郎文学中的“核”主题[D].北京外国语大学，2016.
作者简介：
张平平，女，河南洛阳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外国语言文学研究。
张卫娣，女，河南洛阳人，教授，主要从事文化语言学及日本问题研究。
【关键词】 监禁状态;性;政治;残疾儿;核主题
【中图分类号】I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10-0027-03
“大江健三郎自1957年以《奇妙的工作》登上日本文坛后，接连发表了《死者的奢华》《他人之足》《饲育》《人羊》《拔芽击仔》《先跳后看》等作品，倾力描写‘监禁状态’下无力而绝望的战后日本青年。”他在《死者的奢华》后记中也说过，这些作品基本上是他在1957年后半年写的，其基本主题是表现处于被监禁状態和被封闭墙壁之中的生活方式。
对“监禁状态”“被封闭墙壁之中的生活方式”的解读，许多学者都给出了自己的见地。一条孝夫认为这是受萨特和加缪的存在主义的影响，意在说明时代的闭塞[1];关立丹指出，大江笔下的“监禁状态”具有双重性，一种是无希望、无前途的围栏状态，另一种特性为受保护的内在世界[2];王新新认为“监禁状态”是一种疏离感，他认为陷入监禁状态的主人公们处在一种被外界疏离的状态中，因此，他指出监禁状态包含着屈服感[3]。
从各种角度对“监禁状态”的研究已经屡见不鲜，本文试从大江健三郎中期创作主题的转变这一切入点来探讨作品中主人公们在“监禁状态”下的心理变化过程，探讨大江在创作过程中，自己得到心灵救赎的同时，他也找到了打开日本“监禁状态”的突破口。
一、在监禁中迷茫
“监禁状态”这一主题的提出是受萨特存在主义的影响，同时也与大江自身成长经历有关。存在主义文学关于世界存在荒谬性的描写与大江当时对日本状况的感受不谋而合。出生于1935年的大江健三郎是在超国家主义和战后民主主义这两种反差巨大的意识形态下成长起来的。日本战败，被美国占领，这在一个农村少年心中种下了一颗屈辱的种子，所以“监禁状态”成了大江早期作品的重要主题。
在早期作品中，大江表达更多的是被美国占领后的日本如同监牢一样，青年一代在这种屈辱中的无力感，他试图用存在主义荒诞性的表现手法来唤醒这些毫无生气的日本青年。代表作《人羊》讲述的是驻日美军在公交车上用刀逼迫“我”脱去裤子扮羊取乐的事件。“我”无力反抗，只能任由他们摆布，“我”感到整个日本如同一个被美国监禁、管控的牢笼一样。篠原茂认为《人羊》是“作为最初通过主人公阴暗的屈辱感，描写了占领体制下的日本而受到注目的作品。”[4]以及“在《奇妙的工作》中，大江把日本学生的形象与医学部实验用的狗联系在了一起。看到那些拴在桩子上的狗无精打采，甚至丧失了敌意，主人公想：“我们太像了。”《他人之足》的开篇就是：“我们在厚厚的黏液质墙壁里面，老老实实地生活着。”《死者的奢华》的主人公也说：“没有希望……没有必要去希望什么。”对《我们的时代》的主人公靖男来说：“现代日本青年不可能有可称之为希望的东西，有的只是停滞和虚无。”[5]早期大江笔下的主人公“对被监禁状态的自觉与无奈，也已到无以复加的程度。”[6]这个时期大江所描写的“监禁状态”表达的不仅仅是作为个人的感受，更是当时整个日本的屈辱。
二、在监禁中挣扎
“早期写作在一种沉寂的空气中开始，成为对日本青年‘监禁状态’的寓言化书写;但与此同时，大江的文学中又潜藏着打破闭塞状况，通过行动来夺回主体性和政治性的冲动。”[7]以安保斗争为契机，大江以“性的人”“政治的人”的理论，来把握日本人的监禁状态，并且试图用反社会的“性”来逃离这种监禁。“大江文学中的‘性’是为其文学的‘政治’服务的。” [8]“大江把人抽象化的分成‘政治的人’和‘性的人’相对立的两大类型。前者具有与‘他人’对立、斗争的本质，无视绝对的权威;后者在本质上没有‘他人’，只有‘我’。”[8]这里所说的“性的人”不是狭义的性爱者，是暗喻战败后的日本在美国的监禁下，犹如“雌性的人”，是“性的人”的国家;而美国则是伟岸的“雄性的人”，是“政治的人”的国家。日本青年在这种监禁下，愈发感到屈辱。他们试图通过反社会的性行为来表达自己的反抗，并试图找回日本人的主体性。
这个时期大江小说中经常出现一些性犯罪者、异常性行为现象，比如《青年的污名》中的荒若岛上的青年人，《性的人》中的J。他们用荒唐的性行为去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叫喊》是大江用“性的人”“政治的人”理论创作的实验作品，可以说是反映安保斗争失败的一部作品。主人公吴鹰男作为一个混血儿，他意识到自己必须变成怪物才能恢复他作为日本人的“正统性”，于是他实施了性犯罪，强奸了一名女学生。最后，在法庭上吴鹰男自求死刑，他的母亲念着他的朝鲜语名字为他最后送行。最终，他渴望“正统性”的行为以失败告终。吴鹰男作为一个混血儿象征着他是一个与他人对立的“性的人”，他渴望“正统性”的行为象征着他想要变为“政治的人”。最终这一行动失败不正是他无法成为“政治的人”的暗示吗？因为吴鹰男是日本人和朝鲜人生的混血儿，如果想追求正统性，只能成为怪物。也就是说，用正常的方法，在“性的人”的日本无法成为“政治的人”。主人公用这种反社会的性行为可以看作是对当时日本现状的反抗，他试图冲破监禁的牢笼，找回作为日本人的主体性，虽然最终失败，但这不得不说是主人公们寻求自由和光明的一种尝试吧。
三、在监禁中共生
1963年是大江重要转折意义的一年，他的创作主题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残疾儿大江光的出生，对一个父亲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打击，如何与残疾儿共生成了大江生活中的课题。同年他又访问广岛，在《广岛札记》的序言中，大江描述了他去广岛前后心理变化的过程。 “当时，我那个濒于死亡的初生儿子，躺在玻璃箱子里，全然没有康复的希望”“我从未经过如此疲敝困顿、忧愁沉郁的旅行。”[9]3
“然而，一周之后，当我们即将离开广岛时，我们发现，有一条绳索，能把我们从自身的沉郁渊薮中解救出来，这条绳索就牢握在我们自己手中……这些真正的广岛人的生活态度和思想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我的儿子还躺在玻璃箱里，在我心灵深处埋进了恍惚之种、颓废之根。而他们不仅给了我以直接的鼓舞，也让我体味到了这恍惚之种、颓废之根从深处剜出的痛楚。我试图以广岛和这些真正的广岛人为锉，检验自己内心的硬度。”[9]4从此“与残疾儿共生”成了他文学创作中的一个重要主题。
“与大江此前作品中的日本青年一样，主人公厌倦了‘安稳而慢性’的生活，然而，不等他摆脱这种监禁状态，残疾婴儿又让他陷入新的监禁中。”[10]其中《个人的体验》就是根据大江的现实经历创作的“残疾儿”主题小說。主人公“鸟”把婚后生活比作被监禁的牢笼，与妻子婚后生下一个脑部残疾的儿子，因为残疾儿的出生，把“鸟”的牢笼盖子又狠狠地盖上了。他为此沉迷酒色，并计划与情人杀死儿子后逃亡非洲，但最终经过一系列的挣扎和斗争，最终决定肩负起一个父亲的责任，让孩子接受手术，与残疾儿共同生活。他虽然试图冲破监禁的牢笼，但最后又选择回归牢笼，选择与残疾儿共生。但这个时候的“鸟”似乎还没做好完全的准备，正如在小说结尾一样，关于“鸟”决定回归家庭的描写，也只是匆匆涉及。继《个人的体验》之后，大江又连续创作了一系列“与残疾儿共生”的主题小说。
《新人啊觉醒吧》中的残疾儿已经成长为一个青春期少年，面对长大后的儿子，作为父亲的“我”要开始面对新的问题，他担心自己死后儿子在社会上如何生存。但是儿子用行动向家人传达着“不用担心”，小说中父亲反而得到了残疾儿子的慰藉。“从残疾儿子的定位与形象来看，《个人的体验》中，他仅仅是一个附属性存在，而在《新人啊觉醒吧》中，起初屹耳的暴躁给家人带来苦恼，但作品后半部分，屹耳为家庭带来了祥和与平静。”[10]作品中父亲经过努力，与残疾儿一同成长，逐渐得到精神救赎。
《静静的生活》描述的是在父母出国期间，残疾儿哥哥与弟弟妹妹的日常生活。妹妹原以为自己是哥哥的保护人，可在游泳教练企图侵犯她的时候，哥哥却及时保护了她。“智力残疾的哥哥，原本处于被保护的地位，而在小说中则多次保护、拯救了深陷危机的妹妹，兄妹间的心灵纽带也由此增强。” [10]就这样，残疾儿形象，由《个人的体验》中勉强存活下来的婴儿，到《新人啊觉醒吧》中长成可以抚慰家人的青春期少年，最后在《静静的生活》中成为一个可以抚慰全家的“拯救者”。
“实际上，中期这一系列‘父子共生’的小说作品，仍然充满了人与人之间相互隔绝的苦闷感，确实是早期‘监禁状态’主题的延续。只不过，‘父子共生’系列里，主人公不再试图逃到监狱外面去，而是努力回到监狱里，通过正面迎战痛苦，寻求监狱内‘自由’的可能性，这是中期‘监禁状态’的新特点。”[11]
确实，从《个人的体验》中的父亲决定重回牢笼，正面面对困难，经过与残疾儿一同的成长，到最后《静静的生活》里的整个家庭都得到残疾儿的救赎，残疾儿不再是监禁他的牢笼，在与残疾儿共生的同时，他的心灵仿佛得到解脱，获得了自由。这一心路历程的变化，也可看作是大江在面对长子大江光的心理变化吧。
四、结语
“监禁状态”是解读大江早期作品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关键词。它反映的是时代的闭塞，或者说是战后日本青年的空虚和对现实的屈辱、无力感，他们如同温水里的青蛙，对这种监禁感敌意渐消，直至失去自我。
安保斗争之际，大江用“性的人”“政治的人”理论创作，用反社会反道德的“性”去表达青年一代对“监禁状态”的抗争，但最后仍不得善终。
1963年，大江患有脑部残疾的儿子出生，同年访问广岛，使大江深深地意识到，个人的苦难、被原子弹破坏的广岛人的苦难，以及全人类的苦难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他以“与残疾儿共生”这一主题创作的一系列小说表达了主人公在“监禁状态”中只有直面困境，心灵才能获得重生。为此，他也找到了打开日本“监禁状态”的突破口——“核”主题创作。“大江健三郎长期致力于‘核’主题研究的根本动机及目的，是为了确立日本新的发展方向。”[12]他以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呼唤民众积极加入反核行动中，冲破“监禁”在头顶的核威胁。
参考文献：
[1]一条孝夫.大江健三郎-その文学的世界と背景[M].大阪：和泉书院，1997：16.
[2]关立丹.森林情结与“监禁状态”── 从大江健三郎的《饲育》谈起[J].日本学论坛，1999，（04）：52-53.
[3]王新新.大江健三郎的文学世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27.
[4]篠原茂.大江健三郎文学事典[M].东京：森田出版，1998：35.
[5]王新新.中国之于大江健三郎——大江健三郎1960年访华研究[J].文艺争鸣，2001，（05）：74-78.
[6]王琢.“被监禁状态”下的苦闷与不安——论大江健三郎第一阶段初期小说[J].海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04）：1-8.
[7]高华鑫.1960年安保运动与大江健三郎的中国之行[J].外国文学评论，2020，（02）：90-110.
[8]郑民钦.大江健三郎文学中性与政治的冲撞[J].北方工业大学学报，1999（02）：47-51.
[9]大江健三郎.广岛·冲绳札记[M].王新新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10]徐旻，宋高远.大江健三郎作品中的“残疾”主题[J].日语学习与研究，2014，（03）：122-127.
[11]刘苏曼.名为“共生”的监禁状态——大江健三郎《空中怪物阿贵》的再解读[J].日语教育与日本学研究，2016，（00）：336-341.
[12]王丽华.大江健三郎文学中的“核”主题[D].北京外国语大学，2016.
作者简介：
张平平，女，河南洛阳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外国语言文学研究。
张卫娣，女，河南洛阳人，教授，主要从事文化语言学及日本问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