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8月，梅涛加入缔元信。那一年，中国互联网公司掀起了第三波上市热潮，中国互联网公司股价总市值膨胀到近700亿美元。当然，这只是一个开始。
　　加入缔元信两个月后“十七大”召开，梅涛带领只有二十来个人的团队“点灯熬油，没日没夜”地做了一份互联网舆情报告，分析“网民究竟关心什么，谈论什么”，以更多地了解数据应用的可能空间。如今，缔元信成长壮大，已发展到近百人的规模，办公人员占了两层楼，梅涛也升任为缔元信总裁，负责市场与营销战略实施。“当时创业团队的人年龄偏大，大多是70后，跟年轻人聚集的互联网公司相比，我们算是‘老龄团队’。”梅涛说。
　　也许是创业团队年龄偏大的原因，创始时形成的工作氛围和企业文化影响至今，缔元信不同于其他以年轻人为主的互联网公司，更谨慎、低调和脚踏实地。这种企业文化不仅体现在业务拓展与产品研发中，也体现在公司运营乃至发展战略制定上。
　　早在2007年，梅涛就发现，互联网流量统计存在着一个严重的专业问题，就是“统计指标”的标准问题。“同样一个指标名称，但是它的定义可能完全不一样。比如页面访问停留时长，不同的统计机构和不同的统计产品，它的定义也不一样。比如你去访问某门户网站首页，打开之后会出现几种情况。一种情况可能你真的在浏览，还有一种情况是你习惯打开多个窗口，可能你并没有看它。所以这里有一个问题，在统计相关指标的时候，我们到底怎么区分是有效的还是无效的？这涉及时间上限到底是多少？如果连标准都不一样，广告主最终的投放效果评估怎么可能准确和客观呢？”
　　类似的标准问题还有很多，终于在2008年年底，缔元信与中国互联网协会合作，探讨如何解决互联网流量统计指标等标准统一问题，“用了两年多时间，最终确定了6个指标标准”。如今关于此标准的互联网大佬签名长卷静静地挂在缔元信办公室墙上，梅涛笑着说：“享受文物待遇。”
　　中国互联网有一个属性，当一个概念被从国外引进时，就有相关利益链条上的一大群人蜂拥而上，将其炒热并从中谋利，而当新的概念出现时，前一个概念就被迅速丢弃。2012年有一个关键词火了整整一年，这就是“大数据”。用梅涛的话说：“大数据这件事，现在就差菜市场的大妈不说了。”自从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Viktor Mayer-Schonberger）的《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一书掀起“大数据”风潮，无论是社交网站、互联网广告代理公司，还是搜索引擎、视频网站等，都声称自己精通大数据，以谋得营销利益。
　　关于大数据对企业营销的作用，原本无需多言，其精准程度甚至远远超出“精准营销”概念提出之初人们的想象，从受众大致分群到可以针对每个受众传播不同的营销信息，大数据功不可没。但是，正如梅涛所说，大数据营销的基础在于，“其一，要有庞大的数据量；其二，要有强大的数据管理平台（DMP）”。
　　而缔元信未来发展的战略方向，正是相对于现在互联网公司蜂拥着去做的DSP（需求方平台）更为基础的DMP。“现在市场上有很多被称为DSP的公司，它们提供了一些新的、可能的业务模型和机会。对于缔元信来说，在这样的环境中也面临着转型的问题。但是因为我们不直接碰广告业务，所以我们把自己更多定义为DSP更往下的DMP层面。”梅涛说。
　　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中，大卫·李嘉图发展了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提出著名的比较优势理论（Law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认为一个国家若专门生产自己相对优势较大的产品，并通过国际贸易换取自己不具有相对优势的产品就能获得更大的利益，而且生产效率更高。比较优势理论对于微观经济中的企业来说同样适用，一个企业必须时刻明确自己的比较优势所在，基于比较优势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制定长期发展战略。
　　在大数据时代，在一窝蜂的DSP热潮中，缔元信将目标锁定在自己更擅长的数据管理领域，不仅占得DMP先机，而且为那些发挥广告业务比较优势的品牌策划及代理公司提供成熟的DMP产品，为其精准营销提供基础性的条件。
　　目前，缔元信80%左右的业务来自于大中型网站客户，此外则是针对品牌策划、代理公司和政府部门的业务。一方面，大中型网站业务成熟，进入稳定期，缔元信开始致力于拓展更有发展空间的业务类型；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大中型网站业务成熟，为缔元信开展DMP业务提供了数据基础。梅涛说，缔元信“把自己更多地定义为做底层数据平台的角色”，要发挥比较优势，响应市场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