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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名字开始为中国人所知时，她已经老了。不仅是作品，这个阅历丰富的法国女人的风流韵事和传奇人生更为人津津乐道。对于国人来说，阿诺和阿德勒创造了新的杜拉斯，为了拍《情人》寻找灵感，喜欢冒险的阿诺在酷热喧嚣的西贡旅居近一年，他跟77岁的杜拉斯争吵又和好如初。阿德勒与杜拉斯交往了十二年，可惜的是当时还没有闺蜜这个词，要不可以写在《杜拉斯传》的腰封上。
诞辰百年后，除了法国以外，唯有中国对她投以最多且最深的怀念。最了解杜拉斯的人，今天都在这了。
今年是中法建交50周年。让-雅克·阿诺和劳尔·阿德勒一起来到“中法文化之春”，作为朋友，他们交流起来滔滔不绝，可最终没离开一个人，那就是诞辰一百周年的法国大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让-雅克·阿诺因为导演电影《情人》被熟知，劳尔·阿德勒则凭传记文学《杜拉斯传》轰动一时。阿诺喜欢压低嗓子，用沙哑的声音学杜拉斯说话；阿德勒更喜欢回忆甜蜜的过往。他们提到的很多事，都与人们想象的不同。阿诺和杜拉斯的合作似乎并不那么愉快。相比之下，阿德勒口中的杜拉斯似乎又是另外一个模样。阿诺不妥协
阿德勒第一次见杜拉斯觉得她亲切可人，而阿诺却说她“一方面她是一个魅惑的娇娃，另一方面她又是一个冷酷的杀手”。他们曾经因为《情人》的改编吵得翻天覆地，大多数时日都闹得不欢而散，直到最后杜拉斯也不曾认可阿诺德改编，也不喜欢这部给她带来极高声望的电影。但是对于自己的电影创作，阿诺从不曾妥协。
劳尔·阿德勒：我有很多朋友都很喜欢杜拉斯的小说，也有不少人自认为对杜拉斯十分了解，所以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经常会讨论起杜拉斯或者她的某一本小说，有时候只是小说里的一个人物。但是他们在讨论杜拉斯时的那种口吻，实在难以忍受。他们自以为对杜拉斯很了解，说起她的时候就显得相当的狂妄自大，杜拉斯在他们口中好像变成了一种符号。这真的是让我觉得忍无可忍，我觉得有些话是非常虚假的。
所以，最开始我对杜拉斯和她的小说都是有抵触情绪的。直到有一天，我发现了她的《抵挡太平洋的堤坝》。百无聊赖的翻看，却忽然之间发现了我对她的兴趣。所以说我和杜拉斯的缘分是非常偶然的，整个发现过程也是完全违心的。在有了第一步之后，我就开始以文学评论的方式和她的作品进行交流，再之后我才开始和她一起工作，并且为她写传记。
让-雅克·阿诺：我和杜拉斯的交往，就是从《情人》开始的。这是我导演生涯当中的第七部电影，如果文学作品本身就已经在文坛上具有重要地位的话，那么对一个导演来说挑战就尤其大了，《情人》就是这样。我另外一部电影《玫瑰之名》，也是如此。当时与原著作者昂贝托·埃科之间有非常复杂的关系，这给我的改编和拍摄带来了相当大的挑战。在拍摄《情人》这部电影的时候，我和杜拉斯直接的关系，其实也是非常“杜拉斯式”的，充满了矛盾和纠结。
最重要的一点，杜拉斯这个人非常的自相矛盾，一方面她是一个魅惑的娇娃，另一方面她又是一个冷酷的杀手。她时时为自己的命运担忧，又通过知名度来弥补自己的脆弱。如果让我再来一次的话，还是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和她合作的，我们之间的关系，是暴风骤雨一般的，这和你们之间的交往完全不同。虽然这可能给我们彼此都造成了一些伤害，但是我很喜欢。
劳尔·阿德勒：的确是，要为杜拉斯作一幅画像真是太复杂了，因为她实际上是个多面性的人。可能和你不一样，我第一次碰到她的时候，就感觉她非常和蔼、非常容易亲近，并且一点儿都不狂妄，完全不像我听到的那个传说的她，和我的那些朋友对她的评论完全不符合。第一次见面她就邀请我走进她的厨房和她一起共享晚餐，而且她关心我的经历和家庭，她对人的故事非常感兴趣。
另外一面，在深入了解之后，我发现她每有一本书出版的时候，就会在三四个小时之后给自己熟悉的人打电话，哪怕是在深夜也会毫不犹豫，因为想知道我们的看法。也就是说，如果一本书我们拿到手看了却没有立刻给她打电话，她就会认为这本书很差，从这个角度来看她其实是一个非常脆弱的人。虽然非常有声望、有才华，但是好像总是需要得到别人的认可，以此来感觉自己的存在。
再有一个转折点，我认为是《情人》这本小书出版之后，从那时候开始她成为了一个彻彻底底的公众人物，这件事情对她的改变是巨大的。接下来她变成什么样的人，我想你应该比我更有发言权。
让-雅克·阿诺：我们争执的中心一直都是对于《情人》这部电影的掌控权，谁来把握电影的艺术导向。她经常用沙哑的嗓音跟我说：“你一定要把这些画面拍出来。”我就回答她：“不！玛格丽特，我要拍我自己的电影。如果你要拍你的电影，你尽可以找别人去拍，或者你自己拍，反正你也是电影人。”就那样我们争执了好几个月，整个过程的中心就是到底谁说了算。
几乎每天都会发生这样一幕，我实在是吵够了，就站起来把书还给她，跟她说：“你看这是你写的东西，你自己去拍吧，我走了。”但每到这个时候她就会忽然之间话锋一转，开始顾左右而言他，“你难道不愿意买我在巴黎郊区的那所房子吗？”总之我们的关系就是那样一天晴一天雨，前一天可以爆笑到极致，后一天可能疯狂地打起来。
她当时有一个习惯，拿过我编写的剧本，然后随便翻到一页，看完之后特别不屑地说：“这是什么玩意儿？”几个月之后，有一天她又说了这句话，我就回答她：“玛格丽特，这可是你自己写的东西，一字不差。”然后她说：“是我写的怎么了？我当时肯定醉了。”我又说：“你写每一页的时候都是醉醺醺的。”她就说：“我不管，反正这些东西一文不值，就像是火车站卖的那种小破书一样。”我就回答她：“正是因为它就是那种火车站卖的通俗小说，我才愿意把它拍成电影的。但不是随便什么人写的，是你写的火车站小说。”
有一次因为最后一页的争执一起去见制片人，她说：“我不要他拍这一页。”我就说：“这一页是整个故事的精华，是整个故事的意义所在，更是爱的最好的诠释，如果不让我拍这一页的话，我就辞职走人。”然后制片人就去说服她，她最后特别不情愿地说：“那我就不管了。”我想这大概是我唯一一次，和小说作者有这么大争执。 劳尔·阿德勒：我和杜拉斯谈起过你拍摄的《情人》，也看过她自己改编的剧本。说实话，我并不是太喜欢你的电影，我知道她自己也不喜欢这部电影，觉得电影里没有还原杜拉斯的世界，也没有还原杜拉斯的关注点。可以说，《情人》是关于杜拉斯的电影，但不是一部“杜拉斯式”的电影。当然，我想这些个人爱好并不影响这部电影是一部非常棒的电影。
有一个故事也许你不知道，雷内·克莱芒拍摄的《抵挡太平洋的堤坝》那部电影。杜拉斯参与了电影的编剧工作，可她本人却一点儿都不喜欢那部电影，但是这也不妨碍她拿了很高额的版权费，所以其实说起来她是一个很矛盾的人。而且因为杜拉斯自己也是电影人，当然她不是像你一样职业的电影导演。
让-雅克·阿诺：哈哈，我碰巧知道这件事，因为我是那部电影的联合制片人。当时我们在版权费之外，又给杜拉斯开了一张巨额的支票，让她去一个非常奢侈的餐厅用餐，她很喜欢那里，于是就拿着那笔钱邀请朋友们在那里挥霍，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天。而且，我家里至今还保留着那些发票呢。
模仿成不了杜拉斯
杜拉斯的短句，一度成为年轻作家的模仿对象。但是阿德勒认为杜拉斯的写作风格不仅是极简的词句，而在于词句背后所表达的丰富的内涵。阿诺也认为，杜拉斯词句中的真诚和力量，是绝对模仿不来的。就好像《情人》中这个给他带来极大冲击力的句子：Ma mère， c'set ordures， mon amour.（我的母亲，这个垃圾，我永远的爱。）
劳尔·阿德勒：应该这么说，如果没有你拍摄的《情人》这部电影，也许杜拉斯不会像现在这样举世闻名，大概也就不会有今天这样大家来纪念她诞辰一百周年。可以说，《情人》在推广杜拉斯和她的文学作品方面，起到了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我到过一些国家，很多地方的人知道杜拉斯，但是他们知道的不是她的文学作品，而是你的这部《情人》，哪怕他们可能是通过盗版光碟看到了你的电影。
让-雅克·阿诺：其实我知道很多关于杜拉斯私生活的事情，首先我们在一起写剧本的时候就会讨论很多，另外要拍摄《情人》的电影，去到了很多她提到的地方，拍摄的过程中我还碰到了一些杜拉斯的故人，他们给我讲述了许多杜拉斯的故事。她大概也清楚，我知道了很多她并不想让我知道的事情。但是她弄混了两件事，我是导演，而她大概总觉得我是一个想做轰动性新闻的小报记者。
《情人》拍摄到最后的时候，管理道具的那位先生送给我一个烟斗。我觉得很奇怪，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不抽烟的。然后他告诉我，他是那个“情人”的侄子。还有一天我去参观西贡的瓷器博物馆，那里的馆长告诉我他就是故事中的司机，他还带着我去找书里面说的“蓝房子”，一边开车一边透过后视镜给我讲他所知道的故事。
后来我们真的去到了“蓝房子”，我进去和住在里面的人聊天，他告诉他们我是电影导演。然后房子的主人突然之间恍然大悟，跟我说这就是以前这所房子主人的故事，说那个人当时和小学校长的女儿关系非同一般，于是我知道了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的另外一面。当然这些不是我作为导演要向大家诉说的事情，所以也会像保守秘密一样沉默下去。
还有一个故事说明杜拉斯的矛盾性。她老跟我说一句话：“我不想让他拿到这本书。”我安慰她说：“你不用担心，那个人在洛杉矶不可能看到你这本书的。”她就说：“你不知道，我这本书全世界哪儿都有，我希望他死了。”后来又一次我回巴黎拜访她，她一开门就说：“发生了什么事儿？”我说：“你指什么？”她就说：“我想你告诉我他是不是已经死了。”我就问她：“你总问我这个问题，你到底是希望他活着还是死了？”她回答我：“我希望他死了。”然后我说：“好吧，那我告诉你，我刚从洛杉矶回来，他已经去世了。”没想到杜拉斯突然暴跳如雷地大叫：“混蛋，你给我滚！你毁了我的生活！”之后她就给《解放报》打电话，隔天报纸出了整整两个版面，说我对她实施了惨绝人寰的暴行。
劳尔·阿德勒：杜拉斯有多重写作风格，她最初的作品是比较传统、比较古典的。当然也有她喜欢写的自传体小说，这其中的代表作就是《抵挡太平洋的堤坝》。第三种风格就是她写的电影剧本，比如阿伦·雷乃的《广岛之恋》，那之后她从事了很多电影剧本的创作，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我们看到她发生了非常明显的、非常重大的改变。还有她进行了一些比较短小的小说创作，主题基本上都是友情和爱情，比如《夏日夜晚十点半》和《塔吉尼亚的小马》，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词非常少，句子非常短。当然在之后的舞台剧创作中，她的文风再次发生了改变。从那时候开始，就像她在《写作》里面写到的：写作就是尝试找到不为人知的自己，并且把它释放出来。《劳儿之劫》就是这种写作风格的代表作。影响她的我想有两类作品，一类是拉辛的作品，还有就是《圣经旧约》对她的影响。
我相信对于二十世纪文学来说，她的重大意义之一就是，创造了一种非常重要的创作风格。她在写作的时候，好像是在跟读者说话，而我们也是存在于书中的，我们是和杜拉斯共同存在的。我不知道你是否同意我的这个观点？
让-雅克·阿诺：当然，这里面最好的一个例子可能就是《情人》。在这本书里，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对爱和绝望的嘶喊，我们能够看到她的真诚，并且这绝对不是虚假的伪装。我们在读她的作品时，有很多只有三四个词的短句，虽然句子很短，但是给我们带来的冲击却非常大。也许后来有很多人模仿她，但是那种力量是模仿不来的，这需要你有那样的生活。
劳尔·阿德勒：的确是，有一些作家喜欢做的是不停地寻找更多的词，喜欢在辞藻上面做文章，但是杜拉斯在做一种减法，反其道而行之。她创造了一种极简的文风。就像你说的，她喜欢用短句，甚至有时候她的句子里没有文法，前后句子之间又经常有多层意思。所以我们在读她的作品时，经常有一种走在陡峭山坡上的感觉，好像随时可能掉下去，但又不知道接下来会遇到什么。所以我觉得杜拉斯像诗歌、像散文，但也是一种哲学。杜拉斯的意义大概在于她强烈的写作风格，她纯洁的写作性，还有她写作的主题：关于爱和孤独，这个爱和孤独是与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 所以，在我写《杜拉斯传》的时候，出发点是想用最诚实的态度来写出一个艺术家的人生。从写作的角度，从艺术的角度，从社会的角度去重新发现杜拉斯。我希望在介绍她的作品时可以把她放回到她的历史使命当中去。于用了七年半的时间，看她的书和电影，去她写到的地方，和她聊天吃饭。我发现她不仅是一个作家，更是一个历史的行动者，她参与了她生活的那个年代的历史事件。比如她经历了对德国人的抗争，参与了阿尔及利亚的战争，她还加入了共产党并一直相信阶级斗争。她不是一个关起门来写作的女作家，而是一个主动采取行动的女作家。
让-雅克·阿诺：你说的正是，所以我还是觉得，对于想走文学创作道路的年轻人来说，杜拉斯是一位必读的作家，因为她实在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有着极其独特写作风格的作家。我想起《情人》里面的一个短句，一共只有六个法文词，但是给我的冲击非常大。那个句子是：Ma mère， c'set ordures， mon amour.翻译成中文就是：我的母亲，这个垃圾，我永远的爱。
让-雅克·阿诺
《狼图腾》
比“少年Pi”有趣
Q 作为一个法国导演，你为什么热衷于拍外国电影呢？
A 我想，如果这是你的热情所在，那就去拍一部关于它的电影吧。我拍各种各样的电影，走遍世界各地拍电影，喜欢这种冒险。为电影做准备的调研过程是我拍电影巨大的乐趣之一，我喜欢每三年做回一次学生的感觉。研究的对象，不管是人还是动物，都一样美好而珍贵。我希望和这个世界达成一种心灵深处的交流，电影就是我的交流方式。对我而言，电影的成功从来都不是让所有人都懂你。
Q 新片《狼图腾》的进度如何？
A 现在已经进入后期制作阶段，今年12月会和观众见面。《狼图腾》里关于北京知青在内蒙古探索人类与狼的关系的故事。作者的经历和我很相似，我只读了前五十页就决定要拍摄这部电影，为此我推掉了《少年Pi的奇幻漂流》，因为《虎兄虎弟》我拍过老虎的故事了，并且我觉得《狼图腾》故事比“少年Pi”有趣。一个年轻的学生从北京来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时，那种文化的冲击具有普遍意义，就好像当年我一个巴黎年轻人到了撒哈拉是一样的。我拍过老虎和熊，但是狼比老虎和熊更难拍，因为狼是不可驯服的。电影之所以拍摄这么长时间，是因为拍摄必须使用真狼，我要表现出蒙古狼特殊的自然性。
让-雅克·阿诺
《狼图腾》
比“少年Pi”有趣
Q 作为一个法国导演，你为什么热衷于拍外国电影呢？
A 我想，如果这是你的热情所在，那就去拍一部关于它的电影吧。我拍各种各样的电影，走遍世界各地拍电影，喜欢这种冒险。为电影做准备的调研过程是我拍电影巨大的乐趣之一，我喜欢每三年做回一次学生的感觉。研究的对象，不管是人还是动物，都一样美好而珍贵。我希望和这个世界达成一种心灵深处的交流，电影就是我的交流方式。对我而言，电影的成功从来都不是让所有人都懂你。
Q 新片《狼图腾》的进度如何？
A 现在已经进入后期制作阶段，今年12月会和观众见面。《狼图腾》里关于北京知青在内蒙古探索人类与狼的关系的故事。作者的经历和我很相似，我只读了前五十页就决定要拍摄这部电影，为此我推掉了《少年Pi的奇幻漂流》，因为《虎兄虎弟》我拍过老虎的故事了，并且我觉得《狼图腾》故事比“少年Pi”有趣。一个年轻的学生从北京来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时，那种文化的冲击具有普遍意义，就好像当年我一个巴黎年轻人到了撒哈拉是一样的。我拍过老虎和熊，但是狼比老虎和熊更难拍，因为狼是不可驯服的。电影之所以拍摄这么长时间，是因为拍摄必须使用真狼，我要表现出蒙古狼特殊的自然性。
诞辰百年后，除了法国以外，唯有中国对她投以最多且最深的怀念。最了解杜拉斯的人，今天都在这了。
今年是中法建交50周年。让-雅克·阿诺和劳尔·阿德勒一起来到“中法文化之春”，作为朋友，他们交流起来滔滔不绝，可最终没离开一个人，那就是诞辰一百周年的法国大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让-雅克·阿诺因为导演电影《情人》被熟知，劳尔·阿德勒则凭传记文学《杜拉斯传》轰动一时。阿诺喜欢压低嗓子，用沙哑的声音学杜拉斯说话；阿德勒更喜欢回忆甜蜜的过往。他们提到的很多事，都与人们想象的不同。阿诺和杜拉斯的合作似乎并不那么愉快。相比之下，阿德勒口中的杜拉斯似乎又是另外一个模样。阿诺不妥协
阿德勒第一次见杜拉斯觉得她亲切可人，而阿诺却说她“一方面她是一个魅惑的娇娃，另一方面她又是一个冷酷的杀手”。他们曾经因为《情人》的改编吵得翻天覆地，大多数时日都闹得不欢而散，直到最后杜拉斯也不曾认可阿诺德改编，也不喜欢这部给她带来极高声望的电影。但是对于自己的电影创作，阿诺从不曾妥协。
劳尔·阿德勒：我有很多朋友都很喜欢杜拉斯的小说，也有不少人自认为对杜拉斯十分了解，所以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经常会讨论起杜拉斯或者她的某一本小说，有时候只是小说里的一个人物。但是他们在讨论杜拉斯时的那种口吻，实在难以忍受。他们自以为对杜拉斯很了解，说起她的时候就显得相当的狂妄自大，杜拉斯在他们口中好像变成了一种符号。这真的是让我觉得忍无可忍，我觉得有些话是非常虚假的。
所以，最开始我对杜拉斯和她的小说都是有抵触情绪的。直到有一天，我发现了她的《抵挡太平洋的堤坝》。百无聊赖的翻看，却忽然之间发现了我对她的兴趣。所以说我和杜拉斯的缘分是非常偶然的，整个发现过程也是完全违心的。在有了第一步之后，我就开始以文学评论的方式和她的作品进行交流，再之后我才开始和她一起工作，并且为她写传记。
让-雅克·阿诺：我和杜拉斯的交往，就是从《情人》开始的。这是我导演生涯当中的第七部电影，如果文学作品本身就已经在文坛上具有重要地位的话，那么对一个导演来说挑战就尤其大了，《情人》就是这样。我另外一部电影《玫瑰之名》，也是如此。当时与原著作者昂贝托·埃科之间有非常复杂的关系，这给我的改编和拍摄带来了相当大的挑战。在拍摄《情人》这部电影的时候，我和杜拉斯直接的关系，其实也是非常“杜拉斯式”的，充满了矛盾和纠结。
最重要的一点，杜拉斯这个人非常的自相矛盾，一方面她是一个魅惑的娇娃，另一方面她又是一个冷酷的杀手。她时时为自己的命运担忧，又通过知名度来弥补自己的脆弱。如果让我再来一次的话，还是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和她合作的，我们之间的关系，是暴风骤雨一般的，这和你们之间的交往完全不同。虽然这可能给我们彼此都造成了一些伤害，但是我很喜欢。
劳尔·阿德勒：的确是，要为杜拉斯作一幅画像真是太复杂了，因为她实际上是个多面性的人。可能和你不一样，我第一次碰到她的时候，就感觉她非常和蔼、非常容易亲近，并且一点儿都不狂妄，完全不像我听到的那个传说的她，和我的那些朋友对她的评论完全不符合。第一次见面她就邀请我走进她的厨房和她一起共享晚餐，而且她关心我的经历和家庭，她对人的故事非常感兴趣。
另外一面，在深入了解之后，我发现她每有一本书出版的时候，就会在三四个小时之后给自己熟悉的人打电话，哪怕是在深夜也会毫不犹豫，因为想知道我们的看法。也就是说，如果一本书我们拿到手看了却没有立刻给她打电话，她就会认为这本书很差，从这个角度来看她其实是一个非常脆弱的人。虽然非常有声望、有才华，但是好像总是需要得到别人的认可，以此来感觉自己的存在。
再有一个转折点，我认为是《情人》这本小书出版之后，从那时候开始她成为了一个彻彻底底的公众人物，这件事情对她的改变是巨大的。接下来她变成什么样的人，我想你应该比我更有发言权。
让-雅克·阿诺：我们争执的中心一直都是对于《情人》这部电影的掌控权，谁来把握电影的艺术导向。她经常用沙哑的嗓音跟我说：“你一定要把这些画面拍出来。”我就回答她：“不！玛格丽特，我要拍我自己的电影。如果你要拍你的电影，你尽可以找别人去拍，或者你自己拍，反正你也是电影人。”就那样我们争执了好几个月，整个过程的中心就是到底谁说了算。
几乎每天都会发生这样一幕，我实在是吵够了，就站起来把书还给她，跟她说：“你看这是你写的东西，你自己去拍吧，我走了。”但每到这个时候她就会忽然之间话锋一转，开始顾左右而言他，“你难道不愿意买我在巴黎郊区的那所房子吗？”总之我们的关系就是那样一天晴一天雨，前一天可以爆笑到极致，后一天可能疯狂地打起来。
她当时有一个习惯，拿过我编写的剧本，然后随便翻到一页，看完之后特别不屑地说：“这是什么玩意儿？”几个月之后，有一天她又说了这句话，我就回答她：“玛格丽特，这可是你自己写的东西，一字不差。”然后她说：“是我写的怎么了？我当时肯定醉了。”我又说：“你写每一页的时候都是醉醺醺的。”她就说：“我不管，反正这些东西一文不值，就像是火车站卖的那种小破书一样。”我就回答她：“正是因为它就是那种火车站卖的通俗小说，我才愿意把它拍成电影的。但不是随便什么人写的，是你写的火车站小说。”
有一次因为最后一页的争执一起去见制片人，她说：“我不要他拍这一页。”我就说：“这一页是整个故事的精华，是整个故事的意义所在，更是爱的最好的诠释，如果不让我拍这一页的话，我就辞职走人。”然后制片人就去说服她，她最后特别不情愿地说：“那我就不管了。”我想这大概是我唯一一次，和小说作者有这么大争执。 劳尔·阿德勒：我和杜拉斯谈起过你拍摄的《情人》，也看过她自己改编的剧本。说实话，我并不是太喜欢你的电影，我知道她自己也不喜欢这部电影，觉得电影里没有还原杜拉斯的世界，也没有还原杜拉斯的关注点。可以说，《情人》是关于杜拉斯的电影，但不是一部“杜拉斯式”的电影。当然，我想这些个人爱好并不影响这部电影是一部非常棒的电影。
有一个故事也许你不知道，雷内·克莱芒拍摄的《抵挡太平洋的堤坝》那部电影。杜拉斯参与了电影的编剧工作，可她本人却一点儿都不喜欢那部电影，但是这也不妨碍她拿了很高额的版权费，所以其实说起来她是一个很矛盾的人。而且因为杜拉斯自己也是电影人，当然她不是像你一样职业的电影导演。
让-雅克·阿诺：哈哈，我碰巧知道这件事，因为我是那部电影的联合制片人。当时我们在版权费之外，又给杜拉斯开了一张巨额的支票，让她去一个非常奢侈的餐厅用餐，她很喜欢那里，于是就拿着那笔钱邀请朋友们在那里挥霍，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天。而且，我家里至今还保留着那些发票呢。
模仿成不了杜拉斯
杜拉斯的短句，一度成为年轻作家的模仿对象。但是阿德勒认为杜拉斯的写作风格不仅是极简的词句，而在于词句背后所表达的丰富的内涵。阿诺也认为，杜拉斯词句中的真诚和力量，是绝对模仿不来的。就好像《情人》中这个给他带来极大冲击力的句子：Ma mère， c'set ordures， mon amour.（我的母亲，这个垃圾，我永远的爱。）
劳尔·阿德勒：应该这么说，如果没有你拍摄的《情人》这部电影，也许杜拉斯不会像现在这样举世闻名，大概也就不会有今天这样大家来纪念她诞辰一百周年。可以说，《情人》在推广杜拉斯和她的文学作品方面，起到了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我到过一些国家，很多地方的人知道杜拉斯，但是他们知道的不是她的文学作品，而是你的这部《情人》，哪怕他们可能是通过盗版光碟看到了你的电影。
让-雅克·阿诺：其实我知道很多关于杜拉斯私生活的事情，首先我们在一起写剧本的时候就会讨论很多，另外要拍摄《情人》的电影，去到了很多她提到的地方，拍摄的过程中我还碰到了一些杜拉斯的故人，他们给我讲述了许多杜拉斯的故事。她大概也清楚，我知道了很多她并不想让我知道的事情。但是她弄混了两件事，我是导演，而她大概总觉得我是一个想做轰动性新闻的小报记者。
《情人》拍摄到最后的时候，管理道具的那位先生送给我一个烟斗。我觉得很奇怪，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不抽烟的。然后他告诉我，他是那个“情人”的侄子。还有一天我去参观西贡的瓷器博物馆，那里的馆长告诉我他就是故事中的司机，他还带着我去找书里面说的“蓝房子”，一边开车一边透过后视镜给我讲他所知道的故事。
后来我们真的去到了“蓝房子”，我进去和住在里面的人聊天，他告诉他们我是电影导演。然后房子的主人突然之间恍然大悟，跟我说这就是以前这所房子主人的故事，说那个人当时和小学校长的女儿关系非同一般，于是我知道了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的另外一面。当然这些不是我作为导演要向大家诉说的事情，所以也会像保守秘密一样沉默下去。
还有一个故事说明杜拉斯的矛盾性。她老跟我说一句话：“我不想让他拿到这本书。”我安慰她说：“你不用担心，那个人在洛杉矶不可能看到你这本书的。”她就说：“你不知道，我这本书全世界哪儿都有，我希望他死了。”后来又一次我回巴黎拜访她，她一开门就说：“发生了什么事儿？”我说：“你指什么？”她就说：“我想你告诉我他是不是已经死了。”我就问她：“你总问我这个问题，你到底是希望他活着还是死了？”她回答我：“我希望他死了。”然后我说：“好吧，那我告诉你，我刚从洛杉矶回来，他已经去世了。”没想到杜拉斯突然暴跳如雷地大叫：“混蛋，你给我滚！你毁了我的生活！”之后她就给《解放报》打电话，隔天报纸出了整整两个版面，说我对她实施了惨绝人寰的暴行。
劳尔·阿德勒：杜拉斯有多重写作风格，她最初的作品是比较传统、比较古典的。当然也有她喜欢写的自传体小说，这其中的代表作就是《抵挡太平洋的堤坝》。第三种风格就是她写的电影剧本，比如阿伦·雷乃的《广岛之恋》，那之后她从事了很多电影剧本的创作，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我们看到她发生了非常明显的、非常重大的改变。还有她进行了一些比较短小的小说创作，主题基本上都是友情和爱情，比如《夏日夜晚十点半》和《塔吉尼亚的小马》，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词非常少，句子非常短。当然在之后的舞台剧创作中，她的文风再次发生了改变。从那时候开始，就像她在《写作》里面写到的：写作就是尝试找到不为人知的自己，并且把它释放出来。《劳儿之劫》就是这种写作风格的代表作。影响她的我想有两类作品，一类是拉辛的作品，还有就是《圣经旧约》对她的影响。
我相信对于二十世纪文学来说，她的重大意义之一就是，创造了一种非常重要的创作风格。她在写作的时候，好像是在跟读者说话，而我们也是存在于书中的，我们是和杜拉斯共同存在的。我不知道你是否同意我的这个观点？
让-雅克·阿诺：当然，这里面最好的一个例子可能就是《情人》。在这本书里，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对爱和绝望的嘶喊，我们能够看到她的真诚，并且这绝对不是虚假的伪装。我们在读她的作品时，有很多只有三四个词的短句，虽然句子很短，但是给我们带来的冲击却非常大。也许后来有很多人模仿她，但是那种力量是模仿不来的，这需要你有那样的生活。
劳尔·阿德勒：的确是，有一些作家喜欢做的是不停地寻找更多的词，喜欢在辞藻上面做文章，但是杜拉斯在做一种减法，反其道而行之。她创造了一种极简的文风。就像你说的，她喜欢用短句，甚至有时候她的句子里没有文法，前后句子之间又经常有多层意思。所以我们在读她的作品时，经常有一种走在陡峭山坡上的感觉，好像随时可能掉下去，但又不知道接下来会遇到什么。所以我觉得杜拉斯像诗歌、像散文，但也是一种哲学。杜拉斯的意义大概在于她强烈的写作风格，她纯洁的写作性，还有她写作的主题：关于爱和孤独，这个爱和孤独是与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 所以，在我写《杜拉斯传》的时候，出发点是想用最诚实的态度来写出一个艺术家的人生。从写作的角度，从艺术的角度，从社会的角度去重新发现杜拉斯。我希望在介绍她的作品时可以把她放回到她的历史使命当中去。于用了七年半的时间，看她的书和电影，去她写到的地方，和她聊天吃饭。我发现她不仅是一个作家，更是一个历史的行动者，她参与了她生活的那个年代的历史事件。比如她经历了对德国人的抗争，参与了阿尔及利亚的战争，她还加入了共产党并一直相信阶级斗争。她不是一个关起门来写作的女作家，而是一个主动采取行动的女作家。
让-雅克·阿诺：你说的正是，所以我还是觉得，对于想走文学创作道路的年轻人来说，杜拉斯是一位必读的作家，因为她实在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有着极其独特写作风格的作家。我想起《情人》里面的一个短句，一共只有六个法文词，但是给我的冲击非常大。那个句子是：Ma mère， c'set ordures， mon amour.翻译成中文就是：我的母亲，这个垃圾，我永远的爱。
让-雅克·阿诺
《狼图腾》
比“少年Pi”有趣
Q 作为一个法国导演，你为什么热衷于拍外国电影呢？
A 我想，如果这是你的热情所在，那就去拍一部关于它的电影吧。我拍各种各样的电影，走遍世界各地拍电影，喜欢这种冒险。为电影做准备的调研过程是我拍电影巨大的乐趣之一，我喜欢每三年做回一次学生的感觉。研究的对象，不管是人还是动物，都一样美好而珍贵。我希望和这个世界达成一种心灵深处的交流，电影就是我的交流方式。对我而言，电影的成功从来都不是让所有人都懂你。
Q 新片《狼图腾》的进度如何？
A 现在已经进入后期制作阶段，今年12月会和观众见面。《狼图腾》里关于北京知青在内蒙古探索人类与狼的关系的故事。作者的经历和我很相似，我只读了前五十页就决定要拍摄这部电影，为此我推掉了《少年Pi的奇幻漂流》，因为《虎兄虎弟》我拍过老虎的故事了，并且我觉得《狼图腾》故事比“少年Pi”有趣。一个年轻的学生从北京来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时，那种文化的冲击具有普遍意义，就好像当年我一个巴黎年轻人到了撒哈拉是一样的。我拍过老虎和熊，但是狼比老虎和熊更难拍，因为狼是不可驯服的。电影之所以拍摄这么长时间，是因为拍摄必须使用真狼，我要表现出蒙古狼特殊的自然性。
让-雅克·阿诺
《狼图腾》
比“少年Pi”有趣
Q 作为一个法国导演，你为什么热衷于拍外国电影呢？
A 我想，如果这是你的热情所在，那就去拍一部关于它的电影吧。我拍各种各样的电影，走遍世界各地拍电影，喜欢这种冒险。为电影做准备的调研过程是我拍电影巨大的乐趣之一，我喜欢每三年做回一次学生的感觉。研究的对象，不管是人还是动物，都一样美好而珍贵。我希望和这个世界达成一种心灵深处的交流，电影就是我的交流方式。对我而言，电影的成功从来都不是让所有人都懂你。
Q 新片《狼图腾》的进度如何？
A 现在已经进入后期制作阶段，今年12月会和观众见面。《狼图腾》里关于北京知青在内蒙古探索人类与狼的关系的故事。作者的经历和我很相似，我只读了前五十页就决定要拍摄这部电影，为此我推掉了《少年Pi的奇幻漂流》，因为《虎兄虎弟》我拍过老虎的故事了，并且我觉得《狼图腾》故事比“少年Pi”有趣。一个年轻的学生从北京来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时，那种文化的冲击具有普遍意义，就好像当年我一个巴黎年轻人到了撒哈拉是一样的。我拍过老虎和熊，但是狼比老虎和熊更难拍，因为狼是不可驯服的。电影之所以拍摄这么长时间，是因为拍摄必须使用真狼，我要表现出蒙古狼特殊的自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