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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和我一起泡脚是整个冬天最暖和的时候。我们能泡很久，水凉了就再续点热水。直到我的脚发红、发胀，母亲才会拿毛巾帮我擦干。记不清是哪一次了，母亲给我擦完脚，托着我的脚踝，端平、举高，让我绷直脚尖、脚背，她细细地瞅我的小腿和脚，用另一只手从我的小腿处一直摸到脚尖，然后她说，高脚背、深脚弓、大拇指、二拇指和中指一样长，红儿也长了一双跳芭蕾的脚呢。说完，她抬起自己的腿，也绷直脚尖、脚背给我看，有些得意地说，你看，咱俩一样。
那是我第一次听说“芭蕾”这个词，母亲的语气能让我听出来芭蕾是什么，那是一个离我们的生活很远的、类似于梦想一样的东西吧？我并没有往深处打探。寒冷的鄉村冬夜，没有什么比钻进被窝更令人神往。被窝里有母亲事先放好的灌了热水的玻璃输液瓶。抱着它暖暖地睡去，是一个小女孩立刻就能实现的梦想。
我们借住外婆家的小院子已经有些时日了，总以为住不了多久，或许政策一变，下放农村的母亲很快就能返回城市了呢。每个冬天的夜晚，呼啸的风拍打我们的房门，咚咚咚的声响把我们从梦中拍醒，我们都以为那是风来和我们告别。风舍不得我们呢。
父亲周末回来。他骑一辆又大又旧的自行车，除了从城里给我们买些日常的用品，他的自行车后架子上还经常捆着一个盒子，黑色，长方形，皮质，棱角处已经磨得发白。那是父亲的黑管，是他最钟爱的一件乐器，但不是唯一的，父亲还有一支竹笛和一把口琴。
我的父亲，一个年轻的地质队员，他从武汉的地质院校毕业以后分配到豫西，背着铺盖卷，也背着家族里一位长辈送的黑管，踏入了豫西的山山岭岭，过上了与钻塔、帐篷厮守的地质郎的生活，带着罗盘和地质锤常年行走在崇山峻岭中。冬天是大雪封山的季节，也是地质队员们唯一在城里基地上班的季节。
父亲在我们的小屋里吹奏他的黑管，母亲跟着节拍哼唱，在这旋律中忘记了被雪覆盖的麦田，忘记了去井台上挑水要走过一条结了冰的小路，也忘记了小屋角落里的粮缸中其实已经没有多少米面了。这个时候，她被父亲的音乐还原成了一个孩子，比我稍大一些，像我的小姐姐。我知道她在想些什么，她边哼唱边悄悄地绷直了脚尖和脚背，她最大限度地想起了自己拥有一双适合跳芭蕾的脚。
我们的地窖中有足够多的红薯，维持整个冬天是没有问题的。炉子上的蒸锅里正冒出红薯的甜香味道，父亲在这缕红薯的气息中吹奏他的黑管。他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吹奏这件最心爱的乐器，这么多年，黑管几乎不离他的身。他说，正是这支黑管在最初的、极不适应的艰苦生活中拯救了他。
成年之后，我也在地质系统工作，下矿区，走在父辈们勘探过的山山岭岭中，宛如逆着时间走进往昔。有一次在溪流之畔，我想起父亲和他的黑管，想象着他坐在一块大石头上吹那支黑管。他鼓起腮帮，将高音区的嘹亮明朗送给掠过头顶的云朵，又凝神静气在中音区找寻最恰当的音符以便飞翔的鸟雀能够听懂，而低音区的沉浑柔美是要留给溪水的，溪水叮叮咚咚，参与了他的吹奏。我极尽所能地想象那支黑管在这山岭间、溪流畔所发出的声音与我听到过的山村小屋的旋律有何不同，却终究因为我对音乐的迟钝而始终没能想明白。青春的我站在大山深处，重重叠叠的山压迫着我，阻碍着我的视线，而陪伴过父亲的云朵、飞鸟和溪水在旋律中轻盈舞蹈，这旋律不是任何乐器带来的，它们属于自然和生命本身。它们接纳过一个吹奏黑管的青年，它们让那个青年以为自己的吹奏创造了这一切。我想，这就是慈悲，也或许就是父亲所说的拯救吧？
那个时候，回忆黑管是一件令我痛苦的事情，因为吹奏黑管的那个人已经离我远去了。他走过了自己的青春年华却没有能够走得更远，生命终止在中年的路上。他的黑管像有灵性一样，鸟嘴形吹口无缘由地断裂了。愣怔许久之后，母亲用一块黑色的丝绒布包裹好黑管，把它放入柜子深处。
许多年之后，我也走在中年的路上。有一年我在新西兰的奥克兰看望儿子，那是11月，是南半球的春天，到处花团锦簇。我在一所房子里给几个孩子包饺子，厨房被我弄得一团糟，到处都是白花花的。在厨房里我是极其笨拙的人，这么说有些不确切，其实，无论在哪里我都是笨拙的。
孩子们在客厅里聊天，海伦姑娘说她明天上午十点有一节舞蹈课。我知道这姑娘喜欢艺术，她的大提琴拉得很棒。
我听着孩子们的谈话，正在擀皮儿的手失去了大脑的控制，手下的面片儿不再是圆形，而是成了各自不相似的不规则形状。我的搭档看了我一眼，露出不满的神色，他和我交换了一下位置，由他擀皮儿，我来包。那几个不规则的皮儿，我们懒得返工了，就包几个不规则的饺子吧。拿起一张皮儿，放在掌心，裹进一勺子馅儿，不规则的边儿的确很难粘合在一起。我好不容易捏住了边儿，饺子总算是别别扭扭地立了起来，站在了饺子群里。可是它是多么不同啊，甚至是丑陋的，在一群体面光鲜的饺子面前，它自卑地耷拉着头。
令我走神儿的是海伦的话，她要去上的舞蹈课是芭蕾舞课，她跟着一位俄罗斯老师的芭蕾舞班已经学习两个月了。我听到这句话时，像多年以前我的母亲听父亲吹奏黑管时一样，也悄悄地绷直了我的脚背和脚尖，仿佛有黑管的乐声从遥远的地方传来，触碰到了一个梦想。
吃完饺子的那个午后，我小心翼翼地问年轻的姑娘：海伦，我，可以跟着你一起去学跳芭蕾舞吗？
姑娘扭头看着我，几乎不假思索地说，当然可以，学习班里有好几个中年妇女呢。
在奥克兰最繁华的皇后大街的一栋七层楼里，我们乘坐一部老式的电梯上到顶楼。我脱下鞋子也脱下外衣外裤，穿着富有弹性的贴身衣裤和袜子，跟着海伦走进一间很大的练功房。四面都是大而亮的镜子，木质的地板光可鉴人。
老师Ione Barczak女士是中年人，她来自俄罗斯。Ione Barczak女士站在前排做着动作的示范，十几个学员分三排站着，跟着她学做一些基本动作。先是站好脚位：双脚完全外开，两脚跟相接形成一横线。然后摆好手位：手臂与手成椭圆形，放在身体的前面，手的中指相对，保留一拳的距离。然后，我们在老师的口令声中继续做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动作。手保持椭圆形，抬到胸部，双脚打开一脚的距离;手继续上抬，放在额头的前上方，一只脚放于另一只脚之前，前脚跟紧贴后脚心，前脚盖住后脚的一半;左手不动，右手切回到腰部，一只脚向前打开，双脚相距一脚的距离，前脚跟与后脚趾关节成一条线。 当第四个动作定格时，它已经是舞姿了。这个最初级的舞姿令我激动，仿佛遥不可及的芭蕾已经不再遥远，我触摸到了它高贵的身体。
我就这么着站了好一会儿。老师提醒要紧绷身体的每一块肌肉，但是要看起来毫不费力。背景音乐响起，是一支陌生的曲子，一段大提琴独奏，轻盈、舒缓，也暗含着力量，我从来没有听过，就如同我从来没有如此站立、如此放置我的手一样。如果这里是舞台，如果我穿着足尖鞋、穿着天鹅仙子的舞裙，又有一束光从顶棚洒下，那么我就是梦幻的天鹅了吧？
舞蹈的动作令我想起多年以前母亲在豫西小村庄去井台上挑水的情景。我一直觉得母亲扛着扁担走在村道上的样子像是跳舞，她是那么轻盈。她挑不动满桶的水，就半桶半桶地挑，多往返几回，这样，她就能保持轻盈，保持舞蹈一样的姿势。我想，母亲是迷恋舞蹈的，她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拥有一双适合跳芭蕾的脚。只是我不知道母亲的那种轻盈，是真实的还是仅仅是我以为的。
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也看着同伴们。他们年龄参差不齐，但是个个身形苗条，动作娴熟流畅。如海伦所说，有几个中年妇女，气质不凡。我还看见了一位男士，他坦荡荡地站在一群女人中间，举止优雅，旁若无人。
我的儿子一直坐在走廊的长凳上等着我们。教室的门敞开着，他能看见我们。他认认真真地观看海伦和我，看着我跟在海伦身后，照葫芦画瓢一样模仿着海伦的动作。我紧张得手足无措、满脸通红，常常把动作做反，脚和手总是配合不到位，如天鹅群里的一只呆头呆脑的丑鸭子。但是，我的儿子，这个大男孩却一点也没有嘲笑我，他表情严肃，眼睛里甚至有悲悯的光。他不觉得他的母亲像一只不规则的、丑陋的饺子。昨天中午，他主动吃下了那几只变形的饺子，边吃边说，没有谁规定一个饺子的一生必须是规则的，丑饺子也香，野百合也有春天。
这会儿，他那么安静地坐在长凳上看着我们，我和他的眼睛对视的时候，差一点为这束光而流下眼淚。
Ione Barczak女士身材肥胖却柔软得令人惊讶，舞姿曼妙，一招一式都令人想象她往昔在舞台上的风华。大概是为了更好地示范脚部的动作和用力吧，她裸着脚，我便看见了一双芭蕾舞演员的脚，没有足尖鞋装饰的脚。我看到了高脚背、深脚弓、大拇指二拇指和中指一样长。我也看到了伤痕。那实在是一双丑陋的脚，骨节粗大，脚趾发黑，双脚的前三个脚趾几乎没有趾甲。她曾经是俄罗斯芭蕾舞团的优秀演员，芭蕾舞中不停的半脚尖和全脚尖的起落变换让Ione Barczak女士的脚趾变形。如今她的腰身也变形了。她离开舞台很久了，不过，她从没有离开过芭蕾。俄罗斯赋予芭蕾舞艺术神奇的光环，那是一个产生不朽的天鹅的国度，巴甫洛娃、乌兰诺娃、普列谢茨卡娅，这些名字背后的形象光艳绝伦，她们是女人的梦想，也是男人的。
非常巧的是，几个月以后，我在北京观看了俄罗斯芭蕾舞团演出的芭蕾舞剧《胡桃夹子》。是我的朋友老狄请我看的，他是一个芭蕾舞迷。作为首都人，他是幸运的，他曾经于1987年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拯救威尼斯——长城国际义演晚会”上，观看过顶级芭蕾舞表演艺术家普列谢茨卡娅演出的《天鹅》。那时他是多么年轻，不谙世事，但已经触碰到了美，美早于人情世故进入他的生命。他许诺说要请我看遍俄罗斯芭蕾舞团来京演出的所有剧目。
其实那不是一个最好的观看芭蕾舞的时机，我的意思是，观看这么高雅的舞蹈，应该心境平和、波澜不惊，如此才能全身心沉入柴可夫斯基使用弦乐编织的童话中。但那真的不是一个好的时候，老狄的家庭正陷入一场民事诉讼中，开庭在即，结果不好的话，他可能会居无定所。
那天坐在剧院，他绝口不提家里的诉讼之事，就像那些烦心的事情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只有耳畔的旋律，演奏着永恒的美。
舞台上的仙子们翩翩起舞，旋转、跳跃、伸展，光束下的王子和姑娘，带领我们进入一个玩具和舞蹈的盛宴。
我想起了并不久远的奥克兰之行，想起了Ione Barczak女士说过的话：要紧绷身体的每一块肌肉，但是要看起来毫不费力。
这就是芭蕾。
也是人生。
责任编辑：沙爽
那是我第一次听说“芭蕾”这个词，母亲的语气能让我听出来芭蕾是什么，那是一个离我们的生活很远的、类似于梦想一样的东西吧？我并没有往深处打探。寒冷的鄉村冬夜，没有什么比钻进被窝更令人神往。被窝里有母亲事先放好的灌了热水的玻璃输液瓶。抱着它暖暖地睡去，是一个小女孩立刻就能实现的梦想。
我们借住外婆家的小院子已经有些时日了，总以为住不了多久，或许政策一变，下放农村的母亲很快就能返回城市了呢。每个冬天的夜晚，呼啸的风拍打我们的房门，咚咚咚的声响把我们从梦中拍醒，我们都以为那是风来和我们告别。风舍不得我们呢。
父亲周末回来。他骑一辆又大又旧的自行车，除了从城里给我们买些日常的用品，他的自行车后架子上还经常捆着一个盒子，黑色，长方形，皮质，棱角处已经磨得发白。那是父亲的黑管，是他最钟爱的一件乐器，但不是唯一的，父亲还有一支竹笛和一把口琴。
我的父亲，一个年轻的地质队员，他从武汉的地质院校毕业以后分配到豫西，背着铺盖卷，也背着家族里一位长辈送的黑管，踏入了豫西的山山岭岭，过上了与钻塔、帐篷厮守的地质郎的生活，带着罗盘和地质锤常年行走在崇山峻岭中。冬天是大雪封山的季节，也是地质队员们唯一在城里基地上班的季节。
父亲在我们的小屋里吹奏他的黑管，母亲跟着节拍哼唱，在这旋律中忘记了被雪覆盖的麦田，忘记了去井台上挑水要走过一条结了冰的小路，也忘记了小屋角落里的粮缸中其实已经没有多少米面了。这个时候，她被父亲的音乐还原成了一个孩子，比我稍大一些，像我的小姐姐。我知道她在想些什么，她边哼唱边悄悄地绷直了脚尖和脚背，她最大限度地想起了自己拥有一双适合跳芭蕾的脚。
我们的地窖中有足够多的红薯，维持整个冬天是没有问题的。炉子上的蒸锅里正冒出红薯的甜香味道，父亲在这缕红薯的气息中吹奏他的黑管。他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吹奏这件最心爱的乐器，这么多年，黑管几乎不离他的身。他说，正是这支黑管在最初的、极不适应的艰苦生活中拯救了他。
成年之后，我也在地质系统工作，下矿区，走在父辈们勘探过的山山岭岭中，宛如逆着时间走进往昔。有一次在溪流之畔，我想起父亲和他的黑管，想象着他坐在一块大石头上吹那支黑管。他鼓起腮帮，将高音区的嘹亮明朗送给掠过头顶的云朵，又凝神静气在中音区找寻最恰当的音符以便飞翔的鸟雀能够听懂，而低音区的沉浑柔美是要留给溪水的，溪水叮叮咚咚，参与了他的吹奏。我极尽所能地想象那支黑管在这山岭间、溪流畔所发出的声音与我听到过的山村小屋的旋律有何不同，却终究因为我对音乐的迟钝而始终没能想明白。青春的我站在大山深处，重重叠叠的山压迫着我，阻碍着我的视线，而陪伴过父亲的云朵、飞鸟和溪水在旋律中轻盈舞蹈，这旋律不是任何乐器带来的，它们属于自然和生命本身。它们接纳过一个吹奏黑管的青年，它们让那个青年以为自己的吹奏创造了这一切。我想，这就是慈悲，也或许就是父亲所说的拯救吧？
那个时候，回忆黑管是一件令我痛苦的事情，因为吹奏黑管的那个人已经离我远去了。他走过了自己的青春年华却没有能够走得更远，生命终止在中年的路上。他的黑管像有灵性一样，鸟嘴形吹口无缘由地断裂了。愣怔许久之后，母亲用一块黑色的丝绒布包裹好黑管，把它放入柜子深处。
许多年之后，我也走在中年的路上。有一年我在新西兰的奥克兰看望儿子，那是11月，是南半球的春天，到处花团锦簇。我在一所房子里给几个孩子包饺子，厨房被我弄得一团糟，到处都是白花花的。在厨房里我是极其笨拙的人，这么说有些不确切，其实，无论在哪里我都是笨拙的。
孩子们在客厅里聊天，海伦姑娘说她明天上午十点有一节舞蹈课。我知道这姑娘喜欢艺术，她的大提琴拉得很棒。
我听着孩子们的谈话，正在擀皮儿的手失去了大脑的控制，手下的面片儿不再是圆形，而是成了各自不相似的不规则形状。我的搭档看了我一眼，露出不满的神色，他和我交换了一下位置，由他擀皮儿，我来包。那几个不规则的皮儿，我们懒得返工了，就包几个不规则的饺子吧。拿起一张皮儿，放在掌心，裹进一勺子馅儿，不规则的边儿的确很难粘合在一起。我好不容易捏住了边儿，饺子总算是别别扭扭地立了起来，站在了饺子群里。可是它是多么不同啊，甚至是丑陋的，在一群体面光鲜的饺子面前，它自卑地耷拉着头。
令我走神儿的是海伦的话，她要去上的舞蹈课是芭蕾舞课，她跟着一位俄罗斯老师的芭蕾舞班已经学习两个月了。我听到这句话时，像多年以前我的母亲听父亲吹奏黑管时一样，也悄悄地绷直了我的脚背和脚尖，仿佛有黑管的乐声从遥远的地方传来，触碰到了一个梦想。
吃完饺子的那个午后，我小心翼翼地问年轻的姑娘：海伦，我，可以跟着你一起去学跳芭蕾舞吗？
姑娘扭头看着我，几乎不假思索地说，当然可以，学习班里有好几个中年妇女呢。
在奥克兰最繁华的皇后大街的一栋七层楼里，我们乘坐一部老式的电梯上到顶楼。我脱下鞋子也脱下外衣外裤，穿着富有弹性的贴身衣裤和袜子，跟着海伦走进一间很大的练功房。四面都是大而亮的镜子，木质的地板光可鉴人。
老师Ione Barczak女士是中年人，她来自俄罗斯。Ione Barczak女士站在前排做着动作的示范，十几个学员分三排站着，跟着她学做一些基本动作。先是站好脚位：双脚完全外开，两脚跟相接形成一横线。然后摆好手位：手臂与手成椭圆形，放在身体的前面，手的中指相对，保留一拳的距离。然后，我们在老师的口令声中继续做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动作。手保持椭圆形，抬到胸部，双脚打开一脚的距离;手继续上抬，放在额头的前上方，一只脚放于另一只脚之前，前脚跟紧贴后脚心，前脚盖住后脚的一半;左手不动，右手切回到腰部，一只脚向前打开，双脚相距一脚的距离，前脚跟与后脚趾关节成一条线。 当第四个动作定格时，它已经是舞姿了。这个最初级的舞姿令我激动，仿佛遥不可及的芭蕾已经不再遥远，我触摸到了它高贵的身体。
我就这么着站了好一会儿。老师提醒要紧绷身体的每一块肌肉，但是要看起来毫不费力。背景音乐响起，是一支陌生的曲子，一段大提琴独奏，轻盈、舒缓，也暗含着力量，我从来没有听过，就如同我从来没有如此站立、如此放置我的手一样。如果这里是舞台，如果我穿着足尖鞋、穿着天鹅仙子的舞裙，又有一束光从顶棚洒下，那么我就是梦幻的天鹅了吧？
舞蹈的动作令我想起多年以前母亲在豫西小村庄去井台上挑水的情景。我一直觉得母亲扛着扁担走在村道上的样子像是跳舞，她是那么轻盈。她挑不动满桶的水，就半桶半桶地挑，多往返几回，这样，她就能保持轻盈，保持舞蹈一样的姿势。我想，母亲是迷恋舞蹈的，她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拥有一双适合跳芭蕾的脚。只是我不知道母亲的那种轻盈，是真实的还是仅仅是我以为的。
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也看着同伴们。他们年龄参差不齐，但是个个身形苗条，动作娴熟流畅。如海伦所说，有几个中年妇女，气质不凡。我还看见了一位男士，他坦荡荡地站在一群女人中间，举止优雅，旁若无人。
我的儿子一直坐在走廊的长凳上等着我们。教室的门敞开着，他能看见我们。他认认真真地观看海伦和我，看着我跟在海伦身后，照葫芦画瓢一样模仿着海伦的动作。我紧张得手足无措、满脸通红，常常把动作做反，脚和手总是配合不到位，如天鹅群里的一只呆头呆脑的丑鸭子。但是，我的儿子，这个大男孩却一点也没有嘲笑我，他表情严肃，眼睛里甚至有悲悯的光。他不觉得他的母亲像一只不规则的、丑陋的饺子。昨天中午，他主动吃下了那几只变形的饺子，边吃边说，没有谁规定一个饺子的一生必须是规则的，丑饺子也香，野百合也有春天。
这会儿，他那么安静地坐在长凳上看着我们，我和他的眼睛对视的时候，差一点为这束光而流下眼淚。
Ione Barczak女士身材肥胖却柔软得令人惊讶，舞姿曼妙，一招一式都令人想象她往昔在舞台上的风华。大概是为了更好地示范脚部的动作和用力吧，她裸着脚，我便看见了一双芭蕾舞演员的脚，没有足尖鞋装饰的脚。我看到了高脚背、深脚弓、大拇指二拇指和中指一样长。我也看到了伤痕。那实在是一双丑陋的脚，骨节粗大，脚趾发黑，双脚的前三个脚趾几乎没有趾甲。她曾经是俄罗斯芭蕾舞团的优秀演员，芭蕾舞中不停的半脚尖和全脚尖的起落变换让Ione Barczak女士的脚趾变形。如今她的腰身也变形了。她离开舞台很久了，不过，她从没有离开过芭蕾。俄罗斯赋予芭蕾舞艺术神奇的光环，那是一个产生不朽的天鹅的国度，巴甫洛娃、乌兰诺娃、普列谢茨卡娅，这些名字背后的形象光艳绝伦，她们是女人的梦想，也是男人的。
非常巧的是，几个月以后，我在北京观看了俄罗斯芭蕾舞团演出的芭蕾舞剧《胡桃夹子》。是我的朋友老狄请我看的，他是一个芭蕾舞迷。作为首都人，他是幸运的，他曾经于1987年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拯救威尼斯——长城国际义演晚会”上，观看过顶级芭蕾舞表演艺术家普列谢茨卡娅演出的《天鹅》。那时他是多么年轻，不谙世事，但已经触碰到了美，美早于人情世故进入他的生命。他许诺说要请我看遍俄罗斯芭蕾舞团来京演出的所有剧目。
其实那不是一个最好的观看芭蕾舞的时机，我的意思是，观看这么高雅的舞蹈，应该心境平和、波澜不惊，如此才能全身心沉入柴可夫斯基使用弦乐编织的童话中。但那真的不是一个好的时候，老狄的家庭正陷入一场民事诉讼中，开庭在即，结果不好的话，他可能会居无定所。
那天坐在剧院，他绝口不提家里的诉讼之事，就像那些烦心的事情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只有耳畔的旋律，演奏着永恒的美。
舞台上的仙子们翩翩起舞，旋转、跳跃、伸展，光束下的王子和姑娘，带领我们进入一个玩具和舞蹈的盛宴。
我想起了并不久远的奥克兰之行，想起了Ione Barczak女士说过的话：要紧绷身体的每一块肌肉，但是要看起来毫不费力。
这就是芭蕾。
也是人生。
责任编辑：沙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