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我还是一个未及而立之年的小字辈，迈出大学校门进入外交部刚刚四年。那年，我作为外交部和新华社联合派出的记者常驻日本，一直工作到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后转职我国驻日大使馆，成了外交部派驻日本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记者。
　　问起日本的琵琶湖
　　1971年1月初，我奉命回国述职。同月10日，接外交部办公厅值班室通知：请于今晚9时到人民大会堂，周恩来总理接见。我既兴奋又紧张，赶紧把从日本带回的一些资料装进大提包，准备带去“应试”。总理每次召集大家，总要发出各种各样相关的提问，带上大批资料可在答不上来时临阵查阅应对。另一方面，有时周总理的提问皆为明知故问，但并不是为难大家，而是用这种办法督促大家学习、检查大家的业务知识。
　　记得那时，外交部的工作人员下班后几乎没有马上回家的，都留在办公室里学习业务知识。所以，当时外交部办公大楼夜晚的灯火之辉煌在北京是有名的。
　　1月10日，在大会堂一个会见厅里，我荣幸地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周总理。当晚，总理要在那里会见日本著名的进步妇女活动家松冈洋子率领的反对军事基地斗争妇女代表团。客人到来之前，总理同我和他的译员林丽韫等同志聊了一会儿天。
　　期间，周总理问我：“泰平，你的日语水平能赶上小林吗？”想到林丽韫是在日本出生长大的，我怎敢和她比呢，便笑着答道：“还远远不如她啊！”总理又问：“听说日本琵琶湖污染，鱼也死了，你去看过没有，究竟是不是这样？”当我回答说“的确被污染了，几百万条鱼都死了”时，总理露出了十分惋惜的表情：“很可惜呀！”他若有所思地说：“50年前对琵琶湖印象很深。我是1919年3月去的。”
　　一小时长谈
　　晚11时许，总理结束同松冈洋子一行的会见，走出会见厅，走进旁边的一个小房间。刚进屋，他就通过警卫员叫我进去，亲切地唤我坐在他的对面，亲切地说：“泰平同志，你在日本工作辛苦了。”“你报回的情况我都看了”。总理的饭食很简单，只是在一个托盘上放了一碟炒鸡心、一碟素菜、一小碗米饭。总理吃得很快，吃完后他用开水冲菜碟做了一碗汤喝。接着，又从口袋里掏出几片药服下。事后我才得知，这时的总理已积劳成疾。
　　接下来，总理与我谈了近一个小时，提问范围广泛又至细至微。他首先问我对佐藤荣作内阁对华政策的看法和日本政局的情况。我说，日本国内要求尽快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呼声正在高涨，佐藤政权面临的压力与日俱增，但从目前情况看，佐藤并未下决心解决中日邦交问题;另据了解，佐藤政权已时日不多，中日复交的问题必成日本下届首相选举的焦点，但形势尚不明朗，还需继续观察。
　　周总理听后说，1964年中法建交，本想日本也能跟上来，结果拖到今天也未解决。现在，围绕中国的国际形势变得有利了，解决中日关系的条件走向成熟，日本政局的变化应成为一个转机，你们在第一线，要冷静观察，准确把握形势，还要相机推动。接着，他又叮嘱道，政局流动多变，不能掉以轻心，今后要以政局为采访重点，多报情况，多提看法和建议。
　　这时，我才意识到周总理召见我的用意。原来他一直非常重视中日关系，一直在密切地关注着日本的动向，看得出，他不仅非常希望我们在第一线的同志真正起到中央耳目的作用，而且希望我们利用在第一线的便利条件，多做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促进工作。
　　在我谈及日本新左翼的情况后，总理还问我在日本当记者是否去过工厂农村，他说，要想了解日本，宣传中国，就要广泛了解各方面的情况，接触各方面的人，光在大城市里转，光看报纸，是不可能真正了解日本的。
　　看电影时叫我坐在他身边
　　我们的谈话结束时虽已经是午夜时分，但周总理仍精力旺盛地继续工作。他叫人把在京各单位负责日本工作的人找来，同他一起观看宣扬日本军国主义的电影《啊，海军》。当时国内认为“日本军国主义正在复活”，《山本五十六》《啊，海军》《军阀》等几部日本电影，作为反面教材，也开始在内部放映。
　　当我随周总理走进小礼堂时，大家已应总理的召唤陆续赶到。我找个靠后的位置刚刚坐下，不曾想总理却从前面的位置上站起来，转过身来呼喊我的名字，并招手讓我过去。我落座时，总理发现我手里提着的大皮包，便笑着问我：“怎么拿这么大一个皮包，里面装的什么东西？”
　　我也笑着回答：“是些资料。”并从提包里掏出从日本带回的一本厚厚的《中国年鉴》给总理看。他看后说：“日本对中国的研究和了解要比我们对日本的研究和了解深入得多，细致得多，这点我们应向日本学习。我们也应更多地搜集日本各方面的材料。”
　　看完电影，周总理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注视着我，紧紧地与我握手告别。
　　（摘自《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