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八佰》的上映，让众人目光皆为苏州河畔四行仓库所吸引，以至于近日来不断在网上见到关于参观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务必预约的友情提示。
　　苏州河，上海的母亲河，蜿蜒曲折的贯穿于这座城市腹地之中，成为近代上海发展的见证者，而两岸林林总总的各色建筑，更承载了历史与现实的点滴。
　　正如四行仓库印证了中华民族的艰苦抗战与不屈不挠，苏州河畔的其他建筑同样意义非凡。从亲历了上海近代众多第一的礼查饭店，到晚清民国百年民族工商业史缩影的上海总商会，再到学堂湾畔中西合璧的怀施堂。
　　建筑是沉默的，他们无法直接言说那些旧日往事，但建筑又是可阅读的，一砖一木间，沧桑巨变，触手可及。走进苏州畔的历史建筑，走进上海城市的旧日篇章。

礼查饭店：见证第一的地方

　　时光回到1846年，上海开埠仅仅3年后，近代中国首家西式旅馆——礼查饭店就在浦江之畔落成，彼时的礼查饭店，尚位于如今金陵东路外滩，紧靠着洋泾浜与黄浦江的交汇处。
　　到了1856年，随着苏州河上“韦尔斯桥”的建成，意识到北岸发展潜力的西方商人旋即将饭店迁至今址，移步苏州河畔的礼查饭店也开启了它在上海滩百多年来的不朽传奇。
　　搬迁至苏州河畔的2.0版本的礼查饭店为砖木结构，带有明显殖民地外廊式建筑风格，整个建筑视觉上分为相互连通的三部分，两侧部分相对简单，高二层，具有柱式外廊特征。中间为三层，入口处券廊带有显著的帕拉第奥构图风格，立面采用连续券柱式构图。
　　1860年落成后，这栋砖木结构建筑在苏州河畔矗立了超过40年，直至十九世纪末，它始终都是苏州河与黄浦江交汇处最显眼的建筑之一，美国第十八任总统、南北战争北军统帅格兰特1879年访沪时，即下榻于410房间。
　　进入20世纪后，上海城市蓬勃发展，礼查饭店为了不落下风，加之途径外白渡桥去往苏州河北岸的有轨电车线路恰好从其所在地块通过，遂决定拆除重建。1910年，3.0版本，也就是如今我们所能见到的礼查饭店开业迎客。这栋全新的6层酒店建筑面积超过15000平方米，为钢筋混凝土和砖木混合结构，由新瑞和洋行设计，新古典主义风格，立面做横向三段式处理，华丽的大弧形拱窗与南立面成排的爱奥尼亚柱成为它重要的外观特征，唯一令人遗憾的是楼顶东南角正对外白渡桥处原本还有一座塔楼，如今已不复存在。
　　除了华丽的外观，礼查饭店的内部同样光彩照人。底层舞厅以弧形内弯顶的半透明彩色玻璃连接四周护壁，阳光透过一只开屏孔雀尾巴的图案投射进来，舞厅地面由弯曲细木纵向排列拼接而成，是当时最流行的弹簧地板，12根大理石罗马立柱环绕四周。上世纪20年代初该舞厅落成伊始，即轰动沪上，孔雀厅之名也随之传诵至今。

　　美国第十八任总统格兰特外，英国哲学家罗素，科学巨匠爱因斯坦，戏剧大师卓别林、“电报之父”马可尼等都曾在礼查饭店下榻或发表演讲。

　　建筑本身的美妙绝伦，让礼查饭店成为沪上翘楚，反过来，这也令其得以见证近代上海的众多第一：
　　1867年，礼查饭店在上海率先使用煤气。
　　1882年，中国第一批电灯在此点亮。
　　1883年，成为上海最早使用自来水的地方。
　　1897年，庆祝慈禧太后六十寿辰的大型交谊舞会在礼查饭店举办，后者也被认为是中国交谊舞会的发祥地。
　　除此之外，礼查饭店还是中国最早24小时供应热水、每间客房一部电话的饭店。美国在海外第一大报《密勒氏评论报》亦于1917年在礼查饭店创刊。
　　先进的设施，奠定了礼查饭店的高端定位，也为其带来的不少的人气。除了前文提到的美国第十八任总统格兰特外，英国哲学家罗素、科学巨匠爱因斯坦、戏剧大师卓别林、“电报之父”马可尼等都曾在礼查饭店下榻或发表演讲。
　　值得一提的是，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周恩来携邓颖超一度也来此避难。1973年，周恩来夫妇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访问上海，在礼查饭店西侧上海大厦18楼等候外宾时，他们饶有兴致地向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起那段惊心动魄的往事。
　　1949年之后，礼查饭店更名浦江饭店，1990年11月，沉寂多时的孔雀厅变身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大厅，成为一代老股民们的共同记忆。2002年，经过修缮的浦江饭店重出江湖，焕发青春。2018年12月，中国证券博物馆在此揭幕，对于这栋百年历史的建筑来说，变身承载往日记忆的博物馆，这实在是美妙的转身。

上海总商会：近代民族工商业的缩影

　　苏州河口的礼查饭店，成为西方近代文明进入上海的窗口，那些领教了中外差距的有识之士，也纷纷开始寻找强国求富之道。投身商战，实业救国，成为一时之风尚。在此背景下，1902年，中国第一个商会——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成立。1904年，其改组为上海商务总会，辛亥革命后，上海商务总会与上海商埠公所合并改组，于1912年2月底成立上海总商会，并在之后的几十年中对上海的工商业，乃至政治、经济、文化等众多方面发挥起重要的影响。
　　1916年，上海总商会迁入苏州河畔，即如今河南路桥北堍的新址。这是一栋由通和洋行设计的三层建筑，清水红砖立面，横向三段式分割比例清晰，雍容典雅，气派非凡，具有明显的古典主义风格。建筑内部最为人称道的，是位于二层、可容纳800人同时与会的议事大厅，因其上方无梁故被俗称为“无梁厅”，在当时上海的上海可谓首屈一指。
　　除此之外，上世纪20年代初，大楼南侧又建造了一座高大西式门楼作为上海总商会的大门，该门楼以4根科林斯柱装饰，仿罗马凯旋门式样，上书“上海总商会”五个大字。 　　中国人的总商会，置身一栋西式建筑中，混搭的背后，折射的正是彼时国人对于学习西方先进思想，振兴中国工商业的迫切渴望。
　　迁入新址的上海总商会迅速成为中国工商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众多第一由此诞生。第一家商业图书馆、第一部商法草案、第一份《总商会》月报、第一个商务公断处、以及一大批中国早期的民族工商业企业家。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上海总商会的高光时刻。自1921年至1926年间，其先后举办了四次国货展览会，赚足了上海民众的眼球。其中1921年末的首届展览会最为轰动，是年11月1日，上海总商会商品陈列所大楼落成暨展览会开幕盛典在议事大厅内举行，中外各界嘉宾500余人齐聚一堂，沪上名流，著名教育家马相伯登台做呼吁支持国货的主旨演讲。为了扩大活动影响力，总商会还在各大报刊刊登广告，发放入场券，吸引市民参观，计划持续两周的展会因为民众高涨的热情，最终延长到了一个月，参观人数超过6万余人次，成为上海滩一时之盛事。

　　除了在民族工商业发展史上留下诸多身影，上海总商会大楼还是当时重要的城市公共空间。
　　1929年3月17日，针对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拟通过的四项意在废止中医的议案，全国十七省中医界代表齐聚上海总商会大楼议事大厅，召开“全国中医师抗争大会”，各地代表以及沪上中医学校学生、药业职工近千人，将议事大厅楼上楼下塞得满满当当，大会连开三日，后选出代表赴南京请愿，最终迫使政府收回成命。为了纪念这次胜利，中医界遂将在上海总商会议事大厅召开大会的第一日，即3月17日定为“国医节”，成为全国性的行业节日。
　　1932年“一二八事变”期间，罗云祥、应文祥、毛征祥、鲍振武四位童子军在闸北抢救伤兵时遭日军杀害。为表彰忠勇，纪念英烈，1932年12月11日，上海市民齐聚总商会大楼前广场为四位少年举办追悼仪式，并在此树立纪念碑。之后数年每逢四少年殉难日前后，上海各童子军团体都会组织纪念活动。甚至连美国派往澳洲参加世界童子军大会的代表经过上海时，亦专程赴纪念碑前献花致敬。
　　1949年上海解放后，上海市总商会改组为上海市工商联，总商会大楼则相继作为上海电子管厂、联合灯泡厂使用，后一度闲置。
　　伴随着城市更新的步伐，2011年，华侨城苏河湾启动该栋建筑的修缮保护工作。
　　经过长达七年的等待，2018年，上海总商会以焕然一新的面貌再现江湖，成为苏河湾地标性建筑、沪上网红之地。一栋因工商业兴起而诞生的建筑，百多年后又通过与商业资本的的合作而重获新生，这样的巧合或许正是命运中的安排。

四行仓库：硬核上海滩

　　与总商会大楼一样，位于苏州河西藏路桥北堍的四行仓库，同样地处闸北。凭借着紧邻公共租界的天然优势，闸北自晚清以来逐渐成为上海华界发展最快的区域，市政建设与工商业发展都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四行仓库所在之地，既满足各业客户之需求，又坐享苏州河交通之便，可谓上上之选。
　　相较于总商会大楼的美轮美奂，四行仓库受到当时初兴的现代派建筑风格影响，加上本身仓储建筑的定位，外立面十分简洁，矗立于苏州河畔，令人感到坚实稳重。
　　一栋矗立在苏州河北岸体量庞大的单体建筑，这是如今四行仓库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实际上真实的四行仓库原本为两栋独立的建筑：东侧建成于1931年的大陆银行仓库与西侧建成于1932年的四行储蓄会仓库。只是因为两者近百年来的“比邻而居”，以及在四行仓库保卫战时共同成为了中国军队在上海市區最后的阵地“四行仓库”，进而逐渐被误认为是一栋单体建筑。
　　同样被误读的，还有四行仓库的楼高，无论是如今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六层外观，还是2015年完成改造之前的七层外貌，这都不是其本来面目，各种历史照片与设计图纸都清晰指明，两座仓库原本都是五层，至于此后的“长高”，则又是另一段历史的写照。
　　但是，尽管四行仓库有以上这些“被误读”，但这处建筑自诞生之时其即给外界带来的安全感，则是实实在在。坚固宽畅的建筑空间，使其成为苏州河畔最重要的仓储建筑。无论是大陆银行，还是由大陆、金城、中南、盐业四家银行共同成立的四行储蓄会，其建造仓库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存放各类抵押物资。地处要冲，内部堆得满满当当的四行仓库，无疑有助于这些金融银行业背景的业主获得更多的信任感。
　　反过来，对于将物资存放于四行仓库的租户来说，除了可以凭借这些物资更便捷的获得“四行”的信贷服务，这处建筑本身的坚固性，也有助于其在购买各类保险时得到更优惠的费率。
　　因此，从某种意义来说，八百壮士在四行仓库留下的光辉事迹，正是这处建筑初心的延续与升华。安全，坚固，矗立于苏州河畔的这处建筑自诞生之日起，就在着力塑造这样的形象。命运在1937年选择了四行仓库，将其推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央，成为了世界关注的焦点。
　　对于上海这座城市来讲，这无疑是一场不幸，然而对于四行仓库而言，却成为了一种“荣耀”。四行仓库，上海城市精神的别样一面，四行仓库，硬核上海滩的另一种写照。

怀施堂：学堂湾畔象牙塔下

　　苏河十八湾，蜿蜒穿申城，这其中，学堂湾无疑是最具书卷气的。
　　位于苏州河梵皇渡一带，远离了尘世喧嚣的学堂湾，得名于建校于此的圣约翰大学，后者始建于1879年，初名圣约翰书院，1890年代初开设大学课程，成为上海近代第一所高等学府。注册于美国的圣约翰大学的以教学质量高著称，其毕业生甚至可以直升部分美国大学的研究生院。1949年后随着院系调整圣约翰大学被分拆，学堂湾畔的这片校园如今则成为了华东政法大学的校址。

　　落成后的怀施堂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迎来了一批批学子：顾维钧、宋子文、刘鸿生、邹韬奋、林语堂、荣毅仁、经叔平、贝聿铭、周有光……

　　圣约翰在上海的历史早已画上句号，但学堂湾旁校园中的那片建筑，则依旧承继着这片土地的记忆与文脉，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那座已经度过了120多个春秋的怀施堂。
　　1894年竣工的“怀施堂”寓意纪念该校创始人施约瑟，是中国近代教会大学建筑中最早尝试中西合璧式样的案例。该建筑高二层，砖木结构，清水红砖外墙，呈现带有中国传统四合院特征的“口”字型平面布局。屋顶为中式歇山顶，上铺蝴蝶瓦，外立面采用连续圆拱外廊。怀施堂南侧中部还建有一栋钟楼，两重四角攒尖顶，檐角飞扬上翘。
　　从建筑美学角度而言，怀施堂的“中西合璧”难免生硬，这也与其设计环节皆在美国完成有关。但作为一次中西建筑文化交汇的开创性尝试，怀施堂的意义不仅限于建筑本身，彰显圣约翰大学对于中西文化交汇融合的坚持，还有什么能够比这样一栋居于校园核心位置的主体建筑来的更合适呢？
　　落成后的怀施堂一层作为教室，二层作为宿舍，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迎来了一批批学子，又看着他们逐渐成长为时代翘楚：顾维钧、宋子文、刘鸿生、邹韬奋、林语堂、荣毅仁、经叔平、贝聿铭、周有光……这串耀眼名单背后，更为重要的还有另一个值得被记住的名字：卜舫济。
　　19世纪90年代初，正是靠着卜舫济在美国多方奔走，建造怀施堂的经费才得以落实，而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中，这位美国人主持圣约翰校政长达53年，将其接手时影响力有限的这所圣公会书院一步步改造成为一所现代意义上的高等学府，并留下了“Lig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