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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一百年，我们要树立一种新的价值观：发展不是压倒别人，不是增强国际竞争力，而是让我们的十三亿国民生活得更加幸福。
三个转变和四个成绩
《中欧商业评论》(CBR)：如何看待过去100年的中国?
姜义华：现在都在讲中国模式、中国经验，非常有必要将中国100年的经验作一个全面的思考。过去100年，中华文明在努力实现其文明形态的现代转型。这个转型包括三个部分：第一是从原来的农耕文明、游牧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信息文明的转型；第二是中国大一统国家政治形态的现代转型；第三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向现代转型。
文明仍在转型过程中，古代、近代、现代并存共生，人们的道德、信仰，以及宗教，或仍固守传统，或已完全现代，或现代与传统交织于一身，在相当长的时间中，这将是常态。
CBR：这个过程中，我们取得了哪些历史成就呢?
姜义华：在中国历史上，一个王朝基本上300年一个周期，100年不算很长的时间。过去100年，我们首先结束了满族的统治，形成了中华民族，建立了多民族统一国家，解决了困扰中国的民族关系问题。
其次，为解决两千年来大一统国家中精英和草根的关系开辟了更多的途径。包括政党、法律、群众组织、工会等，为解决精英和草根之间的对立，协调两者的利益关系开辟了道路。
再次，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从辛亥革命开始，社会主义就成为中国的志士仁人共同认可的一条途径。
最后，辛亥革命给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以及中国和世界的联系开辟了更加广阔的、更有主体性的空间。中国工业化、城市化最快的时代都是辛亥革命后发生的，这个工业化过程一直延续到国民党的“黄金十年”(1927～1937年)，后来这个过程被抗日战争打断了。
大一统国家的转型
CBR：从农耕文明到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这一点每个人都能体会，如何理解大一统国家的现代转型?
姜义华：我最近在写一篇文章，就是关于大一统国家的转型，主要有八个重要方面的问题。
首先，中国从秦朝以来就是一个大一统国家，是一个专制主义的皇权体制。近代以来很多人要改变这个状态，借鉴西方的国家形式，改变中国的政治模式。这100年反复实践的结果证明，中国两千多年大一统国家形态有其合理性，尽管有很多问题，但如果用别的模式代替是很不容易的。
第二个问题是联邦制还是单一制的问题。西方很多国家是联邦制，中国从秦始皇以来，除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以外，一直是单一制的国家。从孙中山提出创立合众政府开始，革命后搞了几次联邦制实验，都不成功。最后还是选择单一制的国家。
CBR：从1992年开始，建立市场经济的19年，反而加强了对单一制国家的要求?
姜义华：是的，单一制国家更有利于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
第三个问题是搞集权制还是分权制的问题。我们一直是中央集权制。但是中国古代也有分权的制约，比如，唐朝的三省六部制，中书省负责决策，尚书省负责执行，而门下省负责复议。经过多次实践，中国最终还是采取了中央集权。
第四个是地方自治的成为难题。中国地方自治一搞，经常就是诸侯割据，甚至搞成军阀混战。所以地方自治有一定的限度，孙中山希望搞县一级的地方自治。
第五个问题是一党制还是多党制的问题。近代以来都想过搞多党制或者两党制，包括孙中山先生。但是孙中山发现，多党制和两党制，实际上对国家治理并不一定合适。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以后，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吸收共产党进入国民党，也是要搞一党制。
第六个问题是精英和草根怎么结合的问题。大一统国家本质上是精英治国，但一直面临一个精英和草根结合的问题。辛亥革命以来，给解决精英和草根的联系开辟了更广阔的道路。精英如果不和草根联系，最后的结局就是草根造反。
CBR：从辛亥革命开始，数代志士仁人希望建立一个现代国家，从公民与国家的关系角度，有没有变化呢?
姜义华：这是我要讲的第七个问题，传统的家国共同体并没有改变。过去我们把这些全否定了，实际上这是中华文明持续发展最重要的稳定性因素。现在我们讲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实际上还是家国共同体的延伸。
第八个问题是所有制的问题。家国共同体要求生产资料的共有。大一统国家搞国有经济，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问题在于，国家的控制必须考虑家国共同体，必须把主要的成果惠及整个共同体。家国共同体和大同理想
CBR：现代化过程是人的觉醒过程，是人的主体性的凸显。那么，家国其同体是一个必须改变的现实，还是必须接受的现实?
姜义华：这个现象没有办法改变，因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集体主义都不是纯粹个人的行为，它根植于中国的传统之中。中国人真正的责任伦理，是必须对自己的父母、子女和配偶负责，然后扩大到对家族和乡里负责，进而延伸到整个国家，这是一个同心圆体系。
我把中国的家国共同体定义为等级流动的差序共同体。日本的等级差序是固定化的，武士就是武士，大名就是大名。中国的等级差序是变化的，”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流动性解决了平等的问题。而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圈，社会就形成了整体的网络。
近代以来，中国人受到西方个人本位、个性独立思想的影响，对家国共同体的批判很尖锐。但后来的实践证明，真正以充分私有化为核心的个人本位在中国是很难实现的。两千多年来，中华文明没有中断，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人的个体责任伦理在支撑着这个家国一体的大网络。
为什么今天中国的两极分化很难得到群众的认可?也是因为这个家国共同体的观念深入人心。
CBR：您认为如何解决两极分化和家国共同体理念的冲突?
姜义华：我们是一个共同体，不考虑共同体的问题在中国是行不通的，未来中国要做的是三项工作：
首先，工资大幅增加，不是光给公务员加薪，而是给底层老百姓，尤其一般劳动者的收入增长不低于GDP增长；其次是政府的转型，经济要让企业家去做，政府的钱要用在社会保障，尤其是医疗、老人、儿童、公共卫生方面；最后是把更多的经费用于发展公共教育和公共文化事业，“人的全面发展”是最重要的事业。
CBR：未来100年，中国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姜义华：我们要花大力气到文化和教育事业上，更多地关注每个人获得他的知识、感情、意志和信仰，让每个人都能得到全面发展。
社会主义的100年
CBR：您刚才提到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路径的独特性，社会主义是其中最重要的特性吗?
姜义华：从家国共同体出发，中国就不可能走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原因是中国不可能形成亚当·斯密时代那种绝对的私有制基础。这表明，中国向现代转型必须有自己独创性的路径。
孙中山从1903年就公开说要搞社会主义。1903年，孙中山在复某友人的一封信中说：“所询社会主义，乃弟所极思不能须臾忘者”。今天我们说民国时期是资产阶级政府，国民党从来没有说自己要建设资本主 义，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中，明确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后来，他到处演讲，也经常提到社会主义，最后来接受苏联的帮助，改组国民党也是为实现社会主义。
CBR：但是我们发现蒋介石对苏联模式有很多非议?
姜义华：蒋介石对苏联模式是有警惕的，但事实上还是以苏联为师，最后也是要建立一党制政府。
CBR：我们看到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系统地阐释了中国其产党的社会主义思想，为什么建国后会发生那么大的逆转，走了如此多的弯路?
姜义华：问题出现在1948年。在1948年之前，毛泽东提出要“发展资本主义”，《论联合政府》甚至说“将来中国搞建设，更多靠美国”，思路基本上是沿着孙中山的思路走下来的。但是，1948年苏联和南斯拉夫出现分歧，被斯大林批判的铁托的五条罪名，基本上和《新民主主义论》的主张是一致的。毛泽东当时正在寻求访问苏联，需要苏联的大力支持，苏联最担心的是毛泽东变成铁托第二，中共党内还有一帮人是苏联派过来的。因此，中共必须对斯大林表示忠诚。当米高扬来访问时，毛泽东就强调全面学习苏联了。
CBR：为什么斯大林倒台之后，还要坚持苏联模式呢?
姜义华：这一步已经走下来了，走下来以后跟其他人一步步发生冲突，一个错误以后，为了弥补一个错误，又犯了另一个错误。1956年又出现“波匈事件”。1957年6月，莫洛托夫试图推翻赫鲁晓夫，苏共主席团要求赫鲁晓夫辞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赫鲁晓夫则要求召开中央全会。朱可夫元帅命令国防部门用军用飞机火速把在各地的中央委员接到莫斯科。中央全会挫败了莫洛托夫的计划。
对毛泽东来说，不仅要防备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更要防备朱可夫这样的人。
毛泽东内心深处有非常深厚的民粹主义情结。建国以后，他的两个最大的动力，一个是废掉农民的小私有制，一个是打掉旧的官僚国家。这是从他1958年在《三国志·张鲁传》的批语上透露出来的。
这导致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巨大灾难。从1962年开始，毛泽东就担心那么多人要搞包产到户，所以和刘少奇、邓子恢、邓小平等发生了一系列的冲突。“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泽东要消灭小农的私有制和打碎旧官僚机器的努力。
CBR：最近的30年，一些人将其归结为“自由”的发展?
姜义华：可以。但是简单了一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让农民对土地、生产资料、生产过程和生产的产品有了自己的自主性，劳动不再成为他的对立面，不再成为人的异己力量，而是成为他的一部分。后来国企改革也是解决这个问题，不再使生产成为劳动者异己的力量，核心问题是马克思所说的异化。与其说自由，不如说是自主。
过去100年，凡是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时候，也是老百姓生活比较好的阶段。列宁思考在小农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时候，提出来让农民学会做生意，而且不是按照亚洲的方式做生意，是按照欧洲的方式做生意。这是列宁建设民族国家最深刻的思考。
江泽民在上海的一次谈话中提到，要把市场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我们完全有条件建设一个更完善的市场体制。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把市场化和国家的力量结合起来，使市场化的成果惠及老百姓。
CBR：您对未来的期望是什么?
姜义华：我2009年曾经给中央写信，希望十八大以后不要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30年经济建设已经够了。希望十八大转到真正以“人的全面发展”成为党的工作重心，国家发展的重心。让经济发展惠及最穷的老百姓，让所有的中下层群众得到实惠。
三个转变和四个成绩
《中欧商业评论》(CBR)：如何看待过去100年的中国?
姜义华：现在都在讲中国模式、中国经验，非常有必要将中国100年的经验作一个全面的思考。过去100年，中华文明在努力实现其文明形态的现代转型。这个转型包括三个部分：第一是从原来的农耕文明、游牧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信息文明的转型；第二是中国大一统国家政治形态的现代转型；第三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向现代转型。
文明仍在转型过程中，古代、近代、现代并存共生，人们的道德、信仰，以及宗教，或仍固守传统，或已完全现代，或现代与传统交织于一身，在相当长的时间中，这将是常态。
CBR：这个过程中，我们取得了哪些历史成就呢?
姜义华：在中国历史上，一个王朝基本上300年一个周期，100年不算很长的时间。过去100年，我们首先结束了满族的统治，形成了中华民族，建立了多民族统一国家，解决了困扰中国的民族关系问题。
其次，为解决两千年来大一统国家中精英和草根的关系开辟了更多的途径。包括政党、法律、群众组织、工会等，为解决精英和草根之间的对立，协调两者的利益关系开辟了道路。
再次，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从辛亥革命开始，社会主义就成为中国的志士仁人共同认可的一条途径。
最后，辛亥革命给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以及中国和世界的联系开辟了更加广阔的、更有主体性的空间。中国工业化、城市化最快的时代都是辛亥革命后发生的，这个工业化过程一直延续到国民党的“黄金十年”(1927～1937年)，后来这个过程被抗日战争打断了。
大一统国家的转型
CBR：从农耕文明到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这一点每个人都能体会，如何理解大一统国家的现代转型?
姜义华：我最近在写一篇文章，就是关于大一统国家的转型，主要有八个重要方面的问题。
首先，中国从秦朝以来就是一个大一统国家，是一个专制主义的皇权体制。近代以来很多人要改变这个状态，借鉴西方的国家形式，改变中国的政治模式。这100年反复实践的结果证明，中国两千多年大一统国家形态有其合理性，尽管有很多问题，但如果用别的模式代替是很不容易的。
第二个问题是联邦制还是单一制的问题。西方很多国家是联邦制，中国从秦始皇以来，除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以外，一直是单一制的国家。从孙中山提出创立合众政府开始，革命后搞了几次联邦制实验，都不成功。最后还是选择单一制的国家。
CBR：从1992年开始，建立市场经济的19年，反而加强了对单一制国家的要求?
姜义华：是的，单一制国家更有利于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
第三个问题是搞集权制还是分权制的问题。我们一直是中央集权制。但是中国古代也有分权的制约，比如，唐朝的三省六部制，中书省负责决策，尚书省负责执行，而门下省负责复议。经过多次实践，中国最终还是采取了中央集权。
第四个是地方自治的成为难题。中国地方自治一搞，经常就是诸侯割据，甚至搞成军阀混战。所以地方自治有一定的限度，孙中山希望搞县一级的地方自治。
第五个问题是一党制还是多党制的问题。近代以来都想过搞多党制或者两党制，包括孙中山先生。但是孙中山发现，多党制和两党制，实际上对国家治理并不一定合适。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以后，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吸收共产党进入国民党，也是要搞一党制。
第六个问题是精英和草根怎么结合的问题。大一统国家本质上是精英治国，但一直面临一个精英和草根结合的问题。辛亥革命以来，给解决精英和草根的联系开辟了更广阔的道路。精英如果不和草根联系，最后的结局就是草根造反。
CBR：从辛亥革命开始，数代志士仁人希望建立一个现代国家，从公民与国家的关系角度，有没有变化呢?
姜义华：这是我要讲的第七个问题，传统的家国共同体并没有改变。过去我们把这些全否定了，实际上这是中华文明持续发展最重要的稳定性因素。现在我们讲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实际上还是家国共同体的延伸。
第八个问题是所有制的问题。家国共同体要求生产资料的共有。大一统国家搞国有经济，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问题在于，国家的控制必须考虑家国共同体，必须把主要的成果惠及整个共同体。家国共同体和大同理想
CBR：现代化过程是人的觉醒过程，是人的主体性的凸显。那么，家国其同体是一个必须改变的现实，还是必须接受的现实?
姜义华：这个现象没有办法改变，因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集体主义都不是纯粹个人的行为，它根植于中国的传统之中。中国人真正的责任伦理，是必须对自己的父母、子女和配偶负责，然后扩大到对家族和乡里负责，进而延伸到整个国家，这是一个同心圆体系。
我把中国的家国共同体定义为等级流动的差序共同体。日本的等级差序是固定化的，武士就是武士，大名就是大名。中国的等级差序是变化的，”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流动性解决了平等的问题。而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圈，社会就形成了整体的网络。
近代以来，中国人受到西方个人本位、个性独立思想的影响，对家国共同体的批判很尖锐。但后来的实践证明，真正以充分私有化为核心的个人本位在中国是很难实现的。两千多年来，中华文明没有中断，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人的个体责任伦理在支撑着这个家国一体的大网络。
为什么今天中国的两极分化很难得到群众的认可?也是因为这个家国共同体的观念深入人心。
CBR：您认为如何解决两极分化和家国共同体理念的冲突?
姜义华：我们是一个共同体，不考虑共同体的问题在中国是行不通的，未来中国要做的是三项工作：
首先，工资大幅增加，不是光给公务员加薪，而是给底层老百姓，尤其一般劳动者的收入增长不低于GDP增长；其次是政府的转型，经济要让企业家去做，政府的钱要用在社会保障，尤其是医疗、老人、儿童、公共卫生方面；最后是把更多的经费用于发展公共教育和公共文化事业，“人的全面发展”是最重要的事业。
CBR：未来100年，中国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姜义华：我们要花大力气到文化和教育事业上，更多地关注每个人获得他的知识、感情、意志和信仰，让每个人都能得到全面发展。
社会主义的100年
CBR：您刚才提到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路径的独特性，社会主义是其中最重要的特性吗?
姜义华：从家国共同体出发，中国就不可能走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原因是中国不可能形成亚当·斯密时代那种绝对的私有制基础。这表明，中国向现代转型必须有自己独创性的路径。
孙中山从1903年就公开说要搞社会主义。1903年，孙中山在复某友人的一封信中说：“所询社会主义，乃弟所极思不能须臾忘者”。今天我们说民国时期是资产阶级政府，国民党从来没有说自己要建设资本主 义，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中，明确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后来，他到处演讲，也经常提到社会主义，最后来接受苏联的帮助，改组国民党也是为实现社会主义。
CBR：但是我们发现蒋介石对苏联模式有很多非议?
姜义华：蒋介石对苏联模式是有警惕的，但事实上还是以苏联为师，最后也是要建立一党制政府。
CBR：我们看到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系统地阐释了中国其产党的社会主义思想，为什么建国后会发生那么大的逆转，走了如此多的弯路?
姜义华：问题出现在1948年。在1948年之前，毛泽东提出要“发展资本主义”，《论联合政府》甚至说“将来中国搞建设，更多靠美国”，思路基本上是沿着孙中山的思路走下来的。但是，1948年苏联和南斯拉夫出现分歧，被斯大林批判的铁托的五条罪名，基本上和《新民主主义论》的主张是一致的。毛泽东当时正在寻求访问苏联，需要苏联的大力支持，苏联最担心的是毛泽东变成铁托第二，中共党内还有一帮人是苏联派过来的。因此，中共必须对斯大林表示忠诚。当米高扬来访问时，毛泽东就强调全面学习苏联了。
CBR：为什么斯大林倒台之后，还要坚持苏联模式呢?
姜义华：这一步已经走下来了，走下来以后跟其他人一步步发生冲突，一个错误以后，为了弥补一个错误，又犯了另一个错误。1956年又出现“波匈事件”。1957年6月，莫洛托夫试图推翻赫鲁晓夫，苏共主席团要求赫鲁晓夫辞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赫鲁晓夫则要求召开中央全会。朱可夫元帅命令国防部门用军用飞机火速把在各地的中央委员接到莫斯科。中央全会挫败了莫洛托夫的计划。
对毛泽东来说，不仅要防备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更要防备朱可夫这样的人。
毛泽东内心深处有非常深厚的民粹主义情结。建国以后，他的两个最大的动力，一个是废掉农民的小私有制，一个是打掉旧的官僚国家。这是从他1958年在《三国志·张鲁传》的批语上透露出来的。
这导致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巨大灾难。从1962年开始，毛泽东就担心那么多人要搞包产到户，所以和刘少奇、邓子恢、邓小平等发生了一系列的冲突。“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泽东要消灭小农的私有制和打碎旧官僚机器的努力。
CBR：最近的30年，一些人将其归结为“自由”的发展?
姜义华：可以。但是简单了一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让农民对土地、生产资料、生产过程和生产的产品有了自己的自主性，劳动不再成为他的对立面，不再成为人的异己力量，而是成为他的一部分。后来国企改革也是解决这个问题，不再使生产成为劳动者异己的力量，核心问题是马克思所说的异化。与其说自由，不如说是自主。
过去100年，凡是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时候，也是老百姓生活比较好的阶段。列宁思考在小农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时候，提出来让农民学会做生意，而且不是按照亚洲的方式做生意，是按照欧洲的方式做生意。这是列宁建设民族国家最深刻的思考。
江泽民在上海的一次谈话中提到，要把市场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我们完全有条件建设一个更完善的市场体制。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把市场化和国家的力量结合起来，使市场化的成果惠及老百姓。
CBR：您对未来的期望是什么?
姜义华：我2009年曾经给中央写信，希望十八大以后不要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30年经济建设已经够了。希望十八大转到真正以“人的全面发展”成为党的工作重心，国家发展的重心。让经济发展惠及最穷的老百姓，让所有的中下层群众得到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