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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煤气灶的小贩,到升价几十亿的资本家,平民商人张大中的发家史里写满了他的努力。张大中是在58岁那年开始感到厌倦的。倒腾电器这个游戏,他已经玩了20多年。最初的张记电器加工铺慢慢变成了90多家大中电器连锁店。他闭上眼睛也能想出游戏里面每个小陷阱、小手腕。
这一两年,他老是想起很多年前,那些曾干过挡车工的朋友。他们为什么早早都辞职了?是啊,一件事情总是重复做,哪个男人也忍受不了。
他也决定退出了。但必须风风光光。他在去年底挑了个最好的时机,把两亿元固定资产的大中电器卖到了36亿。与之相周旋的,是家电业的大佬们——黄光裕、张近东、陈晓,没有一个是等闲之辈。但他们都没能从他身上获得多一分的好处。
刷煤气灶的小贩
1980年8月里的一个周日,北京市甘家口国家经贸委的住宅楼下,有一个小贩背着个军绿色的破包,举着个牌子,顶着烈日窜来窜去,牌子上书几个大字——刷煤气灶,还有一个副标题,以稍小一号的字写着:八毛钱一个!破包里装着他生财的瓶瓶罐罐,里面装着烧碱、清漆、银粉,以及一块大抹布。
1980年的中国还没开始执行双休日,每周只休息周日一天。街上的小贩还很少见,也没有任何塞在住宅区里的小广告。在一个国企谋得一份稳定的工作,是当时许多人认为天经地义的事情。
这个刷煤气灶的小贩衣着挺干净,背着一个装备齐全的小包。楼上的一位大妈朝他招招手,上来吧。张大中以500块钱启动的第一单生意开工了。
那时,北京的普通家庭还没用上燃气具,家家户户都是一个土夯的煤气灶台,日子一久,烟熏火燎就黑乎乎的,张老板打开背包,拿出抹布,先清理一遍灶台,然后给灶台抹上烧碱,用湿抹布哗哗地洗,再用清水把灶台表面清干净。清干净灶台只是第一步,重要的工序在后头,把清漆和银粉按照一定比例混好,再均匀地粉刷上去,才是这个活儿的核心所在。年轻小贩张大中在8月的酷暑中干得满头大汗,一天下来,刷完了10家。
迎着晚霞,拖着疲惫的身子在回家的路上,张老板给自己算了一笔账:总共收入8块钱,但是使用的清漆、银粉跟烧碱就值六七块了,还落了一身的累。于是,这成了张大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从事家政服务业。从自信满满地进入,到疲累而狼狈地退出,张大中只赚得了一块多纯利,以及够给自己和大哥家再刷两次煤气灶的烧碱、清漆和银粉,当然,大抹布也算赚的。
张大中并不是因为没有工作、游手好闲而被迫当小贩的。恰恰相反,他有一份在当时看来挺不错的工作——在北京郊区的一个供销社当电工,那个供销社有三间北屋、二十多名员工,卖着国家管制的油盐酱醋,月薪30块。那种生活是,你坐在那里一眼就能看到自己50岁后的样子,掐指一算就能算出自己一辈子工资的工作,简直让人感到绝望。张大中回忆。
这一切促成了供销社电工张大中,变身为1980年8月的那个刷煤气灶的小贩。我觉得,做人做生意一定得比别人都多看半步,别人没有想要去做生意时,我已经开始尝试,当看到刷煤气灶不行时,我又能立即画上句号。26年后,张大中再次给自己的一项生意画上了句号,不同的是,昔日的小贩已经成为身家亿万的老板,需要处理的后续资产也远远比当年那些清漆、银粉、大抹布值钱。
电器铺的小老板
看到刷煤气灶不赚钱,小贩张大中并没有停下他干点事情的脚步。1982年冬,在自家厨房做出的60台落地灯,成为张大中经商赢利的起点。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时代,张大中的几十台手工落地灯虽然是三无产品,还是被居民们抢购一空,甚至还有一个供销社来向他采购了几十台。在甘家口的一个商场里,张大中卖出的8个落地灯共纳了2.4元税,而20多年后,因为将大中电器以36亿元的价格卖给国美,他纳税5.6亿,成为国内一次性缴纳个人所得税最多的纳税人。
60台落地灯最后一共赚了160块钱。对于一个月工资30块,还要上交老婆26块的张大中来说,这已经是一笔巨款。这笔钱对他来说最大的意义,不是多了几个月工资,而是从根本上坚定了他能够靠自己双手干一番事业的决心,从插队的农民,到供销社电工、到供销社售货员,自己从来没有做过的东西获得公众的认可,卖出去的落地灯给了我极大的信心。
1982年底,张大中向供销社领导递交了辞职信——即使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都是一封个性化十足的辞职信——由于这份工作不符合本人理想,我决定辞职,请供销社领导予以批准——供销社的领导和岳父岳母出于好心,都极力劝阻他别丢掉这个铁饭碗,但是张大中还是选择了辞职。
落地灯的生意做了没多久,张大中发现一个朋友单位有一批积压的电子元器件,可以用来做音响放大器,他如获至宝,低价买下,用自己的电子知识做成一批音响放大器卖,物资匮乏的市场再次给了先走半步的张大中丰厚的回报——放大器在市场上供不应求,他赚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
1982年4月,张大中成立了张记电器加工铺,专门生产音响放大器,后来拓展到音箱制造、安装等领域,后来改名为金钟音响厂,一直到现在仍然存在,每年能赚辆奥迪的钱。音响制造厂做了几年后,张大中发现,在北京,制造业不如商业,北京是一个消费型的城市,制造业的利润太低,资金周转周期太长,“我发现做电器原配件赚钱更容易”。他立即将主要精力放在电子原配件的销售上。
1986年,张大中的第一家电器原配件门店在中组部路口的灵镜胡同8号开业了,虽然只有十几平米,但是生意非常红火,他手里攒下了四五万的积蓄。他承认,自己跟一般的小老板没什么两样,有钱了第一件事情就是想着去存款,先存一半在银行,剩下的再想着去增值,我就是按着最朴素的道理在做生意,从来不拿自己去冒险,我也从来不觉得自己比别人聪明多少。张大中说。
但是,在亲朋好友眼里,这个小老板跟其他的小老板还是有所不同的,最显著的有两点——第一,这个家伙虽然只有高中文凭,但是酷爱看书,见到书就不放;第二,这个小老板虽然不胖,但是酷爱跑步锻炼身体,大热天跑得大汗淋漓也在所不惜。
违纪当上大老板
张大中从一个小老板向大老板飞跃的标志性事件,应该从他的一次违纪算起。
事实上,张大中的创业经历和改革开放的每一步紧密相关,他的遭遇集中代表着一代草根企业家的命运。1986年的一天,张大中被通知,去北京市工商局坐一坐,他心情忐忑地去了——违纪了,因为他的张记电器加工铺开了两家,那时,任何个体户不允许开分公司,连锁店还完全是一种资本主义特质明显的玩意儿。如此挨过一年。到1987年,我看到政策允许开分公司了,你不知道我的心情有多复杂。张大中深有感触地说。
让张大中的事业进一步飞跃的,是1993年开张的玉泉路音响城。电子原配件、音响等电器生意,伴随在当时风靡全国的卡拉OK热财源滚滚而来。但是,张大中再次敏锐地发现,偌大一个北京城,卖音响的店没有一家大到能够把所有的品牌、零配件集中起来销售的,都是十几平米、几十平米的小店。
他决定搞一把大的,看中了玉泉路一家几万平米的商场,租了下来,成立了一家大中音响城。但是,这个想法却没有像以前几次那样见效。玉泉路店起初的想法很好,但是初期的现实很残酷。后来加入大中电器、跟随张大中多年的大中电器总经理宋红说,刚开始搬过去,由于知名度不高,经营非常惨淡:一天的流水,连给店员开工资、付电费都不够。
整整有半个月的时间,张大中根本睡不着觉,天天都想该怎么办。这是他经商以来经历的最大一次挫折。当时也想过,赔到一定程度,实在赔不起的时候,就回我城里的小零售店。但是觉得真是丢不起人,没脸看当时跟我一样在城里开小店的小老板们。张大中现在想起来还有些不好意思。
他还是决定坚持。咬牙挺了半年之后,这个大音响城在京城老百姓中间逐渐有了名气,大家都知道玉泉路有个最大的音响城,里面所有音响一应俱全,选择余地大。这个音响城后来不仅经营音响,也开始代卖家电,直至后来以家电为主,张大中真正走进了家电生意的圈子,并且在北京城里各处复制玉泉路店的模式,成为北京市场最大的家电连锁企业。
从小老板到大老板飞跃的关键点,体现在2002年中央电视塔店的选址上。张大中直言,整个大中电器的价值,这个中塔店能够占40%。坐落于玉渊潭公园西门对面的中塔店,是三环上唯一一个有大面积停车场的家电卖场,自2004年以后,每年的销售额都在10亿以上,2007年甚至达到了20亿。这是大中电器所有门店中盈利能力最强的一家。
这个店的开张,又完全是张大中个人决策的结果。中塔地下商场在建的时候我就进去看过,觉得是个很宏伟的工程,建成后,那里被用作批发市场租出去,生意一直冷清。张大中如此描述这个店最初的情形,谁都不信这里能开火一个电器连锁店,但是张大中不信邪,以很低的租金拿下了中塔店,整改后进行大规模宣传,作为大中的标志性门店推广。经过一年的强力推广后,中塔店开始盈利,不仅迅速成为大中所有门店中最赚钱的店,而且也是全国家电连锁门店中单店销售最高、最赚钱的店。
做一个资本家
张大中认为,卖掉大中从外部条件看,是家电连锁进入了整合期,区域性家电连锁的发展前景堪忧,不能等到企业经营得狼狈了才卖。另外,他认为从个人性格的因素,卖掉大中也是自然而然的选择,本质上讲,我是一个好动的人,做了20多年家电连锁后,这一行所有的奥妙、诀窍我都体验够了,我甚至已经感到厌倦了。
20岁时靠体力,30岁时靠专业,40岁时靠人脉,50岁时靠资本。经营大中电器的这些年,他走过了靠体力、专业和人脉这三个阶段,现在他决定做一个真正的资本家了。
我创业时候32岁,比别人晚10年。但由于他长期坚持锻炼和保养,使他看起来只有四五十岁的样子,一点也不像一个年届60的老人。现在我也要靠资本赚钱,卖掉大中拿到资本去投资,正是一个机会。
我能够把最初下海时的500块钱变成30个亿,就要利用我和我们这个团队20多年的经商经验,把这30个亿变成更多的钱,卖掉大中电器是大中事业的新起点,而不是终点,30亿是大中投资的起始资金,而不会成为我个人的退休养老金。
这一两年,他老是想起很多年前,那些曾干过挡车工的朋友。他们为什么早早都辞职了?是啊,一件事情总是重复做,哪个男人也忍受不了。
他也决定退出了。但必须风风光光。他在去年底挑了个最好的时机,把两亿元固定资产的大中电器卖到了36亿。与之相周旋的,是家电业的大佬们——黄光裕、张近东、陈晓,没有一个是等闲之辈。但他们都没能从他身上获得多一分的好处。
刷煤气灶的小贩
1980年8月里的一个周日,北京市甘家口国家经贸委的住宅楼下,有一个小贩背着个军绿色的破包,举着个牌子,顶着烈日窜来窜去,牌子上书几个大字——刷煤气灶,还有一个副标题,以稍小一号的字写着:八毛钱一个!破包里装着他生财的瓶瓶罐罐,里面装着烧碱、清漆、银粉,以及一块大抹布。
1980年的中国还没开始执行双休日,每周只休息周日一天。街上的小贩还很少见,也没有任何塞在住宅区里的小广告。在一个国企谋得一份稳定的工作,是当时许多人认为天经地义的事情。
这个刷煤气灶的小贩衣着挺干净,背着一个装备齐全的小包。楼上的一位大妈朝他招招手,上来吧。张大中以500块钱启动的第一单生意开工了。
那时,北京的普通家庭还没用上燃气具,家家户户都是一个土夯的煤气灶台,日子一久,烟熏火燎就黑乎乎的,张老板打开背包,拿出抹布,先清理一遍灶台,然后给灶台抹上烧碱,用湿抹布哗哗地洗,再用清水把灶台表面清干净。清干净灶台只是第一步,重要的工序在后头,把清漆和银粉按照一定比例混好,再均匀地粉刷上去,才是这个活儿的核心所在。年轻小贩张大中在8月的酷暑中干得满头大汗,一天下来,刷完了10家。
迎着晚霞,拖着疲惫的身子在回家的路上,张老板给自己算了一笔账:总共收入8块钱,但是使用的清漆、银粉跟烧碱就值六七块了,还落了一身的累。于是,这成了张大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从事家政服务业。从自信满满地进入,到疲累而狼狈地退出,张大中只赚得了一块多纯利,以及够给自己和大哥家再刷两次煤气灶的烧碱、清漆和银粉,当然,大抹布也算赚的。
张大中并不是因为没有工作、游手好闲而被迫当小贩的。恰恰相反,他有一份在当时看来挺不错的工作——在北京郊区的一个供销社当电工,那个供销社有三间北屋、二十多名员工,卖着国家管制的油盐酱醋,月薪30块。那种生活是,你坐在那里一眼就能看到自己50岁后的样子,掐指一算就能算出自己一辈子工资的工作,简直让人感到绝望。张大中回忆。
这一切促成了供销社电工张大中,变身为1980年8月的那个刷煤气灶的小贩。我觉得,做人做生意一定得比别人都多看半步,别人没有想要去做生意时,我已经开始尝试,当看到刷煤气灶不行时,我又能立即画上句号。26年后,张大中再次给自己的一项生意画上了句号,不同的是,昔日的小贩已经成为身家亿万的老板,需要处理的后续资产也远远比当年那些清漆、银粉、大抹布值钱。
电器铺的小老板
看到刷煤气灶不赚钱,小贩张大中并没有停下他干点事情的脚步。1982年冬,在自家厨房做出的60台落地灯,成为张大中经商赢利的起点。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时代,张大中的几十台手工落地灯虽然是三无产品,还是被居民们抢购一空,甚至还有一个供销社来向他采购了几十台。在甘家口的一个商场里,张大中卖出的8个落地灯共纳了2.4元税,而20多年后,因为将大中电器以36亿元的价格卖给国美,他纳税5.6亿,成为国内一次性缴纳个人所得税最多的纳税人。
60台落地灯最后一共赚了160块钱。对于一个月工资30块,还要上交老婆26块的张大中来说,这已经是一笔巨款。这笔钱对他来说最大的意义,不是多了几个月工资,而是从根本上坚定了他能够靠自己双手干一番事业的决心,从插队的农民,到供销社电工、到供销社售货员,自己从来没有做过的东西获得公众的认可,卖出去的落地灯给了我极大的信心。
1982年底,张大中向供销社领导递交了辞职信——即使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都是一封个性化十足的辞职信——由于这份工作不符合本人理想,我决定辞职,请供销社领导予以批准——供销社的领导和岳父岳母出于好心,都极力劝阻他别丢掉这个铁饭碗,但是张大中还是选择了辞职。
落地灯的生意做了没多久,张大中发现一个朋友单位有一批积压的电子元器件,可以用来做音响放大器,他如获至宝,低价买下,用自己的电子知识做成一批音响放大器卖,物资匮乏的市场再次给了先走半步的张大中丰厚的回报——放大器在市场上供不应求,他赚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
1982年4月,张大中成立了张记电器加工铺,专门生产音响放大器,后来拓展到音箱制造、安装等领域,后来改名为金钟音响厂,一直到现在仍然存在,每年能赚辆奥迪的钱。音响制造厂做了几年后,张大中发现,在北京,制造业不如商业,北京是一个消费型的城市,制造业的利润太低,资金周转周期太长,“我发现做电器原配件赚钱更容易”。他立即将主要精力放在电子原配件的销售上。
1986年,张大中的第一家电器原配件门店在中组部路口的灵镜胡同8号开业了,虽然只有十几平米,但是生意非常红火,他手里攒下了四五万的积蓄。他承认,自己跟一般的小老板没什么两样,有钱了第一件事情就是想着去存款,先存一半在银行,剩下的再想着去增值,我就是按着最朴素的道理在做生意,从来不拿自己去冒险,我也从来不觉得自己比别人聪明多少。张大中说。
但是,在亲朋好友眼里,这个小老板跟其他的小老板还是有所不同的,最显著的有两点——第一,这个家伙虽然只有高中文凭,但是酷爱看书,见到书就不放;第二,这个小老板虽然不胖,但是酷爱跑步锻炼身体,大热天跑得大汗淋漓也在所不惜。
违纪当上大老板
张大中从一个小老板向大老板飞跃的标志性事件,应该从他的一次违纪算起。
事实上,张大中的创业经历和改革开放的每一步紧密相关,他的遭遇集中代表着一代草根企业家的命运。1986年的一天,张大中被通知,去北京市工商局坐一坐,他心情忐忑地去了——违纪了,因为他的张记电器加工铺开了两家,那时,任何个体户不允许开分公司,连锁店还完全是一种资本主义特质明显的玩意儿。如此挨过一年。到1987年,我看到政策允许开分公司了,你不知道我的心情有多复杂。张大中深有感触地说。
让张大中的事业进一步飞跃的,是1993年开张的玉泉路音响城。电子原配件、音响等电器生意,伴随在当时风靡全国的卡拉OK热财源滚滚而来。但是,张大中再次敏锐地发现,偌大一个北京城,卖音响的店没有一家大到能够把所有的品牌、零配件集中起来销售的,都是十几平米、几十平米的小店。
他决定搞一把大的,看中了玉泉路一家几万平米的商场,租了下来,成立了一家大中音响城。但是,这个想法却没有像以前几次那样见效。玉泉路店起初的想法很好,但是初期的现实很残酷。后来加入大中电器、跟随张大中多年的大中电器总经理宋红说,刚开始搬过去,由于知名度不高,经营非常惨淡:一天的流水,连给店员开工资、付电费都不够。
整整有半个月的时间,张大中根本睡不着觉,天天都想该怎么办。这是他经商以来经历的最大一次挫折。当时也想过,赔到一定程度,实在赔不起的时候,就回我城里的小零售店。但是觉得真是丢不起人,没脸看当时跟我一样在城里开小店的小老板们。张大中现在想起来还有些不好意思。
他还是决定坚持。咬牙挺了半年之后,这个大音响城在京城老百姓中间逐渐有了名气,大家都知道玉泉路有个最大的音响城,里面所有音响一应俱全,选择余地大。这个音响城后来不仅经营音响,也开始代卖家电,直至后来以家电为主,张大中真正走进了家电生意的圈子,并且在北京城里各处复制玉泉路店的模式,成为北京市场最大的家电连锁企业。
从小老板到大老板飞跃的关键点,体现在2002年中央电视塔店的选址上。张大中直言,整个大中电器的价值,这个中塔店能够占40%。坐落于玉渊潭公园西门对面的中塔店,是三环上唯一一个有大面积停车场的家电卖场,自2004年以后,每年的销售额都在10亿以上,2007年甚至达到了20亿。这是大中电器所有门店中盈利能力最强的一家。
这个店的开张,又完全是张大中个人决策的结果。中塔地下商场在建的时候我就进去看过,觉得是个很宏伟的工程,建成后,那里被用作批发市场租出去,生意一直冷清。张大中如此描述这个店最初的情形,谁都不信这里能开火一个电器连锁店,但是张大中不信邪,以很低的租金拿下了中塔店,整改后进行大规模宣传,作为大中的标志性门店推广。经过一年的强力推广后,中塔店开始盈利,不仅迅速成为大中所有门店中最赚钱的店,而且也是全国家电连锁门店中单店销售最高、最赚钱的店。
做一个资本家
张大中认为,卖掉大中从外部条件看,是家电连锁进入了整合期,区域性家电连锁的发展前景堪忧,不能等到企业经营得狼狈了才卖。另外,他认为从个人性格的因素,卖掉大中也是自然而然的选择,本质上讲,我是一个好动的人,做了20多年家电连锁后,这一行所有的奥妙、诀窍我都体验够了,我甚至已经感到厌倦了。
20岁时靠体力,30岁时靠专业,40岁时靠人脉,50岁时靠资本。经营大中电器的这些年,他走过了靠体力、专业和人脉这三个阶段,现在他决定做一个真正的资本家了。
我创业时候32岁,比别人晚10年。但由于他长期坚持锻炼和保养,使他看起来只有四五十岁的样子,一点也不像一个年届60的老人。现在我也要靠资本赚钱,卖掉大中拿到资本去投资,正是一个机会。
我能够把最初下海时的500块钱变成30个亿,就要利用我和我们这个团队20多年的经商经验,把这30个亿变成更多的钱,卖掉大中电器是大中事业的新起点,而不是终点,30亿是大中投资的起始资金,而不会成为我个人的退休养老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