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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世界历史进程是全球治理兴起的前提，人类面临着诸多的全球挑战。“真正共同体”提出了全球善治的目标，是全球治理的最高价值追求，明确了全球治理模式、全球治理途径和全球治理目标。“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全球善治思想的当代发展，强调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原则、“和而不同”的治理关系以及“异质合作”的治理道路。两者之间存在着历史契合与时代拓新的相互关系，两者在全球治理内核、以人为中心的全球治理价值导向、立足现实的治理思维方面一脉相承，在治理方式、治理模式和治理逻辑方面探索创新发展途径。
[关键词]真正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契合;拓新
[中图分类号]D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071（2019）06-0068-08
“真正共同体”是马克思基于对现实的尖锐批判而构想的未来社会蓝图，它摒弃了“虚假共同体”的幻想性与不可完成性，为陷入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的人类发展指明了前进道路。资本的全球扩张导致全球秩序失衡，资源分配不平衡、生态环境恶化、局部战争频发、疾病的全球传播等全球性问题已然成为铁的现实，人类走向何处以及全球景观如何塑造成为当代人类的重大难题。马克思的“真正共同体”不仅塑造了人类社会的未来景观，还提供了关乎全球善治的智慧。习近平总书记将马克思的全球善治思想与新时代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的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既与“真正共同体”一脉相承，又进行了时代拓新，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
一、全球善治的追求：真正共同体
“真正共同体”是马克思关于全球善治的追求，诞生于资本主义剥削甚嚣尘上的时代。资本的积累与社会财富的剧增导致资本成为奴役人的工具和手段，资本穿上“等价交换”的外衣在全球肆虐剥削压榨，导致人与人之间的本质异化，以资本为核心构建的全球关系网络因为周期性危机而全线崩溃，个体的失业危机升级为资本主义体系的总危机，资产阶级奔走相告的理性王国治理模式不堪一击，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并非人类的最终归途。马克思正是基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寻求人的本质的复归与全球善治的实现，“真正共同体”的出场为人的本质的复归与人类的全球善治开辟了新的道路。
（一）从“虚假共同体”到“真正共同体”，明晰全球治理模式
“真正共同体”是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对现实开展一系列的研究而逐渐形成的。柏拉图认为社会分工衍生了共同体，其表现形式是城邦共同体。亚里士多德推动柏拉图的共同体思想走向深入发展，寻求城邦共同体中的至善，启蒙运动将神权赶下了神坛从而恢复了人的地位。黑格尔构筑了严密的法哲学体系，将国家看作是调和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的共同体，但是国家内部这种“普遍的东西一般说来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1]164。这种“虚幻的共同体”试图通过具体细节的描述和设想实现现实世界的更替，但是 “他们都不是作为当时已经历史地产生的无产阶级的利益的代表出现的”[2]778，并且他们“并不是想首先解放某一个阶级，而是想立即解放全人类”[2]776，欧文的实验以失败收场，“虚假共同体”的治理模式在现实风雨中已然坠落。
马克思一方面承袭前人共同体思想的合理内核，一方面以现实作为理论发展的根据。资本的全球扩张导致资本关系网络的全面铺开，但是人的关系却受制于资本的扩张与膨胀。让人类躲避劳动像躲避瘟疫一样，“无产者的劳动已经失去了任何独立的性质”[1]407。主体性丧失的劳动者并非局限于一国之内，因为“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1]404，资本在全球的嚣张行动带来的是整体劳动者的无主体性，阶级矛盾简化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直接对立的阶级矛盾凸显了赤裸裸的剥削与压榨的关系，并且这种剥削与压榨的关系成了世界性的，因此阶级矛盾的解决是世界性的事业，只有世界范围内的无产阶级的解放才是人类的解放。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治理亦是全球的治理。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现实世界的基础之上，提出了“真正共同体”的治理模式，其表现形式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422，人的本质得以复归，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才能和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1]165，与旧有的所有制关系实行了最彻底的决裂，单向度的人走向总体的人，社会活动的固化因为生产力的极大解放而得到消解，人成为真正的人，人们在劳动过程中按自己的意识塑造着适合人类生存的世界，凸显着人类的主体性力量。“真正共同体”的产生、发展与传播掀起了欧洲革命浪潮，民族解放运动前赴后继，巴黎公社的尝试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证实了“真正共同体”的可能性与科学性。
（二）从“神权”到“覆权”，指明全球治理途径
明确了全球治理的模式，明晰了“真正共同体”的表现形式，自由人的聯合体如何得以实现涉及全球治理方法的抉择。当生产力的发展还不足以祛除人类意识中的愚昧成分时，“混沌”和“模糊”的神灵概念便发挥了统治与管理的功能。乌托邦把德行解释为“遵循自然的指示而生活”[3]，自然的指示相信神力的灵验和启示，甚至公开祈求奇迹。启蒙时代“是一个祛魅的世界，即用寻求魔幻的方式来求得解放彻底决裂”[4]。但是，启蒙哲学所描绘的认识论观点在当前似乎成为我们理解发达社会的大变动的障碍，本应为批判和解放的“理性”却堕落成可操纵和工具的理性，科学的“权威”成为凌驾于人类意识之上的枷锁，理性为资本服务，“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2]776，宗教的、神权的统治导致“世界在越来越大的规模内被圣化了”[1]144，人类受到可尊敬的神圣的一劳永逸的统治。
马克思见证了资本在全球的扩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人的本质发生异化，生产过剩的瘟疫一方面创造着财富（被少数人占有），一方面生产着贫困与失业后备军，“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了混乱”[1]406，曾经的救世之道——理性之光——囿于时代的局限性无法克服这种危机。马克思发现了将资产阶级置于死地的武器和使用这种武器的人，“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1]422，虽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最终爆发，生产过剩的瘟疫，财富分配不平衡，世界秩序混乱动荡。对付联合起来的资本，“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还是“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1]405。用暴力的手段颠覆资产阶级的政权，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作为集体产物的资本代表着剥削力量世界范围内的联合，其产物是世界性的无产阶级，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桎梏迫使生产力以危机的形式试图挣脱，周期性的危机摧毁了资产阶级的统治神话，世界性的统治关系只能由世界性的对抗力量来瓦解，世界秩序的治理——全球治理——因为资本关系而简单明了，阶级矛盾的简化和不可调和，为马克思的全球善治提供了出路：颠覆神权的谎言，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到达“真正共同体”。当然，采取暴力手段实现全球治理的目标是现实条件的选择，是资本联合与剥削的产物，颠覆政权的暴力活动是历史条件的产物，比起它自身的斗争形式来说，其斗争的内容隐藏着破译历史难题的密码。 （三）从资本“乱治”到共产主义“善治”，明确全球治理目标
资本的自由发展阶段释放了资本扩张的能量，世界市场的拓展拉开了世界历史序幕，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联系，世界格局由分散走向集中，由资产阶级呼唤出来的魔法建立起了世界性的、以资本为纽带的联系，这种“以资本为纽带而建立起来的全球性的资本主义‘联系’就是以资本为工具和手段的全球治理机制”[5]34-40，但是以资本为纽带的全球治理却导致了“乱治”。首先，资本的全球治理将一切资本化，剩余价值的无限追求成为全球治理的目标导向，资本按照自己的要求塑造世界景观，本来已经结合起来的世界却又出现了严重的分化，“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793;其次，殖民掠夺和奴隶贸易是资本进行全球治理获得剩余价值的方式[6]，为了获得源源不断的剩余价值，资产阶级国家强行发动战争开辟殖民地，用“非法的鸦片贸易年年靠摧残人命和败坏道德来填满英国国库”[1]407;最后，以资本为纽带的全球治理导致人的异化，剩余价值是全球治理的价值目标。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的过程，工人也在生产过程中“变成了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1]422，人们逃避劳动就像逃避瘟疫一样。为了剩余价值的实现，资本无限制地压榨劳动工人，“这样一来，劳动力就只能在萎缩的状态下维持和发挥”[7]167。
以资本为纽带的全球治理并不能实现“善治”的目标，只有以暴力的革命形式打破资本的锁链颠覆资本主义政权，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才能走向全球善治。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全球善治的表现形式是共产主义，也只有到了共产主义，才能消灭国家和阶级——作为统治的工具，人的本质才能得到复归。共产主义的“善治”目标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435，即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人类和人类的社会摆脱了单向度的人，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实现全面的发展。在共产主义社会中，那种“不仅使劳动异化，而且也通过使劳动异化而导致人的异化”[5]41-45的异化现象才会被驱赶到陈列博物馆中。
二、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
马克思通过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提出了“真正共同体”的全球善治模式，以资本为纽带的全球治理将剩余价值作为全球治理的目标，摈弃全球治理资本逻辑“真正共同体”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全球善治的目标。但是，世界性个人解放的前提是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世界的普遍交往，在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生产力成熟之前是不会出现的，“真正共同体”作为全球治理的价值导向，摆脱不了现实条件的创造。习近平总书记结合新时代的世情和现实，创造性的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球治理提出了中国的解决方案。
（一）强调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原则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全球治理实践的产物，它的诞生继承了马克思对新世界的追求，同时又超越了马克思全球治理的工具理性。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新时代全球治理中的价值是“全球治理提供了中国价值”[8]，是新时代中国对全球治理理念的有益补充。从其内涵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旨在实现人类共同安全、共同发展、共担责任的内涵”[9]，全球治理讲究各国共担责任，不分国家大小、政权性质、地域宽窄、民族差异等，面对全球性的危机与灾难，每个国家与每个国家的公民身上肩负着同样的责任。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共建共商共享共赢的价值追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也强调了中国的全球治理观念，“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10]47。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面临新局势对全球治理方法的正确调整。从“暴力革命”“冷暴力”走向“共商共建共享”，是积极主动参与全球治理、发展与创新全球治理体系与全球治理制度的最新体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实则开辟了全球的合作模式，建立一种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政治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坚持相互尊重、平等協商， 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11]”，面对全球性的问题共同商量、共同建构解决渠道、共同享受善治成果，实现了全球治理原则的超越。
（二）谋求“和而不同”的共同治理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判断世界发展局势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第二十三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的致辞上强调：“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主题，人类的命运从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相连，各国的利益从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度融合，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12]。深度融合的利益关系促使世界已经到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全球性问题的解决亟待可操作方案的制订与执行，而这种可操作性的方案必然指向“世界性的个人”，世界性的难题依托于世界性的联合力量才能得到妥善处理。正如资产阶级时代，整体无产阶级的解放必然是需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1]404。当一国的利益转换为国际利益，则需要“全世界合作起来”。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国家不分大小、强弱与贫富，各国面对全球性的危机应该共同治理，尊重每个国家对国家制度以及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以“人类”的概念超越“公民”的概念，共同面对涉及人类生存的问题，超脱意识形态对国家行为的局限，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倡导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共同促进地球村持久和平安宁，共同创造更加繁荣美好的世界”[12]。多边主义讲究摒弃传统的零和博弈思维，国际共同治理。纵使制度、文化、国情等千差万别，但是关乎人类命运的“和”则可以引导国际合作，达到“和而不同”的共同治理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一方面超越了单一化的全球治理图式，强调“和而不同”的治理智慧;另一方面，继承了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深刻思考。不仅是中国作为大国的全球治理责任与担当，更是大国全球治理智慧与治理思维的深刻转型。
（三）开辟“异质合作”的全球治理道路 资本主义在危机面前经过自我调整起死回生，资本主义的历史丧钟并没有敲响，当代的资本主义发展依然呈现出强劲的势头。但是资本主义在当代的发展依然没有破除创造与破坏并存的魔咒。一方面是資本主义文明的创造;一方面是全球治理秩序失衡、局部战争频发、西方文化的渗透、干涉他国内政等，全球善治的理想在资本的控制之下愈行愈远。以资本为纽带的全球治理工具已然难以维持。习近平总书记冷静判断世情，科学判断社会发展进程，创造性地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上审视当今世界的发展以及面临的重大问题，他强调要实现全球善治的目标，必须要“不断拓展同世界各国的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在更多领域、更高层面上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不依附别人、更不掠夺别人，同各国人民一道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把世界建设得更加美好”[13]41，在更高层面和更多领域谋求国际合作，全球性的事务由全球人民商量着办。在推进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原则实践中，“世界各国人民应该秉持‘天下一家’的理念，张开怀抱，彼此理解，求同存异，共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13]42。在不同制度、不同文化、不同道路的国家中寻求利益交汇点，在尊重各个国家的制度与文化的基础上实现合作，共同解决全球性的难题，在当代继续马克思全人类的伟大事业。
三、契合与拓新：从“真正共同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
从“真正共同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契合与拓新。两者都肩负着实现全球善治的使命。“真正共同体”是马克思针对资本主义时代全球秩序失衡、人类命运受资本钳制、民主的实践局限在资产阶级内部的社会现实而提出的全球善治道路。习近平总书记继承马克思的全球善治思想，结合新时代的新世情，提出了强调“异质合作”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思想，两者既代表了历史上的延续，又体现了时代的开辟。
（一）契合：全球善治追求历史承接
1. 全球治理内核的历史延续
在资本主义黄金时期，资本在全球进行无限制的扩张，在全球范围内到处建立自己的联系与关系网络，“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1]405，这种世界性的联系将人口与财富集中起来，“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1]412。但是以资本为纽带的世界性的跨国关系却诱发全球治理赤字。而“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14]。马克思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纳入全球善治当中，并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全球善治的体现。他不仅构想了全球善治还找到了走向全球善治的物质力量及其途径——“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1]406。马克思的全球善治思想是价值追求与工具理性的二者统一。从工具理性层面上而言，利用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建立“真正的共同体”;从价值层面上而言，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内核延续了马克思全球善治思想的工具理性与价值追求的全球治理思想的内核。世界处于大变革大调整时期，面对全球性的挑战与问题，各国之间的利益交汇点不断扩大，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但是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全球治理规则与全球治理体系存在着价值亏空的问题，资本逻辑贯穿全球治理始终，资本作为全球治理的手段和工具的价值取向是一种非道德的价值取向，正如马克思所提到的：“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15]。在当代表现为武力干涉他国内政、按照自己的标准制定规则，在规则之间“来回游戏”。“人类命运共同体”应运而生，强调各国之间相互尊重，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原则，国家不分大小、强弱，共同参与到全球治理当中，全球的人民携手合作，责任共担，成果共享。“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当代全球治理指明了途径，“一带一路”的构建和建设成果正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当代实践，同时弥补了当前全球治理的价值亏空。中国在用实际行动打造美好世界，促成全球善治目标的实现。
2. 以人民为中心的全球治理价值导向
马克思将经济作为观察现实世界的出发点，从商品、货币到资本，尖锐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压制人的非理性、非道德的价值取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了全球性的问题，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已经不能“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1]152，周期性的商业危机使资本主义时代“回到了一时的野蛮状态”[1]166，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商业危机、失业后备军、人的异化等，使资本与人的价值位置发生了颠倒。只有无产阶级才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人民群众作为历史的创造者，其文明的成果理应由人民共享。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导致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分离，工人在资本家的监督下进行生产，生产的成品由资本家占有，人类被自己创造出的产品奴役。“真正共同体”则是要建立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善治社会。马克思以经济作为批判工具，揭示以资本为纽带的全球治理的非道德价值导向，以哲学审视人类社会发展，构想“真正共同体”恢复人的主体性地位，以人作为全球治理的价值导向。
“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全球治理价值亏空的社会现实中应运而生。当代的全球治理规则主要由西方国家主导制定，以资本逻辑贯穿全球治理始终，全球治理沦为资本主义国家攫取资源与利益的工具，甚至是干涉他国内政的正当理由。西方国家主导下的全球治理维护的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集中于资本的利益。以资本力量以及与资本的关系作为评判标准，将世界体系划分为“中心-半边缘-边缘”抑或“中心-外围”的格局。中心国家掌握着优渥的资源和雄厚的军事力量，在全球治理中占据着主导的地位，就目前的全球治理规则还是沿袭二战之后西方国家的全球治理规则，外围国家被排斥在外，国际行动或者是国家利益的维护受到西方国家的牵制，当下的全球治理存在着价值亏空的问题。反观之，“以人为本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起始点和最终归宿”[16]90-93。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博鳌亚洲论坛上表示：“希望实现世界持续和平发展，中国将永远履行大国责任与义务，为维护世界长治久安出谋划策、贡献力量”[16]94-97，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的是共同发展，发展成果由世界人民共享。以人民为中心的全球治理价值导向实现了跨时空的融合，从“真正共同体”走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
[关键词]真正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契合;拓新
[中图分类号]D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071（2019）06-0068-08
“真正共同体”是马克思基于对现实的尖锐批判而构想的未来社会蓝图，它摒弃了“虚假共同体”的幻想性与不可完成性，为陷入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的人类发展指明了前进道路。资本的全球扩张导致全球秩序失衡，资源分配不平衡、生态环境恶化、局部战争频发、疾病的全球传播等全球性问题已然成为铁的现实，人类走向何处以及全球景观如何塑造成为当代人类的重大难题。马克思的“真正共同体”不仅塑造了人类社会的未来景观，还提供了关乎全球善治的智慧。习近平总书记将马克思的全球善治思想与新时代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的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既与“真正共同体”一脉相承，又进行了时代拓新，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
一、全球善治的追求：真正共同体
“真正共同体”是马克思关于全球善治的追求，诞生于资本主义剥削甚嚣尘上的时代。资本的积累与社会财富的剧增导致资本成为奴役人的工具和手段，资本穿上“等价交换”的外衣在全球肆虐剥削压榨，导致人与人之间的本质异化，以资本为核心构建的全球关系网络因为周期性危机而全线崩溃，个体的失业危机升级为资本主义体系的总危机，资产阶级奔走相告的理性王国治理模式不堪一击，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并非人类的最终归途。马克思正是基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寻求人的本质的复归与全球善治的实现，“真正共同体”的出场为人的本质的复归与人类的全球善治开辟了新的道路。
（一）从“虚假共同体”到“真正共同体”，明晰全球治理模式
“真正共同体”是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对现实开展一系列的研究而逐渐形成的。柏拉图认为社会分工衍生了共同体，其表现形式是城邦共同体。亚里士多德推动柏拉图的共同体思想走向深入发展，寻求城邦共同体中的至善，启蒙运动将神权赶下了神坛从而恢复了人的地位。黑格尔构筑了严密的法哲学体系，将国家看作是调和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的共同体，但是国家内部这种“普遍的东西一般说来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1]164。这种“虚幻的共同体”试图通过具体细节的描述和设想实现现实世界的更替，但是 “他们都不是作为当时已经历史地产生的无产阶级的利益的代表出现的”[2]778，并且他们“并不是想首先解放某一个阶级，而是想立即解放全人类”[2]776，欧文的实验以失败收场，“虚假共同体”的治理模式在现实风雨中已然坠落。
马克思一方面承袭前人共同体思想的合理内核，一方面以现实作为理论发展的根据。资本的全球扩张导致资本关系网络的全面铺开，但是人的关系却受制于资本的扩张与膨胀。让人类躲避劳动像躲避瘟疫一样，“无产者的劳动已经失去了任何独立的性质”[1]407。主体性丧失的劳动者并非局限于一国之内，因为“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1]404，资本在全球的嚣张行动带来的是整体劳动者的无主体性，阶级矛盾简化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直接对立的阶级矛盾凸显了赤裸裸的剥削与压榨的关系，并且这种剥削与压榨的关系成了世界性的，因此阶级矛盾的解决是世界性的事业，只有世界范围内的无产阶级的解放才是人类的解放。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治理亦是全球的治理。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现实世界的基础之上，提出了“真正共同体”的治理模式，其表现形式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422，人的本质得以复归，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才能和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1]165，与旧有的所有制关系实行了最彻底的决裂，单向度的人走向总体的人，社会活动的固化因为生产力的极大解放而得到消解，人成为真正的人，人们在劳动过程中按自己的意识塑造着适合人类生存的世界，凸显着人类的主体性力量。“真正共同体”的产生、发展与传播掀起了欧洲革命浪潮，民族解放运动前赴后继，巴黎公社的尝试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证实了“真正共同体”的可能性与科学性。
（二）从“神权”到“覆权”，指明全球治理途径
明确了全球治理的模式，明晰了“真正共同体”的表现形式，自由人的聯合体如何得以实现涉及全球治理方法的抉择。当生产力的发展还不足以祛除人类意识中的愚昧成分时，“混沌”和“模糊”的神灵概念便发挥了统治与管理的功能。乌托邦把德行解释为“遵循自然的指示而生活”[3]，自然的指示相信神力的灵验和启示，甚至公开祈求奇迹。启蒙时代“是一个祛魅的世界，即用寻求魔幻的方式来求得解放彻底决裂”[4]。但是，启蒙哲学所描绘的认识论观点在当前似乎成为我们理解发达社会的大变动的障碍，本应为批判和解放的“理性”却堕落成可操纵和工具的理性，科学的“权威”成为凌驾于人类意识之上的枷锁，理性为资本服务，“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2]776，宗教的、神权的统治导致“世界在越来越大的规模内被圣化了”[1]144，人类受到可尊敬的神圣的一劳永逸的统治。
马克思见证了资本在全球的扩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人的本质发生异化，生产过剩的瘟疫一方面创造着财富（被少数人占有），一方面生产着贫困与失业后备军，“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了混乱”[1]406，曾经的救世之道——理性之光——囿于时代的局限性无法克服这种危机。马克思发现了将资产阶级置于死地的武器和使用这种武器的人，“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1]422，虽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最终爆发，生产过剩的瘟疫，财富分配不平衡，世界秩序混乱动荡。对付联合起来的资本，“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还是“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1]405。用暴力的手段颠覆资产阶级的政权，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作为集体产物的资本代表着剥削力量世界范围内的联合，其产物是世界性的无产阶级，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桎梏迫使生产力以危机的形式试图挣脱，周期性的危机摧毁了资产阶级的统治神话，世界性的统治关系只能由世界性的对抗力量来瓦解，世界秩序的治理——全球治理——因为资本关系而简单明了，阶级矛盾的简化和不可调和，为马克思的全球善治提供了出路：颠覆神权的谎言，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到达“真正共同体”。当然，采取暴力手段实现全球治理的目标是现实条件的选择，是资本联合与剥削的产物，颠覆政权的暴力活动是历史条件的产物，比起它自身的斗争形式来说，其斗争的内容隐藏着破译历史难题的密码。 （三）从资本“乱治”到共产主义“善治”，明确全球治理目标
资本的自由发展阶段释放了资本扩张的能量，世界市场的拓展拉开了世界历史序幕，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联系，世界格局由分散走向集中，由资产阶级呼唤出来的魔法建立起了世界性的、以资本为纽带的联系，这种“以资本为纽带而建立起来的全球性的资本主义‘联系’就是以资本为工具和手段的全球治理机制”[5]34-40，但是以资本为纽带的全球治理却导致了“乱治”。首先，资本的全球治理将一切资本化，剩余价值的无限追求成为全球治理的目标导向，资本按照自己的要求塑造世界景观，本来已经结合起来的世界却又出现了严重的分化，“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793;其次，殖民掠夺和奴隶贸易是资本进行全球治理获得剩余价值的方式[6]，为了获得源源不断的剩余价值，资产阶级国家强行发动战争开辟殖民地，用“非法的鸦片贸易年年靠摧残人命和败坏道德来填满英国国库”[1]407;最后，以资本为纽带的全球治理导致人的异化，剩余价值是全球治理的价值目标。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的过程，工人也在生产过程中“变成了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1]422，人们逃避劳动就像逃避瘟疫一样。为了剩余价值的实现，资本无限制地压榨劳动工人，“这样一来，劳动力就只能在萎缩的状态下维持和发挥”[7]167。
以资本为纽带的全球治理并不能实现“善治”的目标，只有以暴力的革命形式打破资本的锁链颠覆资本主义政权，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才能走向全球善治。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全球善治的表现形式是共产主义，也只有到了共产主义，才能消灭国家和阶级——作为统治的工具，人的本质才能得到复归。共产主义的“善治”目标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435，即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人类和人类的社会摆脱了单向度的人，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实现全面的发展。在共产主义社会中，那种“不仅使劳动异化，而且也通过使劳动异化而导致人的异化”[5]41-45的异化现象才会被驱赶到陈列博物馆中。
二、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
马克思通过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提出了“真正共同体”的全球善治模式，以资本为纽带的全球治理将剩余价值作为全球治理的目标，摈弃全球治理资本逻辑“真正共同体”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全球善治的目标。但是，世界性个人解放的前提是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世界的普遍交往，在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生产力成熟之前是不会出现的，“真正共同体”作为全球治理的价值导向，摆脱不了现实条件的创造。习近平总书记结合新时代的世情和现实，创造性的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球治理提出了中国的解决方案。
（一）强调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原则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全球治理实践的产物，它的诞生继承了马克思对新世界的追求，同时又超越了马克思全球治理的工具理性。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新时代全球治理中的价值是“全球治理提供了中国价值”[8]，是新时代中国对全球治理理念的有益补充。从其内涵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旨在实现人类共同安全、共同发展、共担责任的内涵”[9]，全球治理讲究各国共担责任，不分国家大小、政权性质、地域宽窄、民族差异等，面对全球性的危机与灾难，每个国家与每个国家的公民身上肩负着同样的责任。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共建共商共享共赢的价值追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也强调了中国的全球治理观念，“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10]47。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面临新局势对全球治理方法的正确调整。从“暴力革命”“冷暴力”走向“共商共建共享”，是积极主动参与全球治理、发展与创新全球治理体系与全球治理制度的最新体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实则开辟了全球的合作模式，建立一种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政治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坚持相互尊重、平等協商， 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11]”，面对全球性的问题共同商量、共同建构解决渠道、共同享受善治成果，实现了全球治理原则的超越。
（二）谋求“和而不同”的共同治理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判断世界发展局势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第二十三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的致辞上强调：“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主题，人类的命运从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相连，各国的利益从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度融合，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12]。深度融合的利益关系促使世界已经到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全球性问题的解决亟待可操作方案的制订与执行，而这种可操作性的方案必然指向“世界性的个人”，世界性的难题依托于世界性的联合力量才能得到妥善处理。正如资产阶级时代，整体无产阶级的解放必然是需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1]404。当一国的利益转换为国际利益，则需要“全世界合作起来”。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国家不分大小、强弱与贫富，各国面对全球性的危机应该共同治理，尊重每个国家对国家制度以及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以“人类”的概念超越“公民”的概念，共同面对涉及人类生存的问题，超脱意识形态对国家行为的局限，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倡导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共同促进地球村持久和平安宁，共同创造更加繁荣美好的世界”[12]。多边主义讲究摒弃传统的零和博弈思维，国际共同治理。纵使制度、文化、国情等千差万别，但是关乎人类命运的“和”则可以引导国际合作，达到“和而不同”的共同治理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一方面超越了单一化的全球治理图式，强调“和而不同”的治理智慧;另一方面，继承了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深刻思考。不仅是中国作为大国的全球治理责任与担当，更是大国全球治理智慧与治理思维的深刻转型。
（三）开辟“异质合作”的全球治理道路 资本主义在危机面前经过自我调整起死回生，资本主义的历史丧钟并没有敲响，当代的资本主义发展依然呈现出强劲的势头。但是资本主义在当代的发展依然没有破除创造与破坏并存的魔咒。一方面是資本主义文明的创造;一方面是全球治理秩序失衡、局部战争频发、西方文化的渗透、干涉他国内政等，全球善治的理想在资本的控制之下愈行愈远。以资本为纽带的全球治理工具已然难以维持。习近平总书记冷静判断世情，科学判断社会发展进程，创造性地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上审视当今世界的发展以及面临的重大问题，他强调要实现全球善治的目标，必须要“不断拓展同世界各国的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在更多领域、更高层面上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不依附别人、更不掠夺别人，同各国人民一道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把世界建设得更加美好”[13]41，在更高层面和更多领域谋求国际合作，全球性的事务由全球人民商量着办。在推进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原则实践中，“世界各国人民应该秉持‘天下一家’的理念，张开怀抱，彼此理解，求同存异，共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13]42。在不同制度、不同文化、不同道路的国家中寻求利益交汇点，在尊重各个国家的制度与文化的基础上实现合作，共同解决全球性的难题，在当代继续马克思全人类的伟大事业。
三、契合与拓新：从“真正共同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
从“真正共同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契合与拓新。两者都肩负着实现全球善治的使命。“真正共同体”是马克思针对资本主义时代全球秩序失衡、人类命运受资本钳制、民主的实践局限在资产阶级内部的社会现实而提出的全球善治道路。习近平总书记继承马克思的全球善治思想，结合新时代的新世情，提出了强调“异质合作”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思想，两者既代表了历史上的延续，又体现了时代的开辟。
（一）契合：全球善治追求历史承接
1. 全球治理内核的历史延续
在资本主义黄金时期，资本在全球进行无限制的扩张，在全球范围内到处建立自己的联系与关系网络，“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1]405，这种世界性的联系将人口与财富集中起来，“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1]412。但是以资本为纽带的世界性的跨国关系却诱发全球治理赤字。而“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14]。马克思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纳入全球善治当中，并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全球善治的体现。他不仅构想了全球善治还找到了走向全球善治的物质力量及其途径——“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1]406。马克思的全球善治思想是价值追求与工具理性的二者统一。从工具理性层面上而言，利用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建立“真正的共同体”;从价值层面上而言，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内核延续了马克思全球善治思想的工具理性与价值追求的全球治理思想的内核。世界处于大变革大调整时期，面对全球性的挑战与问题，各国之间的利益交汇点不断扩大，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但是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全球治理规则与全球治理体系存在着价值亏空的问题，资本逻辑贯穿全球治理始终，资本作为全球治理的手段和工具的价值取向是一种非道德的价值取向，正如马克思所提到的：“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15]。在当代表现为武力干涉他国内政、按照自己的标准制定规则，在规则之间“来回游戏”。“人类命运共同体”应运而生，强调各国之间相互尊重，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原则，国家不分大小、强弱，共同参与到全球治理当中，全球的人民携手合作，责任共担，成果共享。“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当代全球治理指明了途径，“一带一路”的构建和建设成果正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当代实践，同时弥补了当前全球治理的价值亏空。中国在用实际行动打造美好世界，促成全球善治目标的实现。
2. 以人民为中心的全球治理价值导向
马克思将经济作为观察现实世界的出发点，从商品、货币到资本，尖锐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压制人的非理性、非道德的价值取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了全球性的问题，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已经不能“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1]152，周期性的商业危机使资本主义时代“回到了一时的野蛮状态”[1]166，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商业危机、失业后备军、人的异化等，使资本与人的价值位置发生了颠倒。只有无产阶级才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人民群众作为历史的创造者，其文明的成果理应由人民共享。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导致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分离，工人在资本家的监督下进行生产，生产的成品由资本家占有，人类被自己创造出的产品奴役。“真正共同体”则是要建立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善治社会。马克思以经济作为批判工具，揭示以资本为纽带的全球治理的非道德价值导向，以哲学审视人类社会发展，构想“真正共同体”恢复人的主体性地位，以人作为全球治理的价值导向。
“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全球治理价值亏空的社会现实中应运而生。当代的全球治理规则主要由西方国家主导制定，以资本逻辑贯穿全球治理始终，全球治理沦为资本主义国家攫取资源与利益的工具，甚至是干涉他国内政的正当理由。西方国家主导下的全球治理维护的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集中于资本的利益。以资本力量以及与资本的关系作为评判标准，将世界体系划分为“中心-半边缘-边缘”抑或“中心-外围”的格局。中心国家掌握着优渥的资源和雄厚的军事力量，在全球治理中占据着主导的地位，就目前的全球治理规则还是沿袭二战之后西方国家的全球治理规则，外围国家被排斥在外，国际行动或者是国家利益的维护受到西方国家的牵制，当下的全球治理存在着价值亏空的问题。反观之，“以人为本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起始点和最终归宿”[16]90-93。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博鳌亚洲论坛上表示：“希望实现世界持续和平发展，中国将永远履行大国责任与义务，为维护世界长治久安出谋划策、贡献力量”[16]94-97，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的是共同发展，发展成果由世界人民共享。以人民为中心的全球治理价值导向实现了跨时空的融合，从“真正共同体”走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