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pler—452b爷爷的孤独前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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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普勒就像一个巨大的数码摄像机,一直对着天空中某个角落里的一组大约17万颗恒星拍照片。这个系统每6秒钟拍一张照片,然后记录每一颗恒星30分钟内的平均亮度。这些数据会在卫星上保存一个月,再传回地球。

  在NASA宣布发现“另一个地球”Kepler-452b前,比尔·博鲁茨基的“开普勒计划”前后被NASA拒了4次,历时23年。在无人相信类地行星存在的年代里,博鲁茨基打破人们思维禁锢的证明之路,走得要比1400光年更远。
  1992年,博鲁茨基第一次向NASA提交方案,无人相信,被拒;1994年,第二次提交,NASA刚刚斥巨资将哈勃望远镜送上太空,财库已空,被拒;1996年,在成功发现了第一颗系外行星后提交方案,NASA认为其无法跟踪千颗恒星,被拒;1998年,带着在自己重建的天文台上搜集的数据,他第四次提出方案,却因缺乏在太空环境中操作的可行性证明,被拒。2001年,他们证明了可行性后再度提交报告,NASA最终举手投降,通过了方案。2009年3月6日,开普特望远镜正式发射。
  在提交第四次方案之前,没有人能证明博鲁茨基的开普勒计划能够在保持高精度的同时,追踪数千颗恒星。NASA抛下话:“去搭个天文台吧,证明这事能办成。”于是,博鲁茨基团队到距离艾姆斯研究中心四十多公里的里克天文台,借着破旧的小圆顶和望远镜进行研究。
  在这个天文台里,他们得赶走地上的蛇和老鼠;没有浴室,晚上得穿过有美洲狮出没的小路去洗澡。最终,他们在这个重建的天文台里完成了同时对6000颗恒星进行光度测量,实现了证明过程中的重要一步。
  2015年7月,76岁的博鲁茨基正式退休,离别时他提着黑色的公文包,独自离开了投身数十载的地方。70年代的他,留着嬉皮士的发型和胡须,如典型的摇滚青年。23年后,走出研究中心的他俨然成了慈祥的爷爷,眉毛花白,松弛的脸上嘴角微扬。《发现》杂志采访他时问在开普勒发射时紧张吗,他平静地答道:“有点焦虑。但经过这么多年,你已经相当习惯这种焦虑了。”
  从儿时起,他就痴迷天文学,在威斯康辛州的老家,他与朋友们一同骑车到离家24公里的叶凯士天文台,设计、发射火箭模型,连警察也为其封锁道路。年轻时他的追梦之路还算平坦,硕士毕业后,顺利地来到了加利福尼亚的艾姆斯研究中心,为阿波罗计划设计隔热罩。1972年,阿波罗项目结束,团队解散。博鲁茨基从一名神经外科医生的文章中得到启发,开始探究行星经过恒星时,如何利用光强度的减弱来进行下一步探索。
  Kepler-452b的发现给了博鲁茨基二十多年的坚持一个美好的谢幕,但并不是所有NASA的研究员都能经历这般圆满。曾有NASA的研究者在工作了二十多年后,因为预算问题被裁员,迫于生计开起了出租车。在这几十年间,美国联邦政府对NASA的拨款持续萎缩,NASA举步维艰。压力的另一端来源于公众的不理解,相比起教育医疗等机构,天文科学研究距离“有用”这一公众心中的直接职能还相去甚远。甚至在NASA宣布发现Kepler-452b时就有人称这是NASA的一场作秀。
  如今NASA尴尬的处境正如几百年前显微镜的发明过程,当所有人都受瘟疫肆虐时,没有人明白捣腾那些玻璃镜片有什么作用,不能预见其对后世的意义深远。“有用吗?”“没什么用。”这是人们本能提出的问题,也恰恰是使博鲁茨基及其背后的NASA陷入孤独处境的本质问题。
  证明—说服—相信,这段从科学的去魅到人们接受的距离,遥远且孤独。当博鲁茨基被问到在开普勒工作的日子什么时候最开心时,他说:“当我看到的草稿,列出证据证明那些行星并非纯粹的推测和希冀,而是确凿存在的事实时,我最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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