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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我在北京大学给学生开设一门“影视理论与批评”课程，自己也会比较主动地介入当下的各种影评活动之中。不得不说，跟以前相比，我已经越来越不敢断言什么是“好”的电影，也越来越不敢肯定什么是“正确”的电影批评了。
因此，当我在姜文电影《邪不压正》中看到史航饰演的“华北第一影评人”的时候，竟然增加了对姜文和史航的好感。在我看来，这正是导演的认真与批评的力量之所在。姜文和史航的可爱，由此可见一斑。
其实，“好”的电影还是太多，只是“正确”的影评无处寻觅。翻阅各种版本的《世界电影史》和《中国电影史》，那些位置显眼篇幅最多的影片，一般来说就是“好”电影的代名词；同样，点开互联网电影资料库、烂番茄和豆瓣网、时光网等电影评分网站，那些点赞最多得分最高的影片，应该也是公认的“好”电影。在连篇累牍的影人评介和汗牛充栋的影片排名中，学院里的电影史写作者跟互联网的“沉默的大多数”一起，“合谋”了电影的“封神榜”及其经典化运作。这也是当下的电影史之于文学史、音乐史和美术史的不同。接下来的问题是，“正确”的电影批评到底在哪里？电影批评的力量究竟如何？
如果说，一部面向普通受众的电影史，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理解而且必须撰写成一部由杰出导演创造的优秀影片的历史，那么，电影史里的批评家们，便只会在毫不起眼的括号或注释里昙花一现。尽管随着大数据和社交媒体时代的到来，在大多数观众的视野中，批评的声音更有希望被关注，批评者的地位也有可能得到强化，但批评的力量反而在消解；尤其当“人人都是影评人”的时候，话语之间的自我增殖与相互耗散，将使批评的标准变得更加多元化和空前模糊化。真正的困境在于：如果還需要思想，电影的思想何处安放？如果还需要锋芒，批评的锋芒又将指向何方？
诚然，电影是需要思想的，批评也需要锋芒。如果没有思想，格里菲斯不会因《党同伐异》的“革命性”野心而惨遭票房败绩，爱森斯坦不会在政治体制与电影形式的剧烈冲突中无所适从，黑泽明也不会在创作与精神的低谷几度自杀；也就是说，杰出的电影作者与伟大的电影作品，最终都将指向灵魂的深处与思想的高地；与此同时，如果没有锋芒，上世纪30年代初中国影坛的“软硬”之争，便不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国产电影的生存状态；而以安德烈·巴赞、弗朗索瓦·特吕弗等为代表的《电影手册》集团，也不会在20世纪50年代“时刻准备着”捍卫“电影寡妇”杜甫仁科与“电影孤儿”罗伯特·布列松，进而成为整整一代评论家和电影导演的良知；同样，包括安德鲁·萨里斯、斯坦利·考夫曼和罗杰·伊伯特等在内的“电影一代”批评家，也不会在“新好莱坞”的成长时期，将电影评论提升为一种正式的、严肃的写作方式，罗杰·伊伯特也不会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获得普利策文艺批评奖的影评人。如其所言，对于好莱坞和一般主流电影来说，尽管一部影片表达三个观点会“坏了规矩”，影片本身也会没有人看，但他的《伟大的电影》一书所介绍的影片，恰恰是每一部都表达了至少三个观点。—— 电影的思想呼唤批评的锋芒，批评的锋芒掘发电影的思想。
然而，在权力与资本主宰的世界里，思想早已退守到电影的偏僻角落，或者静候在众人的目光之外。罗杰·伊伯特曾经感叹，在美国的大学跟学生们交流时，发现不少电影大师的名字已经无人知晓，甚至连电影专业的学生都没有看过布努埃尔、布列松或小津安二郎的任何一部影片。其实，漠视经典和丧失历史已经足够令人心痛，但更加悲哀的是，对于一般观众甚至专业学子来说，电影仅是满足视听快感与表达个人好恶的工具，既不应跟思想结缘，也不能被大师绑架。他们可以毫无愧疚甚至充满骄傲地宣称：“我从来不看让-吕克·戈达尔！”或者“我不喜欢英格玛·伯格曼！”
显然，始终遇冷的不是电影，而是电影的思想或思想的电影。迄今为止，是否还有迷影者如当年的弗朗索瓦·特吕弗一样，以谈恋爱的心情和姿态坐得离银幕越来越近，只为强烈地想要“进入”电影？或者，像钟惦棐一样为了影评事业与中国的电影美学一丝不苟地“活着干，死了算”？如果没有这些以电影为信仰并蕴蓄批评锋芒的电影人，电影的思想确实无处安放，思想的电影也会在人类精神的荒原继续流浪。也许，通过对欲望和快感的无休止地征服，未来的电影将要最终完成器官对身体以及肉体对思想的暴政？
在《电影之死：历史、文化记忆与数码黑暗时代》（2000）一书中，视听资料与影像保护专家保罗·谢奇·乌塞指出，数字技术作为一种既成的、强大的和破坏性的工具，正在不可复原地重塑人类的文化遗产，也在牺牲我们对电影和历史的观念；而在为此书所作序言中，导演马丁·斯科西斯也对我们的文化漠视自己的影像散失深表不安，在他看来，我们正在被教唆着把观看当成“朝生暮死”“微不足道”的艺术而漠然处之。
为了抵抗这种在“数码黑暗时代”里愈益显著的“漠视”和“漠然”，电影的思想需要通过经典的不断阐发得到确认，在历史的现场和当下的语境里重获生命，并在批评的锋芒中，以电影的名义，认真体验我们的复杂情感，深入检讨已有的知识体系，进而冷静反思时代的精神状况与人类的生存处境。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首届电影学博士，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因此，当我在姜文电影《邪不压正》中看到史航饰演的“华北第一影评人”的时候，竟然增加了对姜文和史航的好感。在我看来，这正是导演的认真与批评的力量之所在。姜文和史航的可爱，由此可见一斑。
其实，“好”的电影还是太多，只是“正确”的影评无处寻觅。翻阅各种版本的《世界电影史》和《中国电影史》，那些位置显眼篇幅最多的影片，一般来说就是“好”电影的代名词；同样，点开互联网电影资料库、烂番茄和豆瓣网、时光网等电影评分网站，那些点赞最多得分最高的影片，应该也是公认的“好”电影。在连篇累牍的影人评介和汗牛充栋的影片排名中，学院里的电影史写作者跟互联网的“沉默的大多数”一起，“合谋”了电影的“封神榜”及其经典化运作。这也是当下的电影史之于文学史、音乐史和美术史的不同。接下来的问题是，“正确”的电影批评到底在哪里？电影批评的力量究竟如何？
如果说，一部面向普通受众的电影史，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理解而且必须撰写成一部由杰出导演创造的优秀影片的历史，那么，电影史里的批评家们，便只会在毫不起眼的括号或注释里昙花一现。尽管随着大数据和社交媒体时代的到来，在大多数观众的视野中，批评的声音更有希望被关注，批评者的地位也有可能得到强化，但批评的力量反而在消解；尤其当“人人都是影评人”的时候，话语之间的自我增殖与相互耗散，将使批评的标准变得更加多元化和空前模糊化。真正的困境在于：如果還需要思想，电影的思想何处安放？如果还需要锋芒，批评的锋芒又将指向何方？
诚然，电影是需要思想的，批评也需要锋芒。如果没有思想，格里菲斯不会因《党同伐异》的“革命性”野心而惨遭票房败绩，爱森斯坦不会在政治体制与电影形式的剧烈冲突中无所适从，黑泽明也不会在创作与精神的低谷几度自杀；也就是说，杰出的电影作者与伟大的电影作品，最终都将指向灵魂的深处与思想的高地；与此同时，如果没有锋芒，上世纪30年代初中国影坛的“软硬”之争，便不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国产电影的生存状态；而以安德烈·巴赞、弗朗索瓦·特吕弗等为代表的《电影手册》集团，也不会在20世纪50年代“时刻准备着”捍卫“电影寡妇”杜甫仁科与“电影孤儿”罗伯特·布列松，进而成为整整一代评论家和电影导演的良知；同样，包括安德鲁·萨里斯、斯坦利·考夫曼和罗杰·伊伯特等在内的“电影一代”批评家，也不会在“新好莱坞”的成长时期，将电影评论提升为一种正式的、严肃的写作方式，罗杰·伊伯特也不会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获得普利策文艺批评奖的影评人。如其所言，对于好莱坞和一般主流电影来说，尽管一部影片表达三个观点会“坏了规矩”，影片本身也会没有人看，但他的《伟大的电影》一书所介绍的影片，恰恰是每一部都表达了至少三个观点。—— 电影的思想呼唤批评的锋芒，批评的锋芒掘发电影的思想。
然而，在权力与资本主宰的世界里，思想早已退守到电影的偏僻角落，或者静候在众人的目光之外。罗杰·伊伯特曾经感叹，在美国的大学跟学生们交流时，发现不少电影大师的名字已经无人知晓，甚至连电影专业的学生都没有看过布努埃尔、布列松或小津安二郎的任何一部影片。其实，漠视经典和丧失历史已经足够令人心痛，但更加悲哀的是，对于一般观众甚至专业学子来说，电影仅是满足视听快感与表达个人好恶的工具，既不应跟思想结缘，也不能被大师绑架。他们可以毫无愧疚甚至充满骄傲地宣称：“我从来不看让-吕克·戈达尔！”或者“我不喜欢英格玛·伯格曼！”
显然，始终遇冷的不是电影，而是电影的思想或思想的电影。迄今为止，是否还有迷影者如当年的弗朗索瓦·特吕弗一样，以谈恋爱的心情和姿态坐得离银幕越来越近，只为强烈地想要“进入”电影？或者，像钟惦棐一样为了影评事业与中国的电影美学一丝不苟地“活着干，死了算”？如果没有这些以电影为信仰并蕴蓄批评锋芒的电影人，电影的思想确实无处安放，思想的电影也会在人类精神的荒原继续流浪。也许，通过对欲望和快感的无休止地征服，未来的电影将要最终完成器官对身体以及肉体对思想的暴政？
在《电影之死：历史、文化记忆与数码黑暗时代》（2000）一书中，视听资料与影像保护专家保罗·谢奇·乌塞指出，数字技术作为一种既成的、强大的和破坏性的工具，正在不可复原地重塑人类的文化遗产，也在牺牲我们对电影和历史的观念；而在为此书所作序言中，导演马丁·斯科西斯也对我们的文化漠视自己的影像散失深表不安，在他看来，我们正在被教唆着把观看当成“朝生暮死”“微不足道”的艺术而漠然处之。
为了抵抗这种在“数码黑暗时代”里愈益显著的“漠视”和“漠然”，电影的思想需要通过经典的不断阐发得到确认，在历史的现场和当下的语境里重获生命，并在批评的锋芒中，以电影的名义，认真体验我们的复杂情感，深入检讨已有的知识体系，进而冷静反思时代的精神状况与人类的生存处境。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首届电影学博士，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