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规划的改革蓝图受到了国内各阶层的赞誉。确实，这是一份非常好的文件。这份文件反映了最近十年来社会各界的呼声，表达了相当程度的社会共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问题意识，传递出“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积极信号。
　　路线和政策形成后，落实和执行就成了关键。如何把三中全会作出的改革规划落到实处，相对于文件形成，要困难得多，重要得多，也最为人们所关切。因此有必要对改革的战略与策略问题，做一番讨论。
　　所谓战略，不是把马套到车前，而是指出马跑的方向，这是著名战略家利特·哈特的名言。好的战略，不是在规划室里制定出一份规划书，也不是任命恰当的军事将领，而是根据战略目标恰当地确定各兵种的基本任务，并确保他们彼此之间的协调配合。
　　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中，体现全面改革的一个表述是“五位一体”，其中的关键是“一体”，“一体”就是马要跑的那个方向。显然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战略性课题，让每位中的一位都能有“一体”的意识并自我约束到这个“一体”上来，绝非易事。
　　其困难首先在于，战略规划者要对“一体”作出清晰的界定，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各位”就会各自表述，以便使自己的利益达致最大化。笔者曾经作过一个比喻，好比是信奉上帝的各个教派，都声称自己拥有上帝的眷顾，而事实上他们手中拿到的，不过是从上帝身上撕下的一缕布片而已。这正是我们面对的现实：大家都把布片当上帝，要求得到总体性的权利。
　　根据以往战略规划——比如历次五年规划——执行情况的经验，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往往最具刚性，因此存在着“一俊遮百丑”的问题。“五位一体”中，经济这一体压倒了其他体，甚至变成为唯一的“一体”。只有经济发展的道理是硬的，其他都是软道理。而经济发展又以GDP总量论英雄，这样在各级政府中就形成了GDP主义，大家都以这个中心为中心。虽然从“九五”规划开始大家就已经意识到这一弊端，但却没有很好的办法来矫正它。
　　按说，以目前的体制，解决战略中的系统性和协调性问题是比较容易的，因为政府处在主导地位，并没有同政府竞争的任何其他力量。但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事实远非如此。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表面上看是大一统体制，而事实上则如陈云指出的，是“四十四路诸侯，千百万藩王”，邓小平也赞成陈云的说法，他说：“陈云同志批评，各路诸侯太多，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各自为政。这个批评是正确的。”（转引自房维中“宏观经济问题的根本是个体制问题”）另一层面是，同一级政府内部，事务的轻重缓急有很大的差别，比如“五位一体”中的“五位”，其地位就很不同。比如生态文明，在中央文件中，地位不可谓不高，但在政府工作中，往往受到忽视，常常是出了问题，才引起政府部门的重视。再比如文化体制改革，在一些政府领导那里，文化的地位只是停留在“搭台”阶段，“唱戏”的还是经济。
　　这样看起来，改革系统性或协调性的缺失，责任在政府。但是，我们不能满足于一味地批评，而是要分析原因。社会千条线，政府一根针。所有的要求、建议、意见和呼声，都是提给政府的。如果把政府看作是一个信息处理系统，面对如此巨量的信息流，政府如何才能应付呢？如何才能“不死机”呢？唯一的办法是采取简化的原则，设定轻重缓急日程表，也即是说，只能抓主线，不可能都重要，这样也就不可能谈系统性、协调性了。我们常常见到，政府官员事务极其繁杂，与之相比，“周公吐脯”实在不算什么。
　　改革之道，首先就是放权。这里面存在着一个值得重视的悖论。如果放权是一项改革，那么这项改革就是政府的自我改革。人们要问，如果不能给自己带来利益，为什么要改革呢？改革的动力来自哪里呢？这个问题，涉及了根本。
　　改革只有创造出利益，才会得到支持。这句话的另一面是，正是因为有利益，才要去改革。上述命题存在于很多官员的观念中。因此，由政府主导的改革，存在着很大的一个陷阱，就是总把政府自身的利益或主导者的利益放到优先的地位。这是改革为什么常常得不到民众支持的原因，以至于老百姓一听到改革，就开始担心什么东西快涨价了。
　　改革要突破这一陷阱，首先就是要再造政府，实现治理观念和方式的转变。这是其一。其二，只有从新的改革中获得巨大利益的群体，才会支持新的改革，其含义是，必须在政府的外围，发展出强大的既得利益群体，这一群体从改革中获得了红利，他们成为改革的支持力量。其三，鼓励发展改革的“无利益忧关方”，也就是发展改革的公共性。这些群体，并不是出于自身的利益支持某项改革或政策，而是出于公共利益。高尚的人有的是。
　　改革规划的落实，需要在上述三个方面着手，惟其如此，改革才能切实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