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种地:亦开风气亦为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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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越来越多的农民背井离土、进城谋生时,一些都市人却想返朴归真、回到农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本刊记者好奇地访问了下乡种地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韩德强。他说:“现在,种植业离不开农药、化肥、除草剂,养殖业离不开抗生素和激素,食品安全的源头出了问题。想吃到放心的疏菜瓜果、鸡鸭鱼肉,似乎只有一个办法——自己种。再说,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推崇耕读世家,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我也很欣赏。于是就动员一些学生和朋友,下乡来了。”
  “教授种地”,这种现象有普遍意义吗?我们一起来贴近观察。
  正道农场:既种农田,更种心田
  从京港澳高速的河北定兴县出口右行200米,便来到一个特别的农场:正道农场。在商业上,农场属于北京安和四季绿色联盟有限公司。在思想上,韩德强教授发挥了指导作用。韩德强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和谐社会理念的最早提出者之一。
  现在,韩教授和十多位年轻的理想主义者一道,正在农场里建设并享受着他们理想中的人生状态:晴耕雨读,昼耕夜读,夏耕冬读,忙耕闲读。农场兼办书院,全称为“正道农场书院”。书院其实就是慕名而来者学习交流的场所,不注册,无编制,不收费,只是有好书,有学生。学生们边耕作、边读书。自然,韩教授自任这个有趣的书院院长。
  经人介绍,今年初,韩教授认识了定兴县的一位拖拉机高手,全国劳动模范刘进禄。刘总拥有一个千亩农场——河北昌利农业旅游观光园,园区布局合理,基础设施完善,适合观光采摘。看到来自首都的韩教授有志于下乡从事有机种养,刘总便答应从自己的农场中辟出130亩果园和农田来支持。当韩教授带了一些朋友和学生到农场整理土地时,农场主被他们不怕脏不怕累的劲头所感动,在得知他们资金缺乏后,当即拍板,将租金又减7万元,只收18万。从此,韩教授便开始在京城的高校和河北的农场之间奔波,好在距离不远,车程只有一个半小时。
  正道农场现有9个大棚,种植了生菜、空心菜、黄豆、花生、茼蒿等有机蔬菜。还有大片的苹果园、梨园,果园里散养着一些柴鸡、火鸡、珍珠鸡、鸳鸯、鹅。书院的书房里,摆放了一些古今中外的经典之作,飘散着淡淡的艾香味。从今年4月18日算起,农场经营已近半年。半年来,就经济上来说,种植、养殖损失不少,但其它方面却收获颇多。


  由于不打农药、不套袋,苹果或被虫咬、被鸟啄、被太阳灼伤、或患腐烂病,往年能产20万斤的苹果园,今年品相相对较好的只有2、3万斤,西红柿也只有普遍产量的20%。由于缺乏经验,买回来的2000多只小鸡因被雨淋而患病,在短短一个多月里大批死去,现在只剩下200多只。据了解,包含土地租金、人员工资、农机具、有机肥等投入在内,预计农场今年将亏损四、五十万。
  但他们却并不灰心。他们相信,有机农业一定是方向。毕业于北京林业大学、读大学期间就开始有机种植、被多家媒体报道的吴云龙,现在在正道农场做农艺师,在他的指导下,年轻人们学会了一些物理、生物防虫的方法,比如,在田地里放置黑光灯、黄光版,在地里种植三叶草,自己配置石硫合剂溶液喷洒。他们还使用苦参碱、川楝子和红糖发酵的溶液来防虫。韩德强介绍说,韩国、台湾、日本、美国等地区,受化肥、农药、除草剂、抗生素、激素的毒害比较早,因此对有机农业的探索也较早,已经形成了有机种植的一整套办法,可以相对有效地降低有机种植的巨大风险。
  目前,正道农场初步形成了生态循环。果园里设置了防虫网,用粘在上面的飞虫喂鸡,鸡粪作为有机肥来种蔬果,口感很好但品相太差的有机苹果用来做酵素和苹果醋。记者在农场一个的酵素车间看到十多种陶瓷罐,大批以苹果和苦参碱等中草药为原料的酵素正在酿造中。据介绍,作为饮料的酵素不但口感独特,而且可以调节肠胃菌群,长期服用对身体很有好处,一瓶进口酵素的售价可达900元。
  从事有机农业,需要技术,十分辛苦。了解到除草剂中的草甘膦对人的生殖能力有严重危害,他们坚拒除草剂。不用除草剂,其代价就是杂草疯长。在大豆地、花生地里,除草工作量大得惊人。刚拔完草,一周以后再看,又分不清哪是草、哪是苗了。
  前不久,中国农科院有机种植委员会的一位专家来正道农场参观,在了解情况后,吃惊地说:“你们竟然玩真的?”原来,有机农业因投入大、风险高,一些企业在获得有机认证后,往往不再严格坚持有机标准,但其农产品却仍然贴着有机商标,堂而皇之地在各大超市销售。
  假作真时真亦假,既然有些贴标签的产品并非名副其实,韩教授认为,他们的产品也不必去搞一个认证,自己的良心认证更真实、可靠。现在,已经有几十户北京的消费者预订了他们半年的蔬菜,农场要每周往这些“谷东”家里送货一次。“谷东”,顾名思义,即预定农产品的东家,其契约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上。
  经历了5个月的农场劳动后,管自己叫“新知青”的大学生们晒黑了,身体却结实了。有个原先消瘦、经常感冒的年轻大学生,几个月下来,肌肉发达了,感冒少了。不仅如此,在离开城市搬到农场后,大学生们的心性也比从前更加沉静。尽管他们原本就是一些不追求世俗浮名和享受的年轻人,但农场接地气的生活方式,还是使得他们的身心得到很大改善,韩教授认为,这有利于年轻人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培植好心田,担当历史重任。
  人生,怎样才能活得有价值?韩德强和新知青们认为,一起劳动、一起读书,正道农场书院这条路,他们选对了。
  弘毅农场:生态种植,高产传奇
  山东临沂市的沂蒙山脚下,有一个村庄叫蒋家庄,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蒋高明的故乡。2006年,蒋教授在村里承包了25亩最差的地,建起了一个生态农场,取名弘毅生态农场。
  蒋高明曾任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基金会副秘书长,兼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中国国家委员会副秘书长,在恢复生态学领域,他第一次提出了沙地草地生态恢复的“以地养地”模式、“借助自然力”恢复以及“畜南下、禽北上”等新观点。其提出的多项建议受到国家、北京市政府的采纳。其中,关于绿色奥运慎用火炬树的建议被北京市政府正式采纳。   蒋高明回乡承包的土地是村里最差的低产田,土层厚度只有薄薄的15厘米,下面是一些碎石。这块地里打不出多少粮食,30年前公社生产队曾将这片地辟为秋收晒场。但蒋高明承包后,却在这里书写了生态农业的传奇。
  简言之,蒋高明种地的秘诀是“六个不用”:不用化肥、农药、除草剂、添加剂、农膜和转基因技术。这一种地办法,听起来甚至有点荒唐,但却是蒋高明的坚持。其思路是培肥地力,形成生态循环,即“农作物—秸秆—微储鲜秸草或青贮秸秆—牛—牛粪—沼气—农田”。此外,还包括用昆虫(用牛粪养殖的蚯蚓、黄粉虫)、害虫(通过诱虫灯捕杀)来散养禽类(鸡、鹅),而禽粪又能肥田。这样的生态循环系统建立后,不仅提高了农产品的品质,减少了环境污染,而且恢复了生物的多样性。现在的弘毅农场,麻雀、燕子安了家,各种害虫的天敌,乃至刺猬、野鸡、蛇都相继出现。


  弘毅农场通过“物理+生物”的方法防治害虫,整个生长季节用诱虫灯捕获害虫,捕获的害虫可用来养鸡,或直接在玉米田里养鸡,将害虫变成鸡的饲料。农田里的杂草通过“人工加生物”的方法控制,农作物生长初期,由人工锄草三四次,待农作物长高后,将鹅直接赶入农田吃草。收获的无农药、无除草剂的杂草,直接作为鹅、淡水鱼、蝗虫等经济动物的饲料。在弘毅生态农场,所有的植物、动物和微生物形成了一个完整、无污染的生态链。
  由于实行了生态农业,利用生物的多样性发挥防虫作用,现在弘毅农场的害虫已自然、显著地减少。农场里安装了几十盏脉冲式杀虫灯,蒋高明所带的研究生们每天要对所诱杀害虫成虫的数量、重量做测定和记录。几年来的记录显示,害虫捕获量从0.45 公斤/天(2009)下降到 0.02 公斤/天 (2012); 每盏灯的年捕获量从33.8 公斤 下降到 2.4 公斤。这一成果,正是他“借助自然力”恢复理论的成功实践。
  欲取之,必养之。蒋高明用有机肥养地4年后,完全不用化肥的小麦、玉米产量,比常规化肥农业模式(856.5公斤/亩)不仅未下降,反而增产17%。到第7个年头,经济效益上,秸秆养牛、生态养猪、林下养鸭、养鸡、有机粮食、有机水果的净收入达40万元/年,带动了10个大学生和农民就业,不仅收回了全部投资,还将农场规模扩大到了120亩。蒋家庄村民看到了效益,开始主动与弘毅农场合作。
  生态学专家蒋高明以自己的亲身试验证明,长期以来一些农业专家“中国搞生态农业会饿死人”的担心,其实站不住脚。搞生态农业,不但可以吃饱,还可以吃好。同时,他的实践也给中国农业这样的启示:在重视种子改良的同时,更应注重培肥地力。对滋养人类的耕地,要变掠夺为保养。只有土地健康,人类才能健康。
  教授种地:立足自身,体现担当
  还有一些教授,开展着另一些形式的探索。
  2011年,当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张泽俊回山东老家承包大棚时,有村民私下议论:他是在城市混不下去,才回村种地。张泽俊采用有机肥、无农药、土地修复植物养根等耕作方式,种植了黑土豆、橄榄花生、秋葵、观赏南瓜等 10多种高价值的农作物。为了给菌类的菌棒增加营养,他除了用棉壳、麸皮外,还增加了一定比例的食用白糖。为了预防蔬菜白粉病、霜霉病、灰霉病、炭疽病、角斑病,他采用了新型无公害无残留的杀菌电生功能水。新品种、新技术的使用,使张泽俊每亩的经济收入低则3000元,多达10000元。教授种地的产出,让仍处于贫困中的乡亲们看到了出路。
  近几年来,北京的小毛驴农场引领了生态农业的时尚。石嫣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博士生,也是国内首位公费赴美务农学生。回国后,她在导师温铁军的指导下,以社区支持农业的方式,在京郊的苏家坨镇创办了小毛驴农场。市区客户基于对有机农产品的渴求,以及对小毛驴农场品牌的信赖,或在农场租一小块地自己种植,或提前付费由农场提供农产品,从而实现了客户和农场的双赢,为有机农业在国内的生存进行了艰难的探索。
  ……
  正道农场、弘毅农场、小毛驴农场,这些农场的创办者,有的是学农出身,有的原本与农不沾边。他们放弃相对舒适的城市生活,弯腰耕耘在农田,体现了在食品安全问题严重的当下知识分子的一种担当。当今天的绝大多数农民离开化肥农药已经不晓得如何耕作时,当我们的土地已经被化学工业品深重毒害时,当绝大多数消费者担忧食品安全却又只能无奈接受时,这些“士不可以不弘毅”的知识分子正在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探索一条新路。
  曾经,脱掉农皮是农家子弟寒窗苦读的动力,即使北漂、蜗居也不愿再回家乡。世易时移,今天,一些有担当的教授从自身做起,一些有社会责任感的青年从和泥土打交道起步,正在拯救着我们的农业、我们的健康。也正是在这一拯救中,他们才更加深切地体会到,我国的农业危机已经非常严重。


  采访中,韩教授告诉记者,多年来化肥、农药的大量、长期使用,按理说,会增加农地的毒性,但奇怪的是,害虫不减反增。他认为,这说明害虫也在随着农地毒性的增加而不断推陈出新。蒋教授则发现,有的地块花生“疯长”——光长秧不结果,他认为,根源可能是土壤中残留的农膜;有的田里出现“胖蒜”——光长皮不结蒜瓣,则可能是由于过量使用化肥导致,因为这一问题在增施有机肥后基本解决。
  有机农产品,人人渴求,而从事有机种植,则需要下大决心。一般来说,多年施用化肥、农药的农地,需经历三年脱毒期,即头三年要用有机肥来养地,以帮助自然地力的恢复,而不追求产出。这与多年来掠夺、毒害地力的方式正好相反。租下一块地来,却要等、要养,这一关,非有志者难以做到,而教授们做到了。在从事有机农业的过程中,这些教授们不仅向传统学习,也吸取现代农业技术。他们普遍采用了滴灌、喷灌等灌溉技术以节水,运用防虫网、灭虫灯来减少病虫害。这种古今结合、洋为中用的种植技术,为有机种植开辟了广阔前景。
  蒋高明认为,如果人勤快、善学习,生态农业根本不可能饿死人,而且还会是中国未来农业的方向。他觉得,如果他的实验在更大范围得到验证,依靠发展生态循环型农业,中国至少有50%的化肥厂可以关闭,其环境保护与节能减排的意义非同小可。此外,生态农业的推广,还可以使全球的农业走出片面依赖种子改良、忽视地力培肥的误区,从而打破“只有转基因才能解决吃饭问题”的谎言。
  通过自己从事有机种植,韩德强认为,现阶段一家一户的农民从事有机种植较难。因为养地期间的低产出、低收入,会使得农民原本不富裕的生活陷入拮据,甚至难以为继。受眼界之限,有机种植的技术普通农民也难以掌握。此外,千辛万苦种植出来的农产品,因缺乏营销手段,也难以卖出应有的价钱。
  因此,韩德强认为,中国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新型集体经济道路——集体化+机械化+生态农业。只有实现道路的根本转变,有机农业才能普遍推广,其产品才会福泽千家万户,而不是只被少数有钱人独享。而广大农民,也才能依靠种地找到尊严、获得幸福。
  文章结束时,我们不应该忘记这样一组数字:
  “我国耕地总量只占世界总量的9%,所耗用的化肥和农药的总量却分别占世界的35%和20%。单位面积化学农药的平均用量比世界水平高2.5—5倍,每年遭受残留农药污染的作物面积达12亿亩……”
  从这一角度来看,教授种地现象的出现,是中国农业被毒害的尴尬,也是其实现转变、重获生机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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