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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对湖南省桑植县L乡的调查，利用国际流行的SLA分析框架，将不同类型农户的五大生计资本指数化，采取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式，发现生计资本的变化状况，从而得出了湘西北农户生计策略的选择受生计资本的影响较大，而生计资本越來越倚重生态环境政策体系构建的结论。
[关键词]生态文明建设;生计策略;SLA框架
中图分类号：F323.8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65/j.gste.cn431252ts.202004
1 问题的提出
农户生计策略主要研究区域农村生计资本分配情况以及农民生计与生态环境匹配程度，对研究农村农民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耦合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农户生计策略随着经济结构和政策框架的发展，正朝着“单一升级—生计多样化—优势生计”的路径演变[1]。影响农户生计策略转变的因素可以分为内源性因素和外生性因素。内源性因素主要来自生计资本状况[2];外生性因素一方面指的是自然环境的好坏，另一方面指的是组织结构与政府政策对生计策略的推拉力作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以生态环境建设为发端，从概念的提出到今天的生根发芽，已走过了25年的时间[3]。2015年中央出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将加快美丽乡村建设、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作为工作重点。2017年党的十九大更是将其上升为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高度耦合，全面突进的“五位一体”格局[4]。
对于保障贫困山区农户的生计，国内外学者进行了较为系统深入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Chambers R等[5]在《可持续农村生计：21世纪的实用概念》中首次系统地阐释了生计的概念。目前在世界范围内生计分析框架使用最有影响力的是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提出的SLA框架，整个框架如图1所示。由图1可知该框架由脆弱性背景、生计资本、结构和制度转变、生计策略和生计输出5个部分组成，各个部分之间存在影响，分别涉及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政策和制度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调节对资源的拥有和响应程度，以及对不同生计策略的反馈程度。
基于对中国知网的文献梳理，发现中国语境下，目前与生态文明（环境）建设背景下农户生计策略相关的文献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生态修复建设对农户生计的影响。苏芳等[6]对黑河流域研究发现农户自然资本与农户参与意愿呈负相关，其他则与参与意愿呈正相关;冯琳等[7]对三峡研究发现农户退耕受偿意愿具有明显的社会异质性和区域差异性;张佰林等[8]通过对重庆调查发现农户对耕地环境资源的依赖程度与退耕意愿呈负相关。二是生态补偿政策对农户生计的影响。董文福等[9]定量评估了实施“退稻还旱”政策对密云水库农民生计产生的影响;谢旭轩等[10]研究发现退耕还林政策除了实施补助外，需更关注农户资产和生计能力的加强;赵雪雁等[11]发现生态补偿后农户生计总资本显著增加，除自然资本下降外，其余各类生计资本均增加。三是农户生计策略转型与环境的相互影响。李琳一等[12]以SLA框架为基础对农户生计资产进行分析，探讨了五大资本对生计策略的意义;杨云彦等[13]发现农户生计的优化与转型需要移民开发政策与生态补偿机制的扶持。
农户生计策略既要实现增加收入，又要贯彻生态文明建设，协调的程度影响农户也影响政策本身。湘西北地区是习近平总书记“精准扶贫”概念的首倡之地，因此本文选取湖南省桑植县L乡作为调研地，探究生态文明背景下农户生计策略的转型。
2 SLA框架下农户生计策略与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匹配状况
L乡位于湖南省张家界市桑植县，全乡管辖6个行政村，114个村民小组。笔者采用参与性农户评估方法（PRA）获取数据，为收集数据，做了两次实地调研。共发出问卷530份，收回有效问卷497份，问卷有效率为93.77%。再以具备SLA框架五大资本为标准，重点抽取3家农户。桑植县自2017年以来，响应中央和湖南省号召，先后出台了多项政策文件，《桑植县“十三五”环境保护规划》环境质量指标如表1所示。
基于桑植县已有的生态文明建设规划，结合SLA框架，笔者从现状和目标值制定的表格（如表2所示。
样本农户的生计策略与桑植县2020年生态文明建设指标存在差距，人力资本与金融资本为影响其选择的主要因素。为研究农户生计资本如何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造成影响以及农户该如何进行转型，本文采取SLA框架进行分析，将阿马蒂亚·森观点中的贫困人口类比目前处于生计策略转型中的L乡农户，其可行能力表现为进行生计策略选择的各项生计资本，为更好地展现重点访谈中农户家庭生计策略状况，设计生计资本指标并通过案例展现。
3 在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农户生计策略的转型案例
农户生计资本指标如表3所示。
3.1 种植柑橘农户生活成本高，政策促使生计多样化
2015年，Z某家收入来源主要包括丈夫在县城务工所得和柑橘的收入，支出主要是家里的日常开销，一年支出接近40 000元。种植柑橘所得的年纯收入为3 000～4 000元，丈夫一年在外务工收入约40 000余元，生计困难。2017年以来，桑植县加大环境整治力度，柑橘收购价提高，为配合生态文明建设政策的落实，桑植县进一步提高环保补贴标准。
Z某一家的生计模式有兼业户的特点。根据桑植县统计局数据，桑植县2015年全县外出务工人员共有11.97万人，劳务输出已成为桑植县发展的主要途径。人力资本方面，2015年该农户家庭总受教育年限为44年，2017年该农户家庭总受教育年限为48年，2019年该农户家庭总受教育年限为54年。自然资本方面，耕地面积2017年为0.11hm2，2019年为0.12hm2。物质资本方面，2017年比2015年增加了13%，2019年又比2015年增加了23%。金融资本方面，2019年相比2017年增加了5 000元。社会资本方面，遇事可找人数2017年比2015年增长了32%，2019年又比2017年增长7%。 3.2 玉米种植农户由不愿转型到积极响应改种莓茶
C某一直大面积种植玉米，虽然玉米的秸秆都是用火焚烧，造成了一定的污染，但是不知道如何转型。2017年，L乡通过村广播普及宣传，解释生态文明建设政策，现在C某已经大大减少玉米种植，改种湘西北地区国家地理標识产品的莓茶，绿色无污染，且收益较高。
人力资本方面，2017—2019年该家庭总受教育年限分别为45年、47年、50年。自然资本方面，2015年耕地面积为0.11hm2，2017年始改种莓茶，种植面积扩至0.13hm2。物质资本上，2017年新添家用品价值2 000元，2019年新添家用品价值3 000元。金融资本方面，2015年C某存款有40 000元，2017年该农户家庭收入接近60 000元，2019年实行新的环保补贴，使该农户收入相比2017年又增加了15 000元。社会资本方面，遇事可找人数由2015年的13人增加到2019年的20人。
3.3 果蔬种植农户的种植方式由纯人工到机械化
X某说“我和丈夫两个人打理，2015年采摘后也没有人开车来收，我们自己用摩托车运至S县农贸市场零收，一天要跑两趟。2017年以来，政府出台政策，农贸市场组织人来收购，由于我们的果蔬是绿色环保的，享受环保政策补贴，还提高了收购价。现在还建了合作社，菜都可以卖到广州了。”
人力资本方面，2015年该农户家庭总受教育年限为24年，2017年和2019年分别提高至25年和27年。在自然资本方面，2015年耕地面积为0.11hm2，2019年扩大为0.12hm2。物质资本方面，2017年和2019年新增加的总价值分别比2015年高出了20%、30%。金融资本方面，2017年存款总数达到了40 000元，2019年实行新的环保补贴和提高收购价，使农户收入比2017年又增加了6 000元。社会资本方面，2017—2019年遇事可找人数从2015年的21人增加到2019年的30人。
对生计资本状况的分析除了可以用静态描述，还可以用动态变化来体现，本文以2015年、2017年和2019年3个时间点比较五大生计资本的变化，现将自然资本中的耕地面积、人力资本中的受教育年限、物质资本中的各家用品价值数、金融资本中的家庭总收入，以及社会资本中的遇事可帮忙人数作为比较值，并将2015年作为基准年，2017年和2019年的各项生计资本值分别与2015年对比，从而得出指数化的生计资本，如表4所示。
结合3个案例以及桑植县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可以发现正是2017年以来生态文明建设政策的贯彻落实，各农户生计资本才发生了持续上升的结果。从人力资本变化来看，柑橘种植户的资本指数增长了0.23，这是因为政府给予了践行生态文明要求的柑橘户环保补贴;从物质资本变化来看，果蔬种植户变化幅度最高，达到了0.25，这正是当地落实补贴政策和提高收购价的结果;从金融资本变化来看，玉米种植户变化幅度最大，达到了0.88，该农户放弃会产生大量秸秆的玉米，改种绿色无污染的莓茶，获得了高收益又提高了空气质量。
桑植县L乡农户作为农业生产一线，在政府和企业推进结构和制度改革中，调整生计策略，从纯农业生产走向兼业化，使兼业化走向优势生计，凭借环境政策的东风，发展小规模集约种植以获取规模效益，改善自身的生计资本。生态文明建设是系统化、全局性的政策布局，构建的是农户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可持续发展格局，既保障了农户的生计，又切实改善了生态脆弱性背景，为人与自然共生注入强大的支撑力量。基于不同类型农户生计资本的变化趋势，农户生计策略在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正走向不断优化、持续改进的演变路径。农户生计策略的选择深受生计资本的影响，而生计资本越来越倚重生态环境政策体系的构建。
4 结 论
以L乡为代表的湘西北，从市县到乡镇，生态文明建设体现了党和政府主导、民众参与的多主体协同，面向未来发展的格局。与早期更多关注生态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不同的是，作为后工业时代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建设相较于具体的退耕还林等环境保护政策和生态修复制度有着更为本质的内涵，它不是简单地以生态补偿机制来调整农户与生态环境的关系，而是涵盖了从城市到农村、从社会到个体，使每一个单元、每一个主体都参与发展。从治理的角度来看，需要政府、企业和农户多主体共同构建。通过对湘西北的局部调查，发现生态文明建设作为战略性、全局性的政策，在基层执行和农户适应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在资源日益枯竭、环境日益恶化的当下，开展生态文明建设是实现永续发展的必经之路和最优选择。
参考文献
[1] 吴园庭雁，杨君.农户生计策略演变及其对农地利用的影响——基于湖南省291家农户的调查[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8（2）：65-69.
[2] 杨伦，刘某承，闵庆文，等.农户生计策略转型及对环境的影响研究综述[J].生态学报，2019，39（21）：8172-8182.
[3] 申曙光.生态文明及其理论与现实基础[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3）：31-37+127.
[4]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2017-10-18）.
[5] Chambers R，Conway G.Sustainable rural livelihoods：Practical concepts for the 21st century[R].Brighton： IDS Discussion Paper 29，1992.
[6] 苏芳，尚海洋，聂华林.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行为意愿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21（4）：119-125.
[7] 冯琳，徐建英，邸敬涵.三峡生态屏障区农户退耕受偿意愿的调查分析[J].中国环境科学，2013，33（5）：938-944.
[8] 张佰林，杨庆媛，苏康传，等.基于生计视角的异质性农户转户退耕决策研究[J].地理科学进展，2013，32（2）：170-180.
[9] 董文福，李秀彬.密云水库上游地区“退稻还旱”政策对当地农民生计的影响[J].资源科学，2007（2）：21-27.
[10] 谢旭轩，张世秋，朱山涛.退耕还林对农户可持续生计的影响[J].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0，46（3）：457-464.
[11] 赵雪雁，张丽，江进德，等.生态补偿对农户生计的影响——以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J].地理研究，2013，32（3）： 531-542.
[12] 李琳一，李小云.浅析发展学视角下的农户生计资产[J].农村经济，2007（10）：100-104.
[13] 杨云彦，赵锋.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下农户生计资本的调查与分析——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库区为例[J].农业经济问题，2009（3）：58-65+111.
[关键词]生态文明建设;生计策略;SLA框架
中图分类号：F323.8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65/j.gste.cn431252ts.202004
1 问题的提出
农户生计策略主要研究区域农村生计资本分配情况以及农民生计与生态环境匹配程度，对研究农村农民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耦合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农户生计策略随着经济结构和政策框架的发展，正朝着“单一升级—生计多样化—优势生计”的路径演变[1]。影响农户生计策略转变的因素可以分为内源性因素和外生性因素。内源性因素主要来自生计资本状况[2];外生性因素一方面指的是自然环境的好坏，另一方面指的是组织结构与政府政策对生计策略的推拉力作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以生态环境建设为发端，从概念的提出到今天的生根发芽，已走过了25年的时间[3]。2015年中央出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将加快美丽乡村建设、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作为工作重点。2017年党的十九大更是将其上升为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高度耦合，全面突进的“五位一体”格局[4]。
对于保障贫困山区农户的生计，国内外学者进行了较为系统深入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Chambers R等[5]在《可持续农村生计：21世纪的实用概念》中首次系统地阐释了生计的概念。目前在世界范围内生计分析框架使用最有影响力的是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提出的SLA框架，整个框架如图1所示。由图1可知该框架由脆弱性背景、生计资本、结构和制度转变、生计策略和生计输出5个部分组成，各个部分之间存在影响，分别涉及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政策和制度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调节对资源的拥有和响应程度，以及对不同生计策略的反馈程度。
基于对中国知网的文献梳理，发现中国语境下，目前与生态文明（环境）建设背景下农户生计策略相关的文献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生态修复建设对农户生计的影响。苏芳等[6]对黑河流域研究发现农户自然资本与农户参与意愿呈负相关，其他则与参与意愿呈正相关;冯琳等[7]对三峡研究发现农户退耕受偿意愿具有明显的社会异质性和区域差异性;张佰林等[8]通过对重庆调查发现农户对耕地环境资源的依赖程度与退耕意愿呈负相关。二是生态补偿政策对农户生计的影响。董文福等[9]定量评估了实施“退稻还旱”政策对密云水库农民生计产生的影响;谢旭轩等[10]研究发现退耕还林政策除了实施补助外，需更关注农户资产和生计能力的加强;赵雪雁等[11]发现生态补偿后农户生计总资本显著增加，除自然资本下降外，其余各类生计资本均增加。三是农户生计策略转型与环境的相互影响。李琳一等[12]以SLA框架为基础对农户生计资产进行分析，探讨了五大资本对生计策略的意义;杨云彦等[13]发现农户生计的优化与转型需要移民开发政策与生态补偿机制的扶持。
农户生计策略既要实现增加收入，又要贯彻生态文明建设，协调的程度影响农户也影响政策本身。湘西北地区是习近平总书记“精准扶贫”概念的首倡之地，因此本文选取湖南省桑植县L乡作为调研地，探究生态文明背景下农户生计策略的转型。
2 SLA框架下农户生计策略与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匹配状况
L乡位于湖南省张家界市桑植县，全乡管辖6个行政村，114个村民小组。笔者采用参与性农户评估方法（PRA）获取数据，为收集数据，做了两次实地调研。共发出问卷530份，收回有效问卷497份，问卷有效率为93.77%。再以具备SLA框架五大资本为标准，重点抽取3家农户。桑植县自2017年以来，响应中央和湖南省号召，先后出台了多项政策文件，《桑植县“十三五”环境保护规划》环境质量指标如表1所示。
基于桑植县已有的生态文明建设规划，结合SLA框架，笔者从现状和目标值制定的表格（如表2所示。
样本农户的生计策略与桑植县2020年生态文明建设指标存在差距，人力资本与金融资本为影响其选择的主要因素。为研究农户生计资本如何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造成影响以及农户该如何进行转型，本文采取SLA框架进行分析，将阿马蒂亚·森观点中的贫困人口类比目前处于生计策略转型中的L乡农户，其可行能力表现为进行生计策略选择的各项生计资本，为更好地展现重点访谈中农户家庭生计策略状况，设计生计资本指标并通过案例展现。
3 在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农户生计策略的转型案例
农户生计资本指标如表3所示。
3.1 种植柑橘农户生活成本高，政策促使生计多样化
2015年，Z某家收入来源主要包括丈夫在县城务工所得和柑橘的收入，支出主要是家里的日常开销，一年支出接近40 000元。种植柑橘所得的年纯收入为3 000～4 000元，丈夫一年在外务工收入约40 000余元，生计困难。2017年以来，桑植县加大环境整治力度，柑橘收购价提高，为配合生态文明建设政策的落实，桑植县进一步提高环保补贴标准。
Z某一家的生计模式有兼业户的特点。根据桑植县统计局数据，桑植县2015年全县外出务工人员共有11.97万人，劳务输出已成为桑植县发展的主要途径。人力资本方面，2015年该农户家庭总受教育年限为44年，2017年该农户家庭总受教育年限为48年，2019年该农户家庭总受教育年限为54年。自然资本方面，耕地面积2017年为0.11hm2，2019年为0.12hm2。物质资本方面，2017年比2015年增加了13%，2019年又比2015年增加了23%。金融资本方面，2019年相比2017年增加了5 000元。社会资本方面，遇事可找人数2017年比2015年增长了32%，2019年又比2017年增长7%。 3.2 玉米种植农户由不愿转型到积极响应改种莓茶
C某一直大面积种植玉米，虽然玉米的秸秆都是用火焚烧，造成了一定的污染，但是不知道如何转型。2017年，L乡通过村广播普及宣传，解释生态文明建设政策，现在C某已经大大减少玉米种植，改种湘西北地区国家地理標识产品的莓茶，绿色无污染，且收益较高。
人力资本方面，2017—2019年该家庭总受教育年限分别为45年、47年、50年。自然资本方面，2015年耕地面积为0.11hm2，2017年始改种莓茶，种植面积扩至0.13hm2。物质资本上，2017年新添家用品价值2 000元，2019年新添家用品价值3 000元。金融资本方面，2015年C某存款有40 000元，2017年该农户家庭收入接近60 000元，2019年实行新的环保补贴，使该农户收入相比2017年又增加了15 000元。社会资本方面，遇事可找人数由2015年的13人增加到2019年的20人。
3.3 果蔬种植农户的种植方式由纯人工到机械化
X某说“我和丈夫两个人打理，2015年采摘后也没有人开车来收，我们自己用摩托车运至S县农贸市场零收，一天要跑两趟。2017年以来，政府出台政策，农贸市场组织人来收购，由于我们的果蔬是绿色环保的，享受环保政策补贴，还提高了收购价。现在还建了合作社，菜都可以卖到广州了。”
人力资本方面，2015年该农户家庭总受教育年限为24年，2017年和2019年分别提高至25年和27年。在自然资本方面，2015年耕地面积为0.11hm2，2019年扩大为0.12hm2。物质资本方面，2017年和2019年新增加的总价值分别比2015年高出了20%、30%。金融资本方面，2017年存款总数达到了40 000元，2019年实行新的环保补贴和提高收购价，使农户收入比2017年又增加了6 000元。社会资本方面，2017—2019年遇事可找人数从2015年的21人增加到2019年的30人。
对生计资本状况的分析除了可以用静态描述，还可以用动态变化来体现，本文以2015年、2017年和2019年3个时间点比较五大生计资本的变化，现将自然资本中的耕地面积、人力资本中的受教育年限、物质资本中的各家用品价值数、金融资本中的家庭总收入，以及社会资本中的遇事可帮忙人数作为比较值，并将2015年作为基准年，2017年和2019年的各项生计资本值分别与2015年对比，从而得出指数化的生计资本，如表4所示。
结合3个案例以及桑植县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可以发现正是2017年以来生态文明建设政策的贯彻落实，各农户生计资本才发生了持续上升的结果。从人力资本变化来看，柑橘种植户的资本指数增长了0.23，这是因为政府给予了践行生态文明要求的柑橘户环保补贴;从物质资本变化来看，果蔬种植户变化幅度最高，达到了0.25，这正是当地落实补贴政策和提高收购价的结果;从金融资本变化来看，玉米种植户变化幅度最大，达到了0.88，该农户放弃会产生大量秸秆的玉米，改种绿色无污染的莓茶，获得了高收益又提高了空气质量。
桑植县L乡农户作为农业生产一线，在政府和企业推进结构和制度改革中，调整生计策略，从纯农业生产走向兼业化，使兼业化走向优势生计，凭借环境政策的东风，发展小规模集约种植以获取规模效益，改善自身的生计资本。生态文明建设是系统化、全局性的政策布局，构建的是农户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可持续发展格局，既保障了农户的生计，又切实改善了生态脆弱性背景，为人与自然共生注入强大的支撑力量。基于不同类型农户生计资本的变化趋势，农户生计策略在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正走向不断优化、持续改进的演变路径。农户生计策略的选择深受生计资本的影响，而生计资本越来越倚重生态环境政策体系的构建。
4 结 论
以L乡为代表的湘西北，从市县到乡镇，生态文明建设体现了党和政府主导、民众参与的多主体协同，面向未来发展的格局。与早期更多关注生态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不同的是，作为后工业时代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建设相较于具体的退耕还林等环境保护政策和生态修复制度有着更为本质的内涵，它不是简单地以生态补偿机制来调整农户与生态环境的关系，而是涵盖了从城市到农村、从社会到个体，使每一个单元、每一个主体都参与发展。从治理的角度来看，需要政府、企业和农户多主体共同构建。通过对湘西北的局部调查，发现生态文明建设作为战略性、全局性的政策，在基层执行和农户适应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在资源日益枯竭、环境日益恶化的当下，开展生态文明建设是实现永续发展的必经之路和最优选择。
参考文献
[1] 吴园庭雁，杨君.农户生计策略演变及其对农地利用的影响——基于湖南省291家农户的调查[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8（2）：65-69.
[2] 杨伦，刘某承，闵庆文，等.农户生计策略转型及对环境的影响研究综述[J].生态学报，2019，39（21）：8172-8182.
[3] 申曙光.生态文明及其理论与现实基础[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3）：31-37+127.
[4]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2017-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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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冯琳，徐建英，邸敬涵.三峡生态屏障区农户退耕受偿意愿的调查分析[J].中国环境科学，2013，33（5）：938-944.
[8] 张佰林，杨庆媛，苏康传，等.基于生计视角的异质性农户转户退耕决策研究[J].地理科学进展，2013，32（2）：170-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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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谢旭轩，张世秋，朱山涛.退耕还林对农户可持续生计的影响[J].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0，46（3）：457-464.
[11] 赵雪雁，张丽，江进德，等.生态补偿对农户生计的影响——以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J].地理研究，2013，32（3）： 531-542.
[12] 李琳一，李小云.浅析发展学视角下的农户生计资产[J].农村经济，2007（10）：100-104.
[13] 杨云彦，赵锋.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下农户生计资本的调查与分析——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库区为例[J].农业经济问题，2009（3）：58-65+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