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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表述中，富强名列第一位。富强可以说是古今中外统治者共同追求的国家目标，富强的观念既包含了中国传统思想的源流，更包含了对近代西方列强入侵的回应。
儒法富强观的分歧
中国古代有关“富强”的思想，至迟到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形成两条路线。
春秋战国时期群雄争霸，其大形势是“战而胜，则国安而身定，兵强而威立；战而不胜，则国亡兵弱，身死名息”，这样“富强”便成为其“时代主题”。在各国追求“富强”的历史活动中，出现了以法家为主的“国家本位”富强观，即以国家富强为首要目标，其他方面则弃而不计。另一种则是儒家主张的以“仁义”为治国之本，以民富为先的富强观。
法家的目标是雄霸天下，商鞅是法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也是最早将法家思想系统化并付诸实践者。为了实现“富强”，商鞅设计了一系列措施和手段。比如，“为田开阡陌封疆”，颁布“垦草令”，鼓励百姓开垦土地，“任其所耕，不限多少”；通过国家行政力量，调节并控制人口密度，做到“人地相称”；颁布“耕战令”，规定可以用上缴的农产品折抵相应的军功，以提高生产积极性；制定并大力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力图最大限度地保障农业生产人口，减抑商贾游食之人，根绝技巧奢华之事，“壹之农，则国家可富。”农耕，多粟，国富，强兵，霸天下，这就是商鞅设计的一条循序渐进的富强因果链。
但是，商鞅的富国思想是藏富于国库，而不是藏富于民。不仅如此，他还认为，民富会威胁到国富：“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民，辱则贵爵，弱则尊官，贫则重赏。”因此，不能让民富，不能让民有“私荣”。商鞅特别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管理原则，叫“国富而贫治”。他明确规定，“家不积粟”，即农民除了口粮、种子之外，剩余的粮食百姓统统上缴国库，而不能积存于家，否则，便要治重罪。
另一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也认为：“人民财用足则隳于用力。”因此，“虽民足，何可以为治也？”他特别赞同“欲利而身，先利而君；欲富而家，先富而国”的思想。可见，法家的富强理论只为“富国”而非为“富民”。
与法家的“富强”观不同，儒家则主张“民富为先”，主张藏富于民。孔子说：“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寿也”。《论语·子路》里的经典问答就体现了孔子的治国思想：“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庶矣，即人丁兴旺，古人称富庶，即把人口增长看作是富裕的前提。人多了以后怎么办呢，孔子提出“先富后教”。孔子的学生有若在回答鲁哀公如何解决国用不足的问题时，便主张将赋税减半。他告诫鲁君说：“百姓足，君孰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于足？”
在儒家看来，“富民”是“王道之始”，所以主张轻徭薄赋。当孔子见到身为季氏家臣的冉求，“为之聚敛而附益之”时，非常气愤地说：“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孟子认为最适宜的税制是什一税，即十分之一的税率。低于什一税，不足以供养君子，高于什一税，就是横征暴敛了。因此，他批评法家的富国政策是“富桀”，骂秦孝公、商鞅是“暴君污吏”。
在春秋战国争霸战的大形势下，法家的富国强兵的路线确实可以迅速见效，而儒家的富国方案则不免迂腐。但是法家的富国之策，却并不能带来持久的富强。秦王朝之短促的命运就证明了这一点。贾谊在《过秦论》中分析秦败亡原因，指出秦兼并六国以后仍不改法家“强国方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以致“一夫作难而七庙隳”。
而在儒家看来，富强包含物质与精神两方面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说，儒家更看重“义”的价值和意义，强调“不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不祈土地，立义以为土地；不祈多积，多文以为富。” 在义利关系上强调“正其义而不谋其利，明其道而不计其功”。儒家追求的“富强”，不是物丰兵利的富强，而是“仁义”充实的富强。邓新文教授把儒家的富强观归结为两点，即“德为本，财为末”和“富强在天”。近代中国的被动挨打，很多人在反思中国落后时，将其归咎为儒家思想的阻碍，提出“打倒孔家店”。而随着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对儒家价值与富强的关系又有了新的解释。
近代西方因何富强
近代随着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国门，中国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惊醒。面对列强的入侵和积贫积弱的中国，从林则徐、严复、康有为、孙中山、胡适到毛泽东，一直在中西比较中寻求一条中国的富强之路。中国近现代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部中国人民谋求富强的历史。
近代的世界，为何欧美国家会崛起，主宰世界，而包括中国、南美诸国在内的其他地区则走上积弱之路，也是西方学者所津津乐道的话题。其中，富格逊在《文明世界》中，总结了西方之所以繁荣富强的六个“意念和行为”。而在他所列的六条里，既不包括“器物层”的坚船利炮，也不包括“制度层”的民主、法治等陈词，其所述或许不乏启发。其所列六条为：
竞争。富格逊认为这两三百年间欧洲经历文艺复兴、政治改革（君主立宪）、科学革命（理性主义抬头）、宗教改革（打破天主教的垄断）、法国和美洲革命、工业革命及建构选举制度，连串革新令欧洲政治百花齐放、各阶层自由竞争，各有所成，而中国则走向闭关自守之路。
科学。1440年左右德国古登堡发明活字印刷后，启迪心智的科学和人文著作在欧洲广泛流传，大大提高欧洲人的知识水平。科学的突破与普及，最后令武器性能大幅提高（期内的大杀伤力武器皆为欧洲人所发明）。而曾有过辉煌成就（如古代四大发明）的中国，因为政治腐败而无所成。
产权。17世纪英国在美洲殖民，其发展之所以远胜在西班牙统治下的南美诸国，主要理由是与英国殖民者带去源自洛克鼓吹的保障私产有关。而南美政治权力及经济财富高度集中的结果，扼杀了人民的自由意志和生产潜力，是为南美大多数国家至今仍落伍穷困的根源。
医学。19至20世纪的医术进步、药物发明，大大提高人寿、减轻甚至消灭疾病及降低夭折率，令全世界包括欧洲众多殖民地人民受惠。
消费。18及19世纪工业革命之后，英国成为典型的消费者社会。消费者社会与工业社会有互为因果的关系。富格逊认为，若没有“时装业”刺激消费者购买衣着并且季季更新，纺织业就无法兴旺而工业革命便难成气候。
工作伦理。德国社会学奠基者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提出新教工作伦理与隐藏在资本主义发展背后的某种心理驱力，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与基督教新教背景存在着某种相互关系。
儒法富强观的分歧
中国古代有关“富强”的思想，至迟到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形成两条路线。
春秋战国时期群雄争霸，其大形势是“战而胜，则国安而身定，兵强而威立；战而不胜，则国亡兵弱，身死名息”，这样“富强”便成为其“时代主题”。在各国追求“富强”的历史活动中，出现了以法家为主的“国家本位”富强观，即以国家富强为首要目标，其他方面则弃而不计。另一种则是儒家主张的以“仁义”为治国之本，以民富为先的富强观。
法家的目标是雄霸天下，商鞅是法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也是最早将法家思想系统化并付诸实践者。为了实现“富强”，商鞅设计了一系列措施和手段。比如，“为田开阡陌封疆”，颁布“垦草令”，鼓励百姓开垦土地，“任其所耕，不限多少”；通过国家行政力量，调节并控制人口密度，做到“人地相称”；颁布“耕战令”，规定可以用上缴的农产品折抵相应的军功，以提高生产积极性；制定并大力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力图最大限度地保障农业生产人口，减抑商贾游食之人，根绝技巧奢华之事，“壹之农，则国家可富。”农耕，多粟，国富，强兵，霸天下，这就是商鞅设计的一条循序渐进的富强因果链。
但是，商鞅的富国思想是藏富于国库，而不是藏富于民。不仅如此，他还认为，民富会威胁到国富：“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民，辱则贵爵，弱则尊官，贫则重赏。”因此，不能让民富，不能让民有“私荣”。商鞅特别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管理原则，叫“国富而贫治”。他明确规定，“家不积粟”，即农民除了口粮、种子之外，剩余的粮食百姓统统上缴国库，而不能积存于家，否则，便要治重罪。
另一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也认为：“人民财用足则隳于用力。”因此，“虽民足，何可以为治也？”他特别赞同“欲利而身，先利而君；欲富而家，先富而国”的思想。可见，法家的富强理论只为“富国”而非为“富民”。
与法家的“富强”观不同，儒家则主张“民富为先”，主张藏富于民。孔子说：“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寿也”。《论语·子路》里的经典问答就体现了孔子的治国思想：“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庶矣，即人丁兴旺，古人称富庶，即把人口增长看作是富裕的前提。人多了以后怎么办呢，孔子提出“先富后教”。孔子的学生有若在回答鲁哀公如何解决国用不足的问题时，便主张将赋税减半。他告诫鲁君说：“百姓足，君孰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于足？”
在儒家看来，“富民”是“王道之始”，所以主张轻徭薄赋。当孔子见到身为季氏家臣的冉求，“为之聚敛而附益之”时，非常气愤地说：“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孟子认为最适宜的税制是什一税，即十分之一的税率。低于什一税，不足以供养君子，高于什一税，就是横征暴敛了。因此，他批评法家的富国政策是“富桀”，骂秦孝公、商鞅是“暴君污吏”。
在春秋战国争霸战的大形势下，法家的富国强兵的路线确实可以迅速见效，而儒家的富国方案则不免迂腐。但是法家的富国之策，却并不能带来持久的富强。秦王朝之短促的命运就证明了这一点。贾谊在《过秦论》中分析秦败亡原因，指出秦兼并六国以后仍不改法家“强国方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以致“一夫作难而七庙隳”。
而在儒家看来，富强包含物质与精神两方面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说，儒家更看重“义”的价值和意义，强调“不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不祈土地，立义以为土地；不祈多积，多文以为富。” 在义利关系上强调“正其义而不谋其利，明其道而不计其功”。儒家追求的“富强”，不是物丰兵利的富强，而是“仁义”充实的富强。邓新文教授把儒家的富强观归结为两点，即“德为本，财为末”和“富强在天”。近代中国的被动挨打，很多人在反思中国落后时，将其归咎为儒家思想的阻碍，提出“打倒孔家店”。而随着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对儒家价值与富强的关系又有了新的解释。
近代西方因何富强
近代随着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国门，中国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惊醒。面对列强的入侵和积贫积弱的中国，从林则徐、严复、康有为、孙中山、胡适到毛泽东，一直在中西比较中寻求一条中国的富强之路。中国近现代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部中国人民谋求富强的历史。
近代的世界，为何欧美国家会崛起，主宰世界，而包括中国、南美诸国在内的其他地区则走上积弱之路，也是西方学者所津津乐道的话题。其中，富格逊在《文明世界》中，总结了西方之所以繁荣富强的六个“意念和行为”。而在他所列的六条里，既不包括“器物层”的坚船利炮，也不包括“制度层”的民主、法治等陈词，其所述或许不乏启发。其所列六条为：
竞争。富格逊认为这两三百年间欧洲经历文艺复兴、政治改革（君主立宪）、科学革命（理性主义抬头）、宗教改革（打破天主教的垄断）、法国和美洲革命、工业革命及建构选举制度，连串革新令欧洲政治百花齐放、各阶层自由竞争，各有所成，而中国则走向闭关自守之路。
科学。1440年左右德国古登堡发明活字印刷后，启迪心智的科学和人文著作在欧洲广泛流传，大大提高欧洲人的知识水平。科学的突破与普及，最后令武器性能大幅提高（期内的大杀伤力武器皆为欧洲人所发明）。而曾有过辉煌成就（如古代四大发明）的中国，因为政治腐败而无所成。
产权。17世纪英国在美洲殖民，其发展之所以远胜在西班牙统治下的南美诸国，主要理由是与英国殖民者带去源自洛克鼓吹的保障私产有关。而南美政治权力及经济财富高度集中的结果，扼杀了人民的自由意志和生产潜力，是为南美大多数国家至今仍落伍穷困的根源。
医学。19至20世纪的医术进步、药物发明，大大提高人寿、减轻甚至消灭疾病及降低夭折率，令全世界包括欧洲众多殖民地人民受惠。
消费。18及19世纪工业革命之后，英国成为典型的消费者社会。消费者社会与工业社会有互为因果的关系。富格逊认为，若没有“时装业”刺激消费者购买衣着并且季季更新，纺织业就无法兴旺而工业革命便难成气候。
工作伦理。德国社会学奠基者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提出新教工作伦理与隐藏在资本主义发展背后的某种心理驱力，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与基督教新教背景存在着某种相互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