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创立以来，党的事业就不断受到“左”右两方面的危害，而危害最频繁、最严重的，当推“左”。这当然也包括改革开放这十几年。历史和现实的双重教训，凝结为邓小平那振聋发聩的名言：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这就留给我们一个深刻而重大的课题：危害我们最甚韵，为什么不是右而是“左”?稍作思考，便可发现，右(这里仅指站在我们党和社会主义事业对立面的右)作为我们的天敌，一向为我们所警惕；右以反对和攻击我们党和社会主义事业为特征，易为我们所识别。因此，右往往是未及形成气候，便遭及时打击而夭折。“左”则不然。它以“革命”为外表，它有本本作依据，极易惑众，却不易识破；极易蔓延，却不易抵制。因此，“左”常常是在造成严重危害之后才为我们所察觉，甚至把我们坑害得苦不堪言仍不为我们所觉知。
　　再作琢磨，又可发现，“左”之比右更易泛滥，还在于，右的风险与代价极大，当事人轻则遭受批评、批判，重则招致惩处、法办。这就迫使其不得不权衡再三，断断不能轻举妄动，铤而走险。而“左”的东西，除少数例外，基本上没有风险，不用担心有什么不测。相反，当事人往往还能获得“坚持”、“高举”、“革命”、“可靠”等好感与信赖。即使当时或事后被公认是有害的“左”，个人也很少受到批评，更不用说惩处了。可以说，对“左”的过分宽容是“左”祸层出不穷的重要原因。难怪曾有“左”得不能再“左”的人，还以“左”为荣，大言不惭地说：有人说我们“左”，我们坦率地承认，我们就是左，我们是不带引号的左。
　　继则深思，还能发现，“左”之泛滥，常与反“右”有密切关系；反“右”愈烈，“左”之愈甚。原委在于，被反之“右”，其实非右；所谓的“右”，往往是“左”的臆造，“左”的歪曲。尤其是在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年代，这种现象极为普遍。例如，反对公社化、反对浮夸冒是“右”；反对“文革”、反对“阶级斗争为纲”被指责为“右”；联产承包、引进外资、发展私营经济、建立市场经济等等，也都被看成是“右”。这种“右”，实质是对“左”的纠正与抗争，是经过实践形成的正确认识和政策举措。这样反“右”的结果，只能导致更严重的“左”。长期以来，一而再、再而三地严重危害我们事业的“左”，正是在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右”过程中强化和延续下来的。
　　我们今天说“左”论右，不是为了嘲笑昨天，而是为了吸取历史教训。“左”对我们危害深重，像右一样可恶；要像恨右一样恨“左”；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既然反“左”纠“左”常被当成右而其实不是右，那就要慎用这个“右”字，以免它妨碍我们反“左”纠“左”，耽误我们对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是“左”是右，不要以过时的观念为标准，不要以固有的习惯为标准，不要以照搬的本本为标准，而只能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只要合乎“三个有利于”，那就既不是“左”，也不是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