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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名凸凹，本名魏平。诗人，小说家，编剧。著有《大师出没的地方》、《手艺坊》等8部诗集和《花蕊中的古驿》、《纹道》、《首街》（合集）等多部随笔集及批评札记集《字篓里的词屑》。小说见诸《中篇小说选刊》、《北京文学》等刊。30集电视连续剧《滚滚血脉》编剧。现居成都龙泉驿。
在藏彝羌民族走廊“带”上，先人们为民族迁徙、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常常南来北往、车水马龙，踩碾出了几条交通道路，其中一些叫“丝绸之路”，另一些叫“茶马古道”…… 张骞在西域惊讶地发现了从这条路上输送出去的大量蜀物，他的一番言说，让汉武帝十分惊喜，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打通从西南到印度的官道，由官方参与商业贸易。
当我们走进邛崃市平乐镇新兴街158号“杏林村”药店时，在药店内堂光线略暗的里屋，看见了熊老师。
不用说，熊老师是位安静的人，也不愧被称为老师，跟他才聊几句，他嘴里就冒出了“藏彝民族走廊”这一说法。
1978年秋天，费孝通先生在一次演讲中首次提出了“藏彝走廊”这一概念：“我们以康定为中心向北向南大体划出一条走廊。这条走廊正处于藏彝之间，隐藏着许多现在还活着的历史遗留，应当是历史与语言科学的一个宝贵源地。”
光阴之暮霭升起，高山之巅大河之上，我们一定能看见那在羊皮地图上寻找家园的巨大手指。
事实上，藏彝羌走廊上的许多文化事象至今未成公论，许多谜团尚存于史籍的空白处、泥土的掩藏下——光阴通过走廊，但未完全打开。
藏彝羌民族走廊
唐大和四年（公元830年），李德裕出任剑南西川节度使时，在成都西郊建筹边楼。据《通鉴》记载：“德裕至镇，作筹边楼，图蜀地形，南入南诏，西达吐蕃。”由此可见，当年的邛雅驿道，是画入“图蜀地形”之内的。女诗人薛涛有《筹边楼》诗云：“平临云鸟八窗秋，壮压西川四十州；诸将莫贪羌族马，最高层处见边头！”
薛涛此诗，把“筹边楼”写得巍峨宏大，气象万千；而且还告诫唐王朝的将军们：要持重筹边，切勿随意侵犯其他民族而引来战祸。否则，人们在筹边楼顶层就会看到边地的烽火了。
遥想汉代那位司马迁先生在写《史记·西南夷列传》时，一定边写边饮茶，并眯着眼睛遥想并疑惑于这条远古遗留下来的民族地带。
在藏彝羌民族走廊“带”上，远古先人们为民族迁徙、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常常南来北往、车水马龙，踩碾出了几条交通道路。后人们拨开草丛，在荒弃的遗迹上抚摸、辨析，发现一些叫“丝绸之路”，一些叫“茶马古道”。它们不仅是中央王朝执政用兵的官道，也是很早就与国际接轨的民间跨境商道。
熊老师从藏彝民族走廊说到骑龙山秦汉古道。当我们试探着询问他还有谁知道南丝路时，他说：“在平乐，如果我都不知道，那就没人知道了。”一个安静的人的自信，让人踏实。
熊老师叫熊永龄，中医世家，70岁，1957年在当教师时被打成右派，那年他19岁，成了邛崃年龄最小却排名首位的大右派。丢了教师饭碗后，他干起了照相的营生，正是这个“乡村摄影师”的职业，使他与古道结下了不解之缘。那时，他挎着相机，穿村过镇，专为乡民们拍照，走的正是乡间的古道。
他说，那时古道从邛崃市的孔明乡经骑龙山和临济镇，到名山县的中峰乡、百丈湖、油墙扁（茶马司），六七十华里的距离上，道路虽断断续续，却总是有的。后来由于“农业学大寨”修水田，路石才被拆用，现在仅骑龙山上的“马道子”还基本完好如初。
从成都出发去往印度
存留在平乐镇骑龙山城隍岗上那段古驿道遗址，是当时由成都经邛州、雅州通往吐蕃、党项、南诏等少数民族地区的交通要道之一，它既是“南丝路”的一段，也是“茶马古道”的一段，还是“灵关道”的一段，熊永龄等当地老人称其为“剑南道”或“马道子”。
平乐古镇坐落在骑龙山脚下、白沫江岸边。站在场镇旷坝，远望骑龙山廓线，在桔红色的晨曦中，它像一条青色的巨龙蜿蜒向南。据说，从前，骑在山脊上的古道墙垣，竟有着长城一样的模样。
“南丝之路”由古灵关道、五尺道和云南境内的永昌道共三条干线组合而成，全长2000多公里，四川成都为起点，云南腾冲为国内最后一个驿站，沿途设有众多官驿。
成都作为南丝路起点自是当之无愧。先秦时期，成都就是跨地区贸易的繁荣的工商业城市、自由都市；在早期蜀国城市体系中，商代的成都是次级城市，主要发挥工商业作用；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成都作为首要城市，是巴蜀之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张仪当年筑的“少城”内，除拥挤着穿戴奇装异服的各少数民族商人外，还布列着堆满蜀布、绸缎、邛杖等商品的大店显铺。
在这条古道上，巴蜀的丝绸、蜀锦、布匹、筇竹杖、工艺品、铁器等被源源不断销往东南亚、印度，印度和中亚的珠宝、琉璃被输入中国。同时，中外的哲学思想、宗教艺术亦在此路沿途传播，最终形成一条南传佛教的通途。
史料上记载的官家修筑此路的时间是秦代，打通其下段——由蜀地去印度的时间为东汉，这是指官道。至于民间交通路道，则可上溯至先秦时期。而从民族学、考古学、体质人类学的资料来看，早在旧、新石器时代，这条古道上就布满了人类的屐履。
令张骞惊诧的蜀地物产
当丝绸与珠宝隔着国境遥相对望，“南丝之路”就诞生了。
兼有“私奔专家”和“作赋高手”双重著名身份的司马相如当官后，被派回成都经略云贵“西南夷”地区，他驰马往复，为他获得爱情、写赋之外的功勋和荣耀的“第三条道路”，即官路，正是“南丝之路”。
但忙于与邛女卓文君谈情说爱、饮酒作赋的司马相如，并没有顾得上将这条道路的功劳告诉朝廷。朝廷知道这条道路，还是在公元前122年张骞出使西域归来之后的事——张骞在西域惊讶地发现了从这条路上输送出去的大量蜀物！这条丝路在汉代时称为“蜀身毒道”，蜀是四川，身毒是印度的古称。
关于张骞向汉武帝的报告，《史记·大宛列传》是这样记载的：“臣在大夏时，见邛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从蜀宜径，又无寇。”正是对这个汇报材料的记录，在古代文献中最早透露了巴蜀有通往国外的交通线的消息。
张骞的一番言说，让具有雄才大略而又好大喜功的汉武帝十分惊喜，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在“民道”的基础上打通从西南到印度的官道，由官方参与商业贸易，扩大疆土。基于这层考虑，武帝即封张骞为博望候，命其以蜀郡（成都）、犍为郡（宜宾）为据点，探索通往印度的道路。不过，这一举措的实施遭到西南少数民族的阻拦而未获成功。汉武帝遂举兵攻打西南夷、夜郎、滇等国及许多部落。但由于民族隔阂，以及昆明、隽等族的头人、酋长为了垄断丰厚的过境贸易而拼死抵抗，历经十余年，结果仅打通了从成都到洱海地区的道路。及至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哀牢人首领倾附朝廷，于滇西设置永昌郡后，东汉王朝“始通博南山，渡澜沧水”，官道南丝路终于全线贯通。
自此，南丝路上以海贝为货币的民间自由贸易走廊，变成了由中央王朝掌控的贸易线。《史记·西南夷列传》对秦汉前的记载是：“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笮马、僰僮、牦牛，以此巴蜀殷富。”
在藏彝羌民族走廊“带”上，先人们为民族迁徙、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常常南来北往、车水马龙，踩碾出了几条交通道路，其中一些叫“丝绸之路”，另一些叫“茶马古道”…… 张骞在西域惊讶地发现了从这条路上输送出去的大量蜀物，他的一番言说，让汉武帝十分惊喜，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打通从西南到印度的官道，由官方参与商业贸易。
当我们走进邛崃市平乐镇新兴街158号“杏林村”药店时，在药店内堂光线略暗的里屋，看见了熊老师。
不用说，熊老师是位安静的人，也不愧被称为老师，跟他才聊几句，他嘴里就冒出了“藏彝民族走廊”这一说法。
1978年秋天，费孝通先生在一次演讲中首次提出了“藏彝走廊”这一概念：“我们以康定为中心向北向南大体划出一条走廊。这条走廊正处于藏彝之间，隐藏着许多现在还活着的历史遗留，应当是历史与语言科学的一个宝贵源地。”
光阴之暮霭升起，高山之巅大河之上，我们一定能看见那在羊皮地图上寻找家园的巨大手指。
事实上，藏彝羌走廊上的许多文化事象至今未成公论，许多谜团尚存于史籍的空白处、泥土的掩藏下——光阴通过走廊，但未完全打开。
藏彝羌民族走廊
唐大和四年（公元830年），李德裕出任剑南西川节度使时，在成都西郊建筹边楼。据《通鉴》记载：“德裕至镇，作筹边楼，图蜀地形，南入南诏，西达吐蕃。”由此可见，当年的邛雅驿道，是画入“图蜀地形”之内的。女诗人薛涛有《筹边楼》诗云：“平临云鸟八窗秋，壮压西川四十州；诸将莫贪羌族马，最高层处见边头！”
薛涛此诗，把“筹边楼”写得巍峨宏大，气象万千；而且还告诫唐王朝的将军们：要持重筹边，切勿随意侵犯其他民族而引来战祸。否则，人们在筹边楼顶层就会看到边地的烽火了。
遥想汉代那位司马迁先生在写《史记·西南夷列传》时，一定边写边饮茶，并眯着眼睛遥想并疑惑于这条远古遗留下来的民族地带。
在藏彝羌民族走廊“带”上，远古先人们为民族迁徙、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常常南来北往、车水马龙，踩碾出了几条交通道路。后人们拨开草丛，在荒弃的遗迹上抚摸、辨析，发现一些叫“丝绸之路”，一些叫“茶马古道”。它们不仅是中央王朝执政用兵的官道，也是很早就与国际接轨的民间跨境商道。
熊老师从藏彝民族走廊说到骑龙山秦汉古道。当我们试探着询问他还有谁知道南丝路时，他说：“在平乐，如果我都不知道，那就没人知道了。”一个安静的人的自信，让人踏实。
熊老师叫熊永龄，中医世家，70岁，1957年在当教师时被打成右派，那年他19岁，成了邛崃年龄最小却排名首位的大右派。丢了教师饭碗后，他干起了照相的营生，正是这个“乡村摄影师”的职业，使他与古道结下了不解之缘。那时，他挎着相机，穿村过镇，专为乡民们拍照，走的正是乡间的古道。
他说，那时古道从邛崃市的孔明乡经骑龙山和临济镇，到名山县的中峰乡、百丈湖、油墙扁（茶马司），六七十华里的距离上，道路虽断断续续，却总是有的。后来由于“农业学大寨”修水田，路石才被拆用，现在仅骑龙山上的“马道子”还基本完好如初。
从成都出发去往印度
存留在平乐镇骑龙山城隍岗上那段古驿道遗址，是当时由成都经邛州、雅州通往吐蕃、党项、南诏等少数民族地区的交通要道之一，它既是“南丝路”的一段，也是“茶马古道”的一段，还是“灵关道”的一段，熊永龄等当地老人称其为“剑南道”或“马道子”。
平乐古镇坐落在骑龙山脚下、白沫江岸边。站在场镇旷坝，远望骑龙山廓线，在桔红色的晨曦中，它像一条青色的巨龙蜿蜒向南。据说，从前，骑在山脊上的古道墙垣，竟有着长城一样的模样。
“南丝之路”由古灵关道、五尺道和云南境内的永昌道共三条干线组合而成，全长2000多公里，四川成都为起点，云南腾冲为国内最后一个驿站，沿途设有众多官驿。
成都作为南丝路起点自是当之无愧。先秦时期，成都就是跨地区贸易的繁荣的工商业城市、自由都市；在早期蜀国城市体系中，商代的成都是次级城市，主要发挥工商业作用；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成都作为首要城市，是巴蜀之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张仪当年筑的“少城”内，除拥挤着穿戴奇装异服的各少数民族商人外，还布列着堆满蜀布、绸缎、邛杖等商品的大店显铺。
在这条古道上，巴蜀的丝绸、蜀锦、布匹、筇竹杖、工艺品、铁器等被源源不断销往东南亚、印度，印度和中亚的珠宝、琉璃被输入中国。同时，中外的哲学思想、宗教艺术亦在此路沿途传播，最终形成一条南传佛教的通途。
史料上记载的官家修筑此路的时间是秦代，打通其下段——由蜀地去印度的时间为东汉，这是指官道。至于民间交通路道，则可上溯至先秦时期。而从民族学、考古学、体质人类学的资料来看，早在旧、新石器时代，这条古道上就布满了人类的屐履。
令张骞惊诧的蜀地物产
当丝绸与珠宝隔着国境遥相对望，“南丝之路”就诞生了。
兼有“私奔专家”和“作赋高手”双重著名身份的司马相如当官后，被派回成都经略云贵“西南夷”地区，他驰马往复，为他获得爱情、写赋之外的功勋和荣耀的“第三条道路”，即官路，正是“南丝之路”。
但忙于与邛女卓文君谈情说爱、饮酒作赋的司马相如，并没有顾得上将这条道路的功劳告诉朝廷。朝廷知道这条道路，还是在公元前122年张骞出使西域归来之后的事——张骞在西域惊讶地发现了从这条路上输送出去的大量蜀物！这条丝路在汉代时称为“蜀身毒道”，蜀是四川，身毒是印度的古称。
关于张骞向汉武帝的报告，《史记·大宛列传》是这样记载的：“臣在大夏时，见邛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从蜀宜径，又无寇。”正是对这个汇报材料的记录，在古代文献中最早透露了巴蜀有通往国外的交通线的消息。
张骞的一番言说，让具有雄才大略而又好大喜功的汉武帝十分惊喜，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在“民道”的基础上打通从西南到印度的官道，由官方参与商业贸易，扩大疆土。基于这层考虑，武帝即封张骞为博望候，命其以蜀郡（成都）、犍为郡（宜宾）为据点，探索通往印度的道路。不过，这一举措的实施遭到西南少数民族的阻拦而未获成功。汉武帝遂举兵攻打西南夷、夜郎、滇等国及许多部落。但由于民族隔阂，以及昆明、隽等族的头人、酋长为了垄断丰厚的过境贸易而拼死抵抗，历经十余年，结果仅打通了从成都到洱海地区的道路。及至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哀牢人首领倾附朝廷，于滇西设置永昌郡后，东汉王朝“始通博南山，渡澜沧水”，官道南丝路终于全线贯通。
自此，南丝路上以海贝为货币的民间自由贸易走廊，变成了由中央王朝掌控的贸易线。《史记·西南夷列传》对秦汉前的记载是：“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笮马、僰僮、牦牛，以此巴蜀殷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