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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沙皇政府为弥补国内劳动力不足，通过中国的官僚买办，从中国东北、山东、河北等地的农民中招募了几十万人到俄国做工。这些华工主要从事修路、开矿、砍伐森林等重体力活，甚至直接被送到一战前线，给士兵们挖战壕。十月革命后，苏俄境内发生内战，西方国家趁机进行武装干涉，很多华工纷纷加入工人自卫队和红军，为保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作出了重要贡献。
伏尔加河畔的 “中国红鹰团”
1917年11月25日，苏俄内战爆发不久，在伏尔加上游卡玛矿区，中国人任辅臣受布尔什维克组织派遣，组织了一支由华工组成的武装，支持苏俄政权。后根据列宁签署的命令，这支部队被编为红军第三军第二十九步兵师第二百二十五团，任辅臣任团长，张清箫任第一营营长，桑来朝任第二营营长，潘白川任第三营营长。任辅臣是一名共产党员，也是乌拉尔中国国际支队的组织者。早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前，任辅臣就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成为一名布尔什维克。
1918年春，随着战事白热化，伏尔加河上游的红军第二师伤亡惨重，后勤保障也被切断。师长别列乌向红军总部求援。苏俄肃反委员会主席捷尔任斯基派对伏尔加河上游地理形势比较熟悉的任辅臣率部前去支援。
任辅臣所率战士多为原卡玛矿区矿工，他们勤劳聪明，肯于吃苦，与当地各阶层关系都比较融洽。利用这一有利条件，任辅臣派侦察员打入白匪军内部，借运送油料补给的机会，破坏了敌人大部分渡船和坦克的部件。战斗打响时，敌人原准备上膛的火炮拉不开栓，运兵船无法点火起航，顿时乱作一团，四散奔逃，伏尔加河保卫战取得胜利。别列乌特意为任辅臣团向红军总部请功。列宁在办公室看到这份电报后，左手习惯地插在马夹的腰部，高举右手转着圈子，慨叹道：“任辅臣！我们苏维埃军队中的一只红鹰，一只直冲云天的红鹰！”
根据列宁的指示，军事委员会颁发嘉奖令，授予任辅臣的中国军团为“红鹰团”。捷尔任斯基赶赴古士崴城主持颁授军旗仪式，这位目光犀利的苏俄肃反委员会主席与任辅臣紧紧拥抱，反复念叨：“格力范、格力范！”（俄语：真正的朋友）。
1918年11月29日，高尔察克分子集中11个团再次向皮尔姆发起攻势，主要进攻负责保卫维亚车站、古辅什斯克工厂和拉亚村地区的第二十九步兵师。中国团部署在下图拉。进攻的哥萨克是全俄9支哥萨克军中最彪悍的一支。双方在通向维亚的一些要冲展开了激战。由于力量太悬殊了，中国团被包围，除少数人突围外，绝大部分壮烈牺牲。任辅臣左臂负重伤，最后一粒子弹打完后，在参谋部车厢通台上被敌人用刀刺死。
红鹰团战败的噩耗传到红军总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斯维尔德洛夫扼腕长叹。一向处变不惊的捷尔任斯基拿着电话筒呆呆地伫立在写字台前。
维亚附近的战斗结束后，红鹰团的幸存者被编入红军其它部队，至此，该团不复存在。任辅臣的夫人张含光及3个孩子被接到莫斯科，受到列宁亲切接见。后根据张含光要求，1921年，苏俄政府派专车和卫兵送她和孩子回到中国。1988年，苏中友协正式邀请任辅臣的儿子、儿媳任栋梁夫妇访问苏联，他们作为最尊贵的客人在当年任辅臣战斗过的地方进行了参观访问。
1989年，苏联政府授予任辅臣一枚红旗勋章（苏联最高战斗勋章）。
北高加索的中国赤卫队
北高加索中国赤卫支队是当时捷列克苏维埃共和国所依靠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在苏联国内战争时期享有盛名，被人们称为是“列宁从莫斯科派来（高加索）的中国赤卫师”。
1918年春，中国工人赤卫支队在弗拉基高加索城的一个广场上正式成立。当时的北高加索领导人基洛夫登上几张板凳拼成的临时讲台，向赤卫队员们讲话。随后，把一面红旗授给了中国工人赤卫支队的支队长、共产党员包清山，还赠送给了包清山一支毛瑟枪和一只黑色的海泡石做的烟斗。包清山代表全体队员庄严宣誓：“革命的俄国是我们的第二祖国，我们誓为它的忠实的战士，誓为革命的士兵。”
赤卫支队每个人领到一支步枪和一套军装。有的来俄时还留着粗大的辫子，现在也剪掉了。他们以弗拉基高加索城中心区的一所小学为营房，学习射击和战术原理，担任守卫军火库、车站、银行等岗哨勤务。每逢自己民族的节日，赤卫队战士们常常举行晚会，大家在一起唱自己家乡的歌曲，吹奏芦笙或者跳腰鼓舞。
1918年7月，白匪军占领了高加索多个重要战略枢纽，形势严峻起来。南俄临时特命人民委员奥尔忠尼启则受列宁派遣，前来组织和领导高加索的革命部队。他指示用轻机枪武装这支中国支队，并把阿斯特拉罕和里海沿岸其他口岸来投军的中国渔民编进这个支队。随后，在进攻比切拉霍夫叛军过程中，中国支队参加了战斗。
据参加了此次战斗的伊·伊·波尼亚夫斯基回忆：“为占领马尔加河上的一座铁路桥，中国支队队员李振东带了几个会游泳的支队战士背着机枪和手榴弹，游过冰冷刺骨的高加索山上流下来的河水，绕过敌人警戒线，摸到了敌人守桥部队的后方，对敌人发动了突然袭击。就在守桥敌人还没弄清攻击来自哪里的时候，河对岸的工人保卫队趁机冲过来占领了铁桥。”
1919年初，邓尼金部下和英、土等国部队再次侵犯北高加索。处于兵力和装备双重劣势的红军为保存实力，向阿斯特拉罕撤退。中国支队随同撤退。对于这次撤退，时任苏俄东方面军司令员的奥尔德罗格印象深刻：“我们走了一个多月，零下30度的严冬，寒风刺骨，许多人把步枪都扔了。当我们抵达阿斯特拉罕时，发现中国支队不仅没有丢一支枪，反而捡起了别的部队丢弃的武器。最后他们甚至找到了十几挺重机枪！为此他们也留下了一些东西：350座草原上的新坟！他们是我见过最好的士兵……”
到达目的地后，地区负责人基洛夫指示把分散在前线各个师、团中的中国战士集中成立一个中国营，编入292节尔宾特狙击团。这个营大约有500人，杨雄任营长，共产党员蔡湘任政委。这年夏天，中国营随同狙击团开赴伏尔加河和顿河沿岸地区作战。1920年初，他们配合其他红军部队在诺沃切尔卡斯克和罗斯托夫近郊击溃了邓尼金的部队，解放了北高加索。 西伯利亚的“老头队”
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远东地区出现权力真空。1917年11月，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以保护侨民为借口，组成两个临时混成旅，出兵西伯利亚。一支驻哈尔滨，归关东军指挥；一支驻海参崴，由在伯力和其他战略要地的反苏俄白匪军策应。西伯利亚的中国伐木工、码头工在当地苏维埃的领导下，组成游击队，抗击日军和白匪军。其中比较有名的是中国的“老头队”。
“老头队”最初只有一百多人，其中中国人有七八十个，队长是俄国人安多姆，中国人陈柏川任副队长。其队名由来是安多姆的嘴唇上留着一撮小胡子，看起来像个老头。游击队的条件很艰苦，出没在深山密林，走到哪打到哪，没有固定的根据地，有时甚至几天都找不到吃的。不过，到1919年秋末，“老头队”还是发展到了500多人，中国人占到了一半。大家用的是日本造的枪械，穿的是从日本人手里缴获的黄皮夹克、大皮鞋。年底，“老头队”打了一个漂亮仗：全歼了尼基莱村的一个日本大队。
进攻发起前，他们采取疲劳战术，从夜里十二点开始，以排为单位，每隔10分钟放一枪，每次只打5发子弹，50分钟后，再换上另一排人再打。这样持续了3个钟头，最后敌人回应的枪声逐渐稀疏。游击队员趁机发起冲锋，高喊“乌拉”冲过小河，突入敌人阵地，全歼了日军两百多人。参加了此次战斗的陈柏川回忆说：“鬼子们大枪挂到脖子上，举着双手，从房子里、地堡里爬出来，嘴里还咿呀咿呀的直叫唤。”
到了1920年，随着形势好转，“老头队”正式解散。安多姆带着队中的苏联战士继续向赤塔方向追击敌人。陈柏川带着余下的中国战士随红军进入布拉戈维申斯克城，被正式编为红军，成立一个特别连，直属特别第一团。至此，这些打了几年游击战的人们，终于脱下破烂的杂色服装，换上崭新的红军服。完成整编后，这些中国战士继续随大部队追击敌人，直至把匪军和外国干涉军赶出苏联境内。
列宁卫队中的中国卫士
1919年初，由于在战场上的英勇表现， 70多名中国人被调往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彼得格勒的斯莫尔尼宫，担任列宁的卫队。
沈阳人李富清当时担任卫队的小组长。他们站岗每次4人，地点就在列宁的办公室外面台阶下。列宁进出时，有时会停下来打招呼。有意思的是，当时的中国战士文化基础差，加上语言隔阂，所以他们并不知道自己保卫的是什么人，只是觉得列宁非常亲切和蔼。据李富清回忆，有一次，列宁从办公室走出来换换空气，和他们几个中国战士拉起家常。列宁问他们吃的怎么样，住的习不习惯等，不知怎么的就问起了中国话怎么说。于是这几个人就告诉列宁“你好、吃饭、喝茶”等中文的发音。列宁一边学着说，一边从口袋里拿出笔和本子，迅速记下来。从这以后，列宁见到中国战士就用中文“你好”打招呼。
列宁对卫队中的中国人非常关心。一次，卫队给每个警卫战士发一双马靴。但李富清的马靴太大，去找管理员换，管理员不同意。于是，他和其他几个发了同样不合脚马靴的中国卫士商议，一起去找列宁。列宁给他们写了张纸条，并告诉他们，如果有事情还可以来找他。李富清他们拿着列宁的纸条去找管理员，管理员才同意带着他们来到库房，让他们自己挑。
到了1919年10月份，邓尼金的白军占领了乌克兰，直接向莫斯科进逼。苏维埃政权处在非常危险的时刻。列宁发出了“大家都去和邓尼金斗争”的口号。他的卫队也被调往南方，李富清等人随卫队开赴前线。临行前，列宁还召集卫队全体人员讲话，勉励战士们要英勇战斗，保卫苏维埃共和国，把白匪军彻底消灭干净。
李富清被分配在骑兵一军六师三十三团担任侦察班副班长。他在战斗中屡立战功，1922年春被送往骑兵六师文化学校念书，并加入了共青团。次年五一后，又被调往莫斯科军事学校学习。列宁逝世时，李富清作为莫斯科军事学校的学生代表，去给列宁守灵，见到列宁的遗体。
用鲜血赢得尊严
据苏联学者统计，1919年在苏俄红军、游击队及契卡（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行为非常委员会）中服务的华人达4万人；而以后在所有红军部队中，由中国人组建的部队不少于3个团、5个营及7个独立连，人数大约有5万多人。 而据北洋政府的档案资料，十月革命期间，大约有3万华工参加了红军。另据《申报》估计：“约计华侨曾入红军者5万余人，军官亦不下千人”。
这些过去被沙俄贵族和地主称为“杰姆耐·留其”（俄语意为愚昧无知的人），在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战斗中，展示出来的英勇、正直、忠诚，给他们的战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使他们得到了苏俄各级政府和党组织的无限信任。他们不但在一般红军部队中受到信任，而且被收进契卡和公共安全部门，参加反特和肃反工作。
苏俄内战结束后，参战的华工有的回到了中国，有的留了下来，加入了苏联国籍，参加苏联地方经济建设。留在苏联的中国人在许多方面都受到了特别照顾。在苏联发行的纸币上甚至印着“全方贫工之联合”（即“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的译文）几个中国字。
伏尔加河畔的 “中国红鹰团”
1917年11月25日，苏俄内战爆发不久，在伏尔加上游卡玛矿区，中国人任辅臣受布尔什维克组织派遣，组织了一支由华工组成的武装，支持苏俄政权。后根据列宁签署的命令，这支部队被编为红军第三军第二十九步兵师第二百二十五团，任辅臣任团长，张清箫任第一营营长，桑来朝任第二营营长，潘白川任第三营营长。任辅臣是一名共产党员，也是乌拉尔中国国际支队的组织者。早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前，任辅臣就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成为一名布尔什维克。
1918年春，随着战事白热化，伏尔加河上游的红军第二师伤亡惨重，后勤保障也被切断。师长别列乌向红军总部求援。苏俄肃反委员会主席捷尔任斯基派对伏尔加河上游地理形势比较熟悉的任辅臣率部前去支援。
任辅臣所率战士多为原卡玛矿区矿工，他们勤劳聪明，肯于吃苦，与当地各阶层关系都比较融洽。利用这一有利条件，任辅臣派侦察员打入白匪军内部，借运送油料补给的机会，破坏了敌人大部分渡船和坦克的部件。战斗打响时，敌人原准备上膛的火炮拉不开栓，运兵船无法点火起航，顿时乱作一团，四散奔逃，伏尔加河保卫战取得胜利。别列乌特意为任辅臣团向红军总部请功。列宁在办公室看到这份电报后，左手习惯地插在马夹的腰部，高举右手转着圈子，慨叹道：“任辅臣！我们苏维埃军队中的一只红鹰，一只直冲云天的红鹰！”
根据列宁的指示，军事委员会颁发嘉奖令，授予任辅臣的中国军团为“红鹰团”。捷尔任斯基赶赴古士崴城主持颁授军旗仪式，这位目光犀利的苏俄肃反委员会主席与任辅臣紧紧拥抱，反复念叨：“格力范、格力范！”（俄语：真正的朋友）。
1918年11月29日，高尔察克分子集中11个团再次向皮尔姆发起攻势，主要进攻负责保卫维亚车站、古辅什斯克工厂和拉亚村地区的第二十九步兵师。中国团部署在下图拉。进攻的哥萨克是全俄9支哥萨克军中最彪悍的一支。双方在通向维亚的一些要冲展开了激战。由于力量太悬殊了，中国团被包围，除少数人突围外，绝大部分壮烈牺牲。任辅臣左臂负重伤，最后一粒子弹打完后，在参谋部车厢通台上被敌人用刀刺死。
红鹰团战败的噩耗传到红军总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斯维尔德洛夫扼腕长叹。一向处变不惊的捷尔任斯基拿着电话筒呆呆地伫立在写字台前。
维亚附近的战斗结束后，红鹰团的幸存者被编入红军其它部队，至此，该团不复存在。任辅臣的夫人张含光及3个孩子被接到莫斯科，受到列宁亲切接见。后根据张含光要求，1921年，苏俄政府派专车和卫兵送她和孩子回到中国。1988年，苏中友协正式邀请任辅臣的儿子、儿媳任栋梁夫妇访问苏联，他们作为最尊贵的客人在当年任辅臣战斗过的地方进行了参观访问。
1989年，苏联政府授予任辅臣一枚红旗勋章（苏联最高战斗勋章）。
北高加索的中国赤卫队
北高加索中国赤卫支队是当时捷列克苏维埃共和国所依靠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在苏联国内战争时期享有盛名，被人们称为是“列宁从莫斯科派来（高加索）的中国赤卫师”。
1918年春，中国工人赤卫支队在弗拉基高加索城的一个广场上正式成立。当时的北高加索领导人基洛夫登上几张板凳拼成的临时讲台，向赤卫队员们讲话。随后，把一面红旗授给了中国工人赤卫支队的支队长、共产党员包清山，还赠送给了包清山一支毛瑟枪和一只黑色的海泡石做的烟斗。包清山代表全体队员庄严宣誓：“革命的俄国是我们的第二祖国，我们誓为它的忠实的战士，誓为革命的士兵。”
赤卫支队每个人领到一支步枪和一套军装。有的来俄时还留着粗大的辫子，现在也剪掉了。他们以弗拉基高加索城中心区的一所小学为营房，学习射击和战术原理，担任守卫军火库、车站、银行等岗哨勤务。每逢自己民族的节日，赤卫队战士们常常举行晚会，大家在一起唱自己家乡的歌曲，吹奏芦笙或者跳腰鼓舞。
1918年7月，白匪军占领了高加索多个重要战略枢纽，形势严峻起来。南俄临时特命人民委员奥尔忠尼启则受列宁派遣，前来组织和领导高加索的革命部队。他指示用轻机枪武装这支中国支队，并把阿斯特拉罕和里海沿岸其他口岸来投军的中国渔民编进这个支队。随后，在进攻比切拉霍夫叛军过程中，中国支队参加了战斗。
据参加了此次战斗的伊·伊·波尼亚夫斯基回忆：“为占领马尔加河上的一座铁路桥，中国支队队员李振东带了几个会游泳的支队战士背着机枪和手榴弹，游过冰冷刺骨的高加索山上流下来的河水，绕过敌人警戒线，摸到了敌人守桥部队的后方，对敌人发动了突然袭击。就在守桥敌人还没弄清攻击来自哪里的时候，河对岸的工人保卫队趁机冲过来占领了铁桥。”
1919年初，邓尼金部下和英、土等国部队再次侵犯北高加索。处于兵力和装备双重劣势的红军为保存实力，向阿斯特拉罕撤退。中国支队随同撤退。对于这次撤退，时任苏俄东方面军司令员的奥尔德罗格印象深刻：“我们走了一个多月，零下30度的严冬，寒风刺骨，许多人把步枪都扔了。当我们抵达阿斯特拉罕时，发现中国支队不仅没有丢一支枪，反而捡起了别的部队丢弃的武器。最后他们甚至找到了十几挺重机枪！为此他们也留下了一些东西：350座草原上的新坟！他们是我见过最好的士兵……”
到达目的地后，地区负责人基洛夫指示把分散在前线各个师、团中的中国战士集中成立一个中国营，编入292节尔宾特狙击团。这个营大约有500人，杨雄任营长，共产党员蔡湘任政委。这年夏天，中国营随同狙击团开赴伏尔加河和顿河沿岸地区作战。1920年初，他们配合其他红军部队在诺沃切尔卡斯克和罗斯托夫近郊击溃了邓尼金的部队，解放了北高加索。 西伯利亚的“老头队”
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远东地区出现权力真空。1917年11月，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以保护侨民为借口，组成两个临时混成旅，出兵西伯利亚。一支驻哈尔滨，归关东军指挥；一支驻海参崴，由在伯力和其他战略要地的反苏俄白匪军策应。西伯利亚的中国伐木工、码头工在当地苏维埃的领导下，组成游击队，抗击日军和白匪军。其中比较有名的是中国的“老头队”。
“老头队”最初只有一百多人，其中中国人有七八十个，队长是俄国人安多姆，中国人陈柏川任副队长。其队名由来是安多姆的嘴唇上留着一撮小胡子，看起来像个老头。游击队的条件很艰苦，出没在深山密林，走到哪打到哪，没有固定的根据地，有时甚至几天都找不到吃的。不过，到1919年秋末，“老头队”还是发展到了500多人，中国人占到了一半。大家用的是日本造的枪械，穿的是从日本人手里缴获的黄皮夹克、大皮鞋。年底，“老头队”打了一个漂亮仗：全歼了尼基莱村的一个日本大队。
进攻发起前，他们采取疲劳战术，从夜里十二点开始，以排为单位，每隔10分钟放一枪，每次只打5发子弹，50分钟后，再换上另一排人再打。这样持续了3个钟头，最后敌人回应的枪声逐渐稀疏。游击队员趁机发起冲锋，高喊“乌拉”冲过小河，突入敌人阵地，全歼了日军两百多人。参加了此次战斗的陈柏川回忆说：“鬼子们大枪挂到脖子上，举着双手，从房子里、地堡里爬出来，嘴里还咿呀咿呀的直叫唤。”
到了1920年，随着形势好转，“老头队”正式解散。安多姆带着队中的苏联战士继续向赤塔方向追击敌人。陈柏川带着余下的中国战士随红军进入布拉戈维申斯克城，被正式编为红军，成立一个特别连，直属特别第一团。至此，这些打了几年游击战的人们，终于脱下破烂的杂色服装，换上崭新的红军服。完成整编后，这些中国战士继续随大部队追击敌人，直至把匪军和外国干涉军赶出苏联境内。
列宁卫队中的中国卫士
1919年初，由于在战场上的英勇表现， 70多名中国人被调往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彼得格勒的斯莫尔尼宫，担任列宁的卫队。
沈阳人李富清当时担任卫队的小组长。他们站岗每次4人，地点就在列宁的办公室外面台阶下。列宁进出时，有时会停下来打招呼。有意思的是，当时的中国战士文化基础差，加上语言隔阂，所以他们并不知道自己保卫的是什么人，只是觉得列宁非常亲切和蔼。据李富清回忆，有一次，列宁从办公室走出来换换空气，和他们几个中国战士拉起家常。列宁问他们吃的怎么样，住的习不习惯等，不知怎么的就问起了中国话怎么说。于是这几个人就告诉列宁“你好、吃饭、喝茶”等中文的发音。列宁一边学着说，一边从口袋里拿出笔和本子，迅速记下来。从这以后，列宁见到中国战士就用中文“你好”打招呼。
列宁对卫队中的中国人非常关心。一次，卫队给每个警卫战士发一双马靴。但李富清的马靴太大，去找管理员换，管理员不同意。于是，他和其他几个发了同样不合脚马靴的中国卫士商议，一起去找列宁。列宁给他们写了张纸条，并告诉他们，如果有事情还可以来找他。李富清他们拿着列宁的纸条去找管理员，管理员才同意带着他们来到库房，让他们自己挑。
到了1919年10月份，邓尼金的白军占领了乌克兰，直接向莫斯科进逼。苏维埃政权处在非常危险的时刻。列宁发出了“大家都去和邓尼金斗争”的口号。他的卫队也被调往南方，李富清等人随卫队开赴前线。临行前，列宁还召集卫队全体人员讲话，勉励战士们要英勇战斗，保卫苏维埃共和国，把白匪军彻底消灭干净。
李富清被分配在骑兵一军六师三十三团担任侦察班副班长。他在战斗中屡立战功，1922年春被送往骑兵六师文化学校念书，并加入了共青团。次年五一后，又被调往莫斯科军事学校学习。列宁逝世时，李富清作为莫斯科军事学校的学生代表，去给列宁守灵，见到列宁的遗体。
用鲜血赢得尊严
据苏联学者统计，1919年在苏俄红军、游击队及契卡（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行为非常委员会）中服务的华人达4万人；而以后在所有红军部队中，由中国人组建的部队不少于3个团、5个营及7个独立连，人数大约有5万多人。 而据北洋政府的档案资料，十月革命期间，大约有3万华工参加了红军。另据《申报》估计：“约计华侨曾入红军者5万余人，军官亦不下千人”。
这些过去被沙俄贵族和地主称为“杰姆耐·留其”（俄语意为愚昧无知的人），在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战斗中，展示出来的英勇、正直、忠诚，给他们的战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使他们得到了苏俄各级政府和党组织的无限信任。他们不但在一般红军部队中受到信任，而且被收进契卡和公共安全部门，参加反特和肃反工作。
苏俄内战结束后，参战的华工有的回到了中国，有的留了下来，加入了苏联国籍，参加苏联地方经济建设。留在苏联的中国人在许多方面都受到了特别照顾。在苏联发行的纸币上甚至印着“全方贫工之联合”（即“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的译文）几个中国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