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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秋，我党建立了第一座秘密档案库（党内习惯称之为“中央文库”），珍藏的是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政府、中国工农红军早期最重要、最机密的文件资料。此后20年间，“中央文库”几经辗转，数易其手，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奇迹般地保存下来。为了这个堪称中共早期记忆的“一号机密”，一批英雄前仆后继地刻上了自己不朽的名字。
1926年7月，中共中央设立中央秘书处，内设文书科、会计科和交通科。其中，文书科的职责包括文件阅览、文件保管、文件油印密写及文件收发等相关工作。1927年10月，中共中央秘书处由武汉迁回上海后，各科工作人员居住的“联络点”改称为“处”。因此，文件保管处又被称为二处，地址位于上海公共租界戈登路1141号，这就是“中央文库”的前身。
1930年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央机关精简机构，科以下的“处”一律取消。当时，文件保管处已经集中了大约20余箱文件、资料，需长期安全保存，由于戈登路1141号比较安全，就暂时没有搬迁。中国共产党第一座秘密档案库就此建立，具体由中央秘书处文书科科长张唯一负责管理。张唯一素以老成持重著称，在党内有“老太爷”的雅号。
1931年1月，周恩来直接指导中央文库的工作。他发现文件、资料一包一捆地未加整理，当即指出“文件材料应条分缕析，进行分类整理”。鉴于文库接收的档案只是流水账，随收随登记，根本没有区分来源，周恩来对秘书处负责人说：“你们可以找阿秋（瞿秋白）谈谈，请他写一个文件处理办法。”
瞿秋白很快起草了一份《文件处置办法》，明晰周详地规定了党中央收集、保管文件资料的范围、内容，整理分类编目的原则、方法。这份《文件处置办法》，也就成了中共第一个档案工作规章制度。
1931年4月、6月，顾顺章、向忠发相继叛变，上海滩一时恶浪滔天，“中央文库”不得不紧急转移。张唯一雇了两辆黄包车，将文件分若干次运往法租界自家小石库门楼内。
1931年年底，周恩来前往中央苏区，张唯一调任中共上海执行局秘书处负责人，难以兼顾文库管理工作。经中共中央秘书处批准，调陈为人管理“一号机密”，由张唯一与之单线联系。
陈为人，1928年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1928年年底和1931年春，他在东北和上海两次被捕入狱，均经党组织营救出狱。1932年正式接手“中央文库”后，陈为人将隐蔽在“老太爷”家的文件档案秘密搬运至自己家中。按照1929年《中共中央关于秘密工作条例》的要求，“中央文库”对外要以“家庭化”的形式出现。
陈为人是湖南人，便开了一家湘绣店作为掩护，妻子韩慧英则在附近一所小学当教员。
20世纪30年代，党的活动据点频频遭到敌人破坏。在险恶的环境里，陈为人夫妇不知搬了多少次家。1935年2月，由于叛徒告密，张唯一被捕。两天后，不明情况的韩慧英按原计划前去接头，被守候在那里的特务逮捕。见妻子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回来，陈为人知道一定是出事了。但他的第一反应不是营救亲人，而是火速地转移“中央文库”。
党的秘密工作条例规定，存放档案必须是单幢房子。陈为人想尽办法，才找到小沙渡路合兴坊一幢免铺保的二层楼房，只是租金十分昂贵，每个月30块银元。那时，陈为人已经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中断了经费来源。尽管自己早已衣食无着，饥一顿饱一顿，但他仍克服困难，化名“张惠高”，以木材行老板的身份将房子租了下来。
陈为人本来就清贫，现在既要孤身保管“中央文库”，又要抚养三个未成年的孩子，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的他只好靠典当衣物来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到最后，他几乎把二楼的家具变卖一空，甚至连铁皮罐头盒之类的零星杂物都卖光了，全家每天以两餐红薯或山芋粥充饥。
为了不让房东察觉到他家的生活艰辛而引起怀疑，他的一楼摆设仍是老板的“表面风光”。可在吃饭时，他常常在饭碗上盖一片干鱼，端着上楼，快到楼门口时怕孩子们看见，再把鱼片藏起来。就这样，那片干鱼足足用了一个月。
1936年秋，陈为人终于与中央特科负责人徐强接上关系。陈为人早年在东北狱中得了肺病，接手“中央文库”后，又长期忍饥挨饿、缺医少药，病得更厉害了。为了陈为人的身体健康，也为了文库资料的安全，徐强决定立即转移全部文件。
1936年年底的一天，陈为人亲自押着两辆三轮车，把档案送到法租界顺昌里7号的一幢石库门房子。
移交完文件，陈为人回到家中突然大口吐血，昏倒在地。1937年3月12日晚，年仅38岁的陈为人去世。
从1937年起，“中央文库”由上海地下党情报系统保管。
首先接替陈为人负责“中央文库”保管工作的是徐强和他的妻子李云，他俩将具体管理任务交给了地下党员周天宝。
周天宝的姨夫是招商局官员，顺昌里整条弄堂20多栋楼房都是他姨夫的私产。他姨妈独自住在顺昌里7号的一栋带花园天井的楼房里，档案箱就存放在二楼。周天宝就近保管。
紧挨着顺昌里，后面是杜月笙、张啸林的公馆，都是上层社会有产者的宅邸，不远处还有嵩山路巡捕房。将库址选在这个地方，应该是相当安全的。哪知没过多久，7号院前面租给电影制片厂放胶片的房子不慎失火，连带着烧毁了存放档案箱的楼房一角。
周天宝抢救出文件，搬到自己的住处。可他那里是地下党秘密集会的联络点，来往人多。于是，“中央文库”再次被转移，暂存在邬裕昶皮件厂学徒工娄志美处。
1939年，徐强夫妇奉调延安，文库交由八路军驻沪办事处接管，由负责情报工作的吴成方领导，刘钊负责临时管理。
1940年秋，由1927年入党的老地下工作者缪谷稔接任“中央文库”负责人。2万余件库藏被当作“私人衣物”，运往英租界康脑脱路一幢独门小楼亭子间暂存。由于吴成方、缪谷稔与刘钊经常在一起商讨文库的管理工作，引起房东老太的猜疑，借口乡下儿媳要来住，要求他们将东西搬走。缪谷稔只好与妻子一起，把4大箱档案分散包装，雇黄包车从市中心运到新闸路金家巷嘉运坊1839号自己的家中。
保管“中央文库”的责任重、风险大，又由于生活特别清苦，不久，缪谷稔也因肺病转重卧床不起，1944年病逝时还不到40岁。
1942年夏，为让缪谷稔安心养病，吴成方决定派23岁的陈来生接管“中央文库”。
陈来生接手“中央文库”时，上海的日伪宪兵、特务、巡警在街头巷尾布设明岗暗哨，在交通要道拉铁丝网实行划地封锁。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陈来生发动全家，用竹篮、面粉袋等简陋工具“小鱼钻网眼”，将2万余件文件安全运到公共租界的新闸路赓庆里，借了过街楼下面一棚屋的阁楼，将档案藏在新做的夹壁墙内。
为了在掩护身份的同时又能贴补家用，陈来生在弄堂口摆了个炒货摊子。夜间，他的两个弟弟睡在阁楼上，寸步不离文库。两个多月后，党组织注意到新库址的弄堂口闲杂人员太多，决定迁库。陈来生立即遵照执行，经过一番寻找，发现成都北路972弄3号西厢房清静安全，就向岳父借钱将其租了下来，开了一家“向荣面坊”，专做面粉、切面生意。他在店里搭了间阁楼，把档案沿墙整齐地从地板一直码到顶棚，再顺着“墙”外钉一层木板，木板上糊几层报纸，“中央文库”变成了一堵夹壁墙。
陈来生最初接管文库时，吴成方告诉他，党组织现在也很困难，要他自己设法解决经费问题。于是，陈来生就和当时上海的许多失业者一样，带着家人“跑单帮”：在江湾镇黑市买几百斤生蚕豆，租锅灶炒熟后，全家人化装成小贩，秘密穿越日军封锁线，把熟豆子运到市内的小摊上出售。
抗战胜利后，1946年5月，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赴南京，国共开始新一轮谈判。当时，周恩来有着中国共产党谈判代表团团长的特殊身份，可以乘坐国民党方面的飞机往来于西安、重庆、南京之间。周恩来利用这个机会，将第一批5000余份历史文件送到延安。后来，国共谈判破裂，转移“中央文库”的计划只得暂时停止。
1948年，吴成方因身份暴露撤离上海，陈来生改由陈惠瑛领导。1949年5月上海刚刚解放，陈惠瑛就向市委第二书记刘晓汇报了“中央文库”的情况。
装包打捆统计几个月后，1949年9月初，陈来生亲自押着一辆胶轮车，将全部档案送到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再由上海市委转交华东局辦公厅。1950年2月下旬，全部文件被送至北京，上交中共中央秘书处。
（摘自《党史文苑》，有删节）
1926年7月，中共中央设立中央秘书处，内设文书科、会计科和交通科。其中，文书科的职责包括文件阅览、文件保管、文件油印密写及文件收发等相关工作。1927年10月，中共中央秘书处由武汉迁回上海后，各科工作人员居住的“联络点”改称为“处”。因此，文件保管处又被称为二处，地址位于上海公共租界戈登路1141号，这就是“中央文库”的前身。
1930年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央机关精简机构，科以下的“处”一律取消。当时，文件保管处已经集中了大约20余箱文件、资料，需长期安全保存，由于戈登路1141号比较安全，就暂时没有搬迁。中国共产党第一座秘密档案库就此建立，具体由中央秘书处文书科科长张唯一负责管理。张唯一素以老成持重著称，在党内有“老太爷”的雅号。
1931年1月，周恩来直接指导中央文库的工作。他发现文件、资料一包一捆地未加整理，当即指出“文件材料应条分缕析，进行分类整理”。鉴于文库接收的档案只是流水账，随收随登记，根本没有区分来源，周恩来对秘书处负责人说：“你们可以找阿秋（瞿秋白）谈谈，请他写一个文件处理办法。”
瞿秋白很快起草了一份《文件处置办法》，明晰周详地规定了党中央收集、保管文件资料的范围、内容，整理分类编目的原则、方法。这份《文件处置办法》，也就成了中共第一个档案工作规章制度。
1931年4月、6月，顾顺章、向忠发相继叛变，上海滩一时恶浪滔天，“中央文库”不得不紧急转移。张唯一雇了两辆黄包车，将文件分若干次运往法租界自家小石库门楼内。
1931年年底，周恩来前往中央苏区，张唯一调任中共上海执行局秘书处负责人，难以兼顾文库管理工作。经中共中央秘书处批准，调陈为人管理“一号机密”，由张唯一与之单线联系。
陈为人，1928年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1928年年底和1931年春，他在东北和上海两次被捕入狱，均经党组织营救出狱。1932年正式接手“中央文库”后，陈为人将隐蔽在“老太爷”家的文件档案秘密搬运至自己家中。按照1929年《中共中央关于秘密工作条例》的要求，“中央文库”对外要以“家庭化”的形式出现。
陈为人是湖南人，便开了一家湘绣店作为掩护，妻子韩慧英则在附近一所小学当教员。
20世纪30年代，党的活动据点频频遭到敌人破坏。在险恶的环境里，陈为人夫妇不知搬了多少次家。1935年2月，由于叛徒告密，张唯一被捕。两天后，不明情况的韩慧英按原计划前去接头，被守候在那里的特务逮捕。见妻子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回来，陈为人知道一定是出事了。但他的第一反应不是营救亲人，而是火速地转移“中央文库”。
党的秘密工作条例规定，存放档案必须是单幢房子。陈为人想尽办法，才找到小沙渡路合兴坊一幢免铺保的二层楼房，只是租金十分昂贵，每个月30块银元。那时，陈为人已经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中断了经费来源。尽管自己早已衣食无着，饥一顿饱一顿，但他仍克服困难，化名“张惠高”，以木材行老板的身份将房子租了下来。
陈为人本来就清贫，现在既要孤身保管“中央文库”，又要抚养三个未成年的孩子，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的他只好靠典当衣物来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到最后，他几乎把二楼的家具变卖一空，甚至连铁皮罐头盒之类的零星杂物都卖光了，全家每天以两餐红薯或山芋粥充饥。
为了不让房东察觉到他家的生活艰辛而引起怀疑，他的一楼摆设仍是老板的“表面风光”。可在吃饭时，他常常在饭碗上盖一片干鱼，端着上楼，快到楼门口时怕孩子们看见，再把鱼片藏起来。就这样，那片干鱼足足用了一个月。
1936年秋，陈为人终于与中央特科负责人徐强接上关系。陈为人早年在东北狱中得了肺病，接手“中央文库”后，又长期忍饥挨饿、缺医少药，病得更厉害了。为了陈为人的身体健康，也为了文库资料的安全，徐强决定立即转移全部文件。
1936年年底的一天，陈为人亲自押着两辆三轮车，把档案送到法租界顺昌里7号的一幢石库门房子。
移交完文件，陈为人回到家中突然大口吐血，昏倒在地。1937年3月12日晚，年仅38岁的陈为人去世。
从1937年起，“中央文库”由上海地下党情报系统保管。
首先接替陈为人负责“中央文库”保管工作的是徐强和他的妻子李云，他俩将具体管理任务交给了地下党员周天宝。
周天宝的姨夫是招商局官员，顺昌里整条弄堂20多栋楼房都是他姨夫的私产。他姨妈独自住在顺昌里7号的一栋带花园天井的楼房里，档案箱就存放在二楼。周天宝就近保管。
紧挨着顺昌里，后面是杜月笙、张啸林的公馆，都是上层社会有产者的宅邸，不远处还有嵩山路巡捕房。将库址选在这个地方，应该是相当安全的。哪知没过多久，7号院前面租给电影制片厂放胶片的房子不慎失火，连带着烧毁了存放档案箱的楼房一角。
周天宝抢救出文件，搬到自己的住处。可他那里是地下党秘密集会的联络点，来往人多。于是，“中央文库”再次被转移，暂存在邬裕昶皮件厂学徒工娄志美处。
1939年，徐强夫妇奉调延安，文库交由八路军驻沪办事处接管，由负责情报工作的吴成方领导，刘钊负责临时管理。
1940年秋，由1927年入党的老地下工作者缪谷稔接任“中央文库”负责人。2万余件库藏被当作“私人衣物”，运往英租界康脑脱路一幢独门小楼亭子间暂存。由于吴成方、缪谷稔与刘钊经常在一起商讨文库的管理工作，引起房东老太的猜疑，借口乡下儿媳要来住，要求他们将东西搬走。缪谷稔只好与妻子一起，把4大箱档案分散包装，雇黄包车从市中心运到新闸路金家巷嘉运坊1839号自己的家中。
保管“中央文库”的责任重、风险大，又由于生活特别清苦，不久，缪谷稔也因肺病转重卧床不起，1944年病逝时还不到40岁。
1942年夏，为让缪谷稔安心养病，吴成方决定派23岁的陈来生接管“中央文库”。
陈来生接手“中央文库”时，上海的日伪宪兵、特务、巡警在街头巷尾布设明岗暗哨，在交通要道拉铁丝网实行划地封锁。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陈来生发动全家，用竹篮、面粉袋等简陋工具“小鱼钻网眼”，将2万余件文件安全运到公共租界的新闸路赓庆里，借了过街楼下面一棚屋的阁楼，将档案藏在新做的夹壁墙内。
为了在掩护身份的同时又能贴补家用，陈来生在弄堂口摆了个炒货摊子。夜间，他的两个弟弟睡在阁楼上，寸步不离文库。两个多月后，党组织注意到新库址的弄堂口闲杂人员太多，决定迁库。陈来生立即遵照执行，经过一番寻找，发现成都北路972弄3号西厢房清静安全，就向岳父借钱将其租了下来，开了一家“向荣面坊”，专做面粉、切面生意。他在店里搭了间阁楼，把档案沿墙整齐地从地板一直码到顶棚，再顺着“墙”外钉一层木板，木板上糊几层报纸，“中央文库”变成了一堵夹壁墙。
陈来生最初接管文库时，吴成方告诉他，党组织现在也很困难，要他自己设法解决经费问题。于是，陈来生就和当时上海的许多失业者一样，带着家人“跑单帮”：在江湾镇黑市买几百斤生蚕豆，租锅灶炒熟后，全家人化装成小贩，秘密穿越日军封锁线，把熟豆子运到市内的小摊上出售。
抗战胜利后，1946年5月，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赴南京，国共开始新一轮谈判。当时，周恩来有着中国共产党谈判代表团团长的特殊身份，可以乘坐国民党方面的飞机往来于西安、重庆、南京之间。周恩来利用这个机会，将第一批5000余份历史文件送到延安。后来，国共谈判破裂，转移“中央文库”的计划只得暂时停止。
1948年，吴成方因身份暴露撤离上海，陈来生改由陈惠瑛领导。1949年5月上海刚刚解放，陈惠瑛就向市委第二书记刘晓汇报了“中央文库”的情况。
装包打捆统计几个月后，1949年9月初，陈来生亲自押着一辆胶轮车，将全部档案送到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再由上海市委转交华东局辦公厅。1950年2月下旬，全部文件被送至北京，上交中共中央秘书处。
（摘自《党史文苑》，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