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自小至今喜欢听老人讲故事，尤其是比我年长四五十岁的老人讲故事，我往往听得津津有味。在1982年至2002年的20年间，因工作的需要，我有机会听了近百位中共历史老人回忆各自的峥嵘岁月，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几位堪称革命家兼文化人如任泊生（1909-1990）、杨康华（1915-1991）、袁溥之（1904-1994）、谭天度（1893-1999）、欧阳山（1908-2000）、杜襟南（1916-2012）等人讲的故事。当然，这个时候听革命老人讲革命故事，与童年听奶奶讲童话故事的情境是不一样的了，不仅会追问故事的结局，而且会对故事提出疑问、乃至整理和重构。杜襟南老人讲故事与其他老同志有一个不同之处，就是讲故事的过程中，时不时拿出一张小纸片或一个小本子，把口述故事和文字史料互相印证和对照。
1984年初冬，在中共广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持的“南石头监狱斗争座谈会”上，我第一次听杜老讲故事。在一连数日的座谈会上，我都在埋头作记录，至今仍保留下来的记录本上有刘志远、万明、莫琼兰、杨甫、曾若空、祝明秋、冯扬武、郑素明和杜老等人所讲的故事。初次看见杜老，觉得比其实际年龄要年轻一点，是典型革命干部和老文化人的样子，尽管戴着眼镜，但依然能透过眼镜看到一双深邃而有神采的眼睛。杜老个子较为矮小，清瘦洁净，步履轻盈，身上穿一套半新半旧的灰色干部服，脚上穿的是一对黑布鞋。那时物质很匮乏，座谈会只有清茶一杯。有一次，杜老从书包里拿出一堆果皮薄薄的甜砂糖桔，大家都吃得很开心。杜老所讲故事的题目叫“从‘力社’到南石头”，他从被捕前十年内战中期广州白色恐怖的历史背景说起，讲了参与发起青年文艺团体“力社”、“力社”的文艺活动及被押送到宪兵司令部和转关至南石头监狱的经过，等等。
杜老在讲到南石头监狱斗争时有一点与其他老同志不同的地方，就是详细回顾了狱中的读书生活。记得他看着手上的几张小纸片（字写得特别小，可能跟他长期从事地下机要工作有关），念了大约超过一百本古今中外的名著，其中我听过书名的大约只有五分之一。杜老说：“南石头真是一所革命大学，在那里我得到了很好的锻炼。”那时我走出校门刚刚两年，自以为也读了一些书，听了杜老狱中读书的故事，真的是有些惭愧的。杜老还当场激动朗读了他18岁时在狱中写的一首诗：“生逢离乱世，羁陷复何奇！囚徒等闲耳，断头亦不悲。”埋头记录的我，不禁插上一句“狱中大学、广东红岩”，杜老听后哈哈大笑，脸上有些得意和自豪地说：“比红岩早20年啊！”
在座谈会上，早于杜老在1927年广州“四一五”事件后被捕入狱的万明等人谈到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熊雄（1892-1927）入狱后不久就被杀害的经过，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深切回忆了熊雄如何在狱中点燃斗争火种，还深情地吟咏了这位自号为“铁血书生”的中共早期著名革命烈士的诗词。因为这些革命前辈的方言和口音不太好懂，也限于我当时的水平和阅历，能整理出完整可用的内容并不多，因此还特地请教了杜老。
尽管后来主要根据座谈会各位当事人口述资料编辑出版的《南石头监狱的斗争》一书没有收录熊雄的诗词资料，然而当年经请教杜老并整理下来有关熊雄的零星史料我还是保存了下来，并在20多年后发挥了作用。2010年夏天，我为寻找叶剑英早期的诗文资料，翻阅了云南官印局大约出版于1922年初的《剑余诗集》，无意中读到该书中刊发的署名披素的16首诗作，感到似曾相识，于是翻箱倒柜地找到尘封的座谈会的相关记录本对照，还真是熊雄的佚诗。不久，写成《熊雄佚诗的发现和解读》，并发表于《党史博览》2012年第3期。文章发表后，我接到熊雄的侄子、熊雄传记的作者熊巢生同志的电子邮件，他也不知道熊雄写有这些诗作。
座谈会结束后几年，在杜老和蔡洛同志的指导下，《南石头监狱的斗争》一书终于在1988年的春天印行了。同年夏天，我根据座谈会记录的资料写成的《黑牢浩气贯长虹——广州南石头监狱斗争记实》发表在《中华英烈》双月刊1988年第4期上。记得定稿之前我曾就文中的一个内容请教杜老。座谈会有老同志曾谈到梁漱溟到监狱演讲的故事，称他是“阶级调和文人”，说他被当局聘请为“惩教犯人总顾问”。梁氏对狱中的政治犯大讲慈悲和戒律，说：“人生有四欲，即求知欲、占有欲、事业欲、性爱欲。满足了四欲就是幸福，否则就是痛苦。只要你们承认是共产党并保证今后洗心革面，就能得到四欲的满足。我愿意担保你们出狱。”时值梁漱溟刚去世，为梁氏叫好的文章十分流行，关于梁氏与毛泽东的故事也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因此我问杜老文中这小段文字是否删掉，杜老很严肃地说：“梁某是精神方面的杀手！这段史料要保留。”令我感到惊奇的是当期《中华英烈》的“卷首语”在介绍这篇文章中也使用了“精神杀手”一词：“看看这些民族精华当年是怎样与梁漱溟等‘精神杀手’ 们较量的吧！不要以为真正的英雄早已长眠，不要以为几滴笔墨就能把不光彩的角色捧为忧国忧民之士从而堂皇地从历史耻辱柱上解脱。不，记忆的钢钉永远不会松动，记忆的火山永远都会喷发熔岩。”
杜老的家在白云宾馆后面淘金坑的一座电梯旧楼房里，拜访杜老时，不时看到一些穿着朴素的老干部和老文化人模样的人在小院子里进出和聊天，看样子楼房应是建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感觉杜老住得不宽敞，估摸相当于机关的处级干部房子，而且光线也不好，客厅狭窄。但我每次坐在杜老的客厅里却总是有一种如沐春风的的暖意和好心情，因为依然是杜老的故事吸引着我。杜老的夫人黄梅同志的书法写得很好，在老同志中间是很有口碑的。客厅中时而可以欣赏到老人家的作品，我尤其喜欢她的一丝不苟的楷书。
1990年代中后期，我曾经用较大的精力和较多的时间阅读粤港抗战文化史料，发现其中一些人物和事件与官方出版物的记载有出入，例如对关于东江游击队和所谓“抢救文化人”的一些史料的疑问、战时居港内地文化人的矛盾和周恩来的态度，等等。带着相关的问题，我多次到杜老的府上请教他老人家。2000年5月，我请杜老谈谈“抢救文化人”途中著名文化人茅盾在东江的实际情况。 茅盾是被“抢救”的知名人物之一，他从1942年1月9日开始离开香港，途中在广东东江地区度过1个多月时间，3月9日，从粤北曲江乘火车抵桂林。六七年之后，茅盾“1948年9月，追记于香港”、“1949年8月，修改于北京饭店”的《脱险杂记》，详细地回忆了他自己在东江的经历、游击队的艰苦生活，生动地记述游击队护送和接待文化人的经过等等。他高度评价了游击队的营救活动：“到了正月九日，离开香港的机会已经成熟云云，就是说，种种布置已经妥帖了。从这一天起，就开始了抗战以来（简直可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在东江游击队的保护与招待之下，几千文化人安然脱离虎口，回到内地”。书中还写到游击队领导人曾生请他们吃狗肉和游击队战士为他们站岗的细节。在茅盾的其他文章中也有类似的回忆。人们从中似乎可以得出茅盾在东江的日子里，心情是愉快的，与游击队的关系融洽的结论，然而如果再阅读更多的历史记载，就会发现事情原来并非如此。
我看过一段胡风的回忆史料：“在大山寮时，有一次，胡绳从队部回来，闲聊中说昨天在队部吃到了果子狸，等。谁知这下刺激了茅盾。他借此发牢骚说，日军进香港前，文艺方面的党员负责人把C.P.发下的避难费（外币）都分了给自己接近的人，不接近的人（他当然是一个了）都不给，云。他这一说弄得大家的情绪都很不好。我也是相信他这说法的”。香港沦陷前后，周恩来致香港有关人员的紧急电报中表现他对经费问题的关切，并有两次提到疏散朋友用钱问题。在一封未注明时间但从内容判断应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之际发出的致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的电报中指出：“港中存款全部提出，一切疏散及帮助朋友的费用，均由你们分别负责开支，并经过你们三人会议决定动用，存款共有多少，望告”。1941年12月20日周致张唯一转廖、刘电报提到：“在港所存汇款如何解决，是多少……请唯一问少文即覆”。至于具体分发到各位文化人手里的疏散费，可能就像今天公司老板给员工“包红包”、发奖金一样，有无和多少的问题，彼此之间大概也只能靠猜测。根据胡风的回忆，文化人的疏散费是没有发给茅盾的。
胡风提到的香港沦陷前“文艺方面的党员负责人”指的是夏衍。香港沦陷后，夏衍比茅盾早几天离开香港，走的是不同的路线，而且夏衍等人是由潘汉年系统的人员陈曼云等护送经澳门脱险的。杜老当时是东江游击队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参加接待文化人工作。他对我说：“逃难途中的茅盾对夏衍非常不满意，火气大得很。在白石龙，他曾当我和其他人的面说：‘夏衍负责港文化人工作，不出声地自己跑了，毫不负责，我要报告中央开除他的党籍。’从茅盾这句话，也可以看出他矛盾的人格，须知此时的茅盾不在党内，而是党外民主人士，而他却依然以一个布尔什维克自居的。”
相关史料记载，在东江茅盾心情相当烦躁不安，也急于离开东江到大后方，对游击队的护送安排并非很满意，不时有一些在游击队看来是不利于安全的行动。1942年农历大年除夕（2月14日）的深夜， 历尽千辛万苦的茅盾夫妇等20多人到达惠州。卢伟如曾回忆茅盾离开惠州时与护送人员的“不合作”情况：“从惠州到老隆，主要是水路。农历正月初三（2月17日）， 我们护送茅盾这一批文化人上船。上船的码头是在惠州的中山公园望江亭后面。当茅盾经过中山公园，看到园内矗立着廖仲恺纪念碑和黄埔军校东征阵亡将士纪念碑时，不禁心血来潮，诗兴大发，竟站在纪念碑前慷慨激昂地朗诵起诗来！我在一旁可着了急。他这样书生气十足，哪还像个做生意的‘商人’呢？如果引来人围观，很容易暴露身份。我赶紧上前小声劝阻，不料茅盾却发起脾气来。”茅盾一行，沿东江逆流而上。元宵节（3月1日）到达老隆。然后搭上去曲江的军用卡车。3月9日，茅盾夫妇从曲江乘火车到桂林，正好距他们离开香港两个月。同一天，中共粤北省委致电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书记方方转南方局并中共中央，谈了茅盾从香港撤退在东江途中的情况：“原劝他隐蔽一时待机，但他极不满，认为我们策略怕他跑到国民党区去藉词挽留他。因为沿途照料有不好之处，大发牢骚，以为此次招待都是为得扩大我党影响而已。经解释仍如此，现已转桂林。”
杜老解释说：“对茅盾等文化人的照料虽有不周之处，但文化人对游击队的困难了解也不够。文化人‘害得’我们好苦啊。当时部队正处在恢复时期，人数不多，装备差，地盘也不大，抢救工作非常艰苦。那时日军南进，一天到晚火车都载着军火南下。这是伏击敌人的好机会，只要伏击一趟列车，便可得到好多的武器装备。然而，党中央指示，在抢救文化人期间，不准惊动敌人，怕敌人反过来打我们，影响文化人的安全。”
杜老还让笔者看他珍藏了58年的当年茅盾写给他的字条，并赠送我一份复印件：“我的跑鞋（新的）太小，走长路脚痛，现拟掉（原文如此——笔者）换一双较长的，（听说部队有胶底鞋），不知可否？兹附上脚寸，倘换得后，即将我的鞋子换上奉还。又：部队中所用棉军服，可否借一件穿穿。（请照附上之尺寸）茅盾。”字条的背面有杜襟南写上的字样：“40码胶鞋一对，棉衣一件”。从杜老的回忆和字条传递出来的信息，可以推断：战乱中无论文化人还是游击队都很艰苦，护送人员也许问寒问暖不够，但对文化人的要求还是尽量满足。
我问杜老：“那又如何解释茅盾后来回忆东江生活时所说的那么多好话呢？”杜老说：“其实道理并不复杂，以茅盾后来所回忆的自己在东江生活的那些好话为例。这段话也没有错，它是历史真实的另一面，也可以说是回顾历史时茅盾的真心话。因为人的境遇不同，心情不同，地位不同，氛围不同，对过去所发生的事情看法也就不一样了，况且原来一些事情本来就是误解所致。新中国成立前夕的茅盾是春风得意的茅盾。在香港，他积极参加民主活动，为打倒蒋家王朝，建立新中国而呐喊，情绪是奋发激昂的。记得他为1948年元旦写了新年献词是连题目都显得很有诗意的《祝福所有站在人民这一边的！》。在北平，他更是以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主人公身份，参与了许多国家大事，成为首次文代会和首届政协会议的重要角色。在这种情况下，茅盾对于在东江的历史记忆，无论‘追记于香港’还是‘修改于北京饭店’，自然而然会注意身份，因角度不同而有所‘增删’。” 真实的历史往往是引人入胜的。受杜老所讲故事的启发，并结合相关史料，我写成了《在东江的“另一个”茅盾》，发表于《广东党史》双月刊2000年第5期。后来，该刊主编刘子健同志告诉我，老文化人杜埃的夫人曾向他询问过此文的相关情况。
有历史学者说，读传记不如读年谱，读年谱不如读日记。2002年初夏以后，因为工作性质的改变，我很少参加类似此前的一些聚会活动，所以和杜老见面的机会很少了。尽管如此，我与杜老的联系并没有中断。2001年春，杜老通过黄穗生同志送给我一套三册《人间世——陈嘉（杜襟南）日记初叶》（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2000年11月编印，准印证号：（99）穗印准字0349号，印数400册）。这套珍稀的日记曾让我手不释卷，读得兴趣盎然。读杜老日记，如同听杜老讲故事。读到什么有趣的故事或有怀疑的问题，我还会打电话向杜老请教。
此时我开始参加《叶剑英研究》编委会的活动，读书时下意识地关注叶帅的史料，我发现新中国成立前后的杜老日记有相关史料。杜老曾在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华南分局负责机要工作。1949年夏秋，杜老随方方从香港到江西参加叶帅主持的赣州会议，又随叶帅回广州工作，1950年秋上调中央办公厅。这一年时间，正是叶帅离开北平南下广州的头一年，也正是杜老在叶帅身边工作的可贵和唯一的一年。相应的，杜老日记真实地记录了一位身边工作人员眼里的叶帅。杜老日记不少涉及华南分局和叶帅的记载，有其独特的见微知著的史料价值。
2007年2月1日，我最后一次到杜老家里听他讲故事，并拍了几张照片。我把刚刚完成初稿的《见微知著：读杜襟南新中国成立前后日记》一文的基本结构和主要内容向杜老作了汇报。杜老拿出50多年前的日记原件，时而轻声读着日记，时而解答我的一些问题。为了让我更好地理解日记内容，老人家给我讲了与日记相关的赣州会议、南北会师、叶帅讲话、广州解放、陈光事件、军地矛盾、土客争论等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广东党史故事。根据杜老所讲的故事，我对文章初稿作了进一步修改。《广东党史》（双月刊）同年第5期和第6期，以《读杜襟南1950年日记》为题，连载发表了文章的主要内容。杜老读后这篇文章表示认可，还在电话中讲了几句鼓励的话。
后来，由于曾庆榴同志的关照，我还得以参加两次在白云宾馆举行的以杜老为主角或中心的小聚会，一次是为杜老祝寿，具体日期想不起来了，但记得在这次聚会上还见到杨奇同志。还有一次记得起具体日子，是2010年3月10日，旧历正月廿五，一个天朗气清的春日，上午，有杜老和黄梅同志、曾庆榴同志，还有刘子健、黄穗生、杨苗丽同志。聚会快要结束时，我拿出笔记本请杜老写几个字。94岁高龄的杜老略为想了一想，写了“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小伦同志留念 杜襟南 2010.3”。这是朱熹的《春日》名句。大家都很开心，我就更不用说了。
如果套用一个流行词“学习型政党”，杜老可真是一个“学习型个人”。老人家一生爱书，90岁以后还时常在保姆的陪同下到书店看书、买书。我也喜欢书，因此有过两次在书店与杜老不期而遇的幸福时光。一次是在东风东路的学而优书店，我看到戴着眼镜穿着宝蓝色织锦唐装的杜老在专心低头看书，身边站着像从前的书童一样的手里拿着老人已经选购的图书的小保姆。刹那间，我真的有点感动，其中的原因，是眼前这一少见的悠闲雅致的情景。我没有和老人家打招呼，而是静静地时而低头看书，时而抬头欣赏这幅让人感到温暖的景致，直到杜老离开书店。杜老走后，我又觉得刚才没有向杜老问好不对，内心还真有点纠结。还有一次是在此之前，在天河的广州购书中心卖社科类图书的一楼东边，大约是上午十点多十一点的时候，这次我走到杜老的身边，低声问候老人家。中午时，我请杜老，还有随行的小保姆，来到书店附近的天河城六楼一间茶餐厅，吃了个简单的午餐。我占用杜老中午吃饭的时间听老人家讲故事。
诗人臧克家为纪念鲁迅而作的《有的人》开头两句说，“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杜老离开人间已经一年了，但他依然活在我们的心中！我读杜老的《人间世》，感觉像从前一样，在听老人家讲故事。杜老说，他借用《庄子》一题“人间世”作为1950年以前的日记的题目，而1951年以后的日记还要借用《庄子》的另二题“大宗师”、“逍遥游”为题目。杜老的《大宗师》、《逍遥游》我什么时候能读到呢！
我还想继续听杜老讲故事，但这已经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美梦了！
注释：
①杜襟南（1916-2012），共产党员、老红军、原广州市社会科学院院长。1933年组织进步文学团体“力社”，宣传进步思想，同年12月被捕入狱，1935年5月出狱。抗战爆发后，参与发起建立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随后参加东江纵队，1942年任东江纵队电台政委，负责东江纵队的机要电台和与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秘密联系。日本投降后，被派往香港从事党的秘密电台工作。1949年广州解放时，负责中央军委与华南分局之间的电报往来。解放后，调到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局工作，1982年调回广州，筹建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并担任首任院长，直至1989年离休。
1984年初冬，在中共广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持的“南石头监狱斗争座谈会”上，我第一次听杜老讲故事。在一连数日的座谈会上，我都在埋头作记录，至今仍保留下来的记录本上有刘志远、万明、莫琼兰、杨甫、曾若空、祝明秋、冯扬武、郑素明和杜老等人所讲的故事。初次看见杜老，觉得比其实际年龄要年轻一点，是典型革命干部和老文化人的样子，尽管戴着眼镜，但依然能透过眼镜看到一双深邃而有神采的眼睛。杜老个子较为矮小，清瘦洁净，步履轻盈，身上穿一套半新半旧的灰色干部服，脚上穿的是一对黑布鞋。那时物质很匮乏，座谈会只有清茶一杯。有一次，杜老从书包里拿出一堆果皮薄薄的甜砂糖桔，大家都吃得很开心。杜老所讲故事的题目叫“从‘力社’到南石头”，他从被捕前十年内战中期广州白色恐怖的历史背景说起，讲了参与发起青年文艺团体“力社”、“力社”的文艺活动及被押送到宪兵司令部和转关至南石头监狱的经过，等等。
杜老在讲到南石头监狱斗争时有一点与其他老同志不同的地方，就是详细回顾了狱中的读书生活。记得他看着手上的几张小纸片（字写得特别小，可能跟他长期从事地下机要工作有关），念了大约超过一百本古今中外的名著，其中我听过书名的大约只有五分之一。杜老说：“南石头真是一所革命大学，在那里我得到了很好的锻炼。”那时我走出校门刚刚两年，自以为也读了一些书，听了杜老狱中读书的故事，真的是有些惭愧的。杜老还当场激动朗读了他18岁时在狱中写的一首诗：“生逢离乱世，羁陷复何奇！囚徒等闲耳，断头亦不悲。”埋头记录的我，不禁插上一句“狱中大学、广东红岩”，杜老听后哈哈大笑，脸上有些得意和自豪地说：“比红岩早20年啊！”
在座谈会上，早于杜老在1927年广州“四一五”事件后被捕入狱的万明等人谈到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熊雄（1892-1927）入狱后不久就被杀害的经过，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深切回忆了熊雄如何在狱中点燃斗争火种，还深情地吟咏了这位自号为“铁血书生”的中共早期著名革命烈士的诗词。因为这些革命前辈的方言和口音不太好懂，也限于我当时的水平和阅历，能整理出完整可用的内容并不多，因此还特地请教了杜老。
尽管后来主要根据座谈会各位当事人口述资料编辑出版的《南石头监狱的斗争》一书没有收录熊雄的诗词资料，然而当年经请教杜老并整理下来有关熊雄的零星史料我还是保存了下来，并在20多年后发挥了作用。2010年夏天，我为寻找叶剑英早期的诗文资料，翻阅了云南官印局大约出版于1922年初的《剑余诗集》，无意中读到该书中刊发的署名披素的16首诗作，感到似曾相识，于是翻箱倒柜地找到尘封的座谈会的相关记录本对照，还真是熊雄的佚诗。不久，写成《熊雄佚诗的发现和解读》，并发表于《党史博览》2012年第3期。文章发表后，我接到熊雄的侄子、熊雄传记的作者熊巢生同志的电子邮件，他也不知道熊雄写有这些诗作。
座谈会结束后几年，在杜老和蔡洛同志的指导下，《南石头监狱的斗争》一书终于在1988年的春天印行了。同年夏天，我根据座谈会记录的资料写成的《黑牢浩气贯长虹——广州南石头监狱斗争记实》发表在《中华英烈》双月刊1988年第4期上。记得定稿之前我曾就文中的一个内容请教杜老。座谈会有老同志曾谈到梁漱溟到监狱演讲的故事，称他是“阶级调和文人”，说他被当局聘请为“惩教犯人总顾问”。梁氏对狱中的政治犯大讲慈悲和戒律，说：“人生有四欲，即求知欲、占有欲、事业欲、性爱欲。满足了四欲就是幸福，否则就是痛苦。只要你们承认是共产党并保证今后洗心革面，就能得到四欲的满足。我愿意担保你们出狱。”时值梁漱溟刚去世，为梁氏叫好的文章十分流行，关于梁氏与毛泽东的故事也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因此我问杜老文中这小段文字是否删掉，杜老很严肃地说：“梁某是精神方面的杀手！这段史料要保留。”令我感到惊奇的是当期《中华英烈》的“卷首语”在介绍这篇文章中也使用了“精神杀手”一词：“看看这些民族精华当年是怎样与梁漱溟等‘精神杀手’ 们较量的吧！不要以为真正的英雄早已长眠，不要以为几滴笔墨就能把不光彩的角色捧为忧国忧民之士从而堂皇地从历史耻辱柱上解脱。不，记忆的钢钉永远不会松动，记忆的火山永远都会喷发熔岩。”
杜老的家在白云宾馆后面淘金坑的一座电梯旧楼房里，拜访杜老时，不时看到一些穿着朴素的老干部和老文化人模样的人在小院子里进出和聊天，看样子楼房应是建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感觉杜老住得不宽敞，估摸相当于机关的处级干部房子，而且光线也不好，客厅狭窄。但我每次坐在杜老的客厅里却总是有一种如沐春风的的暖意和好心情，因为依然是杜老的故事吸引着我。杜老的夫人黄梅同志的书法写得很好，在老同志中间是很有口碑的。客厅中时而可以欣赏到老人家的作品，我尤其喜欢她的一丝不苟的楷书。
1990年代中后期，我曾经用较大的精力和较多的时间阅读粤港抗战文化史料，发现其中一些人物和事件与官方出版物的记载有出入，例如对关于东江游击队和所谓“抢救文化人”的一些史料的疑问、战时居港内地文化人的矛盾和周恩来的态度，等等。带着相关的问题，我多次到杜老的府上请教他老人家。2000年5月，我请杜老谈谈“抢救文化人”途中著名文化人茅盾在东江的实际情况。 茅盾是被“抢救”的知名人物之一，他从1942年1月9日开始离开香港，途中在广东东江地区度过1个多月时间，3月9日，从粤北曲江乘火车抵桂林。六七年之后，茅盾“1948年9月，追记于香港”、“1949年8月，修改于北京饭店”的《脱险杂记》，详细地回忆了他自己在东江的经历、游击队的艰苦生活，生动地记述游击队护送和接待文化人的经过等等。他高度评价了游击队的营救活动：“到了正月九日，离开香港的机会已经成熟云云，就是说，种种布置已经妥帖了。从这一天起，就开始了抗战以来（简直可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在东江游击队的保护与招待之下，几千文化人安然脱离虎口，回到内地”。书中还写到游击队领导人曾生请他们吃狗肉和游击队战士为他们站岗的细节。在茅盾的其他文章中也有类似的回忆。人们从中似乎可以得出茅盾在东江的日子里，心情是愉快的，与游击队的关系融洽的结论，然而如果再阅读更多的历史记载，就会发现事情原来并非如此。
我看过一段胡风的回忆史料：“在大山寮时，有一次，胡绳从队部回来，闲聊中说昨天在队部吃到了果子狸，等。谁知这下刺激了茅盾。他借此发牢骚说，日军进香港前，文艺方面的党员负责人把C.P.发下的避难费（外币）都分了给自己接近的人，不接近的人（他当然是一个了）都不给，云。他这一说弄得大家的情绪都很不好。我也是相信他这说法的”。香港沦陷前后，周恩来致香港有关人员的紧急电报中表现他对经费问题的关切，并有两次提到疏散朋友用钱问题。在一封未注明时间但从内容判断应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之际发出的致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的电报中指出：“港中存款全部提出，一切疏散及帮助朋友的费用，均由你们分别负责开支，并经过你们三人会议决定动用，存款共有多少，望告”。1941年12月20日周致张唯一转廖、刘电报提到：“在港所存汇款如何解决，是多少……请唯一问少文即覆”。至于具体分发到各位文化人手里的疏散费，可能就像今天公司老板给员工“包红包”、发奖金一样，有无和多少的问题，彼此之间大概也只能靠猜测。根据胡风的回忆，文化人的疏散费是没有发给茅盾的。
胡风提到的香港沦陷前“文艺方面的党员负责人”指的是夏衍。香港沦陷后，夏衍比茅盾早几天离开香港，走的是不同的路线，而且夏衍等人是由潘汉年系统的人员陈曼云等护送经澳门脱险的。杜老当时是东江游击队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参加接待文化人工作。他对我说：“逃难途中的茅盾对夏衍非常不满意，火气大得很。在白石龙，他曾当我和其他人的面说：‘夏衍负责港文化人工作，不出声地自己跑了，毫不负责，我要报告中央开除他的党籍。’从茅盾这句话，也可以看出他矛盾的人格，须知此时的茅盾不在党内，而是党外民主人士，而他却依然以一个布尔什维克自居的。”
相关史料记载，在东江茅盾心情相当烦躁不安，也急于离开东江到大后方，对游击队的护送安排并非很满意，不时有一些在游击队看来是不利于安全的行动。1942年农历大年除夕（2月14日）的深夜， 历尽千辛万苦的茅盾夫妇等20多人到达惠州。卢伟如曾回忆茅盾离开惠州时与护送人员的“不合作”情况：“从惠州到老隆，主要是水路。农历正月初三（2月17日）， 我们护送茅盾这一批文化人上船。上船的码头是在惠州的中山公园望江亭后面。当茅盾经过中山公园，看到园内矗立着廖仲恺纪念碑和黄埔军校东征阵亡将士纪念碑时，不禁心血来潮，诗兴大发，竟站在纪念碑前慷慨激昂地朗诵起诗来！我在一旁可着了急。他这样书生气十足，哪还像个做生意的‘商人’呢？如果引来人围观，很容易暴露身份。我赶紧上前小声劝阻，不料茅盾却发起脾气来。”茅盾一行，沿东江逆流而上。元宵节（3月1日）到达老隆。然后搭上去曲江的军用卡车。3月9日，茅盾夫妇从曲江乘火车到桂林，正好距他们离开香港两个月。同一天，中共粤北省委致电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书记方方转南方局并中共中央，谈了茅盾从香港撤退在东江途中的情况：“原劝他隐蔽一时待机，但他极不满，认为我们策略怕他跑到国民党区去藉词挽留他。因为沿途照料有不好之处，大发牢骚，以为此次招待都是为得扩大我党影响而已。经解释仍如此，现已转桂林。”
杜老解释说：“对茅盾等文化人的照料虽有不周之处，但文化人对游击队的困难了解也不够。文化人‘害得’我们好苦啊。当时部队正处在恢复时期，人数不多，装备差，地盘也不大，抢救工作非常艰苦。那时日军南进，一天到晚火车都载着军火南下。这是伏击敌人的好机会，只要伏击一趟列车，便可得到好多的武器装备。然而，党中央指示，在抢救文化人期间，不准惊动敌人，怕敌人反过来打我们，影响文化人的安全。”
杜老还让笔者看他珍藏了58年的当年茅盾写给他的字条，并赠送我一份复印件：“我的跑鞋（新的）太小，走长路脚痛，现拟掉（原文如此——笔者）换一双较长的，（听说部队有胶底鞋），不知可否？兹附上脚寸，倘换得后，即将我的鞋子换上奉还。又：部队中所用棉军服，可否借一件穿穿。（请照附上之尺寸）茅盾。”字条的背面有杜襟南写上的字样：“40码胶鞋一对，棉衣一件”。从杜老的回忆和字条传递出来的信息，可以推断：战乱中无论文化人还是游击队都很艰苦，护送人员也许问寒问暖不够，但对文化人的要求还是尽量满足。
我问杜老：“那又如何解释茅盾后来回忆东江生活时所说的那么多好话呢？”杜老说：“其实道理并不复杂，以茅盾后来所回忆的自己在东江生活的那些好话为例。这段话也没有错，它是历史真实的另一面，也可以说是回顾历史时茅盾的真心话。因为人的境遇不同，心情不同，地位不同，氛围不同，对过去所发生的事情看法也就不一样了，况且原来一些事情本来就是误解所致。新中国成立前夕的茅盾是春风得意的茅盾。在香港，他积极参加民主活动，为打倒蒋家王朝，建立新中国而呐喊，情绪是奋发激昂的。记得他为1948年元旦写了新年献词是连题目都显得很有诗意的《祝福所有站在人民这一边的！》。在北平，他更是以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主人公身份，参与了许多国家大事，成为首次文代会和首届政协会议的重要角色。在这种情况下，茅盾对于在东江的历史记忆，无论‘追记于香港’还是‘修改于北京饭店’，自然而然会注意身份，因角度不同而有所‘增删’。” 真实的历史往往是引人入胜的。受杜老所讲故事的启发，并结合相关史料，我写成了《在东江的“另一个”茅盾》，发表于《广东党史》双月刊2000年第5期。后来，该刊主编刘子健同志告诉我，老文化人杜埃的夫人曾向他询问过此文的相关情况。
有历史学者说，读传记不如读年谱，读年谱不如读日记。2002年初夏以后，因为工作性质的改变，我很少参加类似此前的一些聚会活动，所以和杜老见面的机会很少了。尽管如此，我与杜老的联系并没有中断。2001年春，杜老通过黄穗生同志送给我一套三册《人间世——陈嘉（杜襟南）日记初叶》（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2000年11月编印，准印证号：（99）穗印准字0349号，印数400册）。这套珍稀的日记曾让我手不释卷，读得兴趣盎然。读杜老日记，如同听杜老讲故事。读到什么有趣的故事或有怀疑的问题，我还会打电话向杜老请教。
此时我开始参加《叶剑英研究》编委会的活动，读书时下意识地关注叶帅的史料，我发现新中国成立前后的杜老日记有相关史料。杜老曾在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华南分局负责机要工作。1949年夏秋，杜老随方方从香港到江西参加叶帅主持的赣州会议，又随叶帅回广州工作，1950年秋上调中央办公厅。这一年时间，正是叶帅离开北平南下广州的头一年，也正是杜老在叶帅身边工作的可贵和唯一的一年。相应的，杜老日记真实地记录了一位身边工作人员眼里的叶帅。杜老日记不少涉及华南分局和叶帅的记载，有其独特的见微知著的史料价值。
2007年2月1日，我最后一次到杜老家里听他讲故事，并拍了几张照片。我把刚刚完成初稿的《见微知著：读杜襟南新中国成立前后日记》一文的基本结构和主要内容向杜老作了汇报。杜老拿出50多年前的日记原件，时而轻声读着日记，时而解答我的一些问题。为了让我更好地理解日记内容，老人家给我讲了与日记相关的赣州会议、南北会师、叶帅讲话、广州解放、陈光事件、军地矛盾、土客争论等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广东党史故事。根据杜老所讲的故事，我对文章初稿作了进一步修改。《广东党史》（双月刊）同年第5期和第6期，以《读杜襟南1950年日记》为题，连载发表了文章的主要内容。杜老读后这篇文章表示认可，还在电话中讲了几句鼓励的话。
后来，由于曾庆榴同志的关照，我还得以参加两次在白云宾馆举行的以杜老为主角或中心的小聚会，一次是为杜老祝寿，具体日期想不起来了，但记得在这次聚会上还见到杨奇同志。还有一次记得起具体日子，是2010年3月10日，旧历正月廿五，一个天朗气清的春日，上午，有杜老和黄梅同志、曾庆榴同志，还有刘子健、黄穗生、杨苗丽同志。聚会快要结束时，我拿出笔记本请杜老写几个字。94岁高龄的杜老略为想了一想，写了“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小伦同志留念 杜襟南 2010.3”。这是朱熹的《春日》名句。大家都很开心，我就更不用说了。
如果套用一个流行词“学习型政党”，杜老可真是一个“学习型个人”。老人家一生爱书，90岁以后还时常在保姆的陪同下到书店看书、买书。我也喜欢书，因此有过两次在书店与杜老不期而遇的幸福时光。一次是在东风东路的学而优书店，我看到戴着眼镜穿着宝蓝色织锦唐装的杜老在专心低头看书，身边站着像从前的书童一样的手里拿着老人已经选购的图书的小保姆。刹那间，我真的有点感动，其中的原因，是眼前这一少见的悠闲雅致的情景。我没有和老人家打招呼，而是静静地时而低头看书，时而抬头欣赏这幅让人感到温暖的景致，直到杜老离开书店。杜老走后，我又觉得刚才没有向杜老问好不对，内心还真有点纠结。还有一次是在此之前，在天河的广州购书中心卖社科类图书的一楼东边，大约是上午十点多十一点的时候，这次我走到杜老的身边，低声问候老人家。中午时，我请杜老，还有随行的小保姆，来到书店附近的天河城六楼一间茶餐厅，吃了个简单的午餐。我占用杜老中午吃饭的时间听老人家讲故事。
诗人臧克家为纪念鲁迅而作的《有的人》开头两句说，“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杜老离开人间已经一年了，但他依然活在我们的心中！我读杜老的《人间世》，感觉像从前一样，在听老人家讲故事。杜老说，他借用《庄子》一题“人间世”作为1950年以前的日记的题目，而1951年以后的日记还要借用《庄子》的另二题“大宗师”、“逍遥游”为题目。杜老的《大宗师》、《逍遥游》我什么时候能读到呢！
我还想继续听杜老讲故事，但这已经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美梦了！
注释：
①杜襟南（1916-2012），共产党员、老红军、原广州市社会科学院院长。1933年组织进步文学团体“力社”，宣传进步思想，同年12月被捕入狱，1935年5月出狱。抗战爆发后，参与发起建立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随后参加东江纵队，1942年任东江纵队电台政委，负责东江纵队的机要电台和与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秘密联系。日本投降后，被派往香港从事党的秘密电台工作。1949年广州解放时，负责中央军委与华南分局之间的电报往来。解放后，调到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局工作，1982年调回广州，筹建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并担任首任院长，直至1989年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