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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失衡直接导致了中美贸易的失衡以及中国在中心—外围模式中的权利和义务的失衡。这种失衡通过国际货币体系与中国经济结构影响人民币汇率,导致人民币汇率失衡,进而导致我国面临国际收支风险,潜伏着货币危机的风险。本文主要分析这种失衡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并提出相关建议和对策。
关键词:国际货币体系;失衡;中国经济
一、 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及其失衡的表现
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严重失衡。这种失衡主要表现在美国贸易的持续逆差以及美国与其他各国形成的中心—外围框架下权利和义务的严重失衡(何帆,2005)。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一直是债权国。但从1971年开始,美国结束了长期的贸易顺差局面,除1973、1975年为小额顺差外,进入长期巨额的逆差时期。1971年美国贸易逆差仅为23亿美元,到2007年全年的贸易逆差猛增,高达7166亿美元,增长了约311倍。
中心—外围框架下的权利和义务失衡主要表现在:美国作为中心国,在享受更多的收益(如铸币税、通货稳定)的同时,却没有承担起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而外围国家承担更多的成本(如通货膨胀、货币危机)。国际货币体系严重失衡,从而货币危机频频爆发。在过去的25年间,大约有80—100个国家先后出现过货币危机(斯蒂格利茨,2003)。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几次危机都是发生在外围发展中国家或者新兴市场经济体。这种中心—外围式的国际货币体系使得国际金融风险逐渐在外围国家积累,国际货币领域的收益与风险处于严重的失衡状态。
二、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失衡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正是由于国际货币体系的严重失衡,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越来越严重,随着我国不断融入世界经济,国际货币体系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具体表现如下:
1.国际货币体系失衡与人民币失衡
人民币失衡与国际货币体系失衡息息相关。在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条件下,美国经济的内外失衡必然会要求不断地供给美元信用,或者通过美元贬值来调节美国的国际收支,以避免引起美国国内经济衰退。同时,又必须有一个经济体能够吸收美元贬值的冲击。由于欧洲和日本都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低迷,已经没有能力吸收这一冲击。因此,不论从经济规模、增长速度、还是从国际收支、国际储备以及汇率水平等方面看,转型时期的中国似乎更符合吸纳这种调节国际收支冲击的条件。中国经济的典型特征是政府主导,政府持有资源配置权。这种特征必然导致经济增长模式是投资驱动型的,投资过多不可避免引发收入分配的结构性不平衡问题。在宏观经济层面上,则表现为储蓄始终大于投资,国内总供给大于国内总需求,由此潜伏着生产过剩危机。这样的经济结构必然会要求存在一个能够充分吸纳中国净储蓄与净产出增加的持续扩大的外部需求,外部需求可以成为抵消国内生产过剩的一种对冲机制,并以此来避免因国内的生产过剩矛盾演变成一场危机。这种外部需求的不断扩大表现出来就是国际收支顺差的同时,外汇储备不断的激增,从而导致人民币在短期内存在升值的压力。
2.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失衡与中国内外经济失衡
在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下 美元本位使得各国大量储备的美元可以不受任何类似于黄金的实物支持。美国人可以凭空造出各种金融工具来达到其平衡国际收支逆差的目的。正因为如此,美元本位制也成了孕育全球性金融风险的本源之一。同时,由于可以倚仗美元作为各国主要的外汇储备货币的特殊地位,美国没有了“先储蓄,后消费”或“先生产,后消费”的任何负担,完全可以靠政府和私人部门的举债进行消费。美元的背后没有黄金的支持,同样美国政府债券的背后也没有美国国内储蓄的支持。因此,这种仅由纸币而不是黄金支持的信用创造,不可避免地会经常导致全球范围内以经济过热和资产价格暴涨为特征的信用泡沫。当大部分泡沫化的信用成为永远无法追回的不良资产之日,货币危机就会在其他国家内爆发。中国现在的外汇储备中美元所占的比重非常大,当这些泡沫化的信用一旦难以兑现,对于中国经济来说将会是一场灾难,货币危机可能爆发。
在当前的美元本位制下,这也使中国经济被迫置身于这种“美元本位制”的国际金融秩序的巨大风险之中。中国货币投放的大幅增加、银行信贷的急剧扩张以及中国经济的局部过热与美元汇率变动之间表现出非常大的相关性。2003年,美国政府开始加强了弱势美元的政策力度,美元对日元和欧元的汇率分别贬值了17%和14%。弱势美元使得美国进口费用增加,结果是美国2003年的贸易赤字达到了4894亿美元。同时,中国出口在2003年同比增长了近40%,外汇储备同比增长了40.8%,达到了4033亿美元,比2002年多增了1900多亿美元。为兑换1900多亿美元,中国央行不得不增发超过1.5万亿的人民币基础货币,也给银行体系注入了大量流动性。货币供给量被迫增加,在中国经济中潜伏着通货膨胀的苗头。
在美元本位制下,我国宏观调控陷入了两难选择的境地。为了抑制经济过热,中国政府自2004年以来进行了宏观调控。但是,通过行政措施(信贷控制)或许短期内能将过快的投资增长控制下来,但在短期内消费需求无法形成内需替代,投资下降导致进口需求减速,在外部需求强劲的情况下,贸易顺差增长加速是不可避免的,如贸易顺差从2004年的300多亿美元一下子激增至2005年的1000多亿美元,此时内部失衡转化并加剧了外部失衡。也就是说,宏观调控很可能使得人民币升值压力进一步增强。这种自我实现的预期引发热钱以更快地速度流入,导致中国金融体系的流动性泛滥,货币市场利率低企,房地产、股票等资产泡沫开始急剧膨胀。同时,中国的金融压抑表现为金融市场发展非常滞后,资金基本上依赖银行体系,中国银行体系的信贷又主要是抵押贷款,资产的快速升值意味着实体经济的信贷条件的事实上放松,以及利率的事实上下降。当这种风险累积到一定程度时,即便是运用行政手段的信贷指导也未必能控制得住这种局面,如果任这种局面进一步发展,货币危机迟早会在我国爆发。
三、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中国货币危机防范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国际货币体系失衡对我国经济具有严重的影响。中国有必要积极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以防范货币危机。
首先,我国应该积极参与解决中美贸易失衡以缓解国际货币体系失衡导致的全球贸易体系失衡。解决中美贸易失衡问题应该是中美双方在实事求是,共同发展中美贸易关系的基础上共同努力之下进行。对于美国来讲,提高国民储蓄率,减少政府财政赤字,进行技术创新提高产品劳动生产率以增加产品出口是解决中美贸易失衡的当务之急。这也是解决美国持续的贸易逆差的根本办法。同时也是解决国际货币体系失衡的主要手段和方法。
其次,在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失衡条件下,为保持世界经济的平稳发展,中国要督促国际组织,关心G20北京会议提出的相关国家参与权的分配改革,同时应呼吁国际组织加强对包括对冲基金、离岸金融中心等国际游资的监管,加强透明性,减少世界外汇市场与资本市场的波动。同时,为了减少国际货币体系的不稳定,中国应该扩大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的舆论作用,号召世界各国进行货币合作,以增强与中心国家谈判的力量。同时还应号召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之间的南北合作。
最后,中国还要主动开展与周边国家的金融合作。在国际金融体系短期内不会有重大改革的情况下,加强区域货币金融合作是增强一国金融体系抗风险能力的有效途径。我们应重视与东盟、韩国和日本的货币金融合作。这种区域货币金融合作框架的形成必将会与欧洲货币联盟一样对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起到推动作用。同时,我们应该努力探索和逐步扩大人民币在边贸结算中的作用,逐步放宽对境内居民和非居民基于贸易活动的人民币结算制度,探索贸易项下境外人民币的回流清算机制。
参考文献:
[1]斯蒂格利茨,《全球化及其不满》,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年。
[2]陈彪如,《国际货币体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
[3]何帆、张明,“国际货币体系不稳定中的美元霸权因素”,财经问题研究,2005.7。
[4]刘煜辉,“如何应对“美元本位”下国际收支失衡风险”,上海证券报,2006.7.17。
关键词:国际货币体系;失衡;中国经济
一、 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及其失衡的表现
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严重失衡。这种失衡主要表现在美国贸易的持续逆差以及美国与其他各国形成的中心—外围框架下权利和义务的严重失衡(何帆,2005)。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一直是债权国。但从1971年开始,美国结束了长期的贸易顺差局面,除1973、1975年为小额顺差外,进入长期巨额的逆差时期。1971年美国贸易逆差仅为23亿美元,到2007年全年的贸易逆差猛增,高达7166亿美元,增长了约311倍。
中心—外围框架下的权利和义务失衡主要表现在:美国作为中心国,在享受更多的收益(如铸币税、通货稳定)的同时,却没有承担起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而外围国家承担更多的成本(如通货膨胀、货币危机)。国际货币体系严重失衡,从而货币危机频频爆发。在过去的25年间,大约有80—100个国家先后出现过货币危机(斯蒂格利茨,2003)。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几次危机都是发生在外围发展中国家或者新兴市场经济体。这种中心—外围式的国际货币体系使得国际金融风险逐渐在外围国家积累,国际货币领域的收益与风险处于严重的失衡状态。
二、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失衡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正是由于国际货币体系的严重失衡,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越来越严重,随着我国不断融入世界经济,国际货币体系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具体表现如下:
1.国际货币体系失衡与人民币失衡
人民币失衡与国际货币体系失衡息息相关。在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条件下,美国经济的内外失衡必然会要求不断地供给美元信用,或者通过美元贬值来调节美国的国际收支,以避免引起美国国内经济衰退。同时,又必须有一个经济体能够吸收美元贬值的冲击。由于欧洲和日本都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低迷,已经没有能力吸收这一冲击。因此,不论从经济规模、增长速度、还是从国际收支、国际储备以及汇率水平等方面看,转型时期的中国似乎更符合吸纳这种调节国际收支冲击的条件。中国经济的典型特征是政府主导,政府持有资源配置权。这种特征必然导致经济增长模式是投资驱动型的,投资过多不可避免引发收入分配的结构性不平衡问题。在宏观经济层面上,则表现为储蓄始终大于投资,国内总供给大于国内总需求,由此潜伏着生产过剩危机。这样的经济结构必然会要求存在一个能够充分吸纳中国净储蓄与净产出增加的持续扩大的外部需求,外部需求可以成为抵消国内生产过剩的一种对冲机制,并以此来避免因国内的生产过剩矛盾演变成一场危机。这种外部需求的不断扩大表现出来就是国际收支顺差的同时,外汇储备不断的激增,从而导致人民币在短期内存在升值的压力。
2.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失衡与中国内外经济失衡
在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下 美元本位使得各国大量储备的美元可以不受任何类似于黄金的实物支持。美国人可以凭空造出各种金融工具来达到其平衡国际收支逆差的目的。正因为如此,美元本位制也成了孕育全球性金融风险的本源之一。同时,由于可以倚仗美元作为各国主要的外汇储备货币的特殊地位,美国没有了“先储蓄,后消费”或“先生产,后消费”的任何负担,完全可以靠政府和私人部门的举债进行消费。美元的背后没有黄金的支持,同样美国政府债券的背后也没有美国国内储蓄的支持。因此,这种仅由纸币而不是黄金支持的信用创造,不可避免地会经常导致全球范围内以经济过热和资产价格暴涨为特征的信用泡沫。当大部分泡沫化的信用成为永远无法追回的不良资产之日,货币危机就会在其他国家内爆发。中国现在的外汇储备中美元所占的比重非常大,当这些泡沫化的信用一旦难以兑现,对于中国经济来说将会是一场灾难,货币危机可能爆发。
在当前的美元本位制下,这也使中国经济被迫置身于这种“美元本位制”的国际金融秩序的巨大风险之中。中国货币投放的大幅增加、银行信贷的急剧扩张以及中国经济的局部过热与美元汇率变动之间表现出非常大的相关性。2003年,美国政府开始加强了弱势美元的政策力度,美元对日元和欧元的汇率分别贬值了17%和14%。弱势美元使得美国进口费用增加,结果是美国2003年的贸易赤字达到了4894亿美元。同时,中国出口在2003年同比增长了近40%,外汇储备同比增长了40.8%,达到了4033亿美元,比2002年多增了1900多亿美元。为兑换1900多亿美元,中国央行不得不增发超过1.5万亿的人民币基础货币,也给银行体系注入了大量流动性。货币供给量被迫增加,在中国经济中潜伏着通货膨胀的苗头。
在美元本位制下,我国宏观调控陷入了两难选择的境地。为了抑制经济过热,中国政府自2004年以来进行了宏观调控。但是,通过行政措施(信贷控制)或许短期内能将过快的投资增长控制下来,但在短期内消费需求无法形成内需替代,投资下降导致进口需求减速,在外部需求强劲的情况下,贸易顺差增长加速是不可避免的,如贸易顺差从2004年的300多亿美元一下子激增至2005年的1000多亿美元,此时内部失衡转化并加剧了外部失衡。也就是说,宏观调控很可能使得人民币升值压力进一步增强。这种自我实现的预期引发热钱以更快地速度流入,导致中国金融体系的流动性泛滥,货币市场利率低企,房地产、股票等资产泡沫开始急剧膨胀。同时,中国的金融压抑表现为金融市场发展非常滞后,资金基本上依赖银行体系,中国银行体系的信贷又主要是抵押贷款,资产的快速升值意味着实体经济的信贷条件的事实上放松,以及利率的事实上下降。当这种风险累积到一定程度时,即便是运用行政手段的信贷指导也未必能控制得住这种局面,如果任这种局面进一步发展,货币危机迟早会在我国爆发。
三、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中国货币危机防范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国际货币体系失衡对我国经济具有严重的影响。中国有必要积极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以防范货币危机。
首先,我国应该积极参与解决中美贸易失衡以缓解国际货币体系失衡导致的全球贸易体系失衡。解决中美贸易失衡问题应该是中美双方在实事求是,共同发展中美贸易关系的基础上共同努力之下进行。对于美国来讲,提高国民储蓄率,减少政府财政赤字,进行技术创新提高产品劳动生产率以增加产品出口是解决中美贸易失衡的当务之急。这也是解决美国持续的贸易逆差的根本办法。同时也是解决国际货币体系失衡的主要手段和方法。
其次,在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失衡条件下,为保持世界经济的平稳发展,中国要督促国际组织,关心G20北京会议提出的相关国家参与权的分配改革,同时应呼吁国际组织加强对包括对冲基金、离岸金融中心等国际游资的监管,加强透明性,减少世界外汇市场与资本市场的波动。同时,为了减少国际货币体系的不稳定,中国应该扩大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的舆论作用,号召世界各国进行货币合作,以增强与中心国家谈判的力量。同时还应号召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之间的南北合作。
最后,中国还要主动开展与周边国家的金融合作。在国际金融体系短期内不会有重大改革的情况下,加强区域货币金融合作是增强一国金融体系抗风险能力的有效途径。我们应重视与东盟、韩国和日本的货币金融合作。这种区域货币金融合作框架的形成必将会与欧洲货币联盟一样对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起到推动作用。同时,我们应该努力探索和逐步扩大人民币在边贸结算中的作用,逐步放宽对境内居民和非居民基于贸易活动的人民币结算制度,探索贸易项下境外人民币的回流清算机制。
参考文献:
[1]斯蒂格利茨,《全球化及其不满》,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年。
[2]陈彪如,《国际货币体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
[3]何帆、张明,“国际货币体系不稳定中的美元霸权因素”,财经问题研究,2005.7。
[4]刘煜辉,“如何应对“美元本位”下国际收支失衡风险”,上海证券报,2006.7.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