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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古籍修复作为古籍原生性保护最直接、有效的手段，在继承传统技艺的基础上汲取现代科技成果，焕发出了新的生机和活力。文章试以古籍修复技术工作流程的时间顺序（修复前、修复中及修复后）为线索，对2011-2020年十年间我国古籍修复技术研究进展进行梳理，并对我国古籍修复技术未来研究方向提出展望。
关键词：古籍修复技术;古籍修复;文献修复
中图分类号：G255.1 文献标识码：A
DOI： 10.13897/j.cnki.hbkjty.2021.0071
我国古籍修复技术历史悠久。早在公元三世纪，北魏贾思勰所著的《齐民要术》中就有关于古籍修复的论述，此后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明代周嘉胄的《装潢志》、清代孙从添的《藏书记要》等著作中都有关于古籍修复的记载。2011年文化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通知》（文社文发[2011]12号）[1]后，我国古籍修复事业蓬勃发展，古籍修复技术在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突破。鉴于古籍修复技术有着完整的流程和体系，本文试以古籍修复技术工作流程的时间顺序（修复前、修复中及修复后）为线索，对2011-2020年十年间我国古籍修复技术研究进展进行综述，提供有关古籍修复技术研究的文献参考，并对古籍修复技术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未来的研究方向提出建议。
1 2011-2020年我国古籍修复技术文献统计
以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和读秀学术搜索系统为数据来源，以“古籍修复”“文献修复”“古籍修复技术”为主题词（关键词）进行检索，检索时间区间限制为2011年至2020年。剔除重复性文献和与主题弱相关的文献后，共得到相关文献749条。其中，期刊论文451篇，博硕论文41篇，会议论文及论文集中析出文献45篇，报纸文献76篇，专利文献98篇，著作38部。刊载本主题论文5篇以上的期刊15种，核心期刊7种，发表4篇以上相关论文的作者有26人，相关期刊论文年度分布数量如表1所示。
2 2011-2020年我国古籍修复技术研究
2.1 修复前技术研究
2.1.1 修复理念及方案制定
王国强等探讨了古籍修复理念中整旧如旧原则与可识别原则的内涵、应用策略及价值，认为在古籍修复实践中遵守上述两个原则能够提高古籍修复的科学性和规范性，丰富古籍修复理论[23]。汪帆以《唐诗拾遗》的修复为例，阐述最少干预的程度，在不同地域、不同环境及不同文化人群中，理解程度是不一样的。在最少干预的探讨中，文化包容也许应该有其一定的位置[4]。孙永平从古籍修复实际工作入手，提出古籍修复从“复”到“护”的理念转变具有现实紧迫性和历史必然性。修“护”是对破损古籍进行修复与保护并重的整治，也是克服修“复”后遗症的最好方法。对破损古籍进行修复的同时，要加以一定的保护方法与措施[5]。阎琳在借鉴国外修复理念的基础上，强调仅通过古籍的破损情况而选择修复对象的方法存在不足，应根据古籍的破损情况、载体价值、利用率、修复风险等4项指标综合考虑修复对象，并采取预防与修复相结合的方式提高古籍的修复绩效[6]。
2.1.2 修复档案与数据库管理
古籍整理与修复工作是一项对各类相关知识需求博杂的系统工程，尤其是“古籍修复档案系统”的数字化必须借助先进的科技手段，从规范管理入手。万群从天津图书馆古籍修复档案建设实际工作出发，对国家图书馆“全国古籍修复档案管理系统”部分内容进行调整，创建了特色古籍修复档案数据库。并以天津图书馆古籍修复为实例分析古籍修复档案系统设计及著录元素选取的合理性[7]。徐东轩从工作流程的角度出发，设计和实现了基于B/S模式的古籍修复档案管理系统。综合以往形成的古籍修复档案，按照行业标准，添加古籍修复档案破损定级等关键属性，以便清晰的显示出古籍的破损状态，有利于古籍修复工作科学有序的展开[8]。沈喆韡等根据2006年文化部颁发的《古籍特藏破损定级标准》，初步设计了符合目前工作及科研需求的古籍修复档案分级管理方案。对古籍修复档案采用分级管理方法，分为“古籍修复登记表”“古籍修复档案”及“古籍修復工作报告”三种形式[9]。张莎等在清刻本《星轺日记》的修复过程中，使用小米AI智能音箱的备忘录功能进行修复过程记录，利用现代AI技术，将修复过程中的口述内容快速转变为文字记录，在对修复节奏几乎没有影响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本体修复过程中的详尽信息[10]。
2.1.3 修复场所控制
古籍修复场所的环境质量是影响修复效果的重要因素，修复室的设计与配置应达到利用方便、工作适宜的目的。李爱红指出科学的古籍修复工作区域可分为涉水区、检测区、纸库、建档区、修复区等五个相对独立的工作区域。这五个区域的分割也预示着古籍修复技术的发展将会朝着这五个方面突破[11]。周一强调古籍修复中心必须具备足够的空间且室内采光充足，温湿度的调节应控制在标准要求的范围内。由于古籍文献在修复过程中，水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因此在建设修复中心之初，就应将上下水的设施提前规划好。合理划分功能区，配置修复工具及主要仪器设备，为修复人员更好地开展日常工作提供便利[12]。胡泊结合国家图书馆文献修复室设计经验，从文献修复人员和建筑设计人员的视角，对文献修复室的典型运行特征、建筑设计原则、整体设计要求等设计核心问题加以阐释，并结合目前修复室设计中遇到的一些具体问题，提出了在修复室功能分区、修复室建筑配套设施、建筑结构相关指标等方面的设计要点[13]。
2.1.4 修复材料选择与检测
修复材料的取舍，不必拘泥于材质是否完全相同或原料是否完全一致，科学而辩证的考量乃是从古籍的整体性着眼，选取真正能达到与之和谐匹配的材料进行修复[4]。南京博物院根据古籍纸张不同的特征来制作相应的修复纸张，与苏州工艺美术学院合作在实验室里将传统的手工造纸设备改进为造型合理、操作方便的专用造纸机，实现了实验室自主造纸，并已尝试应用于古代纸质文献的修复[14]。于美娜在传统染色技法的基础上，创建出一种“一面双色”的新技法，这种方法修复过程科学可逆，适用于修复大块面积残缺，纸色不均的封面或书页[15]。武望婷等采用快速粘度分析仪（RVA）制作糊化淀粉，确定浆糊的最优制作条件是浓度3g/25mL，温度95℃，搅拌时间2min，搅拌速度120r/min，验证传统经验的同时也给书画装裱提供了理论依据[16]。何秋菊等对比不同加热温度豆浆水在宣纸中的应用效果，发现不同浓度的生熟豆浆水处理宣纸后，pH值均呈现弱碱性。经过加热的豆浆水处理宣纸的耐折度、抗张强度均好于生豆浆水[17]。易晓辉认为桐木木质松软、材性稳定、安全隔湿、无酸无味，符合文献装具用材的最新理念和要求，是制作文献装具的优良木材[18]。 修复材料是影响修复效果的关键因素，需要经过科学、规范的检测来验证其安全性。易晓辉以最新的APGⅢ植物分类系统和原料植物的纤维形态特征为基础，结合传统的麻皮竹草分类理念，提出了“三系七类十六型”分类系统，给古纸和传统手工纸的纤维分析和鉴定工作提供了参考依据[19]。巩梦婷等检测了植物染料染色后纸张的耐久性和颜色稳定性，结果发现，植物染料染纸均具有较好的耐久性，其中橡碗子染纸的耐热老化颜色稳定性较好[20]。时倩等对涂刷不同浓度胶矾水宣纸的性能进行测试和研究，发现当明胶含量介于5.0g·L-1与10.0g·L-1之间，且明矾的用量不超过1.5g·L-1时，胶矾水对宣纸性能影响较小[21]。柴斌峰对山西博物院馆藏古籍善本装具类型、状况进行了统计调查，发现六合函套保护的古籍比四合函套保护的古籍状况好，而夹板装具保护的古籍几乎100%有不同程度的破损状况。应及时补做适合北方气候特点的内装具，夹板装具最好不采用[22]。
2.2 修复中技术研究
2.2.1 清洗去污
古籍清洗技术可分为湿洗法和干洗法，湿洗法包括化学溶剂清洗法和水清洗法。朱庆贵等研究了双氧水、次氯酸钠、高锰酸钾——草酸混合液和氯胺-T的清洗效果，结果表明KMnO4-H2C2O4联合应用处理纸张墨水污斑的效果最好，去除速度快，且对纸张厚度无影响[23]。张慧等分别测试了上述4种氧化去污材料处理后的纸张化学性能，发现4种氧化去污材料处理后的纸张纤维素聚合度均下降，其中KMnO4-H2C2O4处理的纸张，聚合度下降最多。氧化去污法对纸张有较大的破坏作用，在去除纸质文物上的污斑时，应该慎重选用[24]。王丽娟认为最常用且相对安全的清洗方式是用清水清洗去污，一般将过滤后的纯净水加热到合适的温度后使用。纯净水本身不含杂质和细菌，能减少水中杂质或细菌对书叶的伤害[25]。王国强认为至少从明代开始，人们已经认识到，当灰尘较多时，应用马尾或丝拂轻拂纸面;如果是积年尘埃，就要采取清洗的方法;清洗用水可以是清水、陈天水，也可以是浸泡了皂荚的水[26]。师青提出化学试剂对古籍的损伤不可避免，可使用吸耳球吹气洗涤古籍污渍，操作中需要严格掌握吹气量，过小无法去污，过大则损伤书叶[27]。徐应萍等发明了一种静电除尘工作台，可高效捕集不同粒径的微尘粒子，而且从根本上解决了污染转移问题[28]。南京博物院研发了一套基于虹吸原理的书画清洗技术，该技术避免清洗液直接接触纸张，能够有效减轻清洗液对脆弱纸张的冲击与损伤。陈潇俐等人利用虹吸技术对清代册页进行清洗，发现虹吸技术适用于清洗脆弱纸张及色彩易脱落的字画。此外，虹吸技术可以避免传统的清洗方法中清洗液循环使用出现的交叉感染及清洗不彻底的现象，清洗后纸张的pH值、白度提高，光泽度几乎无变化[29]。
2.2.2 脱酸加固
古籍脱酸技术主要有气相脱酸法、水溶液脱酸法和有机溶液脱酸法，还有学者提出利用物质超临界状态的特殊物理性质进行脱酸等方法。气相脱酸由于无法留存碱性物质，容易在短时间内导致反酸，以及其设备安装价格昂贵、脱酸操作中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在实际应用中逐渐被淘汰。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批量脱酸工艺主要是水溶液脱酸和有机溶液脱酸[30]。谭伟等在25℃下采用四硼酸锂对两种纸张进行脱酸处理及脱酸后的老化实验，发现四硼酸锂脱酸的纸张强度性能下降幅度要明显低于未脱酸处理纸张[31]。黄桥等在传统水溶液法脱酸的基础上，利用酸化纸张湿润状态下与外加直流电源构成电解池的工作原理，采用电解法将纸张中的酸根离子移出，实现纸张快速脱酸。结果表明，电解法可以有效地去除纸张中的酸根离子，降低纸张的酸度[32]。张溪文等发明了一种电弧放电纸张脱酸装置及方法，在常温常压的条件下，使用气态脱酸剂与电弧放电射流共同对纸张进行处理，即可将纸张的pH值提高到中性;简单易行，处理速度快，效果显著，处理过程中对环境无污染，且处理后的纸张颜色、形态不发生变化，无墨迹扩散现象[33]。吴小兰等认为水溶液脱酸、非水溶液脱酸和气相脱酸对字迹、油墨、纸张平整度、工作人员的健康等存在不同程度影响，应用于善本时尤需慎重。在修复善本时，建议使用保守的水洗脱酸法进行处理[34]。
延长古籍保存时间不能仅依靠脱酸，加固增强古籍也是延续古籍生命力的关键。刘姣姣采用了醇溶性胶黏剂纯棉网常温加固技术加固纸质文献，发现经醇溶性胶黏剂棉网加固后的纸张纤维比较致密，醇溶性胶黏剂高分子增大了纤维之间的相互作用力，纸张力学性能及耐老化性能均得到显著提高;经棉网加固后的纸张不改变原始纸张亲疏水性，使纸张保持原有透气性，并且加固后不影响其阅读及数字化扫描加工过程[35]。李青莲使用物化性质优异的聚偏氟乙烯（PVDF）作为原料对纸张进行静电纺丝封护。实验结果证明，使用PVDF纤维膜封护过的纸样可以有效地防止粉尘和水汽等对纸张的损害，并且可以通过调节PVDF溶胶的颜色来对纺丝膜的颜色进行控制，使其与待封护纸张更好的匹配，真正做到“修旧如旧”[36]。易晓辉等采用棉花纳米纤维素晶须（CNC-C）和棉花纖维素纳米纤丝（CNF-C）两种纳米纤维素及其复配物对三种模拟老化文献纸张进行加固。结果表明，纤维素纳米纤丝（CNF-C）和纳米纤维素晶须（CNC-C）对老化纸张都有非常明显的加固效果;两种纳米纤维素复配加固效果优于单独使用，加固效果好于常用的羧甲基纤维素[37]。
2.2.3 揭展技术
受损严重的古籍，修补前要先揭展书叶。杜伟生总结了干揭法、湿揭法、蒸揭法及粘揭法四种书叶揭开方法的适用范围和操作步骤，认为要根据古籍具体情况选择揭开方法[38]。农美玲使用“隔水蒸煮法”揭开古籍，即用水蒸气气体使“书砖”湿润并且软化。水蒸气的气体渗透力强，能加速纸张的软化并且不使纸张含水分过多。蒸润的时间长短，将依据古籍图书粘连的程度来决定。这种方法使得原来牢牢粘连在一起的“书砖”在无损的情况下慢慢分离出来[39]。王金玉认为板结的书页可采取“湿揭法”揭取，首先用60-90℃蒸馏水，将板结的书页完全泡透，再将书页漂洗干净，取出将水分吸掉，水分晾干至七八分后，再采取“湿揭法”分层揭开;板结脆化的书籍可采用“水蒸法”使水蒸气浸入书内，取出稍凉后，将书页揭开，晾干，待修补[40]。闫丽等利用芽胞杆菌发酵产生的含有淀粉酶的胞外液制备生物揭展剂，该生物揭展剂解决了传统的水闷润揭展法对于难揭展的纸质画心极易揭晃的问题，能够降低剥离力和纤维指数，具有很好的揭展安全性[41]。 2.2.4 修补技术
古籍破损形式的多样性，要求修复人员在选择修补技术时要依据古籍具体破损情况而定。邢雅梅以实例比较分析了手工修复与纸浆补书两种路径的优劣与选择，认为传统技艺与现代技术相结合是古籍修复工作的发展趋势，在实践上要将传统手工操作与现代科技方法有机结合[42]。廖爱姣等指出了传统定位法的若干缺陷，并提出基于黄金分割模型的最優化书眼定位技术。最优比例模型快速、精确地解决了线装书书眼定位问题，装订成书本工整美观，值得推广应用[43]。任杰等通过对长纤维纸浆的制备及纤维显微观察以及长纤维纸浆的模拟应用研究，发现相比短纤维纸浆，长纤维纸浆修补破损纸张效果更佳;使用复配长短纤维浆进行纸浆修复，可改善纤维纸浆的性质[44]。苟亚娟提出“浮页配补”的方法，即在配补修复过程中将残页修复完成后，再将残缺部分的形状用补纸裁剪出来浮在残页上与残页修复好的部分重叠但不粘连，或以点浆的方式稍作固定，最后在浮页上再进行配补修复。该方法既保留了内容，又避免了对书页造成二次伤害[45]。金紫萱发明了一种采用内折叶线装包背装帧技术修复宋元古籍的工艺，主要采用蝴蝶装、包背装、线装这三者结合的装帧方法。该发明很好的解决了其他装帧样式的缺陷，在没有违背古籍修复中“不进行破坏性修复”原则的基础上，使得宋元书籍的装帧更加忠实于其原始形态[46]。崔志宾提出对于前人的修复遗存，要严格遵循整旧如旧、最少干预的修复原则，对不影响古籍保存质量的部分予以充分保留，对“连补带衬”、补纸选用不当等影响古籍耐久性的操作痕迹进行弃舍或修整，以期最大限度地延续珍籍的保存寿命，同时留下其完整的历史流传实证[47]。
2.3 修复后技术研究
2.3.1 质量管理
随着国家保护、抢救古籍和档案工作的开展，修复工作越来越受重视，开展范围和规模也越来越大。这就要求科学管理修复技术，规范古籍、档案修复技术的操作流程和工艺，统一修复要求，确保古籍、档案的抢救修复工作从经验修复转变为科学修复，从技术性修复转变为技术加管理性修复，从重视数量考核逐渐转向重视质量考核，由古籍、档案修复技术的规范和标准化建设带动古籍、档案保护技术整体水平的提高[48]。2011年至2020年十年间，我国颁布的与古籍修复相关的标准主要有《可移动文物保护修复室规范化建设与仪器装备基本要求》（GB/T30238-2013）、《古籍函套技术要求》（GB/T35662-2017）、《图书馆古籍虫霉防治指南》（WH/T88-2020）。此外，2015年东亚五国（中国、日本、韩国、朝鲜和蒙古）专家联合编写了《纸质文物保护与修复操作指南》，我国天一阁博物馆和南京博物院分别主持编写了《古籍与文书修复导则》和《书画修复导则》，为古籍修复工作提供了参考依据[49]。龙堃等提出《古籍函套技术要求》的颁布实施对函套制作材料的各个部分进行合理的规范，能够将老化的、质量较差的函套排除在古籍保存环境之外，而将质量较好的、耐久的函套引入古籍保护之中，这不仅有利于古籍的保存和保护，同时也能够避免用古籍保护经费制作质量较差的函套而造成的资源浪费[50]。张美芳等认为现行颁布的古籍、档案修复标准对实际工作起到一定规范作用，但要对修复工作进行全流程、全方位的规定还需要不断补充和完善各类标准。由于中国古籍、历史档案的装帧形式层出不穷，因此在修复时急需制定相应的标准，将实际工作与研究中通用的、关键的技术和普遍认可的保护方法转化为技术标准[48]。
2.3.2 构建古籍修复技术知识管理系统
古籍破损情况不同，不同修复人员使用的修复技术也不尽相同，不利于修复行业的业务交流，构建古籍修复技术知识管理系统是解决这一难题的关键。刘爱华提出构建一种知识交流互动的机制与平台，通过抓取和挖掘隐性知识，把其中有共性价值的部分抽取出来存入相应的知识库中，并将其转化为人们可以共享的知识。利用互联网络搭建的古籍修复知识库，可为古籍修复技能学习、知识交流开启高效、即时、便捷的新渠道，改善固有社会关系网络格局，实现较大范围修复知识共享的目标[51]。石庆功等强调少数民族古籍修复材料研究应得到更多关注，开展少数民族古籍纸张与修复用纸物理成分和化学成分鉴定，多学科合作分析染纸配色材料选择，逐步建立少数民族古籍修复材料知识库[52]。刘洪泉把人工智能CBR技术引入知识挖掘中，构建基于CBR技术的古籍修复隐性知识挖掘系统模型，结合理论基础的研究，分析了CBR技术在数据挖掘方面的优势及古籍修复案例专家库转化成数据仓库的可行性，验证了该模型在古籍修复技术中的隐性知识挖掘有效性及可行性[53]。徐东轩设计的基于B/S模式的古籍修复档案管理系统实施权限管理，拥有不同角色的用户分别被赋予不同的权限，实现学习、分享和讨论版块的设计。该系统实现了方便初学者学习，方便专家传授经验，方便专家讨论修复方案等功能[8]。
3 对古籍修复技术研究的一些思考
目前，我国古籍修复技术研究的文献数量不断增加，研究范围逐渐拓宽，古籍修复技术研究越来越重视理论探索，科学性技术修复的地位不断提高。古籍修复技术研究虽取得一定成就，但仍存在着一些问题：古籍修复技术研究主题多以具体修复案例为主，但对从具体实践中得来的修复结论缺乏系统的归纳和深入的研究，主观性较强，难以推广应用;古籍修复技术课题研究和专利数量呈上升趋势，但总体来看，研究成果的实践应用比率不高，制约了科学研究的良性循环;古籍修复技术研究偏重于技术应用介绍，未能与我国当前古籍修复现状紧密结合，具有突破性进展的古籍修复技术科技成果较少，研究深度不足;古籍修复技术研究注重修复效果，忽视修复伦理，缺少对修复行为的反思，古籍修复技术的安全性值得商榷;古籍修复技术相关规范和标准虽然已经颁布，但较为粗糙，尚未建立起完善的古籍修复技术标准体系，对具体修复工作的指导有限，古籍修复技术标准化进程仍然存在障碍。
笔者认为，今后我国古籍修复技术研究应该从以下6个方面着手：（1）加强古籍修复技术基础理论研究。及时归纳总结古籍修复技术实践经验，使之上升到修复理论层面，建构我国古籍修复技术的理论体系。（2）加强古籍修复技术成果的应用研究。在实践中检验古籍修复技术的优劣，不断改进、完善修复技术，加快古籍修复技术应用于修复实践的进程。（3）加强古籍修复高端技术研究。结合我国古籍修复工作实践，广泛吸收物理、化学等领域专家参与古籍修复研究，加大古籍修复高水平研究成果的产出率;（4）加强古籍修复伦理研究。改变一味追求修复效果的思想，严格遵守古籍修复原则，重视对古籍修复行为的反思，明确修复与“造假”的界限。（5）加强古籍修复技术适用范围研究。明确每种修复技术的适用范围，根据古籍破损的不同状况，为每册古籍制定具有针对性的技术方案。（6）加强古籍修复技术标准化体系建设，借鉴国内外相关技术标准，因地制宜、因书制宜地制定我国古籍修复技术规范，推动古籍修复工作科学、健康发展。 当前，我国古籍修复事业在国家大力支持下正处在蓬勃发展时期，我们相信，未来古籍修复技术研究会更加理性、成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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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霍云萱（1997），女，郑州大学信息管理学院2019级研究生。研究方向：图书馆学、文献学。
（收稿日期：2021-06-01 责任编辑：马玉娟）
Research on the Restoration Technology of Ancient Chinese Books
in the Past Decade （2011-2020）
Huo Yun-xuan
Abstract：The restoration of ancient books， as the most direct and effective means to protect the original nature of ancient books， absorbs the achievements of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n the basis of inheriting traditional techniques and radiates new vigor and vitality This paper tries to take the chronological sequence of the work process of ancient books restoration （before， during and after restoration） as a clue. In this paper，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ancient book restoration technology in China during 2011-2020 is summarized， and th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 of ancient book restoration technology in China is proposed.
Keywords：Ancient Book Restoration Technology， Restoration of Ancient Books， Literature
Restoration
关键词：古籍修复技术;古籍修复;文献修复
中图分类号：G255.1 文献标识码：A
DOI： 10.13897/j.cnki.hbkjty.2021.0071
我国古籍修复技术历史悠久。早在公元三世纪，北魏贾思勰所著的《齐民要术》中就有关于古籍修复的论述，此后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明代周嘉胄的《装潢志》、清代孙从添的《藏书记要》等著作中都有关于古籍修复的记载。2011年文化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通知》（文社文发[2011]12号）[1]后，我国古籍修复事业蓬勃发展，古籍修复技术在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突破。鉴于古籍修复技术有着完整的流程和体系，本文试以古籍修复技术工作流程的时间顺序（修复前、修复中及修复后）为线索，对2011-2020年十年间我国古籍修复技术研究进展进行综述，提供有关古籍修复技术研究的文献参考，并对古籍修复技术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未来的研究方向提出建议。
1 2011-2020年我国古籍修复技术文献统计
以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和读秀学术搜索系统为数据来源，以“古籍修复”“文献修复”“古籍修复技术”为主题词（关键词）进行检索，检索时间区间限制为2011年至2020年。剔除重复性文献和与主题弱相关的文献后，共得到相关文献749条。其中，期刊论文451篇，博硕论文41篇，会议论文及论文集中析出文献45篇，报纸文献76篇，专利文献98篇，著作38部。刊载本主题论文5篇以上的期刊15种，核心期刊7种，发表4篇以上相关论文的作者有26人，相关期刊论文年度分布数量如表1所示。
2 2011-2020年我国古籍修复技术研究
2.1 修复前技术研究
2.1.1 修复理念及方案制定
王国强等探讨了古籍修复理念中整旧如旧原则与可识别原则的内涵、应用策略及价值，认为在古籍修复实践中遵守上述两个原则能够提高古籍修复的科学性和规范性，丰富古籍修复理论[23]。汪帆以《唐诗拾遗》的修复为例，阐述最少干预的程度，在不同地域、不同环境及不同文化人群中，理解程度是不一样的。在最少干预的探讨中，文化包容也许应该有其一定的位置[4]。孙永平从古籍修复实际工作入手，提出古籍修复从“复”到“护”的理念转变具有现实紧迫性和历史必然性。修“护”是对破损古籍进行修复与保护并重的整治，也是克服修“复”后遗症的最好方法。对破损古籍进行修复的同时，要加以一定的保护方法与措施[5]。阎琳在借鉴国外修复理念的基础上，强调仅通过古籍的破损情况而选择修复对象的方法存在不足，应根据古籍的破损情况、载体价值、利用率、修复风险等4项指标综合考虑修复对象，并采取预防与修复相结合的方式提高古籍的修复绩效[6]。
2.1.2 修复档案与数据库管理
古籍整理与修复工作是一项对各类相关知识需求博杂的系统工程，尤其是“古籍修复档案系统”的数字化必须借助先进的科技手段，从规范管理入手。万群从天津图书馆古籍修复档案建设实际工作出发，对国家图书馆“全国古籍修复档案管理系统”部分内容进行调整，创建了特色古籍修复档案数据库。并以天津图书馆古籍修复为实例分析古籍修复档案系统设计及著录元素选取的合理性[7]。徐东轩从工作流程的角度出发，设计和实现了基于B/S模式的古籍修复档案管理系统。综合以往形成的古籍修复档案，按照行业标准，添加古籍修复档案破损定级等关键属性，以便清晰的显示出古籍的破损状态，有利于古籍修复工作科学有序的展开[8]。沈喆韡等根据2006年文化部颁发的《古籍特藏破损定级标准》，初步设计了符合目前工作及科研需求的古籍修复档案分级管理方案。对古籍修复档案采用分级管理方法，分为“古籍修复登记表”“古籍修复档案”及“古籍修復工作报告”三种形式[9]。张莎等在清刻本《星轺日记》的修复过程中，使用小米AI智能音箱的备忘录功能进行修复过程记录，利用现代AI技术，将修复过程中的口述内容快速转变为文字记录，在对修复节奏几乎没有影响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本体修复过程中的详尽信息[10]。
2.1.3 修复场所控制
古籍修复场所的环境质量是影响修复效果的重要因素，修复室的设计与配置应达到利用方便、工作适宜的目的。李爱红指出科学的古籍修复工作区域可分为涉水区、检测区、纸库、建档区、修复区等五个相对独立的工作区域。这五个区域的分割也预示着古籍修复技术的发展将会朝着这五个方面突破[11]。周一强调古籍修复中心必须具备足够的空间且室内采光充足，温湿度的调节应控制在标准要求的范围内。由于古籍文献在修复过程中，水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因此在建设修复中心之初，就应将上下水的设施提前规划好。合理划分功能区，配置修复工具及主要仪器设备，为修复人员更好地开展日常工作提供便利[12]。胡泊结合国家图书馆文献修复室设计经验，从文献修复人员和建筑设计人员的视角，对文献修复室的典型运行特征、建筑设计原则、整体设计要求等设计核心问题加以阐释，并结合目前修复室设计中遇到的一些具体问题，提出了在修复室功能分区、修复室建筑配套设施、建筑结构相关指标等方面的设计要点[13]。
2.1.4 修复材料选择与检测
修复材料的取舍，不必拘泥于材质是否完全相同或原料是否完全一致，科学而辩证的考量乃是从古籍的整体性着眼，选取真正能达到与之和谐匹配的材料进行修复[4]。南京博物院根据古籍纸张不同的特征来制作相应的修复纸张，与苏州工艺美术学院合作在实验室里将传统的手工造纸设备改进为造型合理、操作方便的专用造纸机，实现了实验室自主造纸，并已尝试应用于古代纸质文献的修复[14]。于美娜在传统染色技法的基础上，创建出一种“一面双色”的新技法，这种方法修复过程科学可逆，适用于修复大块面积残缺，纸色不均的封面或书页[15]。武望婷等采用快速粘度分析仪（RVA）制作糊化淀粉，确定浆糊的最优制作条件是浓度3g/25mL，温度95℃，搅拌时间2min，搅拌速度120r/min，验证传统经验的同时也给书画装裱提供了理论依据[16]。何秋菊等对比不同加热温度豆浆水在宣纸中的应用效果，发现不同浓度的生熟豆浆水处理宣纸后，pH值均呈现弱碱性。经过加热的豆浆水处理宣纸的耐折度、抗张强度均好于生豆浆水[17]。易晓辉认为桐木木质松软、材性稳定、安全隔湿、无酸无味，符合文献装具用材的最新理念和要求，是制作文献装具的优良木材[18]。 修复材料是影响修复效果的关键因素，需要经过科学、规范的检测来验证其安全性。易晓辉以最新的APGⅢ植物分类系统和原料植物的纤维形态特征为基础，结合传统的麻皮竹草分类理念，提出了“三系七类十六型”分类系统，给古纸和传统手工纸的纤维分析和鉴定工作提供了参考依据[19]。巩梦婷等检测了植物染料染色后纸张的耐久性和颜色稳定性，结果发现，植物染料染纸均具有较好的耐久性，其中橡碗子染纸的耐热老化颜色稳定性较好[20]。时倩等对涂刷不同浓度胶矾水宣纸的性能进行测试和研究，发现当明胶含量介于5.0g·L-1与10.0g·L-1之间，且明矾的用量不超过1.5g·L-1时，胶矾水对宣纸性能影响较小[21]。柴斌峰对山西博物院馆藏古籍善本装具类型、状况进行了统计调查，发现六合函套保护的古籍比四合函套保护的古籍状况好，而夹板装具保护的古籍几乎100%有不同程度的破损状况。应及时补做适合北方气候特点的内装具，夹板装具最好不采用[22]。
2.2 修复中技术研究
2.2.1 清洗去污
古籍清洗技术可分为湿洗法和干洗法，湿洗法包括化学溶剂清洗法和水清洗法。朱庆贵等研究了双氧水、次氯酸钠、高锰酸钾——草酸混合液和氯胺-T的清洗效果，结果表明KMnO4-H2C2O4联合应用处理纸张墨水污斑的效果最好，去除速度快，且对纸张厚度无影响[23]。张慧等分别测试了上述4种氧化去污材料处理后的纸张化学性能，发现4种氧化去污材料处理后的纸张纤维素聚合度均下降，其中KMnO4-H2C2O4处理的纸张，聚合度下降最多。氧化去污法对纸张有较大的破坏作用，在去除纸质文物上的污斑时，应该慎重选用[24]。王丽娟认为最常用且相对安全的清洗方式是用清水清洗去污，一般将过滤后的纯净水加热到合适的温度后使用。纯净水本身不含杂质和细菌，能减少水中杂质或细菌对书叶的伤害[25]。王国强认为至少从明代开始，人们已经认识到，当灰尘较多时，应用马尾或丝拂轻拂纸面;如果是积年尘埃，就要采取清洗的方法;清洗用水可以是清水、陈天水，也可以是浸泡了皂荚的水[26]。师青提出化学试剂对古籍的损伤不可避免，可使用吸耳球吹气洗涤古籍污渍，操作中需要严格掌握吹气量，过小无法去污，过大则损伤书叶[27]。徐应萍等发明了一种静电除尘工作台，可高效捕集不同粒径的微尘粒子，而且从根本上解决了污染转移问题[28]。南京博物院研发了一套基于虹吸原理的书画清洗技术，该技术避免清洗液直接接触纸张，能够有效减轻清洗液对脆弱纸张的冲击与损伤。陈潇俐等人利用虹吸技术对清代册页进行清洗，发现虹吸技术适用于清洗脆弱纸张及色彩易脱落的字画。此外，虹吸技术可以避免传统的清洗方法中清洗液循环使用出现的交叉感染及清洗不彻底的现象，清洗后纸张的pH值、白度提高，光泽度几乎无变化[29]。
2.2.2 脱酸加固
古籍脱酸技术主要有气相脱酸法、水溶液脱酸法和有机溶液脱酸法，还有学者提出利用物质超临界状态的特殊物理性质进行脱酸等方法。气相脱酸由于无法留存碱性物质，容易在短时间内导致反酸，以及其设备安装价格昂贵、脱酸操作中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在实际应用中逐渐被淘汰。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批量脱酸工艺主要是水溶液脱酸和有机溶液脱酸[30]。谭伟等在25℃下采用四硼酸锂对两种纸张进行脱酸处理及脱酸后的老化实验，发现四硼酸锂脱酸的纸张强度性能下降幅度要明显低于未脱酸处理纸张[31]。黄桥等在传统水溶液法脱酸的基础上，利用酸化纸张湿润状态下与外加直流电源构成电解池的工作原理，采用电解法将纸张中的酸根离子移出，实现纸张快速脱酸。结果表明，电解法可以有效地去除纸张中的酸根离子，降低纸张的酸度[32]。张溪文等发明了一种电弧放电纸张脱酸装置及方法，在常温常压的条件下，使用气态脱酸剂与电弧放电射流共同对纸张进行处理，即可将纸张的pH值提高到中性;简单易行，处理速度快，效果显著，处理过程中对环境无污染，且处理后的纸张颜色、形态不发生变化，无墨迹扩散现象[33]。吴小兰等认为水溶液脱酸、非水溶液脱酸和气相脱酸对字迹、油墨、纸张平整度、工作人员的健康等存在不同程度影响，应用于善本时尤需慎重。在修复善本时，建议使用保守的水洗脱酸法进行处理[34]。
延长古籍保存时间不能仅依靠脱酸，加固增强古籍也是延续古籍生命力的关键。刘姣姣采用了醇溶性胶黏剂纯棉网常温加固技术加固纸质文献，发现经醇溶性胶黏剂棉网加固后的纸张纤维比较致密，醇溶性胶黏剂高分子增大了纤维之间的相互作用力，纸张力学性能及耐老化性能均得到显著提高;经棉网加固后的纸张不改变原始纸张亲疏水性，使纸张保持原有透气性，并且加固后不影响其阅读及数字化扫描加工过程[35]。李青莲使用物化性质优异的聚偏氟乙烯（PVDF）作为原料对纸张进行静电纺丝封护。实验结果证明，使用PVDF纤维膜封护过的纸样可以有效地防止粉尘和水汽等对纸张的损害，并且可以通过调节PVDF溶胶的颜色来对纺丝膜的颜色进行控制，使其与待封护纸张更好的匹配，真正做到“修旧如旧”[36]。易晓辉等采用棉花纳米纤维素晶须（CNC-C）和棉花纖维素纳米纤丝（CNF-C）两种纳米纤维素及其复配物对三种模拟老化文献纸张进行加固。结果表明，纤维素纳米纤丝（CNF-C）和纳米纤维素晶须（CNC-C）对老化纸张都有非常明显的加固效果;两种纳米纤维素复配加固效果优于单独使用，加固效果好于常用的羧甲基纤维素[37]。
2.2.3 揭展技术
受损严重的古籍，修补前要先揭展书叶。杜伟生总结了干揭法、湿揭法、蒸揭法及粘揭法四种书叶揭开方法的适用范围和操作步骤，认为要根据古籍具体情况选择揭开方法[38]。农美玲使用“隔水蒸煮法”揭开古籍，即用水蒸气气体使“书砖”湿润并且软化。水蒸气的气体渗透力强，能加速纸张的软化并且不使纸张含水分过多。蒸润的时间长短，将依据古籍图书粘连的程度来决定。这种方法使得原来牢牢粘连在一起的“书砖”在无损的情况下慢慢分离出来[39]。王金玉认为板结的书页可采取“湿揭法”揭取，首先用60-90℃蒸馏水，将板结的书页完全泡透，再将书页漂洗干净，取出将水分吸掉，水分晾干至七八分后，再采取“湿揭法”分层揭开;板结脆化的书籍可采用“水蒸法”使水蒸气浸入书内，取出稍凉后，将书页揭开，晾干，待修补[40]。闫丽等利用芽胞杆菌发酵产生的含有淀粉酶的胞外液制备生物揭展剂，该生物揭展剂解决了传统的水闷润揭展法对于难揭展的纸质画心极易揭晃的问题，能够降低剥离力和纤维指数，具有很好的揭展安全性[41]。 2.2.4 修补技术
古籍破损形式的多样性，要求修复人员在选择修补技术时要依据古籍具体破损情况而定。邢雅梅以实例比较分析了手工修复与纸浆补书两种路径的优劣与选择，认为传统技艺与现代技术相结合是古籍修复工作的发展趋势，在实践上要将传统手工操作与现代科技方法有机结合[42]。廖爱姣等指出了传统定位法的若干缺陷，并提出基于黄金分割模型的最優化书眼定位技术。最优比例模型快速、精确地解决了线装书书眼定位问题，装订成书本工整美观，值得推广应用[43]。任杰等通过对长纤维纸浆的制备及纤维显微观察以及长纤维纸浆的模拟应用研究，发现相比短纤维纸浆，长纤维纸浆修补破损纸张效果更佳;使用复配长短纤维浆进行纸浆修复，可改善纤维纸浆的性质[44]。苟亚娟提出“浮页配补”的方法，即在配补修复过程中将残页修复完成后，再将残缺部分的形状用补纸裁剪出来浮在残页上与残页修复好的部分重叠但不粘连，或以点浆的方式稍作固定，最后在浮页上再进行配补修复。该方法既保留了内容，又避免了对书页造成二次伤害[45]。金紫萱发明了一种采用内折叶线装包背装帧技术修复宋元古籍的工艺，主要采用蝴蝶装、包背装、线装这三者结合的装帧方法。该发明很好的解决了其他装帧样式的缺陷，在没有违背古籍修复中“不进行破坏性修复”原则的基础上，使得宋元书籍的装帧更加忠实于其原始形态[46]。崔志宾提出对于前人的修复遗存，要严格遵循整旧如旧、最少干预的修复原则，对不影响古籍保存质量的部分予以充分保留，对“连补带衬”、补纸选用不当等影响古籍耐久性的操作痕迹进行弃舍或修整，以期最大限度地延续珍籍的保存寿命，同时留下其完整的历史流传实证[47]。
2.3 修复后技术研究
2.3.1 质量管理
随着国家保护、抢救古籍和档案工作的开展，修复工作越来越受重视，开展范围和规模也越来越大。这就要求科学管理修复技术，规范古籍、档案修复技术的操作流程和工艺，统一修复要求，确保古籍、档案的抢救修复工作从经验修复转变为科学修复，从技术性修复转变为技术加管理性修复，从重视数量考核逐渐转向重视质量考核，由古籍、档案修复技术的规范和标准化建设带动古籍、档案保护技术整体水平的提高[48]。2011年至2020年十年间，我国颁布的与古籍修复相关的标准主要有《可移动文物保护修复室规范化建设与仪器装备基本要求》（GB/T30238-2013）、《古籍函套技术要求》（GB/T35662-2017）、《图书馆古籍虫霉防治指南》（WH/T88-2020）。此外，2015年东亚五国（中国、日本、韩国、朝鲜和蒙古）专家联合编写了《纸质文物保护与修复操作指南》，我国天一阁博物馆和南京博物院分别主持编写了《古籍与文书修复导则》和《书画修复导则》，为古籍修复工作提供了参考依据[49]。龙堃等提出《古籍函套技术要求》的颁布实施对函套制作材料的各个部分进行合理的规范，能够将老化的、质量较差的函套排除在古籍保存环境之外，而将质量较好的、耐久的函套引入古籍保护之中，这不仅有利于古籍的保存和保护，同时也能够避免用古籍保护经费制作质量较差的函套而造成的资源浪费[50]。张美芳等认为现行颁布的古籍、档案修复标准对实际工作起到一定规范作用，但要对修复工作进行全流程、全方位的规定还需要不断补充和完善各类标准。由于中国古籍、历史档案的装帧形式层出不穷，因此在修复时急需制定相应的标准，将实际工作与研究中通用的、关键的技术和普遍认可的保护方法转化为技术标准[48]。
2.3.2 构建古籍修复技术知识管理系统
古籍破损情况不同，不同修复人员使用的修复技术也不尽相同，不利于修复行业的业务交流，构建古籍修复技术知识管理系统是解决这一难题的关键。刘爱华提出构建一种知识交流互动的机制与平台，通过抓取和挖掘隐性知识，把其中有共性价值的部分抽取出来存入相应的知识库中，并将其转化为人们可以共享的知识。利用互联网络搭建的古籍修复知识库，可为古籍修复技能学习、知识交流开启高效、即时、便捷的新渠道，改善固有社会关系网络格局，实现较大范围修复知识共享的目标[51]。石庆功等强调少数民族古籍修复材料研究应得到更多关注，开展少数民族古籍纸张与修复用纸物理成分和化学成分鉴定，多学科合作分析染纸配色材料选择，逐步建立少数民族古籍修复材料知识库[52]。刘洪泉把人工智能CBR技术引入知识挖掘中，构建基于CBR技术的古籍修复隐性知识挖掘系统模型，结合理论基础的研究，分析了CBR技术在数据挖掘方面的优势及古籍修复案例专家库转化成数据仓库的可行性，验证了该模型在古籍修复技术中的隐性知识挖掘有效性及可行性[53]。徐东轩设计的基于B/S模式的古籍修复档案管理系统实施权限管理，拥有不同角色的用户分别被赋予不同的权限，实现学习、分享和讨论版块的设计。该系统实现了方便初学者学习，方便专家传授经验，方便专家讨论修复方案等功能[8]。
3 对古籍修复技术研究的一些思考
目前，我国古籍修复技术研究的文献数量不断增加，研究范围逐渐拓宽，古籍修复技术研究越来越重视理论探索，科学性技术修复的地位不断提高。古籍修复技术研究虽取得一定成就，但仍存在着一些问题：古籍修复技术研究主题多以具体修复案例为主，但对从具体实践中得来的修复结论缺乏系统的归纳和深入的研究，主观性较强，难以推广应用;古籍修复技术课题研究和专利数量呈上升趋势，但总体来看，研究成果的实践应用比率不高，制约了科学研究的良性循环;古籍修复技术研究偏重于技术应用介绍，未能与我国当前古籍修复现状紧密结合，具有突破性进展的古籍修复技术科技成果较少，研究深度不足;古籍修复技术研究注重修复效果，忽视修复伦理，缺少对修复行为的反思，古籍修复技术的安全性值得商榷;古籍修复技术相关规范和标准虽然已经颁布，但较为粗糙，尚未建立起完善的古籍修复技术标准体系，对具体修复工作的指导有限，古籍修复技术标准化进程仍然存在障碍。
笔者认为，今后我国古籍修复技术研究应该从以下6个方面着手：（1）加强古籍修复技术基础理论研究。及时归纳总结古籍修复技术实践经验，使之上升到修复理论层面，建构我国古籍修复技术的理论体系。（2）加强古籍修复技术成果的应用研究。在实践中检验古籍修复技术的优劣，不断改进、完善修复技术，加快古籍修复技术应用于修复实践的进程。（3）加强古籍修复高端技术研究。结合我国古籍修复工作实践，广泛吸收物理、化学等领域专家参与古籍修复研究，加大古籍修复高水平研究成果的产出率;（4）加强古籍修复伦理研究。改变一味追求修复效果的思想，严格遵守古籍修复原则，重视对古籍修复行为的反思，明确修复与“造假”的界限。（5）加强古籍修复技术适用范围研究。明确每种修复技术的适用范围，根据古籍破损的不同状况，为每册古籍制定具有针对性的技术方案。（6）加强古籍修复技术标准化体系建设，借鉴国内外相关技术标准，因地制宜、因书制宜地制定我国古籍修复技术规范，推动古籍修复工作科学、健康发展。 当前，我国古籍修复事业在国家大力支持下正处在蓬勃发展时期，我们相信，未来古籍修复技术研究会更加理性、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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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霍云萱（1997），女，郑州大学信息管理学院2019级研究生。研究方向：图书馆学、文献学。
（收稿日期：2021-06-01 责任编辑：马玉娟）
Research on the Restoration Technology of Ancient Chinese Books
in the Past Decade （2011-2020）
Huo Yun-xuan
Abstract：The restoration of ancient books， as the most direct and effective means to protect the original nature of ancient books， absorbs the achievements of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n the basis of inheriting traditional techniques and radiates new vigor and vitality This paper tries to take the chronological sequence of the work process of ancient books restoration （before， during and after restoration） as a clue. In this paper，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ancient book restoration technology in China during 2011-2020 is summarized， and th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 of ancient book restoration technology in China is proposed.
Keywords：Ancient Book Restoration Technology， Restoration of Ancient Books， Literature
Restor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