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自称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独立后的宪法也规定了人人平等，禁止以宗教、种姓、民族、性别等任何原因歧视任何公民，废除不可接触制等，但现实是坚硬的，历史遗留下来的痼疾很难被一纸条文治愈。在印度，一直存在着一个庞大的被边缘化的社会群体，他们被称为贱民、不可接触者、野蛮的部落民，圣雄甘地曾称呼他们为“哈里真”（神的孩子）。在独立之后，宪法赋予其一个不带歧视色彩的称谓：表列种姓与表列部落。称谓虽然发生了改变，但大部分人依然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经受着主流社会的歧视，也忍受着极端的贫困。其中的表列部落，是生活在边远山区的原住民，他们在宗教信仰、生活习俗上都与印度教社会有所不同。独立之后，部落民的生活条件并没有得到多少改善，他们在现代化的大潮中，一方面不能再过打渔、狩猎这种传统的生活，另一方面又没有得到土地以及受教育的机会，成为被历史遗忘的人群。
　　独立后的20世纪70年代，在西孟加拉，出现了一位为部落民代言的女作家，她就是马哈斯维塔·黛薇（Mahasweta Devi）（1926— ）。她了解到部落民生活的不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为他们呼吁，在小说中让他们成为文学舞台的主角，她的文字使印度社会及政府再也不能无视这个边缘群体。马哈斯维塔为部落民的创作不是激情的一时兴起，而是坚持了几十年的事业。2013年印度斋浦尔文学节因为布克奖的介入受到广泛关注，马哈斯维塔受邀在文学节开幕式上讲话，她演讲的题目是《啊，再活一次》，体现了这位87岁高龄的老人经岁月洗礼依然浓烈的激情。
　　马哈斯维塔是著名的孟加拉语作家，在20世纪50年代走上创作道路，迄今已有20多部作品问世，其中很多作品被译为英语及印度各地方语言。知名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家佳亚特里·斯皮瓦克是她的英译者之一，她不仅翻译了马哈斯维塔的作品，还有大量的研究及访谈，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这位孟加拉语女作家在西方的影响。从1979年开始，马哈斯维塔获得了包括印度文学院奖、莲花奖等多项重要奖项，2009年，还获得了布克文学奖的提名。
　　马哈斯维塔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斗争精神与她的家庭有直接关系。马哈斯维塔·黛薇生于达卡的一个富裕而开明的婆罗门家庭。她的祖父母是印度近代社会改革的积极参与者，曾与罗姆摩罕·罗易（印度近代之父）并肩战斗，她的父母都有较深的文学造诣，父亲玛尼什·戈塔克是著名的诗人和小说家，母亲塔里特里·黛薇是作家和社会工作者，叔叔瑞图克·戈塔克是著名的电影制作人。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马哈斯维塔接受了很好的教育，她先后在维斯瓦帕拉蒂与加尔各答大学毕业，并在国际大学获得英语学士学位，在加尔各答大学获得英语硕士学位。
　　马哈斯维塔的婚姻对她的生活及思想有更大的影响。1947年，她与著名的剧作家毕庸·巴达查理亚（Bijon）（1915—1978）结婚。毕庸是共产党员，他组织了进步的艺术团体，提倡把舞台搬到农村，其艺术观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政治性。在独立之后，西孟加拉邦的左翼力量受到排挤的时候，毕庸失去工作，马哈斯维塔的工作也受到影响，她不得不为了糊口四处奔波。艰苦的生活锻炼了马哈斯维塔坚强的意志，也培养了她广阔的社会视野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1965年，马哈斯维塔去比哈尔邦的帕拉姆（Palamu）采访，第一次接触到部落民。帕拉姆是比哈尔邦甚至印度最穷的地方，生活在这里的村民基本上属于表列部落，历史上都属于猎户或渔人。印度独立之后，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剧，他们不断被赶出世代赖以为生的森林、山区、河岸。而残存的封建的土地制度又使他们沦为地主的佃农或雇工，他们遭受着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双重压榨。印度独立之后，中央政府已经开始进行土地改革，1953年中央政府成立了中央土改委员会，各邦也开始按照中央确定的原则，制定本邦的土改法律。之后，各邦分别出台了保护佃农利益，废除租佃制度的法律。但是法律在推行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阻力，很多地主为了最大限度地保留土地，钻法律的空子，而广大的没有文化的佃农根本无法保护自身的利益。
　　马哈斯维塔访问了很多村庄，还跟村民同住，看到了他们深重的苦难。马哈斯维塔在采访中发现，很多部落民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无奈之下就向地主及高利贷者借钱，而他们又不识字，在地主及高利贷者们的操作之下，几年之后他们的借款就会成为一生都无法偿还的债务，很多部落民沦为奴隶（我国的印度作品翻译中曾把他们译为“白干”，一生为地主干活抵债）。很多村民没有土地，或者由政府分给了土地，却是非常贫瘠的山顶、林间的小块土地，仅供维持生存。在这些边缘的村落还存在着落后的租佃制度，大部分村民还被地主剥削，过着赤贫的生活。
　　部落民的悲苦生活感染了她，从此，马哈斯维塔走上了为他们呐喊的道路。她在杂志上发表文章报道部落民的生活状况，创作小说《被占领的森林》《想象的地图》《乔迪·孟达和他的箭》《猎人之书》等，描写这些部落和贱民所遭受的来自高种姓的地主、高利贷者及腐败的政府官员的压迫，反思造成部落民悲剧的现实及传统根源。马哈斯维塔的小说以她的长期观察为基础，有着强烈的写实性，同时，又浸润了部落文化的神秘色彩。在《乔迪·孟达和他的箭》中，乔迪那如同被施了魔法的弓箭百发百中，象征着猎人部落失落的理想，也隐藏着被压迫者反抗的锋芒；在《稻种》里，杜兰那块巴掌大的田里长出的郁郁葱葱的稻谷，象征着即将在四处播撒的希望，也预示了那些埋葬在地下的斗士们以特殊的形式获得了永生。
　　作为女作家，马哈斯维塔也非常关注部落民中的女性，她描写了部落民女性的非人的生活境遇。在存在种姓差别的印度，部落民的女性被当做高种姓地主及高利贷者的私有财产，她们的人身自由得不到任何保障，随时会受到侵犯。在这些村子里，地主家庭的成年男子，可以随意占有地位低微、挣扎在生死边缘的部落女性，她们若生下孩子，孩子依然是贱民。欠债的部落民，他们的女儿会被地主直接送到妓院抵债。地主家的孩子与部落民女性的爱情，给地主儿子带来的是一种谈资，给女性带来的是一生的悲剧（《多莉》）；这样悲苦的生活，部落里的女人们却哭不出来，为了谋生，她们去地主家的葬礼上，为了地主家的体面，嚎啕大哭（《哭丧的人》）。马哈斯维塔以纤纤细笔，向不公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文化风俗宣战。在展示部落民的苦难生活的细腻和丰富方面，她的作品独树一帜。 　　除了以小说形式为部落民呼吁，马哈斯维塔还经常给当地政府部门写信，为部落民争取法律规定的权利。在斯皮瓦克和马哈斯维塔的一次谈话中，马哈斯维塔不无幽默地说：“每个部长那里都有我一二百封信。我对社会负有责任，虽然我并不太明白我为什么要做这些事，但这种责任感是挥之不去的信念。而且我对我自己也必须保持这种责任感。我自问了千百遍：我做了我能做的一切吗？……在报纸刊物上的揭露非常必要。政府官员承认，他们害怕我。”
　　马哈斯维塔对部落民的帮助不仅仅停留在笔端，她亲自组织、领导了部落民争取自身权利的社会活动。首先她开展了对部落民的教育，因为长期以来，这些部落民被排斥在教育体系之外，很多人都是文盲。她编写简单的课本，让这些部落民学习基本的书写和算术，使他们避免被地主欺骗；在她的帮助下，猎人们在1978年有了自己的组织“罗达组织”并进行了抗议活动；1979年她领导村民组织起来游行示威，争取土地权利，他们呼喊着口号走上街头：“废除土地租佃，土地属于耕种者，不属于游手好闲的地主！”政府迫于压力，逐渐地废除了土地租佃。她去德里为村民们联系一些经济项目，把村民们的手工艺品推向市场，解决村民们的经济问题。

　　鞋子是日本的，裤子是英国的
　　帽子是俄罗斯的
　　但心啊，我的心，
　　永远是印度的。
　　我的祖国
　　悲伤又破败，荣耀而美丽
　　她炎热，潮湿，阴冷，干燥
　　她就是灿烂的印度，
　　我的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