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过去几年，中国与欧盟的关系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原因之一是双方之间贸易与投资稳定增长，并且有进一步增长的潜力。双方纽带的加强有政治原因，但这将取决于具体情况和意愿。中国在欧盟看到了地缘政治机会，能够对其与美国的关系形成制衡。而欧盟整体，尤其是德国，在中国看到了重大的地缘经济竞争，这能够刺激有时缺乏活力的欧盟，并带来创新和开发新技术的机会。
2015年6月，中国总理李克强自2013年来第六次访欧，并访问位于布鲁塞尔欧盟的总部，此前已经有一系列引人注目的重要访问。2014年，他本人访问了德国、俄罗斯和意大利，在他访欧前几个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了欧盟总部，这是中国国家主席首次到访欧盟总部。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费代丽卡·莫盖里尼（Federica Magherini） 2015年5月访问了北京，欧洲议会（European Parliament）议长马丁·舒尔茨（Martin Schultz）紧随其后。在大量不被关注、按部就班的讨论和会议中，这些互访十分抢眼。
显然，互访对建立中国和欧盟的重要经济纽带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双边贸易总额已经达到6000亿美元，是十年前的3倍。双方都愿意看到贸易增长，但尽管签署了向中国出售空客（Airbus）飞机等广为报道的交易，总体情况算不上乐观。中国国内需求增长正在减弱，汽车销售增长也持平。欧洲经济增长稍有起色，但仍然缓慢而脆弱。双方的投资趋势都在走下坡路。
外国直接投资（FDI）趋势看起来要乐观一些。中国对欧盟的FDI已从本世纪头十年初期至中期的每年不到10亿美元，增长至2014年的180亿美元左右。这大概是欧盟对中国FDI存量的六分之一，李克强总理形容中国对外投资水平“很难说令人满意”。他还呼吁欧盟加入与中国缔结双边投资条约和自由贸易协定的讨论。
然而，尽管中国对欧盟投资存量相对较低，人们却不应忽视投资加速的规模。中国当前最为重大的进展之一，是放松影响资本流动的监管法规，这些监管法规主要适用于直接投资，而较少适用于组合投资资本。
中国加大海外直投可以满足三个重要目标。首先，相对于积累闲置、收益率低的外汇储备，这是更好的选择，可以帮助中国失衡的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关系恢复平衡，这种失衡反映在中国国际收支顺差中；其次，这为中国企业提供了商业机会，许多中国企业在中国存在不同程度的产能过剩和负债，并面临国内艰难的经济转型，除了基础设施投资以外，各类固定资产投资大多都在大幅放缓；第三，中国日益追求在全球经济中留下足迹、建立影响力，而这在其中是不可或缺的。
在债台高筑、面对减少财政赤字压力之际，许多欧洲国家和机构迫切需要资金。而中国正在敲响欧洲敞开的大门，它现在急于展示，除了充当世界工厂之外，自己还扮演着更加高级和成熟的资本供应者的角色。李克强总理到访时表示，中国可能为新的欧洲战略投资基金（European Fund for Strategic Investments）出资50-100亿欧元，该基金的目标是为新投资项目提供高达3150亿欧元的贷款，包括许多基础设施和科技领域的投资项目。目前尚不清楚会是怎样的出资方式和条款。该基金依赖担保，旨在吸引私人投资者，中国很可能希望自己也在参与该基金的多个技术问题上得到保证。
为基础设施和科技提供资金的想法引起中国的共鸣，因为中国发起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以及利用自己的开发银行为“一带一路”计划提供资金，也有着同样的动机。中国在物质基础设施领域有卓越的专业能力和技术；中国会更愿意与一家欧盟机构合作，而不是和单个的欧盟外围国家合作，比如说，如果项目涉及中国先进的数字科技公司，尤其如此；中国或许还在欧盟看到了有助于实现连接亚欧的“一带一路”计划的机会。
就欧盟而言，对于上述符合中国利益的许多事情，欧盟肯定会是接受的，但并非没有保留或自己的议程考虑。虽然中国极力推销的双边投资条约和自由贸易协定在理论上对欧盟具有吸引力，但欧洲人很明白，这是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回应，TPP已接近缔结，而中国至少到目前为止被排除在外。而TPP又催生了美国和欧盟之间关于《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的讨论，这肯定会暂时占据欧盟的注意力。很可能，欧盟希望先与美国就这个贸易协定取得重要进展，然后才会着手与中国打造新的贸易关系。换句话说，前者的失败也可能不利于后者的成功。
欧盟还在忙于解决欧元区的生死存亡危机，这场危机还没有结束。德国对希腊的耐心受到了考验，几乎造成双方决裂。 尽管围绕主要参与方的行为和信仰有诸多噪音，但德国总理默克尔（Merkel）的观点很有可能正在受到中国的影响，而影响的方式甚至可能是中国领导人想象不到的。中国在经济上的成功，或许还有直到最近都无与伦比的活力，让这位欧洲当前任职时间最长的政治领导人印象深刻。她坚信，欧洲的“7-20-50”身份（即欧洲占全球人口的7%，全球GDP的20%，全球社会支出的50%），只有在欧洲能够直面中国的挑战，在创新和科技等关键领域与中国抗衡的情况下，才能得以维系。这并不是说每个国家都能有自己的西门子（Siemens）或者宝马（BMW）与中国竞争，而是如果欧盟与中国变成真正的共生关系，各国必须努力改变现状。
中国与欧盟都在经历艰难而复杂的内部经济挑战，这些挑战以不同方式与二者的外交政策抱负和不安全感联系在一起。矛盾的是，这些挑战既突出了双方打造更深、更富建设性的关系、相互支持的必要，也凸显了相互怀疑和误解的风险。很可能，要想避免后者，双方必须用心缓解各自内部的经济问题。
2015年6月，中国总理李克强自2013年来第六次访欧，并访问位于布鲁塞尔欧盟的总部，此前已经有一系列引人注目的重要访问。2014年，他本人访问了德国、俄罗斯和意大利，在他访欧前几个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了欧盟总部，这是中国国家主席首次到访欧盟总部。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费代丽卡·莫盖里尼（Federica Magherini） 2015年5月访问了北京，欧洲议会（European Parliament）议长马丁·舒尔茨（Martin Schultz）紧随其后。在大量不被关注、按部就班的讨论和会议中，这些互访十分抢眼。
显然，互访对建立中国和欧盟的重要经济纽带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双边贸易总额已经达到6000亿美元，是十年前的3倍。双方都愿意看到贸易增长，但尽管签署了向中国出售空客（Airbus）飞机等广为报道的交易，总体情况算不上乐观。中国国内需求增长正在减弱，汽车销售增长也持平。欧洲经济增长稍有起色，但仍然缓慢而脆弱。双方的投资趋势都在走下坡路。
外国直接投资（FDI）趋势看起来要乐观一些。中国对欧盟的FDI已从本世纪头十年初期至中期的每年不到10亿美元，增长至2014年的180亿美元左右。这大概是欧盟对中国FDI存量的六分之一，李克强总理形容中国对外投资水平“很难说令人满意”。他还呼吁欧盟加入与中国缔结双边投资条约和自由贸易协定的讨论。
然而，尽管中国对欧盟投资存量相对较低，人们却不应忽视投资加速的规模。中国当前最为重大的进展之一，是放松影响资本流动的监管法规，这些监管法规主要适用于直接投资，而较少适用于组合投资资本。
中国加大海外直投可以满足三个重要目标。首先，相对于积累闲置、收益率低的外汇储备，这是更好的选择，可以帮助中国失衡的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关系恢复平衡，这种失衡反映在中国国际收支顺差中；其次，这为中国企业提供了商业机会，许多中国企业在中国存在不同程度的产能过剩和负债，并面临国内艰难的经济转型，除了基础设施投资以外，各类固定资产投资大多都在大幅放缓；第三，中国日益追求在全球经济中留下足迹、建立影响力，而这在其中是不可或缺的。
在债台高筑、面对减少财政赤字压力之际，许多欧洲国家和机构迫切需要资金。而中国正在敲响欧洲敞开的大门，它现在急于展示，除了充当世界工厂之外，自己还扮演着更加高级和成熟的资本供应者的角色。李克强总理到访时表示，中国可能为新的欧洲战略投资基金（European Fund for Strategic Investments）出资50-100亿欧元，该基金的目标是为新投资项目提供高达3150亿欧元的贷款，包括许多基础设施和科技领域的投资项目。目前尚不清楚会是怎样的出资方式和条款。该基金依赖担保，旨在吸引私人投资者，中国很可能希望自己也在参与该基金的多个技术问题上得到保证。
为基础设施和科技提供资金的想法引起中国的共鸣，因为中国发起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以及利用自己的开发银行为“一带一路”计划提供资金，也有着同样的动机。中国在物质基础设施领域有卓越的专业能力和技术；中国会更愿意与一家欧盟机构合作，而不是和单个的欧盟外围国家合作，比如说，如果项目涉及中国先进的数字科技公司，尤其如此；中国或许还在欧盟看到了有助于实现连接亚欧的“一带一路”计划的机会。
就欧盟而言，对于上述符合中国利益的许多事情，欧盟肯定会是接受的，但并非没有保留或自己的议程考虑。虽然中国极力推销的双边投资条约和自由贸易协定在理论上对欧盟具有吸引力，但欧洲人很明白，这是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回应，TPP已接近缔结，而中国至少到目前为止被排除在外。而TPP又催生了美国和欧盟之间关于《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的讨论，这肯定会暂时占据欧盟的注意力。很可能，欧盟希望先与美国就这个贸易协定取得重要进展，然后才会着手与中国打造新的贸易关系。换句话说，前者的失败也可能不利于后者的成功。
欧盟还在忙于解决欧元区的生死存亡危机，这场危机还没有结束。德国对希腊的耐心受到了考验，几乎造成双方决裂。 尽管围绕主要参与方的行为和信仰有诸多噪音，但德国总理默克尔（Merkel）的观点很有可能正在受到中国的影响，而影响的方式甚至可能是中国领导人想象不到的。中国在经济上的成功，或许还有直到最近都无与伦比的活力，让这位欧洲当前任职时间最长的政治领导人印象深刻。她坚信，欧洲的“7-20-50”身份（即欧洲占全球人口的7%，全球GDP的20%，全球社会支出的50%），只有在欧洲能够直面中国的挑战，在创新和科技等关键领域与中国抗衡的情况下，才能得以维系。这并不是说每个国家都能有自己的西门子（Siemens）或者宝马（BMW）与中国竞争，而是如果欧盟与中国变成真正的共生关系，各国必须努力改变现状。
中国与欧盟都在经历艰难而复杂的内部经济挑战，这些挑战以不同方式与二者的外交政策抱负和不安全感联系在一起。矛盾的是，这些挑战既突出了双方打造更深、更富建设性的关系、相互支持的必要，也凸显了相互怀疑和误解的风险。很可能，要想避免后者，双方必须用心缓解各自内部的经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