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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11日上午，来自中国、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政府、企业、学界及传媒领域的青年精英齐聚北京，围绕“合作内生动力、创新引领变革”和“法治国家、现代治理”两大议题展开研讨。此次研讨会由中国国际交流协会主办，是第二届中美欧青年精英交流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
“合作内生动力、创新引领变革”这一议题主要探讨经济改革和经济合作问题。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以来，中国在经济领域的改革进程明显加快了步伐。此后，关于深化经济改革、依靠创新推动经济发展的新表述和新论断不断涌现，如“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互联网 ”、“物联网 ”等等。而“互联网 ”、科技创新恰恰成了此次研讨会各界青年精英关注的焦点。特别是在议题讨论阶段，外方与会代表纷纷就互联网问题向在座的中方代表进行提问。
“在美国，农民对互联网的应用非常娴熟和广泛。在中国，农业领域以及其他产业是否也在广泛应用互联网技术？”针对美国爱荷华州共和党参议员查尔斯·施奈德的提问，贵州省开阳市副市长郭威向其介绍了中国各产业领域对互联网的应用情况，并表示“‘互联网 ’在中国的服务业和农业领域应用也十分广泛，一般种子的来源、用途、筛选等也会通过计算机进行大数据分析。当然，农业领域应用互联网技术因地区不同而存在明显差异。在中国东部地区，互联网应用的领域要广泛、频度要高；在中国西部地区，互联网的应用则相对比较落后。”接着，郭威结合自己在开阳市任职的亲身经历向外方代表讲述了一个更加真实的中国。他说：“在中国东部大城市，去电影院看电影都可以利用网络或者手机提前订票和选座位，但在开阳市，很多电影院的电影票还是手写的。想必，这是很多人没有经历过的。很多外国学者对中国不是很了解，认为中国是一个发达国家。其实，中国仍然是一个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发展中国家。我所在的贵州省便是比较贫困的省区，有些地区人均GDP仅一两千元人民币。只有对这些地区进行深入认识，才能更加全面地了解中国。”
虽然当前中国在运用互联网方面存在地区不平衡问题，但是在相对比较发达的地区，互联网的应用还是相当广泛的。不仅工业、农业等产业领域在广泛使用互联网技术创造更多利润，而且政府公共部门也在积极运用互联网来提高为民服务的效率。来自人民日报社的杨旭向外方代表介绍了交警使用互联网和微信平台处理交通事故的经验。他表示，“政府正在积极尝试利用网络来了解民众的需求。有些地方政府通过大数据分析列举民众所关注的十大实事，这样政府便可更具针对性地满足民众的需求。”倾听完中方代表对互联网在中国应用情况的介绍，德国自民党巴伐利亚州总干事丹尼尔·弗斯特表示，“关于该议题的研讨及互联网在中国各领域的应用令人印象深刻。英德等西方国家在政府行政中存在对互联网的广泛应用。此外，德国的媒体也积极运用互联网技术。中国媒体在使用互联网进行赢利方面有什么经验可资借鉴？”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正在对传统媒体造成冲击，同时也使大量新媒体、自媒体应运而生。传统媒体也在根据形势的变化和技术的发展进行调整。《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纸媒的与会代表结合自身经验，对传统媒体与互联网的融合、新媒体的融资和赢利模式等向外方代表进行了介绍和说明。此外，与会代表还就互联网在政府管理、教育培训等领域的应用及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经济合作倡议进行了研讨。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又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在此背景下，“治理”、“法治”成为当前中国深化改革的热点话题，也是外方比较关切的议题。此次研讨会把“法治国家、现代治理”作为议题之一，也是希望中外代表能围绕法治和治理问题介绍彼此的做法和经验，以加深相互理解。在第二议题发言中，英国保守党北英格兰地区副主席阿拉斯泰尔·克鲁克斯对英国“大社会”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阐述。他表示，“大社会是指寻求改变英国国家形态和功能的诸多政策，即要将权力尽可能从政治家手中转移到慈善机构、社区及个人手中。对中国和英国进行比较，需要考察英国过去二十年来所发生的权力去中心化进程。英国已经具备了良治实践的强大框架，而中国的良治框架还处于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像英国那样处于完全成熟的状态。然而，过去几十年，中国在基础设施开发和经济现代化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这也得益于中国的治理框架不同于英国。”随后，德国社民党勃兰登堡州议员埃里克·斯通对德国的联邦制度及“大社会”概念在德国治理实践中的运用进行了解读。
与英德等西方国家的“大社会”理念不同，中国在社会治理领域较为强调政府的职能和作用。在此方面，中国宗教界和平委员会专职副秘书长喇灿以西藏自治区为例，对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方略在中国民族、宗教工作中的成功实践向外方代表进行了介绍。通过中外代表的发言和讨论不难发现，西方国家在国家治理领域更加强调社会力量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而中国则更加注重政府的力量。但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目标的指引下，中国也逐渐认识到社会力量可以在社会治理领域发挥更大作用，也在尝试赋予社会组织更多权力和空间，以让其承担起更多社会治理的功能。事实上，在治理领域，中西之间还存在另外一项重要差异，西方国家更加注重个人自由，而中国则更加强调效率。对此，中国国际交流协会秘书长倪健总结道，“所谓良治，每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的做法，我们的体制体现了效率，但在某些方面也面临取舍。如何做到均衡，是当前中国在国家治理领域面临的一大课题。”
与会代表多样化构成了此次研讨会的重要特点。外方代表来自多个发达国家，中方代表则来自多种行业，既有高校科研人员、也有传媒企业界的青年精英，更有一些在地方从事行政工作的公职人员。这些青年领袖齐聚一堂，围绕科技创新和社会治理等话题介绍自己国家的经验和做法并提出思考和疑问，有助于各方了解彼此在相关领域的发展进程，从而加深对各自发展道路的理解。正如会后德国社民党勃兰登堡州议员埃里克·斯通接受媒体采访时所言，“像这样的研讨会意义重大，它使国际社会可以更加全面、客观地看待中国当前的改革和发展。”
（责任编辑：魏银萍）
“合作内生动力、创新引领变革”这一议题主要探讨经济改革和经济合作问题。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以来，中国在经济领域的改革进程明显加快了步伐。此后，关于深化经济改革、依靠创新推动经济发展的新表述和新论断不断涌现，如“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互联网 ”、“物联网 ”等等。而“互联网 ”、科技创新恰恰成了此次研讨会各界青年精英关注的焦点。特别是在议题讨论阶段，外方与会代表纷纷就互联网问题向在座的中方代表进行提问。
“在美国，农民对互联网的应用非常娴熟和广泛。在中国，农业领域以及其他产业是否也在广泛应用互联网技术？”针对美国爱荷华州共和党参议员查尔斯·施奈德的提问，贵州省开阳市副市长郭威向其介绍了中国各产业领域对互联网的应用情况，并表示“‘互联网 ’在中国的服务业和农业领域应用也十分广泛，一般种子的来源、用途、筛选等也会通过计算机进行大数据分析。当然，农业领域应用互联网技术因地区不同而存在明显差异。在中国东部地区，互联网应用的领域要广泛、频度要高；在中国西部地区，互联网的应用则相对比较落后。”接着，郭威结合自己在开阳市任职的亲身经历向外方代表讲述了一个更加真实的中国。他说：“在中国东部大城市，去电影院看电影都可以利用网络或者手机提前订票和选座位，但在开阳市，很多电影院的电影票还是手写的。想必，这是很多人没有经历过的。很多外国学者对中国不是很了解，认为中国是一个发达国家。其实，中国仍然是一个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发展中国家。我所在的贵州省便是比较贫困的省区，有些地区人均GDP仅一两千元人民币。只有对这些地区进行深入认识，才能更加全面地了解中国。”
虽然当前中国在运用互联网方面存在地区不平衡问题，但是在相对比较发达的地区，互联网的应用还是相当广泛的。不仅工业、农业等产业领域在广泛使用互联网技术创造更多利润，而且政府公共部门也在积极运用互联网来提高为民服务的效率。来自人民日报社的杨旭向外方代表介绍了交警使用互联网和微信平台处理交通事故的经验。他表示，“政府正在积极尝试利用网络来了解民众的需求。有些地方政府通过大数据分析列举民众所关注的十大实事，这样政府便可更具针对性地满足民众的需求。”倾听完中方代表对互联网在中国应用情况的介绍，德国自民党巴伐利亚州总干事丹尼尔·弗斯特表示，“关于该议题的研讨及互联网在中国各领域的应用令人印象深刻。英德等西方国家在政府行政中存在对互联网的广泛应用。此外，德国的媒体也积极运用互联网技术。中国媒体在使用互联网进行赢利方面有什么经验可资借鉴？”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正在对传统媒体造成冲击，同时也使大量新媒体、自媒体应运而生。传统媒体也在根据形势的变化和技术的发展进行调整。《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纸媒的与会代表结合自身经验，对传统媒体与互联网的融合、新媒体的融资和赢利模式等向外方代表进行了介绍和说明。此外，与会代表还就互联网在政府管理、教育培训等领域的应用及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经济合作倡议进行了研讨。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又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在此背景下，“治理”、“法治”成为当前中国深化改革的热点话题，也是外方比较关切的议题。此次研讨会把“法治国家、现代治理”作为议题之一，也是希望中外代表能围绕法治和治理问题介绍彼此的做法和经验，以加深相互理解。在第二议题发言中，英国保守党北英格兰地区副主席阿拉斯泰尔·克鲁克斯对英国“大社会”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阐述。他表示，“大社会是指寻求改变英国国家形态和功能的诸多政策，即要将权力尽可能从政治家手中转移到慈善机构、社区及个人手中。对中国和英国进行比较，需要考察英国过去二十年来所发生的权力去中心化进程。英国已经具备了良治实践的强大框架，而中国的良治框架还处于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像英国那样处于完全成熟的状态。然而，过去几十年，中国在基础设施开发和经济现代化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这也得益于中国的治理框架不同于英国。”随后，德国社民党勃兰登堡州议员埃里克·斯通对德国的联邦制度及“大社会”概念在德国治理实践中的运用进行了解读。
与英德等西方国家的“大社会”理念不同，中国在社会治理领域较为强调政府的职能和作用。在此方面，中国宗教界和平委员会专职副秘书长喇灿以西藏自治区为例，对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方略在中国民族、宗教工作中的成功实践向外方代表进行了介绍。通过中外代表的发言和讨论不难发现，西方国家在国家治理领域更加强调社会力量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而中国则更加注重政府的力量。但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目标的指引下，中国也逐渐认识到社会力量可以在社会治理领域发挥更大作用，也在尝试赋予社会组织更多权力和空间，以让其承担起更多社会治理的功能。事实上，在治理领域，中西之间还存在另外一项重要差异，西方国家更加注重个人自由，而中国则更加强调效率。对此，中国国际交流协会秘书长倪健总结道，“所谓良治，每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的做法，我们的体制体现了效率，但在某些方面也面临取舍。如何做到均衡，是当前中国在国家治理领域面临的一大课题。”
与会代表多样化构成了此次研讨会的重要特点。外方代表来自多个发达国家，中方代表则来自多种行业，既有高校科研人员、也有传媒企业界的青年精英，更有一些在地方从事行政工作的公职人员。这些青年领袖齐聚一堂，围绕科技创新和社会治理等话题介绍自己国家的经验和做法并提出思考和疑问，有助于各方了解彼此在相关领域的发展进程，从而加深对各自发展道路的理解。正如会后德国社民党勃兰登堡州议员埃里克·斯通接受媒体采访时所言，“像这样的研讨会意义重大，它使国际社会可以更加全面、客观地看待中国当前的改革和发展。”
（责任编辑：魏银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