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 年，我参加了硕士入学30周年聚会，见到很多中央党校的同学。当然，我们博士同学、大学同学，还有后来的同事也经常聚会。不过，每一次聚会，其实都在提醒我，如果我没做生意，大概会和他们走同样的道路。
　　无非两种可能：一种在机关里当公务员，做个副局长，好一点的话，争取做个副部长。我的硕士同学大概有三分之一做到了副部以上。另一种是做学问，我很多同学都成为了博士生导师。我们这些 77 级、78 级的毕业生，赶上了那个知识和人才缺乏的特殊时代，各自发展得都还不错。
　　我选择的道路，属于我们那一代人当中的一个特例。当时我所在的单位突然一个急刹车拐弯，把我给扔地下了，等我爬起来的时候，车子已经开走，不带我玩了。我只好拍拍屁股、掸掸灰，找上几个哥们，另走一条道路。
　　结果没走多远，又赶上很多逃难的人。我非常沮丧，以为自己迷路了，再也找不到天堂，可他们却告诉我，前面就是天堂。
　　于是，我跟着他们跑到一个新的地方，建立了一座新的城市，并开拓出不错的发展天地。这个新天地叫“民营企业”，我的身份也改成了“民营企业家”。虽然我现在还没到达天堂，但我已经走在进入天堂的道路上。
　　当初那些没下车的朋友，原先都认为我必死无疑，没想到我在新城市过得也不错。现在他们在老城，我在新城；他们要出来，我要进去。民营企业在体制内的人看来，同样是一座围城，因为也有人要进、有人要出。
　　其实，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是公平的。付出一分辛苦，就有一分回报。只要我们守法守纪、规规矩矩去经营事业，那么无论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都会获得成功。
　　然而，社会对民营企业的看法是有争议的。打个比方，曾经的媒体，包括一些很有影响力的人，都说民营企业移民是“外逃”。我认为这种指责有些霸道，无异于逼迫良家妇女走夜路。
　　比如说某个地方社会治安特别不好，经常有强盗、土匪出没，那么良家妇女走夜路，肯定不安全。在这种情况下，她要么不出门，要么多穿件衣服，实在不行就搬家，换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这时有人大声喝斥“为什么不出来让人调戏或遭塌”，岂不是无理和霸道吗？
　　有些时候民营企业所处的环境与状况和这种软弱可怜的良家妇女是一样的。她的离开是自我保护，没有伤害到任何人。氧气被抽走，自然要找一个有氧的地方；社会治安不好，自然要找一个治安好的地方。她实在太弱小了，如果足够强大，完全可以反抗或整治好社会治安，这样就无需搬家了。
　　我们不应该指责所谓的移民“转移资产”或“合法转移资产”，应该检讨体制中出现的问题：哪些不利于民营企业发展，不利于爱乡爱土、保子孙，不利于安心创业致富，不利于安心公益慈善，不利于我们参与社会发展的所有积极活动？
　　如果想改變这种状况，就必须搞好“社会治安”。首先要做的，就是消灭土匪，去营造一个法制的、夜不闭户的社会。假如身边都是儒生和君子，那么良家妇女在夜间行走，就不会忐忑不安。要做到这样她还搬走，那就真是不爱乡不爱土了。
　　民营企业移民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缺乏企业成长的土壤。
　　其实，中国所有的企业家，从创新能力、冒险精神、个性古怪等方面来说，和乔布斯都大同小异。乔布斯拥有的这些素质，中国民营企业家都有，但我们却培养不出苹果这样的企业。
　　如果没有苹果，乔布斯就不值钱，再古怪的性格也没用。28 岁的Facebook 创始人扎克伯格比乔布斯还要玄乎，早在 2012 年，他就拥有了1000亿美金的公司。
　　我们的能力与素质，应该与一个充分竞争的、鼓励创新的、权益保障的、法制完善的社会相结合，这样才有可能长出苹果和Facebook 这样的公司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