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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滿洲国”文坛中，爵青是个无法绕开的作家。其创作受西方现代派影响，具有“反世俗”价值追求和“奇异神秘”的先锋意味。新时期的沦陷区文学研究开启之初，爵青面临陷入“落水作家”的尴尬境地。其在殖民机关任职的政治经历、两次参加“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事实以及部分具有“附逆”色彩的公开言论都使其身份与创作充满争议。其作品与本人身上的种种谜团使其真实面目难以看清。同时代的批评家认为，爵青“仅据有几种艺术上的描写手段”，“极力逃避眼前的现实……作品没有一篇能表现出社会中人生的高度”。这几乎将爵青推向了“为艺术而艺术”的殿堂。然而通过对爵青作品的细致考察不难发现，爵青并非一个完全沉浸于艺术世界而不谙世事的作家。他在作品中不仅展现了超越时代与环境的人类共同生存空间，还思索了殖民环境下个体的生命历程与精神状态。这点较为隐晦地流露在作品中，需要通过充实而丰富的长篇文本进行较为完整的分析。而《黄金的窄门》正是开启爵青创作思想与内心真实世界的大门。
长篇小说《黄金的窄门》从1943年4月1日至8月20日连载于《泰东日报》。该作获得“大东亚文学赏”，堪称爵青的代表之作。然而这部作品在以往的研究中却鲜有关注，一方面是由于作品的残缺与收集的困难，而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获奖作品本身与殖民政治价值标准的微妙关系使论述陷入困境。爵青曾讽刺地替批评家下断语道：“《黄金的窄门》云云，只有题目是一个富丽堂皇的象征，而全无内容。”然而“黄金的窄门”究竟象征什么，与作品内容又有什么联系，该作品凭借何因素获奖，其本身又体现了怎样的内涵。这便要透过文本，结合创作经历及其他作品来细致解读。
一、何谓“黄金的窄门”
在基督教思想中，“窄门”是通往天国的必经之路。耶稣教导众人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马太福音7：14）只有少数虔诚信主，忍受苦难的人才能进入永生之门。爵青所私淑的作家纪德有篇小说名为“窄门”。该作以基督教意象为题，通过讲述青梅竹马的阿丽莎与杰罗姆彼此深爱却未能结合的故事，探讨了道德与宗教的基本命题，“用稀有的纯净来阐释基督教的爱”。爵青的小说《黄金的窄门》便受到了《窄门》及基督教思想的影响。
小说描写了一处“绝无仅有的宗教的镇市”，名叫“八家子镇”。在这里，“居民也养成了和这风光一样幽美的精神。所以民风非常淳朴勤勉，都务着一点点主吩咐给他们的学计，蒙着主的庇护，在这里像乡里过着祝福而无事的日子，在那里不像大都市那样嚣张，没有酗酒和斗殴的杂音，只有赞美主的声音和悠扬祈祷歌横溢在镇子上”。小说中闪着圣母般光芒的女性秦会馥就成长生活在这里。秦会馥是孤女，被一个姓秦的修女抚养长大。“清纯的教徒气质使她在自己的生命里贮满了无限的爱情、贮满了献身给主的笃诚和平安，她知道在主的灵光里该怎样改悔一切人类的罪行，知道在圣母的脚下，该怎样祈祷人类的至福，这种精神和神性合致的努力，给她的全身添加了一种崇高而纯洁的光翳。”正是这样一位圣洁的女性与挣扎于舅父欺压下的旧家庭中的青年严欣学产生了爱情。然而舅父为霸占严家家产强迫欣学与其私生女订婚，怯懦的欣学在被逼迫下写信与秦会馥断交。秦会馥在受到严家当面侮辱后流泪在圣母像面前忏悔，发誓侍奉养母至其去世，再论及自己婚嫁。
秦会馥最初的形象犹如纪德《窄门》中的女主角阿丽莎。阿丽莎追求圣洁胜于情爱。她认为人生来不是为了幸福，而是为了“另一种幸福”。因而远避深爱的表弟杰罗姆，期待在上帝面前与其永久结合。秦会馥第一次正面出场于与欣学哥哥立学的会面中。当立学拿着弟弟的亲笔信，希望能解除两年前因舅父的阴谋而造成的误会时，她“用洁邃而冷清的眼睛，默读着信上的文句，她不感动，也不惊讶，只是一字不漏地往下读，面孔上露出来的沉静，几乎有些怕人”。她却庄严而沉静地告诉立学，自己必须遵守在主面前所起的誓言，只能为欣学默默祈祷。这种纯净的爱使得严立学虽不懂教义能给人的幸福，却觉得弟弟即使不能与其结合，却“果真会幸福起来了”。
然而作者并没有让秦会馥像阿丽莎一样终身侍奉于主。就在会面后的第二天，秦会馥便“红着脸”“言语无序”“挂满两条泪线”地找到立学，希望其能将自己收藏的旧信带给欣学。年迈的修女也劝女儿给恋人写信，并祝福：“主爱你们，一定给你们幸福。”会馥在信中告诉欣学：“我们该爱幸福，该爱光，我觉得这幸福和光一定要落在我们的身上。”不久后，二人在新京车站得以重逢。在从追求神圣信仰到世俗情爱的转变之中，“幸福”一词被反复提及，其内涵也引人深思。纪德在晚年之作《新的粮食》中将阿丽莎的“‘我们生来不是为的幸福’改成了‘人是为幸福而生的’”而爵青似乎在一部小说中借一个人物完成了这种转变。“了解追求快乐的痛苦历程，也就更容易理解纪德的这段话：‘对人来说，快乐不仅是一种天生的需要，而且还是一种道德的义务。我早就觉得，快乐比忧伤更珍稀，更难得，也更美好。因此，我把自己的幸福当成一种使命来承担，要向周围传播快乐，我认为最有效和最可靠的办法，就是本人做出表率，当个幸福的人。’”秦会馥以从经历痛苦到追求幸福实现了人生。她的恋人欣学也在幸福的追求中浴火重生，在大哥立学的鼓励下离开了舅父魔掌下残败的家。他感慨道：“往日的灾难和不幸，都是过眼的云烟，毋宁说该是自己的幸福，大哥。我忽然觉得我的过去是幸福的了，大哥！人为什么不为自己设想许多幸福呢……我想将那些说来使我不幸的一切，给我灾难的一切，都改作新的幸福。”
实际上，《黄金的窄门》并不是一个讲述“幸福”的故事，而恰恰是一个叙述“不幸”的故事。民国十五年春，张氏政权在满洲大规检举国民党。一名普通的教员郭肇林因苏州籍出身与好友被捕而遭到牵连。年少的严立学与其妹严秀敏为掩护恩师，一路将其护送至苏州，从此离开了生长的故乡满洲。严父因儿女牵连，被当局抓捕入狱严刑拷打，重病致死。严家从此落在立学舅父的掌控之中。在异乡的漂泊中，立学失去了发妻。秀敏也与未婚夫死于战乱——1932年的上海租借内外成为“抗日的温床”。立学返回离别六年的家乡，却因“反吉林军的叛乱兵流为匪人”而死于匪乱。作者通篇描写了一出个体在动荡时代中无可奈何的悲剧，而“幸福”却成为关键词。在历史的变革与各方势力的角逐下，对于这群无辜受迫害的平凡人而言，“人生活不了多少年，也要活下去，因为活着才是幸福的”。 作者在欣學给秦会馥的信中点明了题目：“人生真像窄门，走进石砌的窄门已属不易，要起走进黄金的窄门，更是难上加难的。可是现在我服从着自然的欲望和要求心里清清楚楚地跟着你的面影，要冲进窄门去了。舍兄们有舍兄们的窄门，我有我的窄门。你也有你的窄门。我们的窄门虽然各不相同，但望窄门里面通往幸福的大道上，都同样充满了祝福和平安，而归终的去处也是同一的地方。”这“黄金的窄门”也就是作者想表达的，平凡的个体在乱世中所追求的“幸福”之门吧。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各个都那样不幸，但却仍旧追求着幸福，并认为自己是幸福的，并竭力为他人延长短暂的幸福。
在结尾处，立学的未婚妻雅芳、欣学、秦会馥三人如约相会于新京火车站。雅芳在这对男女之间“看出了自己也曾羡慕一时的幸福”。而欣学则觉得“哥哥真幸福，虽然此时已是故人，生前能得到这样的女性的爱情在男子之间，这幸福真是稀有罕见的”。雅芳竭力为欣学隐瞒着其姊秀敏死亡的实情。而欣学则没有告诉嫂子大哥已经去世，“他知道，再隔几个钟头，那件悲痛事也许就要使……一刻也好一分也好，不，一秒也好，使她沉湎在想丈夫的幸福里才对得起地下的故人”。他们各自在不幸的他人身上看到了幸福的存在，用善意的谎言保护着彼此的幸福，却不知自己马上将跌入谎言背后的不幸中。小说最后的一刻，从苦难命运的挣扎中所剩的三个人物都是幸福的。小说在他们再次跌人不幸前的最后一瞬戛然而止，让幸福的瞬间凝固成永恒。
《黄金的窄门》是一部以“幸福”写悲剧之作。“这地道竟成为他生活的象征，他必须穿过这阴暗的隧道才能走到光明界里”“黄金的窄门”便是通向这光明世界的幸福之门，它背后承载着的是平凡而弱小的人物在社会变革的苦难中饱含的希望与生命的韧性。1941年3月发布的《艺文指导要纲》指出：“文艺属于国家建设之精神文明财富，故应向国民大众提供美好而富于乐趣之精神食粮，以提高其情操;使其生活充满欢乐与力量。”在宣扬“王道乐土”殖民语境下，这种“幸福”与“窄门”则易被阐释成特殊含义。
在小说结尾，欣学穿过车站的地下隧道后看见的“是春天，阳光照着欣学的瞳孔忽然缩小起来，透过这缩小的瞳孔，他看见另个世界展开在自己面前了”。这个“春天”与“另个世界”是什么，阐释者也许可以不满足于意象性的表达，而将象征具体化。小说的最后一句话：“嫂嫂并没有听见他们的低语，只是目不转睛地望着车站前面的一座白垩大楼和一条将要着手铺设的柏油路。”这座白垩大楼与板油路无疑是“新国家”建设的代表与另一个时代到来的标志。这便跌入了殖民统治思想的圈套——“满洲国”开创了一个新时代，为苦难多年的满洲人民带来了“春天”。北伐的狂潮、上海的动乱，每一次变革都牵涉着主人公们命运的一丝一线。无论是张氏政权还是南方的国民党政权都只能给东北人民带来灾难。而随着“新国家”建立，“光明”已经到来，东北人民也走出了长期以来生活的“阴暗隧道”，迈向幸福的“窄门”。“黄金的窄门”由此便可解读为“满洲国”所开创的幸福新世界之门。这不仅由故事的整体框架可以架构出来，就连“八家子镇”本身的乌托邦化描写也能与之暗合。
“八家子镇”并非虚构，其原型为今吉林省农安县合隆乡小八家子村。1841年由法国袁司铎首任本堂，自此教会集政、教大权于一身。从1844年至1944年，先后有二十七人被祝圣为神父，“占当时吉林教区中国神职人员的百分之五十五”，被称为“圣地”。伪满时期，为彰显“王道国家”具有宗教信仰自由，日伪政府宣布该村为“模范村”，还修筑了通往新京的公路，并赋予该村枪炮不缴的“特权”。小说中写道，为庆祝“新国家”诞生，八家子镇的每个屋顶都飘起了“国旗”，“这时代的大变动竟由新都传到这僻镇，使这春光犹早的小镇，被鲜丽的旗帜染上了一抹新的欢愉”。也正是在这样一个“国家意识”与宗教思想完美统一的地方培育了秦会馥这样圣洁的女性。她救赎了欣学的罪，给其强大的精神支撑令其摆脱过去，走向新的“幸福”。这个被描绘成人间天堂般的宗教小镇犹如“新国家”“王道乐土”的缩影，而这个圣母般的女性则引领煎熬中的人摆脱“旧”的地狱迈向“新”的“天堂”。在这种阐释下，《黄金的窄门》获得“大东亚文学赏”便不足为奇了。
在《（黄金的窄门）前后》中，爵青则这样评价改作的受赏：“在今日虽是受赏作，却不会因为受赏而变质，至于像我这样在文学上只徒一味走着迂径的人，更不会因为受赏就开拓了什么新的途径;我个人对于大东亚文学赏以及此次的受赏，固然有我个人的感想，可是说来也绝不能为大家添加什么兴趣;所以关于受赏的感想，我想阁下不谈……”可见爵青对获奖感想避而不谈，只是强调改作不会因受赏而“变质”，更不会“开拓新途径”。虽然无从看到该作的官方颁奖词，但从爵青的表述中不难看出他极力否认殖民官方对该作的评价，而坚持作品本身所具有的“质”。而“质”的内容则要透过介绍“当时的心象，以及其前后的生命状态”的该篇文字、对应小说内容并结合爵青几乎同时期其他创作来解读。
一、“窄门”背后
爵青在声明避谈“感想”后提到：“现代是个复杂而丰富的时代。尤其像我这样将近三十岁的人，由这时代走过了一程后，再来回顾自己体验的时候，愈是觉得这时代复杂得陆离怪奇，而丰富得莫可捉摸了。我听过十种教义、听过十种说法，把这些教义和说法灌输给我的人，当时虽都自信满满，毫无疑色，可惜都不见了。”该“现代”是个具有特殊指向的时空。爵青生于1917年10月，时值辛亥革命爆发后六年，内地已掀起新文化运动热潮。在爵青的童年时期，张氏政权逐步确立并巩固了在东三省的统治。直到1928年12月“东北易帜”，东三省及热河省始归于南京国民政府的统辖下。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满洲国”于1932年3月成立。届时爵青正就读于新京交通学校。在短短的二十多年内，“国家变了三次，钞票变了五次”。而爵青在年仅十五岁时便经历了两次变更。时代风云的剧烈变幻使爵青感到“焚身不宁的焦急和孤独”，这反映到作品中便是个体在大环境变动下对命运不可掌控的无所适从。而在冥冥中似乎有一个“造物”早已注定下一切。 《长安幻影》（1942年8月）是一部仿照唐传奇之作：贫困的书生陆隅苦于不能为深爱的杜六娘赎身。忽遇胡人拜访，腹中吐出奇虫，又随胡人航海寻仙，获万贯家财。谁料六娘竟在此期间因相思过度而病亡。命运似乎故意捉弄这对情人，使之不能成眷属。故事虽发生在虚构的唐代，却是同样“陆离怪奇”的“现代”之投射。而无论在演绎的历史还是真实的现实中，个人意志在命运面前都无能为力。小说《青服的民族》（1941年11月-1942年8月）诠释着“世间的一切总是被无限的偶然支配着的”。一个落魄的青年为在一家高档酒楼骗吃霸王餐，谎称自己是白家的故交冯少爷后，便逃之夭夭。这一骗可震惊了白府上下，以为“冯少爷”是为要回被自家霸占的家产。白府管家魏顺为贪图财产，竟顺势让自己的儿子冒充“冯少爷”，从而引起了白家太太、小姐与少爷的一系列利益争夺战。这些身陷环环骗局中的人物仿佛造物手中的傀儡，上演着自私与贪婪的悲喜剧。在《归乡》（1943年）中，作者没有史诗般地描绘“闯关东”这幅浩大震撼的历史场景，没有贊颂先人辛勤耕耘开荒拓土的先驱精神，而是通过一个赌徒为躲债逃往满洲的经历，叙述了另一个版本的“闯关东”。命运的偶然使赌徒的后代“我”成为富足的知识分子，而辛勤持家后裔亲族的却在穷乡僻壤忍受着贫穷。《香妃》（1943年2月）中的预言道破了妃子一生的命运：“美貌”的原罪使爱她的和卓丧失了江山与性命。清王朝对回疆的征服仿佛隐喻日本对满洲的殖民压迫。“劫余之身”的妃子只得在清宫中活在对故乡与旧主的追忆里。
《黄金的窄门》的故事起始于1926年张氏政权对抗国民党，而结束于1932年“满洲国”建国。其时历经爵青有生之年亲身体验的两次政权变更。在小说创作的1943年，太平洋战争已经爆发一年多，动荡的时局与紧张的环境更让生存在期间的弱小个体感到“焚身不宁的焦急与孤独”。在小说的开篇，作者用大量篇幅描绘了1931年的政治环境，将满洲与上海维系在一个命运共同体下。对于上海的“抗日”活动，主人公们并没有任何评判，却在命运的驱使下不幸卷入战乱至死。在张氏政权与国民党势力的角逐中，郭肇林完全置身于其外，却被无辜追杀，使得严家父亲也牵连至死。历史牵动着平凡人物的命运，个体无法选择。在风云变幻的时代中，作者将对自身状态的焦灼反映在文字中，对未来的未知命运也充满着深深的忧虑。
“从来我在精神世界里，是分裂得几乎不可收拾的。我非常敏感，这敏感恰像手上附着许多浆糊一样，每当遇见一个对象，无论是思想也罢，是人物也罢，要想感受它，当然是一拍即合……虽然反驳过许多敌对的思想和人物，可是自己的两手沾满了这些思想的残渣和这些人物的味道。”爵青自小在日本设立的长春公学堂中接受教育，说得一口流利的日语。不仅了解日本文化，对于外界各方面知识的获取，也大多以日语为媒介。这难免会减少其对日本殖民统治的抗拒程度。即便是“反驳”或“敌对”，也难免沾上“残渣”与“味道”。这也许解释了小说中“新国家”的建立为小镇增添了“欢愉”那段描写，以及结尾处的“光明”与殖民者“王道乐土”思想的暗合。
小说《喷水》（1944年2月）阐释了人格分裂的自我在“满洲国”的政治舞台上扮演丑角的尴尬状态。为在“人间恶”里求生存，“这个男子”每天生活在谎话之中。“说谎的鬼”是来自其内心真实声音的幻听，盘旋在其耳中。直到走到每天工作的地方——角色扮演的舞台，内心谩骂自己的幻听才随之消散。戏子在“丑态”的表演中消磨着人生，而角色也渐渐与演员本身的人格合为一体，塑造出真实的人生——这似乎道出了爵青在殖民体制内图生存的精神写照。对于这种“人间恶”的自觉，“拔身自救的大道”便是文学。在《司马迁》（1943年8月）中，作者借“羞耻极了”悲叹现实不可更改的耻辱，表明“死也是要写下去的”的决心。在《艺人杨崑》（1943年8月）中，一个平凡的民间艺人以艺术实现了生命的自我救赎。在故事的双线叙述对比中，作为“知名文士”的“我”，却惭愧“不曾做到至诚感天的浮浪少年，也不曾做到至诚感天的文士，只想找什么艺术之神来拯救自己”。《魏某的净罪》（1943年11月）讲述了一个恶贯满盈的匪首通过烤烧饼实现自我救赎的故事。“在魏某看来，烤烧饼应该是削骨瘦身的苦修炼行，他想坐在烤炉旁边，借着焚身的炉火，烧尽尔来十年的大罪业，完成下山的本愿，由恶一步迈进善，由破灭一指冲向永生，在俗世里，以俗夫之身成为佛。”烤烧饼是技艺，写作亦是技艺。在技艺的磨炼与苦修中，作者同魏某一同期待实现对“罪”的“救赎”。
正是因为手上沾染了“残渣”与“味道”，《黄金的窄门》中暗含了与殖民话语一致的因素。也正是因为对这种“罪”的自觉认知，作者在《（黄金的窄门）及前后》中解释了内心的“分裂”与手上的“浆糊”。《黄金的窄门》是在复杂的殖民语境与创作心态中完成的。这其中饱含了作者在艰难生存环境下的不由自主与内心挣扎。
在后文中，爵青还谈到了自己1942年秋大病中的死亡体验。“在过去的许多作品里，我描写过许多肉体的生死和精神的溃走之类……如今，自己立在垂死前一瞬间之中，真正降到绝境的事实，自己也有些茫然不知所以了……那时，我突然对‘死’和‘危机’两语感到了很大的魅力……”早在1940年，爵青就写过小说《溃走》，其整篇交织着浓烈的死亡意象。吕医生与潘牧师一个致力于与肉体的死亡作斗争，一个为灵魂的永生而布道。死亡在二者眼里有着极为不同的内涵。然而“这一对谈客，一个是想将罪人精华而上升为‘宗教我’;一个是想使病人再生而下降为‘动物我’，然而却谈得至为投心”。爵青在这里思考了死亡对于灵魂与肉体的双重内涵。小说《遗书》（1943年5月）则展现了死亡的魅惑与生命的颤束。齐龄的父亲于二十四岁自杀，留下遗书待儿子在同样年纪时开启。读罢遗书的齐龄陷入了对人生的思考与怀疑中，恐惧这个“恶作剧”会在一刻之间使自己的人生陷入不幸。而“齐龄”这个名字本身也似乎暗含了早已注定的命运。《喷水》则充满了一种压抑的末世感。刘晓丽对该篇开头的噩梦描写作出这样的解读：“1943年左右，爵青的很多朋友到华北去了，很多相识的人被捕入狱，甚至失踪……在这样的环境里生存，爵青清楚自己有可能就会成为他们中的一个。如此的生存之境，令他焦灼、噩梦连连。”在长时间以来对死亡的思索、体验甚至执迷下，爵青在《黄金的窄门》中写了郭肇林、秀敏、大兴、雅文与立学一个个的相继死亡。在现实迫害与未来威胁的夹缝中，个体在历史车轮的转动中将接受怎样的命运？ 这种精神状态的极致便是“唤起生的本能”活下去。“我觉醒了;我知道什么也不会拯救自己，拯救自己的，只有自己的生命，超越了死和危机的生命，才是生命自身的活力。”于是便有了《喜悦》（1943年3、4月）这篇纪念“再生”的小说。当主人公试图以死亡来超越现实苦难、以自杀来逃避坎坷的命运时。深林中亘古的神秘与庄严的美丽使其惊叹造物的伟大神力，重新诞生了“生”的喜悦。而《黄金的窄门》中的欣学便是那个“以生命自身来再生”的人物。重生后的他认为：“大家都该设计自己的幸福相信自己的幸福，认为自己就是幸福的人，怀着无限的希望而活下去罢……”面对大哥的死亡，“他跨過这尸首，现在可以看见一个广大的世界了。这广大的世界诱惑着他、召唤着他，使他感到无上的魔力，他不得不走进这世界了。这世界里长着许多荆棘，也设有许多难关，可是他不敢回首，也不敢馁弱……他似乎全身都充满了勇气……”。他在乱世中经历种种不幸后的振作重生正如同爵青在《（黄金的窄门）前后》所说的，“尤其在这战乱之下，生活样相的时代特征日渐苛烈，为超克这时代，为获得最后胜利，除了用这平安的精神和充满了勇气的生存欲来支撑生命，是别无他途的”。这种“重生”的意志反映在作品中便是《喜悦》主人公的重返人间与欣学的振奋。
在社会变革的大潮中，个体无法掌控自身的命运。环境使人不由自主地沾染上敌对的色彩，迫使人精神分裂，难以厘清真实的自我。在对死亡的颤栗与思索中，唯有“生”的力量能使人超越绝境，在浴火重生中重拾勇气。这便是爵青在写《黄金的窄门》前后的“心象”及“精神状态”，即《黄金的窄门》本身所具有的“质”。这种心路历程与精神思考在同一阶段的其他作品中也得以展现。
结语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黄金的窄门》的结尾，在新京站沐浴“阳光”与“春天”的三位主人公能否在“新时代”获得幸福仍是未知数。已知的痛失亲人的莫大悲哀已经在不远处等待着他们。欣学是否能真正摆脱舅父的控制、雅芳怎样才能完成今后的人生都在瞬间的定格中成为未知的谜团。作者并没有用肯定的笔调展望光明的未来，而只是展现了个体在历史进程中茫然无知、束手无策而又充满勇气与韧性的生命状态。主人公们在内战频发的满洲与内地都遭遇了不幸的人生，在异族的殖民统治下又将遭受怎样的命运？作者在这里将问题搁置。前方的路也许比来途更为艰险，但“生”的本能仍旧使人追求的“幸福”，走向“黄金的窄门”。而这扇“黄金的窄门”也只是意象性的、理想中的存在，而并非“新国家”为满洲人民营造的“幸福”乐土。从这个意义而言，爵青避谈“获奖感言”正是对官方意志的不置可否。
“窄门”是基督教中通往永久幸福之门，信徒以之将希望寄托于身后，从而忍受现世苦难。对于动荡的历史进程中不幸而弱小的个体而言，这扇愈发珍贵的“窄门”是“黄金”的。而正因为有它的存在，人们才能在不幸的生活中期待并追求幸福。“所谓一个人生存着，也就等于一个人被身外的某种力量操纵着，但是一个人被操纵，并不是他的生存的全部，在他的生存的全部里，还包括所谓追求，追求理想，追求幸福，同时更追求一个最适当的位置来安排自己的精神。”这既是个作为知识分子与平凡个体根植于殖民社会中的思考，也是超越时代与环境，对人类整个生存境遇的思考。
《黄金的窄门》道出了普通平凡的个体在社会动荡时期的不幸遭遇及对生活的期待。其中包含对命运的无奈、对死亡的体验、对幸福的期待以及其背后所隐藏的作者分裂的人格、矛盾的心态与自身的生命体验。透过《黄金的窄门》，爵青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精神历程与哲学思索得以显现。改作如同一把钥匙，解锁着爵青复杂言行背后的真实内心，同时有助于理解其中后期的整体创作，将许多作品以一条线索加以连接贯穿。这些作品分别在不同层面上阐释了《黄金的窄门》，而《黄金的窄门》也深化了对爵青整个中后期创作的理解。通过对该阶段爵青生存境遇、心灵历程与创作思想的梳理，有利于了解作家在殖民环境下的矛盾心态与复杂思索，为进一步探寻真实历史中“人”的精神状态实现可能。
长篇小说《黄金的窄门》从1943年4月1日至8月20日连载于《泰东日报》。该作获得“大东亚文学赏”，堪称爵青的代表之作。然而这部作品在以往的研究中却鲜有关注，一方面是由于作品的残缺与收集的困难，而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获奖作品本身与殖民政治价值标准的微妙关系使论述陷入困境。爵青曾讽刺地替批评家下断语道：“《黄金的窄门》云云，只有题目是一个富丽堂皇的象征，而全无内容。”然而“黄金的窄门”究竟象征什么，与作品内容又有什么联系，该作品凭借何因素获奖，其本身又体现了怎样的内涵。这便要透过文本，结合创作经历及其他作品来细致解读。
一、何谓“黄金的窄门”
在基督教思想中，“窄门”是通往天国的必经之路。耶稣教导众人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马太福音7：14）只有少数虔诚信主，忍受苦难的人才能进入永生之门。爵青所私淑的作家纪德有篇小说名为“窄门”。该作以基督教意象为题，通过讲述青梅竹马的阿丽莎与杰罗姆彼此深爱却未能结合的故事，探讨了道德与宗教的基本命题，“用稀有的纯净来阐释基督教的爱”。爵青的小说《黄金的窄门》便受到了《窄门》及基督教思想的影响。
小说描写了一处“绝无仅有的宗教的镇市”，名叫“八家子镇”。在这里，“居民也养成了和这风光一样幽美的精神。所以民风非常淳朴勤勉，都务着一点点主吩咐给他们的学计，蒙着主的庇护，在这里像乡里过着祝福而无事的日子，在那里不像大都市那样嚣张，没有酗酒和斗殴的杂音，只有赞美主的声音和悠扬祈祷歌横溢在镇子上”。小说中闪着圣母般光芒的女性秦会馥就成长生活在这里。秦会馥是孤女，被一个姓秦的修女抚养长大。“清纯的教徒气质使她在自己的生命里贮满了无限的爱情、贮满了献身给主的笃诚和平安，她知道在主的灵光里该怎样改悔一切人类的罪行，知道在圣母的脚下，该怎样祈祷人类的至福，这种精神和神性合致的努力，给她的全身添加了一种崇高而纯洁的光翳。”正是这样一位圣洁的女性与挣扎于舅父欺压下的旧家庭中的青年严欣学产生了爱情。然而舅父为霸占严家家产强迫欣学与其私生女订婚，怯懦的欣学在被逼迫下写信与秦会馥断交。秦会馥在受到严家当面侮辱后流泪在圣母像面前忏悔，发誓侍奉养母至其去世，再论及自己婚嫁。
秦会馥最初的形象犹如纪德《窄门》中的女主角阿丽莎。阿丽莎追求圣洁胜于情爱。她认为人生来不是为了幸福，而是为了“另一种幸福”。因而远避深爱的表弟杰罗姆，期待在上帝面前与其永久结合。秦会馥第一次正面出场于与欣学哥哥立学的会面中。当立学拿着弟弟的亲笔信，希望能解除两年前因舅父的阴谋而造成的误会时，她“用洁邃而冷清的眼睛，默读着信上的文句，她不感动，也不惊讶，只是一字不漏地往下读，面孔上露出来的沉静，几乎有些怕人”。她却庄严而沉静地告诉立学，自己必须遵守在主面前所起的誓言，只能为欣学默默祈祷。这种纯净的爱使得严立学虽不懂教义能给人的幸福，却觉得弟弟即使不能与其结合，却“果真会幸福起来了”。
然而作者并没有让秦会馥像阿丽莎一样终身侍奉于主。就在会面后的第二天，秦会馥便“红着脸”“言语无序”“挂满两条泪线”地找到立学，希望其能将自己收藏的旧信带给欣学。年迈的修女也劝女儿给恋人写信，并祝福：“主爱你们，一定给你们幸福。”会馥在信中告诉欣学：“我们该爱幸福，该爱光，我觉得这幸福和光一定要落在我们的身上。”不久后，二人在新京车站得以重逢。在从追求神圣信仰到世俗情爱的转变之中，“幸福”一词被反复提及，其内涵也引人深思。纪德在晚年之作《新的粮食》中将阿丽莎的“‘我们生来不是为的幸福’改成了‘人是为幸福而生的’”而爵青似乎在一部小说中借一个人物完成了这种转变。“了解追求快乐的痛苦历程，也就更容易理解纪德的这段话：‘对人来说，快乐不仅是一种天生的需要，而且还是一种道德的义务。我早就觉得，快乐比忧伤更珍稀，更难得，也更美好。因此，我把自己的幸福当成一种使命来承担，要向周围传播快乐，我认为最有效和最可靠的办法，就是本人做出表率，当个幸福的人。’”秦会馥以从经历痛苦到追求幸福实现了人生。她的恋人欣学也在幸福的追求中浴火重生，在大哥立学的鼓励下离开了舅父魔掌下残败的家。他感慨道：“往日的灾难和不幸，都是过眼的云烟，毋宁说该是自己的幸福，大哥。我忽然觉得我的过去是幸福的了，大哥！人为什么不为自己设想许多幸福呢……我想将那些说来使我不幸的一切，给我灾难的一切，都改作新的幸福。”
实际上，《黄金的窄门》并不是一个讲述“幸福”的故事，而恰恰是一个叙述“不幸”的故事。民国十五年春，张氏政权在满洲大规检举国民党。一名普通的教员郭肇林因苏州籍出身与好友被捕而遭到牵连。年少的严立学与其妹严秀敏为掩护恩师，一路将其护送至苏州，从此离开了生长的故乡满洲。严父因儿女牵连，被当局抓捕入狱严刑拷打，重病致死。严家从此落在立学舅父的掌控之中。在异乡的漂泊中，立学失去了发妻。秀敏也与未婚夫死于战乱——1932年的上海租借内外成为“抗日的温床”。立学返回离别六年的家乡，却因“反吉林军的叛乱兵流为匪人”而死于匪乱。作者通篇描写了一出个体在动荡时代中无可奈何的悲剧，而“幸福”却成为关键词。在历史的变革与各方势力的角逐下，对于这群无辜受迫害的平凡人而言，“人生活不了多少年，也要活下去，因为活着才是幸福的”。 作者在欣學给秦会馥的信中点明了题目：“人生真像窄门，走进石砌的窄门已属不易，要起走进黄金的窄门，更是难上加难的。可是现在我服从着自然的欲望和要求心里清清楚楚地跟着你的面影，要冲进窄门去了。舍兄们有舍兄们的窄门，我有我的窄门。你也有你的窄门。我们的窄门虽然各不相同，但望窄门里面通往幸福的大道上，都同样充满了祝福和平安，而归终的去处也是同一的地方。”这“黄金的窄门”也就是作者想表达的，平凡的个体在乱世中所追求的“幸福”之门吧。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各个都那样不幸，但却仍旧追求着幸福，并认为自己是幸福的，并竭力为他人延长短暂的幸福。
在结尾处，立学的未婚妻雅芳、欣学、秦会馥三人如约相会于新京火车站。雅芳在这对男女之间“看出了自己也曾羡慕一时的幸福”。而欣学则觉得“哥哥真幸福，虽然此时已是故人，生前能得到这样的女性的爱情在男子之间，这幸福真是稀有罕见的”。雅芳竭力为欣学隐瞒着其姊秀敏死亡的实情。而欣学则没有告诉嫂子大哥已经去世，“他知道，再隔几个钟头，那件悲痛事也许就要使……一刻也好一分也好，不，一秒也好，使她沉湎在想丈夫的幸福里才对得起地下的故人”。他们各自在不幸的他人身上看到了幸福的存在，用善意的谎言保护着彼此的幸福，却不知自己马上将跌入谎言背后的不幸中。小说最后的一刻，从苦难命运的挣扎中所剩的三个人物都是幸福的。小说在他们再次跌人不幸前的最后一瞬戛然而止，让幸福的瞬间凝固成永恒。
《黄金的窄门》是一部以“幸福”写悲剧之作。“这地道竟成为他生活的象征，他必须穿过这阴暗的隧道才能走到光明界里”“黄金的窄门”便是通向这光明世界的幸福之门，它背后承载着的是平凡而弱小的人物在社会变革的苦难中饱含的希望与生命的韧性。1941年3月发布的《艺文指导要纲》指出：“文艺属于国家建设之精神文明财富，故应向国民大众提供美好而富于乐趣之精神食粮，以提高其情操;使其生活充满欢乐与力量。”在宣扬“王道乐土”殖民语境下，这种“幸福”与“窄门”则易被阐释成特殊含义。
在小说结尾，欣学穿过车站的地下隧道后看见的“是春天，阳光照着欣学的瞳孔忽然缩小起来，透过这缩小的瞳孔，他看见另个世界展开在自己面前了”。这个“春天”与“另个世界”是什么，阐释者也许可以不满足于意象性的表达，而将象征具体化。小说的最后一句话：“嫂嫂并没有听见他们的低语，只是目不转睛地望着车站前面的一座白垩大楼和一条将要着手铺设的柏油路。”这座白垩大楼与板油路无疑是“新国家”建设的代表与另一个时代到来的标志。这便跌入了殖民统治思想的圈套——“满洲国”开创了一个新时代，为苦难多年的满洲人民带来了“春天”。北伐的狂潮、上海的动乱，每一次变革都牵涉着主人公们命运的一丝一线。无论是张氏政权还是南方的国民党政权都只能给东北人民带来灾难。而随着“新国家”建立，“光明”已经到来，东北人民也走出了长期以来生活的“阴暗隧道”，迈向幸福的“窄门”。“黄金的窄门”由此便可解读为“满洲国”所开创的幸福新世界之门。这不仅由故事的整体框架可以架构出来，就连“八家子镇”本身的乌托邦化描写也能与之暗合。
“八家子镇”并非虚构，其原型为今吉林省农安县合隆乡小八家子村。1841年由法国袁司铎首任本堂，自此教会集政、教大权于一身。从1844年至1944年，先后有二十七人被祝圣为神父，“占当时吉林教区中国神职人员的百分之五十五”，被称为“圣地”。伪满时期，为彰显“王道国家”具有宗教信仰自由，日伪政府宣布该村为“模范村”，还修筑了通往新京的公路，并赋予该村枪炮不缴的“特权”。小说中写道，为庆祝“新国家”诞生，八家子镇的每个屋顶都飘起了“国旗”，“这时代的大变动竟由新都传到这僻镇，使这春光犹早的小镇，被鲜丽的旗帜染上了一抹新的欢愉”。也正是在这样一个“国家意识”与宗教思想完美统一的地方培育了秦会馥这样圣洁的女性。她救赎了欣学的罪，给其强大的精神支撑令其摆脱过去，走向新的“幸福”。这个被描绘成人间天堂般的宗教小镇犹如“新国家”“王道乐土”的缩影，而这个圣母般的女性则引领煎熬中的人摆脱“旧”的地狱迈向“新”的“天堂”。在这种阐释下，《黄金的窄门》获得“大东亚文学赏”便不足为奇了。
在《（黄金的窄门）前后》中，爵青则这样评价改作的受赏：“在今日虽是受赏作，却不会因为受赏而变质，至于像我这样在文学上只徒一味走着迂径的人，更不会因为受赏就开拓了什么新的途径;我个人对于大东亚文学赏以及此次的受赏，固然有我个人的感想，可是说来也绝不能为大家添加什么兴趣;所以关于受赏的感想，我想阁下不谈……”可见爵青对获奖感想避而不谈，只是强调改作不会因受赏而“变质”，更不会“开拓新途径”。虽然无从看到该作的官方颁奖词，但从爵青的表述中不难看出他极力否认殖民官方对该作的评价，而坚持作品本身所具有的“质”。而“质”的内容则要透过介绍“当时的心象，以及其前后的生命状态”的该篇文字、对应小说内容并结合爵青几乎同时期其他创作来解读。
一、“窄门”背后
爵青在声明避谈“感想”后提到：“现代是个复杂而丰富的时代。尤其像我这样将近三十岁的人，由这时代走过了一程后，再来回顾自己体验的时候，愈是觉得这时代复杂得陆离怪奇，而丰富得莫可捉摸了。我听过十种教义、听过十种说法，把这些教义和说法灌输给我的人，当时虽都自信满满，毫无疑色，可惜都不见了。”该“现代”是个具有特殊指向的时空。爵青生于1917年10月，时值辛亥革命爆发后六年，内地已掀起新文化运动热潮。在爵青的童年时期，张氏政权逐步确立并巩固了在东三省的统治。直到1928年12月“东北易帜”，东三省及热河省始归于南京国民政府的统辖下。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满洲国”于1932年3月成立。届时爵青正就读于新京交通学校。在短短的二十多年内，“国家变了三次，钞票变了五次”。而爵青在年仅十五岁时便经历了两次变更。时代风云的剧烈变幻使爵青感到“焚身不宁的焦急和孤独”，这反映到作品中便是个体在大环境变动下对命运不可掌控的无所适从。而在冥冥中似乎有一个“造物”早已注定下一切。 《长安幻影》（1942年8月）是一部仿照唐传奇之作：贫困的书生陆隅苦于不能为深爱的杜六娘赎身。忽遇胡人拜访，腹中吐出奇虫，又随胡人航海寻仙，获万贯家财。谁料六娘竟在此期间因相思过度而病亡。命运似乎故意捉弄这对情人，使之不能成眷属。故事虽发生在虚构的唐代，却是同样“陆离怪奇”的“现代”之投射。而无论在演绎的历史还是真实的现实中，个人意志在命运面前都无能为力。小说《青服的民族》（1941年11月-1942年8月）诠释着“世间的一切总是被无限的偶然支配着的”。一个落魄的青年为在一家高档酒楼骗吃霸王餐，谎称自己是白家的故交冯少爷后，便逃之夭夭。这一骗可震惊了白府上下，以为“冯少爷”是为要回被自家霸占的家产。白府管家魏顺为贪图财产，竟顺势让自己的儿子冒充“冯少爷”，从而引起了白家太太、小姐与少爷的一系列利益争夺战。这些身陷环环骗局中的人物仿佛造物手中的傀儡，上演着自私与贪婪的悲喜剧。在《归乡》（1943年）中，作者没有史诗般地描绘“闯关东”这幅浩大震撼的历史场景，没有贊颂先人辛勤耕耘开荒拓土的先驱精神，而是通过一个赌徒为躲债逃往满洲的经历，叙述了另一个版本的“闯关东”。命运的偶然使赌徒的后代“我”成为富足的知识分子，而辛勤持家后裔亲族的却在穷乡僻壤忍受着贫穷。《香妃》（1943年2月）中的预言道破了妃子一生的命运：“美貌”的原罪使爱她的和卓丧失了江山与性命。清王朝对回疆的征服仿佛隐喻日本对满洲的殖民压迫。“劫余之身”的妃子只得在清宫中活在对故乡与旧主的追忆里。
《黄金的窄门》的故事起始于1926年张氏政权对抗国民党，而结束于1932年“满洲国”建国。其时历经爵青有生之年亲身体验的两次政权变更。在小说创作的1943年，太平洋战争已经爆发一年多，动荡的时局与紧张的环境更让生存在期间的弱小个体感到“焚身不宁的焦急与孤独”。在小说的开篇，作者用大量篇幅描绘了1931年的政治环境，将满洲与上海维系在一个命运共同体下。对于上海的“抗日”活动，主人公们并没有任何评判，却在命运的驱使下不幸卷入战乱至死。在张氏政权与国民党势力的角逐中，郭肇林完全置身于其外，却被无辜追杀，使得严家父亲也牵连至死。历史牵动着平凡人物的命运，个体无法选择。在风云变幻的时代中，作者将对自身状态的焦灼反映在文字中，对未来的未知命运也充满着深深的忧虑。
“从来我在精神世界里，是分裂得几乎不可收拾的。我非常敏感，这敏感恰像手上附着许多浆糊一样，每当遇见一个对象，无论是思想也罢，是人物也罢，要想感受它，当然是一拍即合……虽然反驳过许多敌对的思想和人物，可是自己的两手沾满了这些思想的残渣和这些人物的味道。”爵青自小在日本设立的长春公学堂中接受教育，说得一口流利的日语。不仅了解日本文化，对于外界各方面知识的获取，也大多以日语为媒介。这难免会减少其对日本殖民统治的抗拒程度。即便是“反驳”或“敌对”，也难免沾上“残渣”与“味道”。这也许解释了小说中“新国家”的建立为小镇增添了“欢愉”那段描写，以及结尾处的“光明”与殖民者“王道乐土”思想的暗合。
小说《喷水》（1944年2月）阐释了人格分裂的自我在“满洲国”的政治舞台上扮演丑角的尴尬状态。为在“人间恶”里求生存，“这个男子”每天生活在谎话之中。“说谎的鬼”是来自其内心真实声音的幻听，盘旋在其耳中。直到走到每天工作的地方——角色扮演的舞台，内心谩骂自己的幻听才随之消散。戏子在“丑态”的表演中消磨着人生，而角色也渐渐与演员本身的人格合为一体，塑造出真实的人生——这似乎道出了爵青在殖民体制内图生存的精神写照。对于这种“人间恶”的自觉，“拔身自救的大道”便是文学。在《司马迁》（1943年8月）中，作者借“羞耻极了”悲叹现实不可更改的耻辱，表明“死也是要写下去的”的决心。在《艺人杨崑》（1943年8月）中，一个平凡的民间艺人以艺术实现了生命的自我救赎。在故事的双线叙述对比中，作为“知名文士”的“我”，却惭愧“不曾做到至诚感天的浮浪少年，也不曾做到至诚感天的文士，只想找什么艺术之神来拯救自己”。《魏某的净罪》（1943年11月）讲述了一个恶贯满盈的匪首通过烤烧饼实现自我救赎的故事。“在魏某看来，烤烧饼应该是削骨瘦身的苦修炼行，他想坐在烤炉旁边，借着焚身的炉火，烧尽尔来十年的大罪业，完成下山的本愿，由恶一步迈进善，由破灭一指冲向永生，在俗世里，以俗夫之身成为佛。”烤烧饼是技艺，写作亦是技艺。在技艺的磨炼与苦修中，作者同魏某一同期待实现对“罪”的“救赎”。
正是因为手上沾染了“残渣”与“味道”，《黄金的窄门》中暗含了与殖民话语一致的因素。也正是因为对这种“罪”的自觉认知，作者在《（黄金的窄门）及前后》中解释了内心的“分裂”与手上的“浆糊”。《黄金的窄门》是在复杂的殖民语境与创作心态中完成的。这其中饱含了作者在艰难生存环境下的不由自主与内心挣扎。
在后文中，爵青还谈到了自己1942年秋大病中的死亡体验。“在过去的许多作品里，我描写过许多肉体的生死和精神的溃走之类……如今，自己立在垂死前一瞬间之中，真正降到绝境的事实，自己也有些茫然不知所以了……那时，我突然对‘死’和‘危机’两语感到了很大的魅力……”早在1940年，爵青就写过小说《溃走》，其整篇交织着浓烈的死亡意象。吕医生与潘牧师一个致力于与肉体的死亡作斗争，一个为灵魂的永生而布道。死亡在二者眼里有着极为不同的内涵。然而“这一对谈客，一个是想将罪人精华而上升为‘宗教我’;一个是想使病人再生而下降为‘动物我’，然而却谈得至为投心”。爵青在这里思考了死亡对于灵魂与肉体的双重内涵。小说《遗书》（1943年5月）则展现了死亡的魅惑与生命的颤束。齐龄的父亲于二十四岁自杀，留下遗书待儿子在同样年纪时开启。读罢遗书的齐龄陷入了对人生的思考与怀疑中，恐惧这个“恶作剧”会在一刻之间使自己的人生陷入不幸。而“齐龄”这个名字本身也似乎暗含了早已注定的命运。《喷水》则充满了一种压抑的末世感。刘晓丽对该篇开头的噩梦描写作出这样的解读：“1943年左右，爵青的很多朋友到华北去了，很多相识的人被捕入狱，甚至失踪……在这样的环境里生存，爵青清楚自己有可能就会成为他们中的一个。如此的生存之境，令他焦灼、噩梦连连。”在长时间以来对死亡的思索、体验甚至执迷下，爵青在《黄金的窄门》中写了郭肇林、秀敏、大兴、雅文与立学一个个的相继死亡。在现实迫害与未来威胁的夹缝中，个体在历史车轮的转动中将接受怎样的命运？ 这种精神状态的极致便是“唤起生的本能”活下去。“我觉醒了;我知道什么也不会拯救自己，拯救自己的，只有自己的生命，超越了死和危机的生命，才是生命自身的活力。”于是便有了《喜悦》（1943年3、4月）这篇纪念“再生”的小说。当主人公试图以死亡来超越现实苦难、以自杀来逃避坎坷的命运时。深林中亘古的神秘与庄严的美丽使其惊叹造物的伟大神力，重新诞生了“生”的喜悦。而《黄金的窄门》中的欣学便是那个“以生命自身来再生”的人物。重生后的他认为：“大家都该设计自己的幸福相信自己的幸福，认为自己就是幸福的人，怀着无限的希望而活下去罢……”面对大哥的死亡，“他跨過这尸首，现在可以看见一个广大的世界了。这广大的世界诱惑着他、召唤着他，使他感到无上的魔力，他不得不走进这世界了。这世界里长着许多荆棘，也设有许多难关，可是他不敢回首，也不敢馁弱……他似乎全身都充满了勇气……”。他在乱世中经历种种不幸后的振作重生正如同爵青在《（黄金的窄门）前后》所说的，“尤其在这战乱之下，生活样相的时代特征日渐苛烈，为超克这时代，为获得最后胜利，除了用这平安的精神和充满了勇气的生存欲来支撑生命，是别无他途的”。这种“重生”的意志反映在作品中便是《喜悦》主人公的重返人间与欣学的振奋。
在社会变革的大潮中，个体无法掌控自身的命运。环境使人不由自主地沾染上敌对的色彩，迫使人精神分裂，难以厘清真实的自我。在对死亡的颤栗与思索中，唯有“生”的力量能使人超越绝境，在浴火重生中重拾勇气。这便是爵青在写《黄金的窄门》前后的“心象”及“精神状态”，即《黄金的窄门》本身所具有的“质”。这种心路历程与精神思考在同一阶段的其他作品中也得以展现。
结语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黄金的窄门》的结尾，在新京站沐浴“阳光”与“春天”的三位主人公能否在“新时代”获得幸福仍是未知数。已知的痛失亲人的莫大悲哀已经在不远处等待着他们。欣学是否能真正摆脱舅父的控制、雅芳怎样才能完成今后的人生都在瞬间的定格中成为未知的谜团。作者并没有用肯定的笔调展望光明的未来，而只是展现了个体在历史进程中茫然无知、束手无策而又充满勇气与韧性的生命状态。主人公们在内战频发的满洲与内地都遭遇了不幸的人生，在异族的殖民统治下又将遭受怎样的命运？作者在这里将问题搁置。前方的路也许比来途更为艰险，但“生”的本能仍旧使人追求的“幸福”，走向“黄金的窄门”。而这扇“黄金的窄门”也只是意象性的、理想中的存在，而并非“新国家”为满洲人民营造的“幸福”乐土。从这个意义而言，爵青避谈“获奖感言”正是对官方意志的不置可否。
“窄门”是基督教中通往永久幸福之门，信徒以之将希望寄托于身后，从而忍受现世苦难。对于动荡的历史进程中不幸而弱小的个体而言，这扇愈发珍贵的“窄门”是“黄金”的。而正因为有它的存在，人们才能在不幸的生活中期待并追求幸福。“所谓一个人生存着，也就等于一个人被身外的某种力量操纵着，但是一个人被操纵，并不是他的生存的全部，在他的生存的全部里，还包括所谓追求，追求理想，追求幸福，同时更追求一个最适当的位置来安排自己的精神。”这既是个作为知识分子与平凡个体根植于殖民社会中的思考，也是超越时代与环境，对人类整个生存境遇的思考。
《黄金的窄门》道出了普通平凡的个体在社会动荡时期的不幸遭遇及对生活的期待。其中包含对命运的无奈、对死亡的体验、对幸福的期待以及其背后所隐藏的作者分裂的人格、矛盾的心态与自身的生命体验。透过《黄金的窄门》，爵青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精神历程与哲学思索得以显现。改作如同一把钥匙，解锁着爵青复杂言行背后的真实内心，同时有助于理解其中后期的整体创作，将许多作品以一条线索加以连接贯穿。这些作品分别在不同层面上阐释了《黄金的窄门》，而《黄金的窄门》也深化了对爵青整个中后期创作的理解。通过对该阶段爵青生存境遇、心灵历程与创作思想的梳理，有利于了解作家在殖民环境下的矛盾心态与复杂思索，为进一步探寻真实历史中“人”的精神状态实现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