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7月30日早晨，98岁的钱伟长带着“一肚皮的问题”离开了我们。对于我国的学校教育，钱老曾意味深长地说：“好学生就是有一肚皮问题的学生。”钱学森大师走的时候，向国人发出了“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样振聋发聩的世纪之问，而如今，钱伟长眼里的好学生标准则是对钱学森之问的最好解答。
　　长期以来，我国学校教育的出口是大学，大学文凭是进入社会参加工作的必要条件，而大学是以学生的考试分数作为录取的唯一条件的，这就形成了我国学校教育的应试背景，而这种应试教育随着现代社会个体的政治、经济地位差距越来越大，竞争不断加剧。学生的考试分数已经成为社会评价学校、学校评价老师、老师评价学生的唯一依据。学生获取高分的最佳途径就是熟记试题中的标准答案，這样的教育体制培养出来的“好学生”就是那些“有一肚皮标准答案的学生”。应试教育严重束缚了学生的思想，那些经常提出问题的学生反而被学校和老师作为“问题学生”大加压制，那些模仿能力强、听话的孩子被视为乖孩子受到鼓励。
　　应试教育下好学生的标准造成了我国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普遍缺乏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缺少独立思考和自主判断的能力。学生大学毕业以后难以独立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缺乏创新能力，无法适应不断变化的复杂情境，也难以适应在日益激烈的国际政治、经济竞争条件下社会对创新人才的需要。因此，把我国当前社会政治、经济、科技、企业普遍创新乏力归结于教育缺乏创新并不为过。
　　问题的严重性远不止于此。应试教育下好学生的标准正在颠倒我国学校教育中师生之间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教育民主化的缺失也直接影响着下一代的身心健康成长，危害着我国社会民主化进程，不利于未来公民健全人格的形成。
　　曾经有过报道：在某优质中学读高二的李红豪，在一次期中考试中写了一篇题为《草菅人命》的作文，文中写道：“老师说的你不能反驳，不管他说得对不对，否则你便犯了‘顶撞’之罪。”这篇作文“明目张胆”地批评现有教育制度，被老师批评为“胆敢在考试作文中讽刺学校和老师”，是“自毁前程”。随后，学校要求李红豪带家长去学校商谈，并且要“改变思想”，“否则就不许进教室，不行就换班或转学”。由于李红豪拒不认错，终被学校领导和老师赶出了校园，失去了继续求学的机会，成为现行教育体制下的直接受害者。
　　“李红豪事件”决非孤立事件，它是我国当前学校教育中学生生命状态的一个缩影。本来，学校教育中老师和学生的关系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学生的需要就是老师的职责。试想，没有学生，要老师干什么？但是，这种关系被严重颠倒成李红豪同学在作文中写的：“老师说的你不能反驳，不管他说得对不对，否则你便犯了‘顶撞’之罪。”这种只准学生规规矩矩听话，不准他们乱说乱动，否则便以故意捣乱的罪名赶出校园的教育体制，对下一代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使他们的心灵受到无法弥补的伤害。在这样民主化严重缺失的学校教育体制中，你能指望所培养的学生具有民主精神吗？它又怎能让人相信未来的社会是充满民主的氛围社会？
　　钱伟长所提出的“好学生就是有一肚皮问题的学生”真是切中时弊，一言中的，令人茅塞顿开，它是钱老留给我国教育界最宝贵的经验和精神财富。当前，在学校教育中，将好学生的标准从“有一肚皮标准答案”转变为“有一肚皮问题”，不仅仅是评价观念和评价体系的转变，更是教育观念、育人理念的转变。
　　摘自《教育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