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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古城遗址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这里是太湖流域一个早期区域性国家的权力与信仰中心。“良渚”,即为“美丽的小洲”,这个充满诗意的名字是1936年发现古城遗址的施昕更先生提出的,它体现了良渚先民对人与自然和谐的美好生活的向往。
带着同样美好的向往,我们来到了良渚古城的瑶山遗址区。
瑤山遗址区最初是良渚先民的祭祀场所,并有一些晚于祭坛建立的贵族墓地。“瑶山”的“瑶”字是“美玉”的意思,这里的贵族墓出土了大量玉器、陶器和石器,其中以玉器最多。5000年前的祭祀,虽不似明清北京城那般,有天坛、地坛、社稷坛、观星台等分化复杂的规划,但也体现了早期祭祀的礼制讲究,至今依然可见祭坛层次分明的红土、灰土、黄褐土土层。
这里实证了中华5000年文明史。很多人都觉得“中华5000年文明”是一个常识,但是这个结论在良渚申遗成功之前,却没有真正走向世界。世界四大古文明中心的地理位置都在北纬30度线上。其中古埃及文明、苏美尔文明、古印度的哈拉帕文明都有5000年左右的历史,而中华文明过去被国际汉学界认为开始于3500年前的商代。3500年前的中华文明以河南安阳殷墟遗址为实证,那里是甲骨文和青铜器的故乡。有一次我参加国际会议,一个历史悠久国家的大使说他的国家有5000年文明,比中国早2000年,他们认为中国更早的文明都只是神话与传说,没有实证。良渚的考古发现则填补了这一空白,把中国早期文明的起源推进到了5000年前。这是中国考古人多年以来的期盼。
听到这个故事,或许大家会问:考古学中如何区分“文化”与“文明”?通俗地解释,在考古工作中会发现同一时间段的不同地区拥有一些特殊的共同点,如使用同样的工具、具有相同的制造技术等,我们把它称为同一种文化。一种文化往往按考古工作中最初发现它的地点来定名,比如河姆渡文化、凌家滩文化、龙山文化。在文化的基础上,还需要一些元素证明人类开始进入文明时代了。恩格斯曾论述“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国际学术界也往往以“国家”作为文明形成的标志。对于“国家”的形成标准,考古学界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过去国际上有学者认为文明需要有城市、金属(如青铜器)、文字“三要素”,但实际上,不同的文明形成应该有自己的标准。如良渚古城遗址的考古发掘和它揭示出的灿烂文化,远远比“三要素”更丰富。因此良渚古城不仅实证了中华5000年文明史,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人类对于“文明”的定义。
良渚古城遗址对于“文明”的补充诠释之一就是水利工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良渚水利工程的评语中说它“改写了世界水利史”。良渚水利工程修建于距今5000——4700年,是中国乃至世界上迄今发现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遗址,比“大禹治水”的传说还早1000年。
良渚古城的外围水利系统主要包括6处高坝遗址、4处低坝遗址和1处长堤遗址。2010年,考古学家王宁远老师的团队就是结合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分析手段确认了良渚外围水利系统整体结构。高坝相对容易寻找,于是我们向6处高坝所在区域——谷口高坝区进发。
良渚水利工程的功能首先是防洪,借助自然山体,通过高坝围成一个水库区域,下雨时起到积水的作用。如果雨量过大,积水漫过高坝,高坝外围的低坝就可以起到保护作用,阻止大水漫淹古城。低坝外还有长堤,能进一步防止水患。5000年前的先民们既没有精密的勘测仪器,也没有大型的施工设备,却能通过科学的选择与设计,创造出如此巧妙的水利工程,古老的智慧可见一斑。
防洪以外,当然还要实现对自然资源的利用。良渚人的主食是稻米,考古学家在莫角山东坡发现了大量碳化稻谷,估算为1.3万千克,堪称“国家粮仓”。在稻作农业地区,引水灌溉自然是水利工程的重要功能。据考,良渚人开挖了一条东西走向的河道,把生活区和稻田区隔开。除了起到蓄水、防洪排水、灌溉作用之外,河水还可以作为日常饮用水。可以说,良渚水利工程不仅设计合理、功能多样,而且还考虑到了民生细节。良渚古城跟欧洲的威尼斯一样,是个水城。古城9个城门中,8个都是水城门,需要借助舟楫通行。因此水利工程有一个重要功能,就是通过高坝、低坝调节水量,起到运输作用。
石坞高坝的对岸是一片茂密的竹林。前面提到,良渚是水城,水资源滋养了竹林,竹子做成的竹排用于运输。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这片“美丽的小洲”中达到了和谐。竹林的位置就是以前的长堤所在,现在从高空还可以清晰看出长堤的形态。行走在竹林间,令人不禁想起电影《卧虎藏龙》中章子怡和周润发竹林斗剑、衣袂飘飘的场景。回望来时的方向,5000年前的高坝轮廓隐约可见,也是另一种卧虎藏龙的景致和体验。
通过遗产区界碑和草裹泥残留痕迹的探查,大家终于感受到了长堤的位置。草裹泥是由植物杆茎包裹泥土,再用植物条带帮扎固定的块状堆筑材料。秋冬季节水位下降,沼泽地的泥土、茅草、芦荻为良渚先民提供了制作草裹泥的原材料。制作好的草裹泥被运输到山谷,一层层堆叠在洪水的冲击面,最后在草裹泥上覆盖黄土。依稀可见的草裹泥断面,俨然5000年前的防洪包。
良渚古城遗址年代久远,加上水利工程分布较广,水系也不再是从前的贯通状态,遗存散落,呈现出来没有那么直观,对空间的感受还是不够,我们希望能看到一个动态的水利工程复原模型,于是,便求助于王宁远老师。他介绍说,整个工程的设计范围大概有100平方千米,无人机飞到500米的高度,也只能拍非常小的一个局部。没有现代科技帮助的良渚人在当时是如何规划这么大的一个立体的水利工程体系,也是令人叹服、引人深思的一个问题。
好在良渚博物院有一个比较好的展示体系。良渚博物院的沙盘推演,使我们在刚才实地勘察的基础上,更直观地了解了水利工程的全貌。这座博物院的展览主题为“良渚文化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从良渚文化的考古研究、良渚古国的再现、良渚文明的揭示三个方面,完整展示了发现良渚古城遗址、认识良渚文化、确立良渚文明的考古历程,以及良渚文明在中国和世界同时期或同类文明中的重要地位。2007年发现的良渚古城,是目前中国所发现的同时期营建规模最大、配置级别最高、出土文物最精美的古城遗址。
在良渚博物院的陈列展览中,良渚古城的地位和价值从前厅到第三展厅、尾厅,都有充分、连贯的反映和体现。例如在第一展厅,把有关古城发现的社会历史文化解读,作为良渚文化80多年来探寻道路的重要一步来加以展示,也相应地推出了“遗址——文化——文明”三个递进式的概念。良渚博物院这一平台不但把良渚文化的专业知识尽量准确地表述出来,并且让观众既看得懂、又爱看,获得“一座可观、可玩的博物院”的美誉。
良渚博物院一行后,我们很期待看到良渚古城的风貌。
良渚古城是一座水城,其发现也与这个特征密不可分。2006年,考古工作者偶然發现了宽约45米、深约1米多的古河道,河床内有良渚晚期的生活废弃物堆积。考古工作者对河东岸高地进行解剖研究,发现了莫角山遗址四周的古城墙。通过城墙,终于确定了总面积约300万平方米的良渚古城范围,这个范围相当于4个故宫的面积。
城墙的中心是30万平方米的宫殿区,城墙外围还有一圈外郭城。宫殿区、封闭式内城、半封闭式外城遗址构成了中国古代都城三重结构的起源。再加上水利系统所包围的范围,整个良渚古城遗址的面貌终于完整浮现在大家眼前。据测算,当时的良渚古城内居住约2.5万人,修筑古城的工程量、精美的玉器制品、发达的宗教信仰等都是5000年前文明程度的体现。
5000年前,良渚古城的人口规模已十分可观,仅靠采摘、狩猎、畜牧业无法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北纬30度与北方游牧地带相比,气候潮湿温暖,适宜种粮食,是理想的农业地带,因此稻作农业成为良渚农耕文化的根基。据考证,良渚时期的农业水平已率先进入犁耕稻作时代,所以现在良渚古城遗址公园保留了一大片水稻田,作为农业文明历史悠久的佐证。除了大规模机械化收割外,这里也保留了传统的人工收割方式,可以让游客们感受到良渚古城悠久的农耕文化。
施昕更先生发现良渚古城遗址时,关注的主要还是陶器,当时他还不知道这里有大量精美玉器。我们准备前往玉器作坊,感受一下良渚玉器文化。
去往玉器作坊的路上,不禁感叹良渚古城遗址公园的优美环境。遗址公园的路是在良渚人生活的原路基础上修建的,保留了这里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为了尽可能让观众感受到良渚人的生活细节,公园里还再现了良渚先民的生活场景。王宁远老师介绍,目前对良渚先民的服装质地和样式还不清楚,所以这些先民形象就以丝网的形式塑造,既体现了严谨性,又与环境十分和谐。动态的现代场景与静态的远古生活在这里相映成趣。
玉器作坊是一座依水而建的小木屋。据介绍,良渚的作坊区一般都设在河边,主要是为了方便做玉和生活取水。良渚时期的玉器代表了同时代玉器的最高水平。大致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玉礼器中的重器,包括琮、璧、钺、冠状器、三叉形器、成组锥形器、璜和带钩等;第二类是一般礼仪性玉器,如织具、纺轮等;第三类是一般装饰性玉器,如管、珠、镯等。
良渚人设计的玉器纹样出现在宗教和生活用品里,既实用又美观。后世的“良渚文创”也是花样颇多,比较出名的是宋代以玉琮为外形的琮式瓶。
2009年,我们在良渚召开了大遗址保护良渚论坛。这次会议达成了《关于建设考古遗址公园的良渚共识》,肯定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之路。
当初我提出良渚古城遗址要像公园般美丽,那时还觉得是个美好的畅想。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每次来这里看,都会发现又有了很大的变化。走进良渚古城遗址公园,遇到的大部分是年轻人,还有很多学校组织学生来这里做体验性、参与性的活动。年轻人通过良渚古城遗址,喜欢上中华传统文化,开始改变自己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认识。遗址公园里的体验馆,设有用数字技术来呈现5000年文明、良渚古城特色的互动式活动。在复旦大学高蒙河教授的指导下,良渚博物院的策展也在这些年新的考古发现成果基础上进行了调整,特别是对水利工程遗址、古城墙遗址进行了记录。在这些基础上,考古遗址公园的风貌得以更好地呈现出来。让中国的考古遗址像公园般美丽,这是我多年的梦想。在良渚古城遗址公园,我觉得梦想成真了。
(本文摘自单霁翔《万里走单骑:老单日记》,部分内容有改动)
考古学中的“文化”与“文明”
带着同样美好的向往,我们来到了良渚古城的瑶山遗址区。
瑤山遗址区最初是良渚先民的祭祀场所,并有一些晚于祭坛建立的贵族墓地。“瑶山”的“瑶”字是“美玉”的意思,这里的贵族墓出土了大量玉器、陶器和石器,其中以玉器最多。5000年前的祭祀,虽不似明清北京城那般,有天坛、地坛、社稷坛、观星台等分化复杂的规划,但也体现了早期祭祀的礼制讲究,至今依然可见祭坛层次分明的红土、灰土、黄褐土土层。
这里实证了中华5000年文明史。很多人都觉得“中华5000年文明”是一个常识,但是这个结论在良渚申遗成功之前,却没有真正走向世界。世界四大古文明中心的地理位置都在北纬30度线上。其中古埃及文明、苏美尔文明、古印度的哈拉帕文明都有5000年左右的历史,而中华文明过去被国际汉学界认为开始于3500年前的商代。3500年前的中华文明以河南安阳殷墟遗址为实证,那里是甲骨文和青铜器的故乡。有一次我参加国际会议,一个历史悠久国家的大使说他的国家有5000年文明,比中国早2000年,他们认为中国更早的文明都只是神话与传说,没有实证。良渚的考古发现则填补了这一空白,把中国早期文明的起源推进到了5000年前。这是中国考古人多年以来的期盼。
听到这个故事,或许大家会问:考古学中如何区分“文化”与“文明”?通俗地解释,在考古工作中会发现同一时间段的不同地区拥有一些特殊的共同点,如使用同样的工具、具有相同的制造技术等,我们把它称为同一种文化。一种文化往往按考古工作中最初发现它的地点来定名,比如河姆渡文化、凌家滩文化、龙山文化。在文化的基础上,还需要一些元素证明人类开始进入文明时代了。恩格斯曾论述“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国际学术界也往往以“国家”作为文明形成的标志。对于“国家”的形成标准,考古学界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过去国际上有学者认为文明需要有城市、金属(如青铜器)、文字“三要素”,但实际上,不同的文明形成应该有自己的标准。如良渚古城遗址的考古发掘和它揭示出的灿烂文化,远远比“三要素”更丰富。因此良渚古城不仅实证了中华5000年文明史,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人类对于“文明”的定义。
寻找水利工程遗址
良渚古城遗址对于“文明”的补充诠释之一就是水利工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良渚水利工程的评语中说它“改写了世界水利史”。良渚水利工程修建于距今5000——4700年,是中国乃至世界上迄今发现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遗址,比“大禹治水”的传说还早1000年。
良渚古城的外围水利系统主要包括6处高坝遗址、4处低坝遗址和1处长堤遗址。2010年,考古学家王宁远老师的团队就是结合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分析手段确认了良渚外围水利系统整体结构。高坝相对容易寻找,于是我们向6处高坝所在区域——谷口高坝区进发。
良渚水利工程的功能首先是防洪,借助自然山体,通过高坝围成一个水库区域,下雨时起到积水的作用。如果雨量过大,积水漫过高坝,高坝外围的低坝就可以起到保护作用,阻止大水漫淹古城。低坝外还有长堤,能进一步防止水患。5000年前的先民们既没有精密的勘测仪器,也没有大型的施工设备,却能通过科学的选择与设计,创造出如此巧妙的水利工程,古老的智慧可见一斑。
防洪以外,当然还要实现对自然资源的利用。良渚人的主食是稻米,考古学家在莫角山东坡发现了大量碳化稻谷,估算为1.3万千克,堪称“国家粮仓”。在稻作农业地区,引水灌溉自然是水利工程的重要功能。据考,良渚人开挖了一条东西走向的河道,把生活区和稻田区隔开。除了起到蓄水、防洪排水、灌溉作用之外,河水还可以作为日常饮用水。可以说,良渚水利工程不仅设计合理、功能多样,而且还考虑到了民生细节。良渚古城跟欧洲的威尼斯一样,是个水城。古城9个城门中,8个都是水城门,需要借助舟楫通行。因此水利工程有一个重要功能,就是通过高坝、低坝调节水量,起到运输作用。
石坞高坝的对岸是一片茂密的竹林。前面提到,良渚是水城,水资源滋养了竹林,竹子做成的竹排用于运输。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这片“美丽的小洲”中达到了和谐。竹林的位置就是以前的长堤所在,现在从高空还可以清晰看出长堤的形态。行走在竹林间,令人不禁想起电影《卧虎藏龙》中章子怡和周润发竹林斗剑、衣袂飘飘的场景。回望来时的方向,5000年前的高坝轮廓隐约可见,也是另一种卧虎藏龙的景致和体验。
通过遗产区界碑和草裹泥残留痕迹的探查,大家终于感受到了长堤的位置。草裹泥是由植物杆茎包裹泥土,再用植物条带帮扎固定的块状堆筑材料。秋冬季节水位下降,沼泽地的泥土、茅草、芦荻为良渚先民提供了制作草裹泥的原材料。制作好的草裹泥被运输到山谷,一层层堆叠在洪水的冲击面,最后在草裹泥上覆盖黄土。依稀可见的草裹泥断面,俨然5000年前的防洪包。
可观、可玩的良渚博物院
良渚古城遗址年代久远,加上水利工程分布较广,水系也不再是从前的贯通状态,遗存散落,呈现出来没有那么直观,对空间的感受还是不够,我们希望能看到一个动态的水利工程复原模型,于是,便求助于王宁远老师。他介绍说,整个工程的设计范围大概有100平方千米,无人机飞到500米的高度,也只能拍非常小的一个局部。没有现代科技帮助的良渚人在当时是如何规划这么大的一个立体的水利工程体系,也是令人叹服、引人深思的一个问题。
好在良渚博物院有一个比较好的展示体系。良渚博物院的沙盘推演,使我们在刚才实地勘察的基础上,更直观地了解了水利工程的全貌。这座博物院的展览主题为“良渚文化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从良渚文化的考古研究、良渚古国的再现、良渚文明的揭示三个方面,完整展示了发现良渚古城遗址、认识良渚文化、确立良渚文明的考古历程,以及良渚文明在中国和世界同时期或同类文明中的重要地位。2007年发现的良渚古城,是目前中国所发现的同时期营建规模最大、配置级别最高、出土文物最精美的古城遗址。
在良渚博物院的陈列展览中,良渚古城的地位和价值从前厅到第三展厅、尾厅,都有充分、连贯的反映和体现。例如在第一展厅,把有关古城发现的社会历史文化解读,作为良渚文化80多年来探寻道路的重要一步来加以展示,也相应地推出了“遗址——文化——文明”三个递进式的概念。良渚博物院这一平台不但把良渚文化的专业知识尽量准确地表述出来,并且让观众既看得懂、又爱看,获得“一座可观、可玩的博物院”的美誉。
良渚博物院一行后,我们很期待看到良渚古城的风貌。
良渚古城的秘密
良渚古城是一座水城,其发现也与这个特征密不可分。2006年,考古工作者偶然發现了宽约45米、深约1米多的古河道,河床内有良渚晚期的生活废弃物堆积。考古工作者对河东岸高地进行解剖研究,发现了莫角山遗址四周的古城墙。通过城墙,终于确定了总面积约300万平方米的良渚古城范围,这个范围相当于4个故宫的面积。
城墙的中心是30万平方米的宫殿区,城墙外围还有一圈外郭城。宫殿区、封闭式内城、半封闭式外城遗址构成了中国古代都城三重结构的起源。再加上水利系统所包围的范围,整个良渚古城遗址的面貌终于完整浮现在大家眼前。据测算,当时的良渚古城内居住约2.5万人,修筑古城的工程量、精美的玉器制品、发达的宗教信仰等都是5000年前文明程度的体现。
5000年前,良渚古城的人口规模已十分可观,仅靠采摘、狩猎、畜牧业无法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北纬30度与北方游牧地带相比,气候潮湿温暖,适宜种粮食,是理想的农业地带,因此稻作农业成为良渚农耕文化的根基。据考证,良渚时期的农业水平已率先进入犁耕稻作时代,所以现在良渚古城遗址公园保留了一大片水稻田,作为农业文明历史悠久的佐证。除了大规模机械化收割外,这里也保留了传统的人工收割方式,可以让游客们感受到良渚古城悠久的农耕文化。
到玉器作坊感受玉器文化
施昕更先生发现良渚古城遗址时,关注的主要还是陶器,当时他还不知道这里有大量精美玉器。我们准备前往玉器作坊,感受一下良渚玉器文化。
去往玉器作坊的路上,不禁感叹良渚古城遗址公园的优美环境。遗址公园的路是在良渚人生活的原路基础上修建的,保留了这里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为了尽可能让观众感受到良渚人的生活细节,公园里还再现了良渚先民的生活场景。王宁远老师介绍,目前对良渚先民的服装质地和样式还不清楚,所以这些先民形象就以丝网的形式塑造,既体现了严谨性,又与环境十分和谐。动态的现代场景与静态的远古生活在这里相映成趣。
玉器作坊是一座依水而建的小木屋。据介绍,良渚的作坊区一般都设在河边,主要是为了方便做玉和生活取水。良渚时期的玉器代表了同时代玉器的最高水平。大致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玉礼器中的重器,包括琮、璧、钺、冠状器、三叉形器、成组锥形器、璜和带钩等;第二类是一般礼仪性玉器,如织具、纺轮等;第三类是一般装饰性玉器,如管、珠、镯等。
良渚人设计的玉器纹样出现在宗教和生活用品里,既实用又美观。后世的“良渚文创”也是花样颇多,比较出名的是宋代以玉琮为外形的琮式瓶。
考古遗址变成公园
2009年,我们在良渚召开了大遗址保护良渚论坛。这次会议达成了《关于建设考古遗址公园的良渚共识》,肯定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之路。
当初我提出良渚古城遗址要像公园般美丽,那时还觉得是个美好的畅想。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每次来这里看,都会发现又有了很大的变化。走进良渚古城遗址公园,遇到的大部分是年轻人,还有很多学校组织学生来这里做体验性、参与性的活动。年轻人通过良渚古城遗址,喜欢上中华传统文化,开始改变自己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认识。遗址公园里的体验馆,设有用数字技术来呈现5000年文明、良渚古城特色的互动式活动。在复旦大学高蒙河教授的指导下,良渚博物院的策展也在这些年新的考古发现成果基础上进行了调整,特别是对水利工程遗址、古城墙遗址进行了记录。在这些基础上,考古遗址公园的风貌得以更好地呈现出来。让中国的考古遗址像公园般美丽,这是我多年的梦想。在良渚古城遗址公园,我觉得梦想成真了。
(本文摘自单霁翔《万里走单骑:老单日记》,部分内容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