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勤俭节约、艰苦奋斗既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作风，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高度重视这一传统的继承和弘扬，不仅在厉行节约上发表过很多重要论述，更以身作则，带头践行。毛泽东指出：“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这一深刻论断不仅积极推动了革命事业的发展，至今仍有着重要现实指导意义。
“做节省一切开支以充裕战争经费的运动”
第三次反“围剿”后，中央苏区力量得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根据地面积达5万平方公里，人口250万，但与国民党反动派相比，仍是处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的“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红色政权”。正是倚仗这种力量上的悬殊，国民党“不但组织了武装力量进行军事上的‘围剿’，而且在经济上实行残酷的封锁政策”，“他们想用饥饿、死亡、烧杀的政策企图来扑灭苏维埃革命”，中央苏区物资严重匮乏，广大军民生活异常艰难。
为确保苏区建设和革命事业持续向前推进，临时中央政府在经济建设上一手抓生产、一手促节约，中央苏区掀起了一场“做节省一切开支以充裕战争经费的运动”。1932年7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布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亲自拟写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第十四号》强调：“政府中一切可以节省的开支，如客饭、办公费、灯油杂费都须尽量减少，尤其纸张、信套，更可以节省使用。这一切节省，虽在各部分为数甚少，但积少成多，并可以养成苏区中更加刻苦、更加节省的苏维埃工作作风——这是万分必要的。”训令还强调，经费节省“绝不是工作减少，相反的，在刻苦的精神之下，还要使工作的效能更加增大起来”。
1934年，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关于苏维埃经济建设的决议，毛泽东实事求是、高瞻远瞩，进一步提出“经济服务于战争”的指导思想，确定“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强调要“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和“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反对贪污和浪费的斗争，过去有了一些成绩，以后还应用力”。此后，在苏区掀起了一场“节省运动”。
“节俭一文钱即可对革命有一分的帮助，谁要浪费一文钱实等于革命的罪人”
節省运动从1932年开始，《红色中华》发表社论，提出“节俭一文钱即可对革命有一分的帮助，谁要浪费一文钱实等于革命的罪人”。
这期间，各级领导干部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身为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首先带头节约，他每天的生活标准只有三钱盐、二钱油，穿的衣服也总是缀满补丁，按规定他的油灯可点三根灯芯，但他坚持只点一根，从不搞特殊。周恩来、朱德等领导同志也与苏区军民一样，过着“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生活。
积极倡导个人节约和捐献。1934年3月，中华苏维埃人民委员会通过《红色中华》发出“为四个月节省八十万元而斗争”的号召，提出节省的九项措施，中央政府总务厅、国民经济部等党政机关带头响应，政府工作人员主动要求减少伙食给养，“免发夏衣”，决定自己开荒种菜，严格落实客饭、办公费、灯油杂费都须尽量减少等规定。著名的“三升米运动”也是在这个时期发生的。一天，毛泽东叫来时任云集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兼区委书记的朱开铨，对他说，前线红军需要粮食，但库存不多，请云集区带个头，号召每人节省三升米。朱开铨回到区里马上进行动员，大家听说是毛主席的号召，无不积极响应，短时间内就捐出9000多担米。
裁减不必要的工作人员。1934年2月，苏维埃政府发布第7号命令，重新规定各级政府工作人员编制，裁减不必要的工作人员，目的是减少政府开支，“提高劳动纪律、提高工作速度和效力”。瑞金县苏维埃政府积极拥护中央人民委员会的决定，坚决裁减后方非必要工作人员，节省一切非必需费用。3月份全县县区乡三级共裁减283人，比上一年10月至12月减少509人，减少近一半。特别是县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3月份裁减至116人，人员压缩了2/3，为苏区各级政府节省了大量行政支出。
加大对贪污、浪费的惩戒力度。在积极倡导和率先垂范的同时，毛泽东特别要求公职人员要带头廉洁节约。他主张按照惩防并举的方法，对党员干部进行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领导制定并执行《政府工作人员惩办条例》等相关法律措施，设立中央党务委员会、工农检查委员会等机构，同时鼓励民众主动揭发贪污腐化消极怠工以及官僚主义分子。当时签发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第26号训令规定：贪污公款在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贪污公款300元以上500元以下者，处以2年以上5年以下监禁。毛泽东直接领导和参与惩处了一批贪污腐败分子，有效遏制了中央苏区存在的贪污、浪费现象。一方面清除了贪污腐败分子，纯洁了革命队伍;另一方面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在中国共产党廉政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有力支持了中央苏区经济建设和革命战争
由于采取一系列切实管用的措施，中央苏区开展的“节省运动”取得了巨大成效，不仅节约了经费，有力支持了中央苏区经济建设和革命战争，还教育苏区广大干部和工农群众，传承勤俭节约的光荣传统，形成党的优良工作作风。同时打击了经济犯罪，查处了一批腐败分子，纯洁了革命队伍。党和苏维埃临时政府的威望进一步提高，赢得了广大群众真心实意地爱戴。“节省运动”对争取革命胜利、巩固苏维埃政权发挥了重要作用。
节省了大量物资和经费。“节省运动”开展后，临时中央政府要求各级政府和各群众团体，一切费用都要十二分的节俭，不要浪费一文钱，滥用一张纸，积少成多，就可以节省一大笔经费。中央机关各部委建立起严格的预算决算制度后，开支大量节省下来。1934年3月，中央政府提出4个月节省行政经费80万元的号召后，仅中央机关从4月至7月就节省了130万元。
纯洁了干部队伍。1932年2月，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人民委员会颁布《帮助红军战争、实行节俭经济运动》的第三号通令决定，对腐化分子依据犯罪情节的轻重不同，分别予以处理。把罪大恶极的贪腐分子处以死刑，罪不至死的贪腐分子则判处适当刑罚，一般贪腐分子则进行教育，犯罪情节轻微、态度好，经教育对自己的错误认识到位的可以继续留在党内。时任瑞金县苏会计科科长的唐仁达、中央政府总务厅“全苏大”工程处主任的左祥云、于都县军事部长的刘仕祥等都因严重贪污行为被逮捕，并且处以死刑。中央苏区干部在思想上和组织上更加纯洁，整体素质和工作作风得到极大提高。
形成苏区干部好作风。节省运动中，出台了不少政策、法令和条例，用于规范广大干部的行为，激发党员干部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在反贪污、浪费方面，经常在《红色中华》“黑板”栏目披露一些贪污腐化干部的腐化行为及其处理结果，对广大干部起到有效的遏制和震慑作用。在“红板”栏目则刊登一些苏区干部的榜样，介绍他们的先进事迹和群众的好评，对树立苏区干部好作风传递了正能量，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有力促进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培养和传播。
密切了干群关系。苏区时期，物质生活异常艰苦，盐和荤腥匮乏，人民缺衣少粮，常以红薯、野菜充饥。但艰苦打不倒苏区干部群众，党的干部任劳任怨，保持了共产党人的革命本色，与广大人民群众始终保持血肉关系。政府工作人员牢记党的宗旨，只要群众有生产、生活问题，大到耕地，小到柴米油盐，都予以关心和解决。政府得到广大工农群众衷心拥护。“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穿草鞋干革命，夜打火把访贫农。”这首传唱于苏区时期的兴国山歌，不仅是苏区群众对苏区干部发自内心的赞颂，更是当年苏区干部与群众一起艰苦奋斗、患难相依的真实写照。
“做节省一切开支以充裕战争经费的运动”
第三次反“围剿”后，中央苏区力量得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根据地面积达5万平方公里，人口250万，但与国民党反动派相比，仍是处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的“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红色政权”。正是倚仗这种力量上的悬殊，国民党“不但组织了武装力量进行军事上的‘围剿’，而且在经济上实行残酷的封锁政策”，“他们想用饥饿、死亡、烧杀的政策企图来扑灭苏维埃革命”，中央苏区物资严重匮乏，广大军民生活异常艰难。
为确保苏区建设和革命事业持续向前推进，临时中央政府在经济建设上一手抓生产、一手促节约，中央苏区掀起了一场“做节省一切开支以充裕战争经费的运动”。1932年7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布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亲自拟写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第十四号》强调：“政府中一切可以节省的开支，如客饭、办公费、灯油杂费都须尽量减少，尤其纸张、信套，更可以节省使用。这一切节省，虽在各部分为数甚少，但积少成多，并可以养成苏区中更加刻苦、更加节省的苏维埃工作作风——这是万分必要的。”训令还强调，经费节省“绝不是工作减少，相反的，在刻苦的精神之下，还要使工作的效能更加增大起来”。
1934年，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关于苏维埃经济建设的决议，毛泽东实事求是、高瞻远瞩，进一步提出“经济服务于战争”的指导思想，确定“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强调要“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和“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反对贪污和浪费的斗争，过去有了一些成绩，以后还应用力”。此后，在苏区掀起了一场“节省运动”。
“节俭一文钱即可对革命有一分的帮助，谁要浪费一文钱实等于革命的罪人”
節省运动从1932年开始，《红色中华》发表社论，提出“节俭一文钱即可对革命有一分的帮助，谁要浪费一文钱实等于革命的罪人”。
这期间，各级领导干部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身为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首先带头节约，他每天的生活标准只有三钱盐、二钱油，穿的衣服也总是缀满补丁，按规定他的油灯可点三根灯芯，但他坚持只点一根，从不搞特殊。周恩来、朱德等领导同志也与苏区军民一样，过着“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生活。
积极倡导个人节约和捐献。1934年3月，中华苏维埃人民委员会通过《红色中华》发出“为四个月节省八十万元而斗争”的号召，提出节省的九项措施，中央政府总务厅、国民经济部等党政机关带头响应，政府工作人员主动要求减少伙食给养，“免发夏衣”，决定自己开荒种菜，严格落实客饭、办公费、灯油杂费都须尽量减少等规定。著名的“三升米运动”也是在这个时期发生的。一天，毛泽东叫来时任云集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兼区委书记的朱开铨，对他说，前线红军需要粮食，但库存不多，请云集区带个头，号召每人节省三升米。朱开铨回到区里马上进行动员，大家听说是毛主席的号召，无不积极响应，短时间内就捐出9000多担米。
裁减不必要的工作人员。1934年2月，苏维埃政府发布第7号命令，重新规定各级政府工作人员编制，裁减不必要的工作人员，目的是减少政府开支，“提高劳动纪律、提高工作速度和效力”。瑞金县苏维埃政府积极拥护中央人民委员会的决定，坚决裁减后方非必要工作人员，节省一切非必需费用。3月份全县县区乡三级共裁减283人，比上一年10月至12月减少509人，减少近一半。特别是县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3月份裁减至116人，人员压缩了2/3，为苏区各级政府节省了大量行政支出。
加大对贪污、浪费的惩戒力度。在积极倡导和率先垂范的同时，毛泽东特别要求公职人员要带头廉洁节约。他主张按照惩防并举的方法，对党员干部进行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领导制定并执行《政府工作人员惩办条例》等相关法律措施，设立中央党务委员会、工农检查委员会等机构，同时鼓励民众主动揭发贪污腐化消极怠工以及官僚主义分子。当时签发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第26号训令规定：贪污公款在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贪污公款300元以上500元以下者，处以2年以上5年以下监禁。毛泽东直接领导和参与惩处了一批贪污腐败分子，有效遏制了中央苏区存在的贪污、浪费现象。一方面清除了贪污腐败分子，纯洁了革命队伍;另一方面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在中国共产党廉政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有力支持了中央苏区经济建设和革命战争
由于采取一系列切实管用的措施，中央苏区开展的“节省运动”取得了巨大成效，不仅节约了经费，有力支持了中央苏区经济建设和革命战争，还教育苏区广大干部和工农群众，传承勤俭节约的光荣传统，形成党的优良工作作风。同时打击了经济犯罪，查处了一批腐败分子，纯洁了革命队伍。党和苏维埃临时政府的威望进一步提高，赢得了广大群众真心实意地爱戴。“节省运动”对争取革命胜利、巩固苏维埃政权发挥了重要作用。
节省了大量物资和经费。“节省运动”开展后，临时中央政府要求各级政府和各群众团体，一切费用都要十二分的节俭，不要浪费一文钱，滥用一张纸，积少成多，就可以节省一大笔经费。中央机关各部委建立起严格的预算决算制度后，开支大量节省下来。1934年3月，中央政府提出4个月节省行政经费80万元的号召后，仅中央机关从4月至7月就节省了130万元。
纯洁了干部队伍。1932年2月，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人民委员会颁布《帮助红军战争、实行节俭经济运动》的第三号通令决定，对腐化分子依据犯罪情节的轻重不同，分别予以处理。把罪大恶极的贪腐分子处以死刑，罪不至死的贪腐分子则判处适当刑罚，一般贪腐分子则进行教育，犯罪情节轻微、态度好，经教育对自己的错误认识到位的可以继续留在党内。时任瑞金县苏会计科科长的唐仁达、中央政府总务厅“全苏大”工程处主任的左祥云、于都县军事部长的刘仕祥等都因严重贪污行为被逮捕，并且处以死刑。中央苏区干部在思想上和组织上更加纯洁，整体素质和工作作风得到极大提高。
形成苏区干部好作风。节省运动中，出台了不少政策、法令和条例，用于规范广大干部的行为，激发党员干部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在反贪污、浪费方面，经常在《红色中华》“黑板”栏目披露一些贪污腐化干部的腐化行为及其处理结果，对广大干部起到有效的遏制和震慑作用。在“红板”栏目则刊登一些苏区干部的榜样，介绍他们的先进事迹和群众的好评，对树立苏区干部好作风传递了正能量，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有力促进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培养和传播。
密切了干群关系。苏区时期，物质生活异常艰苦，盐和荤腥匮乏，人民缺衣少粮，常以红薯、野菜充饥。但艰苦打不倒苏区干部群众，党的干部任劳任怨，保持了共产党人的革命本色，与广大人民群众始终保持血肉关系。政府工作人员牢记党的宗旨，只要群众有生产、生活问题，大到耕地，小到柴米油盐，都予以关心和解决。政府得到广大工农群众衷心拥护。“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穿草鞋干革命，夜打火把访贫农。”这首传唱于苏区时期的兴国山歌，不仅是苏区群众对苏区干部发自内心的赞颂，更是当年苏区干部与群众一起艰苦奋斗、患难相依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