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经济崛起:是理想,还是虚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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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印度的崛起前景,西方舆论以前是“捧上天”,试图扶持“民主”的印度来平衡中国崛起的影响力;现在又是“重重地摔在地”,不乏夸大其词的成分。
  9月14日,印度政府抛出庞大的经济改革计划,向外资开放零售业、航空、通信等领域,减少政府补贴、提高柴油价格,出售部分国营企业的股份等,被称为“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最庞大的改革计划”。
  该计划在印度国内引起轩然大波,反对者指责辛格政府“向外国资本出售国家主权”;支持者则赞赏政府的改革勇气,力挺辛格“勿向政治阻力低头”。辛格政府的改革政策也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华尔街日报》为改革叫好,甚至呼吁印度进一步推动改革,特别是发展农业与制造业。美国负责经济增长、能源与环境的助理国务卿罗伯特·霍尔马斯更是将改革称为印度经济发展史上的“分水岭”。辛格总理在阐述政策时警告,“如不进行改革,外国投资者将对印度丧失信心,印度经济将继续下滑”,言语中透露出“欲与改革共存亡”的决心。
  印度经济究竟遇到了什么困难?印度是否真的到了“不改革、就等死”的关头?而在强大的政治阻力下,辛格政府的改革措施又能否顺利推进?印度能否扭转当前经济颓势、重振崛起雄风?
  从“金砖贵族”沦为“褪色金砖”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印度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成为国际社会的耀眼明星。2001年,美国高盛公司提出“金砖四国”的概念,将印度与中国、俄罗斯、巴西并列为“未来经济的推动力”,国际舆论亦普遍将印度与中国相提并论,“龙象之争”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而“金砖贵族”、“世界办公室”、“不可思议的印度”等词汇则彰显了人们对印度崛起美好前景的期待。
  但是,在全球金融危机、欧债危机及国内转型困难的冲击下,印度经济遇到超乎预期的困难,发展前景被国际舆论普遍“看空”。今年4月底,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标普将印度的主权信用评级定为投资级中最低的BBB-,将主权信用评级前景从“稳定”下调至“负面”;6月中旬,标普警告称印度有可能成为金砖国家中首个“丧失投资级别”的国家。紧随其后,另一家顶级评级机构惠誉国际也于6月将印度的主权信用评级从“稳定”下调至“负面”,8月则警告印度在未来1~2年内有可能失去投资级别。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美国《华尔街日报》等代表的西方主流舆论,也都发出类似“别了,印度奇迹”的论调,认为印度这块金砖的成色显然严重不足,沦为“坠落的天使”。
  印度经济的状况的确令人揪心。
  首先是低增速与高通胀并存的“滞胀”。2011年下半年以来,印度经济进入下滑通道,四季度的GDP增长率由首季的9.2%下降至6.1%,今年首季更是跌至九年来最低的5.3%,二季度也仅有5.5%,远低于各方预期。印度政府也将2012~2013财年(2012年4月~2013年3月)的GDP增长预期由7.3%下调至6.5%。与之相对,通胀率却居高不下,消费者价格指数(CPI)长期徘徊在两位数的高位。由于货币贬值增加原油等大宗商品的进口成本,通胀问题短期难以消除。印度颇具影响力的《前线》杂志称印度将“告别增长、迎接滞胀”。
  其次是贸易赤字与财政赤字并存的“双赤字”。印度的“双赤字”问题由来已久,去年下半年以来不断恶化。贸易赤字大幅扩大,虽然2011~2012财年的出口额增加21%至3037亿美元,但同期的进口额却增长32.2%至4886亿美元,贸易赤字同比上涨55.8%,与GDP的比例高达10.6%。财政赤字方面,由于对农业、燃料等补贴巨大且难以削减,加上经济不景气导致财政收入增速放缓,该问题日益严重。印财政部估计,2011~2012财年的财政赤字较上一年同比增加79.4%。印度财政部长契丹巴拉姆在国大党中央会议时警告,“如再不进行改革,政府将缺乏必要的财力去推动民生项目的落实”。
  最后是金融货币市场的糟糕表现。汇率稳定程度是检验一国经济健康与否的重要指标。自2011年8月以来,外国资本大量流出,印度卢比一路贬值,卢比对美元的汇率已经贬值20%以上,是新兴市场中表现最糟糕的货币之一,2012年6月28日更是达到近十年最低点——1美元兑56.9卢比。从2008年金融危机算起,卢比对美元已贬值30%以上。
  政策桎梏映出改革紧迫性
  造成印度经济糟糕表现的原因很多,有基础设施落后、政府效率有待提高、投资环境不好等结构性原因。但概括起来,无外乎外部经济环境的恶化与内部经济政策的僵化,但内因是根本。
  从外部经济环境恶化角度看,金融危机与欧债危机的蔓延,使印度难以独善其身,出口受创严重。印度经济发展模式独特,其鲜明特点是服务业(尤其是软件外包)发达,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要超过农业和工业。不过,其软件出口的主要市场是欧美,而欧债危机的持续发酵导致外围市场萎缩,严重冲击印度出口。此外,欧债危机引发外资撤离,导致卢比贬值。然而卢比贬值非但未能促进出口,反而增加了原油进口等成本,加重政府财政压力。有舆论认为,西方国家将危机转嫁到新兴市场,“祸水东移”,该说法很难证伪,但可以肯定的是,新兴市场与西方国家是“挂钩”而非“脱钩”的,其对危机的抵抗力与承受力又不如西方国家,自然会受到金融危机与欧债危机的冲击。
  不过,印度经济下滑归根结底是国内政策的滞后与僵化。印度政府对经济下滑缺乏足够重视,应对不及时和不给力,未能有效遏止住经济的下滑势头。去年下半年以来,印度经济已出现减速苗头,产业界呼吁政府采取减税、降息、加大市场开放等应对措施。但是,由于央行担忧降息会导致通胀,财政部则试图通过增税纾缓财政赤字,双方相互推诿,一些有利于提振经济的措施难以有效出台。另据印度《经济时报》援引政府高层人士称,时任财长慕克吉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备战总统大选上(现已成功当选总统),而非出台有效的经济提振政策,“财政部等关键经济部门处于近乎停滞状态”,“经济决策虽然不能说彻底瘫痪,但经济官僚们都持‘等着看’的态度”。
  更深层的原因,是印度国内政治羁绊经济改革政策,特别是外资开放政策。印度选举政治、联盟政治盛行,政府因担心选民反对或者顾忌盟党抗议,而不愿推动改革。比如,此次改革的争议焦点是向外资开放零售业,允许沃尔玛、家乐福等零售业巨头进入印度市场。此项政策早就提出,2011年底甚至酝酿出台,但终因遭到执政联盟内部的“草根大会党”反对而夭折。改革乏力使外资虽觊觎印度大市场,却不敢或者不能大举进入。世界银行研究称,如果从对外国企业的欢迎程度看,印度在183个国家中仅列132名,是新兴国家中对外资最不开放的国家之一。如此,一旦经济形势恶化,加上政局动荡(如贯穿2011年全年的反腐示威),外资就会选择望而却步或者干脆逃之夭夭。据统计,2012年4~7月,流入印度的外国直接投资仅61.8亿美元,较2011年同期骤减57.5%。实际上,辛格政府此次改革的核心目标,就是想重新赢得外国资本对印度市场的信心,给印度经济注入新的能量与动力。
  客观看待改革前景
  目前,辛格政府的改革遭到国内反对派的强烈反对,印度人民党、左翼政党等发动罢工示威,“草根大会党”则干脆退出执政联盟。但辛格已明确表态 “长痛不如短痛”,其推动改革的决心很大。9月22日召开的国大党中央工作委员会会议上,该党主席索尼娅·甘地明确表态“全力支持辛格政府改革”,并指示国大党的基层组织向普通民众晓以改革利弊,寻求广泛支持。
  辛格政府决意改革的推动力也很多。一方面是因为当前的经济形势恶化超乎预期,曾被誉为“经济改革设计师”的辛格必须背水一战,因为他深知“改革不一定找死,但不改革一定等死”的道理。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国大党已经赢得了社会主义党、大众社会党等的支持,能够确保政府稳定。如果再拖延改革,无疑会加重经济恶化趋势,积聚民众的不满情绪。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由于本届政府饱受贪腐问题困扰,政府在民众中的威望急剧下降。在2014年大选日益临近且可能提前举行的情况下,辛格政府必须要有所作为,挽回民心,而推动经济改革、振兴经济则是较好的选择。
  对于印度的崛起前景,西方舆论以前是“捧上天”,试图扶持“民主”的印度来平衡中国崛起的影响力;现在又是“重重地摔在地”,不乏夸大其词的成分。事实上,人们既不能过于乐观,也不应低估改革可能释放出的巨大活力。毕竟,20世纪90年代初,正是辛格主导的经济改革,使印度摆脱了经济困境、迎来了近20年的高速增长。对于此次改革的前景,我们应保持谨慎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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