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经济、法制尚未完全现代化的祖国来说，政策不仅影响着商人们在富豪榜上的位置，也是影响一个草根家庭财务的决定性因素。
　　
　　中国为什么出不了巴菲特？不同立场者给出了或同或异的解释。但我们知道，新型加转轨的粗糙环境出不了巴菲特，却出得了以政策为大米的硕鼠。翻开福布斯或胡润的中国财富榜，里头有一批又一批吃政策饭的富裕户。政策的饭桌上有两种食客：一种食客钻政策的空子，比如上个世纪８０年代，“官倒”们钻价格双轨制的空子，以计划外价格倒卖计划内物资，出现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百万富翁，草根没有权力但有脑力和苦力，杨百万们背着麻袋奔波于火车上，也抓取到了国库券的地区间差价；另一种食客借政策的东风，比如上个世纪９０年代开始，借助各地政府卖地求钱的强势，地产商人铆足了劲砌墙盖瓦，跟地方政府瓜分了土地增值的大头，草根被排除在土地开发的门外，但若跟得紧也有大级别的套利空间。古往今来，中国富豪都绕不开政策这道门，远的如以胡雪岩为代表的红顶商人，近的如卖地卖矿中涌现的新富豪们等等，都在此列。对于经济、法制尚未完全现代化的祖国来说，政策不仅影响着商人们在富豪榜上的位置，也是影响一个草根家庭财务的决定性因素。
　　说这些套话的原因是十七届三中全会召开了，审议通过了推进农村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有人说农村土地流转将释放巨大的内需空间，有人说农村土地流转潜在巨大的社会风险。我们可以不参与鸿儒们的争议，但没有权利忽视这样一个假设：在城市基本完成资产体系的定价后，农村将开始大规模的资产定价运动，这既是农民也是城市居民财富再分配的机会。曾从浴盆跳到大街上的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起地球。对于草根来说，政策就是撬动家庭财务的唯一支点。当然，我们不必裸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