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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今年前两个月的主要数据看，自去年9月以来的经济刺激路径是难以“保8”的，由于世界经济的困境明年会甚于今年，如果振兴中国经济的宏观政策方向不调整，严重的生产过剩危机今年不爆发，明年也会爆发。虽然今年到四季度经济增长率可能回升到8％，但是明年全年可能会低于5％。对宏观刺激方向的调整已经迫在眉睫，而这个方向就是城市化。
一、前两月的主要数据已说明目前的刺激政策有极大局限
自去年9月至今年2月，中国宏观政策从紧到松的调整已经有半年。从国际国内的宏观调控经验看，宏观调控的效果应该有所显现，然而前两月的工业生产增长率仍然比去年四季度又有显著下滑，为3.8％，从前两月发电量仍是负值情况看，3月份的工业生产增长率仍难以显著回升；若3月份为5％，一季度的工业增长率只会略高于4％，一季度的GDP增长率也不会超过5％。从前两月的设备制造增长情况看，工业锅炉的增长率高达15.7％，水泥专用设备增长率高达10.2％，发电设备增长率高达21.7％，都远高于同期3.8％的工业增长率，说明产能释放阶段仍没有结束，未来的生产过剩压力不是在减轻，而是在加重。
前两月宏观经济运行中最显著的特点，是投资曲线与工业生产曲线的分离。由于投资是需求动力，在以往年份都是投资高工业增长率也高，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非常明显。但是今年前两月，虽然投资增长率高达26.5％，与去年12月当月的20.1％相比有了显著提升，但同期的工业增长率仍从5.7％下跌到3.8％。这种不同于以往的现象目前已经受到了各方面关注。有些人从投资回升的现象判断是经济开始企稳的标志，不久可带来工业生产的回暖。我则认为这正是目前经济刺激路向失效的重要标志。
这是因为，从设备制造仍处于高增长阶段情况看，大量以前阶段未完工程所定制的设备仍处在生产过程中，而且还有大量已完工的设备由于投资人未付款而没有发货，正是由于前两月前所未有的贷款大投放，使大量已经陷于流动性困境的企业又获得了投资资金来源，可以支付给设备生产商，从而使得已经处于停滞的大量未完工程得以完工，由此形成了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表现为投资增长率的反弹。所以投资的高反弹，一部分原因是可以用制造业厂商库存减少来解释的，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投资上去了而工业生产却继续下降这个反常现象。投资反弹是贷款大投放加速已有工程完工的判断还有两个情况可以佐证，一个是前两月的金属冶炼设备生产增长率为4％，但是2月当月竟高达36.1％，应该是说明到2月份由于资金到位，金属冶炼设备生产企业有大量资金流入，开始完成以前的生产合约。这种2月份增长率大幅度高于1月份的情况在许多设备生产和汽车、造船等工业领域都存在，已经远不能用春节错月的因素来解释。另一个是以往投资反弹都会带来钢材市场的回暖，这是因为新项目上马首先是土建工程部分开工，需要大量钢材等建材，但2月份以来钢材市场已出现连续七周价格下跌，用暴跌来形容也不过分，说明投资增长率的高反弹，并不是有大量新项目在开工。
那么应该如何解释前两月新上项目投资增长率高达87.5％的情况呢？政府在“出拳要快、出手要重”的思想指导下，自去年11月确定了4万亿元刺激方案后，立即加快了项目审批速度，许多原本在准备“十一五”规划时未获审批的项目，获得审批通过。但问题也出在这里，以前未获审批的项目，一般都是已经过剩的长线项目，现在建设，一方面会加重今后的生产过剩；更重要的是，在已经严重生产过剩的背景下，在国有投资比重已经下降到只有不到30％的情况下，市场化的投资主体会即便已经拿到了投资批文，还会在这个时期再进行大规模投资吗？目前，市场化主体的投资意愿下降，不跟进国家启动投资意愿的倾向已有显露，例如，占全部投资近1/4的房地产投资领域，是市场化程度很高的领域，在前两月投资高调反弹的背景下，增长率却从去年的23％猛跌到今年前两月的1％。
如果目前的投资高增长是建立在加快完成已有项目的基础上，则今年的生产过剩发生的情况就会更严重。目前还没有前两月投资完成额的构成数据，但到一季度数字出来时，我相信一定会出现已严重过剩的钢铁、电力、有色、煤炭等领域投资完成额的高增长。所以，目前的经济刺激方向是在缓解生产过剩还是在加重生产过剩，就不难判断了。
二、为什么已有的经济刺激路径会效果有限？
目前的经济刺激路径被概括为扩内需、振产业、科技撑、提社保，从而把刺激路径分成了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扩大内需和提升社保水平是从需求方面出发的政策，振兴十大产业和促进科技则是从改善供给方面考虑。
扩大内需包括扩大消费和投资需求两方面。扩大消费目前的重要举措是家电下乡，但占全国居民总数2/3的农村居民，其收入总量仅占全部居民收入的1/3，想用农村需求增长补城市需求下降，空间极为有限，且在城市经济收缩后，农民工大量返乡，在岗农民工的收入水平也大幅度下降，农村家庭收入也是收缩的，所以启动农村消费的前景必定是步履维艰。
目前已出台了十大产业振兴方案，其中也包括科技支撑的内容，但这都是从增加和改善供给方面来考虑的政策，虽然也有增加投资的相应安排，其结果仍是增加和改善供给。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在长达200多年的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也会在爆发生产过剩危机的时候，出现投资于设备更新的投资高潮，但这首先是市场机制，其次的萧条过程是强制消除过剩产能，使供给与需求实现强制平衡的过程。没有这个过程，也不会引发企业内生的技术进步和更新设备要求。我国如果不对社会总供求结构做大的调整，而只是在延续目前经济结构基础上由政府来推动产业振兴，就是把结构调整措施变成了总量扩张措施，其效果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在发生危机后的设备更新高潮效果就很不同。不同之处在于，我们的产业振兴方案不会有效消除过剩产能，反而会加大过剩产能。例如刚刚出台的汽车产业振兴规划就要求，在未来3年中央财政要投资百亿元，促使汽车产量的年增长率达到10％。从前两月的工业产出结构看，代表生产能力增长的通用设备、专用设备和电器机械设备这3个设备制造业部门的增长率，都分别比同期平均工业生产增长率高出18％、192％和147％，这说明产能释放阶段还没有过去，如果再要求产业振兴，结果可想而知。
如果延续目前的经济结构增加投资与产出，越往后，宏观调控的实施空间就越小。因为到2007年四季度最高峰时，由净出口所代表的国内生产过剩程度，已相当于GDP的12％，在出口大幅度萎缩和产能继续释放的背景下，今年的过剩程度可能会达到15％，按去年30万亿元总产出计算，就是4.5万亿元。虽然中国财政赤字占当年GDP的比率目前还不到20％，但若是走到日本那样因民间需求持续萎缩，只能由财政来担当需求的那一步，要不了4年时间，财政累积赤字就会超过占GDP 60％的警戒线，年度赤字规模也会4倍于占GDP 3％的警戒线。因此如果危机持续，用光了政府的调控回旋余地经济可能还是走不出困境。
所以结论就是，目前经济刺激政策的效果会很有限，而且越往后其局限性就越明显，甚至会由于加重了未来的生产过剩而走到政策出发点的反面。如果美国次债危机所引发的这场萧条，是一场温和的、短期的世界性经济萧条，我们目前的刺激政策就是足够的。但情况显然已经不是如此，我们的经济振兴方案就必须立足于应付一场严重的、长期的世界性萧条，必须有战略性的考虑了，而这个战略方向就是城市化。
三、工业化创造供给，城市化创造需求
众所周知，工业化的过程也是城市化的过程，经济的现代化就是依托这两个过程完成的。这两个过程之所以不可分割，就是因为工业化所创造的现代消费品是面向城市人口的，而工业化所带来的社会分工要求，也只有在城市体系中才能顺利实现。所以，工业化要以城市化为基础，城市化则要靠工业化来推动。从这个意义上讲，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工业化创造供给，城市化创造需求。
城市化创造需求的能力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会引发大规模的投资需求。这又分成三方面。一是会引发生产性投资，从而为转入城市的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二是会引发建设城市所需要的基础设施投资，如道路、给排水、电力、通讯、垃圾和污染物处理等，这些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是为满足城市人口生活的基本需要，也是为现代消费品进入居民消费领域所准备的基础条件。三是会引发房地产投资，以满足城市人口的居住需求和工商企业的发展需求。以住宅投资看，由于城市住房比农村要讲究，地价也高，所以2007年中国的城市仅占1/3，但人均住宅投资却大约是同年农村人均住房投资的12倍。粗略地计算，中国从2003—2008年，每增加一个城市人口大约会引出50万元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
第二，城市化会引发更多的消费需求。这是因为城市人口收入要高于农村，有能力消费更多的商品，而且现代大工业所生产的消费品，都是以城市基础设施配套为使用条件的。此外，即便是现代农村，仍保留了很多自然经济的痕迹，许多消费品是自给自足的，从统计资料看，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农村居民消费中有超过40％是非现金形式的，而直到2007年，全国农村平均仍有14.2％是非现金形式的。所以城市人口比重的提升就会带来消费总量的扩张。
第三，服务产业的发展也是与城市规模的扩张密不可分的。不仅依托于城市的大工业体系发展，必须有与之配套的生产性服务体系，如流通与通讯服务体系、金融与法律服务体系、劳动力市场与交易体系等，城市居民的基本生活保障与生活质量的提高，也离不开商业服务与医疗、娱乐的服务产业的发展。而在农村，由于受到人口聚集程度和收入水平的限制，这些服务产业就没有巨大发展空间。
在我国，改革前30年为了完成需要高积累才能建成的军重工业建设，而把长期保持高比重的低收入农村人口当作了主要的积累机制，所以只有工业化而没有城市化，1978年从第二产业比重和工业劳动者人均资本拥有量看，中国已相当于人均3000美元GDP的中等发达国家的工业水平，但是从农村人口比重看，却只相当于人均200美元国家的水平，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二元结构”，即先进的工业与落后的农村并存。二元结构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但在1978年时以中国为甚。例如根据当时世界银行的统计，用比较劳动生产率来衡量的二元结构强度，世界发展中国家平均为3倍，最高的国家也刚超过4倍，而中国当年是6.1倍。
在改革开放以来长达30年中，为了给长期欠缺的轻工业发展补课，也为了解决庞大农村人口的就业问题，在全社会资本积累不足的背景下，我国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又长期实行了“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农村工业化政策，农村工业化从而国家工业化虽然获得推进，工业内部的轻重工业比例关系也得以优化，但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的矛盾仍然没有解决，二元结构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出现了强化趋势，到2003年，农业与非农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差距倍数，从1978年的6.1倍上升到6.6倍，到2007年虽然由于本轮工业化所带来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效应，又回落到5.4倍，但是今年随着城市经济萎缩及其所产生的农民工倒流，估计又会回升到6倍以上。
由于新中国在改革前及改革后30年长期发展中，都延续了工业化超前而城市化滞后的经济发展模式，所以就形成了独特的经济结构：从产出水平看，已经达到了可以满足人均收入3000美元国家的生产能力，但是从需求水平看，由于占人口主体的农村人口人均收入水平去年只有4761元，折合美元只有700美元，导致国内需求总规模与供给总规模严重不对称，由此就形成了社会经济总量循环过程中的巨大断裂层，这是中国形成长期过高的储蓄率，以至于不得不长期高度依赖外需的基本原因之一。
在当代中国，收入差距拉大是导致过度储蓄和生产过剩的基本原因，但收入差距既表现在人群之间，也表现在城乡之间，例如城乡人均收入差距1978年是2.68倍，2008年已上升到3.31倍。经济学理论说明，居民储蓄水平是随收入水平上升而不断提高的。2007年，农村人均消费支出占当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是77％，而同年城市居民人均消费占收入的比例是67％，说明城市居民家庭的储蓄能力比农村居民要高出10个百分点。城市人口虽然不是主体，但因为人均收入是农村居民的3倍以上，所以1/3的人口比重却占有超过70％的居民总收入，城市人口的储蓄能力强导致了过高储蓄率的发生，相应抑制了消费总量与供给总量的平衡过程，由此引发生产过剩。
如果工业化创造供给，城市化创造需求，则工业化超前而城市化滞后的战略，必然导致一国的内部需求被长期压抑。调整城乡人口比例结构，加快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可以释放出巨大的内需，从而使中国的经济结构更加协调，经济发展更加符合市场化条件的经济规律。
从国际经验看，当一国处在人均收入3000美元发展阶段时，各国的平均城市化率在55％左右，在人口稠密的东亚地区在75％左右，服务产业比重在50％左右，而中国却只有1/3的城市人口（1/3这个比率是根据目前中国的非农人口有3.5亿人，再加上1亿长期稳定在城市定居的农业人口估算出的数字。按照统计口径，2008年城市人口已超过6亿人，但包括了城镇周边人口在内的数字，例如把一个乡划为一个城市的区，这个乡的农村人口也被计算入城市人口了，这是不准确的城市人口数字），服务产业比重只有40％。如果把中国城市人口的比重提升到2/3，即从目前的4.5亿增加到9亿，使服务产业比重提升到50％，就可以为经济增长创造出一个长期的内需释放过程。
如果2008年中国的城市人口有9亿，当年的社会消费总额就需要增加55％，相当于要求GDP规模要扩大27％；如果把服务产业比重提升10个百分点，也等于为经济增长创造出10个百分点的新空间。从2003年到2008年，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64万亿元，其中85％是城市投资，总额超过54万亿元，同期城市人口约增加了1亿人，即每增加一个城市人口需要50万元投资额，增加4.5亿城市人口就需要增加225万亿元投资，可释放的需求空间更是巨大，并且不会造成新的过剩之忧。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道路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现在一些主要工业品产量看似过剩，但从长期看仍远远不足，以目前陷入严重过剩困境的钢铁产业为例，发达国家在完成工业化的时候是人均年产量为700公斤到1吨，目前的钢铁产能虽已达到6.6亿吨，但是如果到2030年15.5亿人口高峰的时候，按人均700公斤计算就是近11亿吨的年需求，所以从长远看，目前的过剩显然是相对的，还有着巨大的增长前景，关键看中国是否会为城市化补课。
为城市化补课是中国朝向现代化迈进的过程迟早要做的事情，这不仅可以在世界经济长期陷入低迷的过程中，为中国创造出一个可以长期增长的内需，而且原有的城乡二元结构在本次经济低谷中也难以继续维持下去了。新中国在长期以来的经济发展中，总是把农村当成是一个吸纳城市经济波动的海绵，例如上世纪60、70年代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就是把城市经济难以吸纳的过剩人口向农村输送。改革开放以来，一遇到城市经济收缩，也是让农民工大量返乡，用农民工家里的承包田作为他们的失业保障。但是自80年代后期开始的民工潮到今天已经持续了20年，在这20年中，农民工的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已经是以“80后”和“90后”的民工为主体了，这些年青人已经习惯了城市生活，甚至就出生在城市，已经不会种田，许多人在出生后家乡也没有分给他们田地，他们已经是既不愿种、又不会种、也无田可种的一代新农民工了。有资料说明，在目前失业的2000多万农民工当中，至少有一半并未返乡而是在城市游荡，当他们找不到工作又花完了手中积蓄的时候，就会成为城市的社会不安定因素，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调整城乡结构的迫切性。
离土不离乡式的工业化过程使工业企业在全国呈散点式布局，2007年乡镇企业增加值占全国GDP的比重高达28.5％，水泥等建材产品和机械、电子产品的产出比重在全国占到20—40％以上，同时二氧化硫和固体污染物等的排放量也占到了全国的23—37％。由于不能向在城市那样集中处理工业污染物，乡镇企业对环境的污染程度更为严重。随着工业污染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严重制约瓶颈，乡镇企业向城市集中也是必然趋势。此外，由于乡镇企业缺乏良好的外部市场环境，在劳动力流动、技术与信息获得、仓储、运输、法律服务等方面，都必须支付比城市企业更高的成本，也极大地限制了企业在农村的发展。特别是金融服务无法有效深入到农村经济体系中，更是乡镇企业发展的巨大制约。所以，已经实行了20多年的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工业化政策到今天已走到尽头，必须做大的调整了。
在本轮经济增长高潮中政府提出了“新农村”的政策主张，去年的“三中全会”又提出了“新土改”的命题。新农村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是希望通过改善农村生活环境而减轻农民向城市转移的压力，显然不是基于推进城市化的考虑，而新土改则是要解决土地在农村的流转问题，使土地使用更有效率。但是农民失去土地使用权就是失去了生活来源，如果出让土地所获得的收入花光后又没有在农业以外找到新的谋生手段，就会产生大量无业游民。因此，不推动城市化就搞农村新土改，是不利于社会稳定的制度安排，而只有在大规模城市化启动后，当城市经济成为可以吸纳大量农村转移人口的时候，农村的土地集中过程，才是一个有利于农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
中国虽然国土辽阔，但是由于人口众多且山川河流纵横，耕地面积很有限，随着工业化过程的推进，工业和交通、城市建设占地日益增多，吃饭和建设之间的矛盾开始激化。根据有关部门预计，到2030年中国人口还要再增加2亿以上，而根据农业部的预测，在保持18亿亩耕地与考虑入科技进步因素后，未来十几年中国的粮食总产量也只能再增加8000万—1亿吨左右，但是根据国际经验，西方国家在完成工业化的时候，人均粮食占有量是1000公斤，东亚地区经济体在500公斤上下，如果到2030年中国完成工业化时人口是15亿人以上，对粮食的需求总量就会高达7.5—8亿吨，比目前增加2.5亿吨以上，以1亿吨的可能增产量显然是不够的，这就要求必须对土地的存量格局进行大调整，以此来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这个调整将集中在两方面，一个是要大幅度提高现有城市的土地容积率；另一个就是要通过城市化过程中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把农村的宅基地转变成城市化用地。目前中国的农村人口总户数有2.5亿，按每户宅基地3分即200平米计算，大约是7500万亩。如果按东亚发达经济体85％的城市化率计算，中国保留5千万农户就可以了，就可以转出80％的宅基地用于城市化，大约是6000万亩。不要小瞧这个数字，因为中国政府规划的未来10年的耕地占用总规模也只有2300万亩左右。因此，即便没有国际经济严重衰退这个背景，仅仅出于继续推动经济增长的考虑，也已经到了必须推动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时刻了。
推动城市化进程不仅有来自城市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有来自农业发展的需要。中国的耕地不能增长而人口却仍在增长，解决吃饭问题就越来越多依靠农业科技和工业化资本物品的投入，以此来提高土地产出率，这就不可避免地会提升农业产值中物耗所占的比重，从而会不断挤压农业纯收入的增长，导致农民增产不增收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极大地挫伤了农民的务农积极性。到目前阶段，中国农业物耗比重已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不到30％上升到45％左右；而发达国家的农业如美国，农业物耗比重在50％左右，但美国的家庭农场平均占有耕地在400英亩左右，即2400亩。人均耕地资源占有量高，总收入就高，除掉物耗开支后，所得的纯收入仍然很高。中国则不然，2007年农村户均耕地只有7.3亩，且还在不断减少，就很难负担得起高物耗。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三农”问题日渐突出，主要表现在农民收入增长率日益下降，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90年代是中国农业物耗的急剧提升的时期，农民增产不增收的情况在广大农村地区日益蔓延，程度也越来越严重。发达国家都对农业实行补贴政策，2003年以来中国也对农业实行了大规模的转移支付，如对农民购买农机具的补贴和对耕地的直补政策，但这是由1/3的城市人口补贴2/3的农村人口，是少数人补多数人，与发达国家以城市人口为主体的多数人补贴少数人的政策有根本不同，因此这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根本出路应该是通过大规模的城市化过程减少农村人口，从而大幅度提高农户的耕地资源占有量，以此提升农民收入，才有了建立在提升农业物耗基础上的农业总产出增长的可能。
马克思曾说：“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马恩全集》第25卷），就是说，只有当农业可以养活更多农业以外人口的时候，社会分工，从而工业化和城市化才会发生和发展。在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早已为大规模的城市化准备好了条件，表现为农村有大量剩余劳动力早已长期脱离农业而参与了非农产业的发展过程，其中有超过两亿以上农民工直接参与到城市经济活动中。早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世界银行的专家在考察中国农业时就指出，以中国的耕地面积和所使用的耕种、排灌机械以及化肥、农药等工业化投入物，中国只需要1.5亿农业劳动力就可以完全满足农业生产需要了。如果说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中国还存在资本不足问题，到了今天中国已经出现了大量资本和产品剩余。2008年底，中国银行体系内的存差规模已高达17万亿元人民币，还有近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大量剩余资本和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只要在城市经济中结合，就可以形成现实的生产力。所欠的只是政府是否有推动这种结合的意愿。
2003年以来，随着中国的工业化进入到重化工业阶段，以石油、铁矿和有色金属矿所代表的重工业所需资源性产品消耗，逐步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制约瓶颈。在本轮经济增长高潮中，这些资源的国际依赖率不断提高，近年来在国际贸易中，新增石油贸易量的40％是流向了中国，铁矿砂和铜、铝等有色金属进口则占到了80—90％。中国的城市化将会带来更多的城市人口和资源需求，对国内和国际资源都是巨大压力。如果在本轮经济增长中为城市化补课，中国面临的资源压力及其所引起的资源价格上涨就会更猛烈，但是全球经济危机的深化和长期持续前景，给中国在此时推动城市化过程提供了一个空间的好机会，全球经济落潮引起全球资源需求减少和价格下跌，中国在这个时期启动城市化进程，减少很多国际麻烦与支付更低的成本。正是“此时不动，更待何时”！
综上所述，只有城市化才能打开中国的一个长期巨大需求，也是对冲外部需求严重萎缩的唯一出路，而且也是中国经济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内生性要求，即便没有这场世界性危机，中国也会由于长期积累的结构矛盾，引发一个为城市化补课的城市化高潮。目前的国内国际因素都在推动中国立即推出城市化战略。
四、城市化的步子应该怎么迈
推动城市化战略就要对中国的产业空间布局、人口布局、交通网络布局等进行重大调整。如果在未来10年中国的城市人口增加一倍达到9亿人，许多中小城市将变成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许多大城市将变成人口超千万的中心城市。这些城市有哪些？建在哪？怎么建等，都必须进行审慎而详细的规划与论证，当然这不是短期内能够实施的，但此时开始启动，相信有两年时间也足够了。
以城市化应对世界性经济衰退，是否有些缓不济急？并非如此，因为城市化还包括了对城市存量结构进行大规模调整这个重要内容。我在1993和2005年曾经承担了国家计委“九五”和“十一五”规划有关区域经济的背景研究工作，曾分别提出到2010年建立九大都市圈和到2030年建立20大都市圈的构想，其中在最近的研究中设想，到2030年中国达到15.5亿人口时，从兼顾吃饭和建设需要出发，中国将只有450个百万人口以上规模的大城市，而千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将达到30个以上。由于中国目前的城市已经超过600个，在未来还要减少，因此中国的城市化基本上是依托现有城市规模展开，而通过改革开放30年的经济高增长，有哪些城市可以作为未来的中心城市或重要的功能型城市，目前就已经可以看得出来，城市化就可以先从这些城市起步。
现有城市的扩张也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对旧城区的改造，大幅度提高城市的容积率；第二步才是以旧城改造所创造出的新空间，为未来的新增城市人口建设就业与居住条件。东亚地区都与中国相似是人多地少，日本的城市容积率（即城市建筑面积与城市建成区的比率）是2，我国台湾省是1.2，香港是1.6，中国内地平均只有0.78（2006年）。一方面土地紧缺，一方面严重浪费就是中国城市土地利用的现状，而改变这个现状是推动中国城市化的必要条件。
自1998年以来，中国城市的住宅发展走的是单一市场化道路，而在本轮经济增长中大约有40％的城市居民，其收入增长率低于房价上涨率，使相当一部分城市居民永远不可能通过市场化途径解决住房问题，由此引发了强烈的不满。而在发达国家，长期实行的市场化与保障性住房两分开的政策，即有大约一半左右的居民是住政府提供的公房或廉租屋。如果中国在未来10年城市人口增加到9亿人，其中有一半人口特别是新增农村转移入城市的人口是居住在保障性住宅，按人均25平米建筑面积和每平米2500元投资计算，投资总额将高达28万亿元。如果未来5年每年的保障性住宅开工面积达到10亿平米，总投资达到2.5万亿元，就已相当于去年全年的住宅开工面积和83％的住宅投资额，将是对房地产业的强劲拉动，也会极大缓解已严重过剩的钢铁、水泥等生产领域的困境。
从长远看，中国的城市化必须走大都市圈的道路。目前中国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的人均占地是中小城市的1/6，单位土地产出率却是中小城市的40倍，不走大城市化的道路，到人口总数上升到15.5亿人，其中12亿人居住在城市的时候，耕地面积就会缩减到16亿亩以下，就不能满足中国人对农产品的基本需求。大城市还不够，还必须建设大都市圈，都市圈的概念是，在都市圈内生活的人口，基本是依托都市圈内的生产体系来满足生活消费的，这就是“圈”这个概念的由来。都市圈的地理半径在120—150公里，这是汽车一小时的运输半径，不仅可以保有最高的运输效率，更由于交通半径小而节约了对交通占地的要求。自2003年以来，中国因交通占地增长所占用的空间，更大于城市占地规模。
土地稀缺所导致的地价上涨和企业在竞争压力下提高效率的要求，都在推动中国城市以都市圈模式发展。从交通方面看，中国长距离运输基本是走铁路，短距离走公路。而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铁路货物平均运距一直呈下降趋势，已从1995年的807公里下降到去年的759公里，公路平均运距则从1995年的50公里上升到去年的69.5公里；而且在同期内，公路货运周转量占铁路货运周转量的比率，从36％上升到48％，说明国内短途货运增长显著快于长途货运增长。这就是都市圈经济在不断孕育发展的标志。我们可以把铁路与公路运输里程的变化当作是都市圈发展的标志或指数，如果公路平均运距上升到100公里以上，则大都市圈模式就已经在中国生根了。
以城市化为取向的经济振兴方案，在未来10年可以产生超过225万亿元的投资规模，由此可引发实物产品消费需求与服务业需求增长也是前景无限，由于从根本上解决了产出结构与人口结构不对称所造成的过度储蓄和消费不足，在相当长时期内也有利于缓解中国收入分配矛盾，从而使中国的企业与居民坚定战胜世界性经济萧条的信心，由此建立在一个科学的也是雄厚的基础上，使中国成为世界经济持续低迷过程中的唯一亮点。
一、前两月的主要数据已说明目前的刺激政策有极大局限
自去年9月至今年2月，中国宏观政策从紧到松的调整已经有半年。从国际国内的宏观调控经验看，宏观调控的效果应该有所显现，然而前两月的工业生产增长率仍然比去年四季度又有显著下滑，为3.8％，从前两月发电量仍是负值情况看，3月份的工业生产增长率仍难以显著回升；若3月份为5％，一季度的工业增长率只会略高于4％，一季度的GDP增长率也不会超过5％。从前两月的设备制造增长情况看，工业锅炉的增长率高达15.7％，水泥专用设备增长率高达10.2％，发电设备增长率高达21.7％，都远高于同期3.8％的工业增长率，说明产能释放阶段仍没有结束，未来的生产过剩压力不是在减轻，而是在加重。
前两月宏观经济运行中最显著的特点，是投资曲线与工业生产曲线的分离。由于投资是需求动力，在以往年份都是投资高工业增长率也高，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非常明显。但是今年前两月，虽然投资增长率高达26.5％，与去年12月当月的20.1％相比有了显著提升，但同期的工业增长率仍从5.7％下跌到3.8％。这种不同于以往的现象目前已经受到了各方面关注。有些人从投资回升的现象判断是经济开始企稳的标志，不久可带来工业生产的回暖。我则认为这正是目前经济刺激路向失效的重要标志。
这是因为，从设备制造仍处于高增长阶段情况看，大量以前阶段未完工程所定制的设备仍处在生产过程中，而且还有大量已完工的设备由于投资人未付款而没有发货，正是由于前两月前所未有的贷款大投放，使大量已经陷于流动性困境的企业又获得了投资资金来源，可以支付给设备生产商，从而使得已经处于停滞的大量未完工程得以完工，由此形成了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表现为投资增长率的反弹。所以投资的高反弹，一部分原因是可以用制造业厂商库存减少来解释的，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投资上去了而工业生产却继续下降这个反常现象。投资反弹是贷款大投放加速已有工程完工的判断还有两个情况可以佐证，一个是前两月的金属冶炼设备生产增长率为4％，但是2月当月竟高达36.1％，应该是说明到2月份由于资金到位，金属冶炼设备生产企业有大量资金流入，开始完成以前的生产合约。这种2月份增长率大幅度高于1月份的情况在许多设备生产和汽车、造船等工业领域都存在，已经远不能用春节错月的因素来解释。另一个是以往投资反弹都会带来钢材市场的回暖，这是因为新项目上马首先是土建工程部分开工，需要大量钢材等建材，但2月份以来钢材市场已出现连续七周价格下跌，用暴跌来形容也不过分，说明投资增长率的高反弹，并不是有大量新项目在开工。
那么应该如何解释前两月新上项目投资增长率高达87.5％的情况呢？政府在“出拳要快、出手要重”的思想指导下，自去年11月确定了4万亿元刺激方案后，立即加快了项目审批速度，许多原本在准备“十一五”规划时未获审批的项目，获得审批通过。但问题也出在这里，以前未获审批的项目，一般都是已经过剩的长线项目，现在建设，一方面会加重今后的生产过剩；更重要的是，在已经严重生产过剩的背景下，在国有投资比重已经下降到只有不到30％的情况下，市场化的投资主体会即便已经拿到了投资批文，还会在这个时期再进行大规模投资吗？目前，市场化主体的投资意愿下降，不跟进国家启动投资意愿的倾向已有显露，例如，占全部投资近1/4的房地产投资领域，是市场化程度很高的领域，在前两月投资高调反弹的背景下，增长率却从去年的23％猛跌到今年前两月的1％。
如果目前的投资高增长是建立在加快完成已有项目的基础上，则今年的生产过剩发生的情况就会更严重。目前还没有前两月投资完成额的构成数据，但到一季度数字出来时，我相信一定会出现已严重过剩的钢铁、电力、有色、煤炭等领域投资完成额的高增长。所以，目前的经济刺激方向是在缓解生产过剩还是在加重生产过剩，就不难判断了。
二、为什么已有的经济刺激路径会效果有限？
目前的经济刺激路径被概括为扩内需、振产业、科技撑、提社保，从而把刺激路径分成了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扩大内需和提升社保水平是从需求方面出发的政策，振兴十大产业和促进科技则是从改善供给方面考虑。
扩大内需包括扩大消费和投资需求两方面。扩大消费目前的重要举措是家电下乡，但占全国居民总数2/3的农村居民，其收入总量仅占全部居民收入的1/3，想用农村需求增长补城市需求下降，空间极为有限，且在城市经济收缩后，农民工大量返乡，在岗农民工的收入水平也大幅度下降，农村家庭收入也是收缩的，所以启动农村消费的前景必定是步履维艰。
目前已出台了十大产业振兴方案，其中也包括科技支撑的内容，但这都是从增加和改善供给方面来考虑的政策，虽然也有增加投资的相应安排，其结果仍是增加和改善供给。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在长达200多年的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也会在爆发生产过剩危机的时候，出现投资于设备更新的投资高潮，但这首先是市场机制，其次的萧条过程是强制消除过剩产能，使供给与需求实现强制平衡的过程。没有这个过程，也不会引发企业内生的技术进步和更新设备要求。我国如果不对社会总供求结构做大的调整，而只是在延续目前经济结构基础上由政府来推动产业振兴，就是把结构调整措施变成了总量扩张措施，其效果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在发生危机后的设备更新高潮效果就很不同。不同之处在于，我们的产业振兴方案不会有效消除过剩产能，反而会加大过剩产能。例如刚刚出台的汽车产业振兴规划就要求，在未来3年中央财政要投资百亿元，促使汽车产量的年增长率达到10％。从前两月的工业产出结构看，代表生产能力增长的通用设备、专用设备和电器机械设备这3个设备制造业部门的增长率，都分别比同期平均工业生产增长率高出18％、192％和147％，这说明产能释放阶段还没有过去，如果再要求产业振兴，结果可想而知。
如果延续目前的经济结构增加投资与产出，越往后，宏观调控的实施空间就越小。因为到2007年四季度最高峰时，由净出口所代表的国内生产过剩程度，已相当于GDP的12％，在出口大幅度萎缩和产能继续释放的背景下，今年的过剩程度可能会达到15％，按去年30万亿元总产出计算，就是4.5万亿元。虽然中国财政赤字占当年GDP的比率目前还不到20％，但若是走到日本那样因民间需求持续萎缩，只能由财政来担当需求的那一步，要不了4年时间，财政累积赤字就会超过占GDP 60％的警戒线，年度赤字规模也会4倍于占GDP 3％的警戒线。因此如果危机持续，用光了政府的调控回旋余地经济可能还是走不出困境。
所以结论就是，目前经济刺激政策的效果会很有限，而且越往后其局限性就越明显，甚至会由于加重了未来的生产过剩而走到政策出发点的反面。如果美国次债危机所引发的这场萧条，是一场温和的、短期的世界性经济萧条，我们目前的刺激政策就是足够的。但情况显然已经不是如此，我们的经济振兴方案就必须立足于应付一场严重的、长期的世界性萧条，必须有战略性的考虑了，而这个战略方向就是城市化。
三、工业化创造供给，城市化创造需求
众所周知，工业化的过程也是城市化的过程，经济的现代化就是依托这两个过程完成的。这两个过程之所以不可分割，就是因为工业化所创造的现代消费品是面向城市人口的，而工业化所带来的社会分工要求，也只有在城市体系中才能顺利实现。所以，工业化要以城市化为基础，城市化则要靠工业化来推动。从这个意义上讲，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工业化创造供给，城市化创造需求。
城市化创造需求的能力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会引发大规模的投资需求。这又分成三方面。一是会引发生产性投资，从而为转入城市的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二是会引发建设城市所需要的基础设施投资，如道路、给排水、电力、通讯、垃圾和污染物处理等，这些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是为满足城市人口生活的基本需要，也是为现代消费品进入居民消费领域所准备的基础条件。三是会引发房地产投资，以满足城市人口的居住需求和工商企业的发展需求。以住宅投资看，由于城市住房比农村要讲究，地价也高，所以2007年中国的城市仅占1/3，但人均住宅投资却大约是同年农村人均住房投资的12倍。粗略地计算，中国从2003—2008年，每增加一个城市人口大约会引出50万元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
第二，城市化会引发更多的消费需求。这是因为城市人口收入要高于农村，有能力消费更多的商品，而且现代大工业所生产的消费品，都是以城市基础设施配套为使用条件的。此外，即便是现代农村，仍保留了很多自然经济的痕迹，许多消费品是自给自足的，从统计资料看，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农村居民消费中有超过40％是非现金形式的，而直到2007年，全国农村平均仍有14.2％是非现金形式的。所以城市人口比重的提升就会带来消费总量的扩张。
第三，服务产业的发展也是与城市规模的扩张密不可分的。不仅依托于城市的大工业体系发展，必须有与之配套的生产性服务体系，如流通与通讯服务体系、金融与法律服务体系、劳动力市场与交易体系等，城市居民的基本生活保障与生活质量的提高，也离不开商业服务与医疗、娱乐的服务产业的发展。而在农村，由于受到人口聚集程度和收入水平的限制，这些服务产业就没有巨大发展空间。
在我国，改革前30年为了完成需要高积累才能建成的军重工业建设，而把长期保持高比重的低收入农村人口当作了主要的积累机制，所以只有工业化而没有城市化，1978年从第二产业比重和工业劳动者人均资本拥有量看，中国已相当于人均3000美元GDP的中等发达国家的工业水平，但是从农村人口比重看，却只相当于人均200美元国家的水平，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二元结构”，即先进的工业与落后的农村并存。二元结构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但在1978年时以中国为甚。例如根据当时世界银行的统计，用比较劳动生产率来衡量的二元结构强度，世界发展中国家平均为3倍，最高的国家也刚超过4倍，而中国当年是6.1倍。
在改革开放以来长达30年中，为了给长期欠缺的轻工业发展补课，也为了解决庞大农村人口的就业问题，在全社会资本积累不足的背景下，我国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又长期实行了“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农村工业化政策，农村工业化从而国家工业化虽然获得推进，工业内部的轻重工业比例关系也得以优化，但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的矛盾仍然没有解决，二元结构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出现了强化趋势，到2003年，农业与非农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差距倍数，从1978年的6.1倍上升到6.6倍，到2007年虽然由于本轮工业化所带来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效应，又回落到5.4倍，但是今年随着城市经济萎缩及其所产生的农民工倒流，估计又会回升到6倍以上。
由于新中国在改革前及改革后30年长期发展中，都延续了工业化超前而城市化滞后的经济发展模式，所以就形成了独特的经济结构：从产出水平看，已经达到了可以满足人均收入3000美元国家的生产能力，但是从需求水平看，由于占人口主体的农村人口人均收入水平去年只有4761元，折合美元只有700美元，导致国内需求总规模与供给总规模严重不对称，由此就形成了社会经济总量循环过程中的巨大断裂层，这是中国形成长期过高的储蓄率，以至于不得不长期高度依赖外需的基本原因之一。
在当代中国，收入差距拉大是导致过度储蓄和生产过剩的基本原因，但收入差距既表现在人群之间，也表现在城乡之间，例如城乡人均收入差距1978年是2.68倍，2008年已上升到3.31倍。经济学理论说明，居民储蓄水平是随收入水平上升而不断提高的。2007年，农村人均消费支出占当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是77％，而同年城市居民人均消费占收入的比例是67％，说明城市居民家庭的储蓄能力比农村居民要高出10个百分点。城市人口虽然不是主体，但因为人均收入是农村居民的3倍以上，所以1/3的人口比重却占有超过70％的居民总收入，城市人口的储蓄能力强导致了过高储蓄率的发生，相应抑制了消费总量与供给总量的平衡过程，由此引发生产过剩。
如果工业化创造供给，城市化创造需求，则工业化超前而城市化滞后的战略，必然导致一国的内部需求被长期压抑。调整城乡人口比例结构，加快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可以释放出巨大的内需，从而使中国的经济结构更加协调，经济发展更加符合市场化条件的经济规律。
从国际经验看，当一国处在人均收入3000美元发展阶段时，各国的平均城市化率在55％左右，在人口稠密的东亚地区在75％左右，服务产业比重在50％左右，而中国却只有1/3的城市人口（1/3这个比率是根据目前中国的非农人口有3.5亿人，再加上1亿长期稳定在城市定居的农业人口估算出的数字。按照统计口径，2008年城市人口已超过6亿人，但包括了城镇周边人口在内的数字，例如把一个乡划为一个城市的区，这个乡的农村人口也被计算入城市人口了，这是不准确的城市人口数字），服务产业比重只有40％。如果把中国城市人口的比重提升到2/3，即从目前的4.5亿增加到9亿，使服务产业比重提升到50％，就可以为经济增长创造出一个长期的内需释放过程。
如果2008年中国的城市人口有9亿，当年的社会消费总额就需要增加55％，相当于要求GDP规模要扩大27％；如果把服务产业比重提升10个百分点，也等于为经济增长创造出10个百分点的新空间。从2003年到2008年，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64万亿元，其中85％是城市投资，总额超过54万亿元，同期城市人口约增加了1亿人，即每增加一个城市人口需要50万元投资额，增加4.5亿城市人口就需要增加225万亿元投资，可释放的需求空间更是巨大，并且不会造成新的过剩之忧。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道路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现在一些主要工业品产量看似过剩，但从长期看仍远远不足，以目前陷入严重过剩困境的钢铁产业为例，发达国家在完成工业化的时候是人均年产量为700公斤到1吨，目前的钢铁产能虽已达到6.6亿吨，但是如果到2030年15.5亿人口高峰的时候，按人均700公斤计算就是近11亿吨的年需求，所以从长远看，目前的过剩显然是相对的，还有着巨大的增长前景，关键看中国是否会为城市化补课。
为城市化补课是中国朝向现代化迈进的过程迟早要做的事情，这不仅可以在世界经济长期陷入低迷的过程中，为中国创造出一个可以长期增长的内需，而且原有的城乡二元结构在本次经济低谷中也难以继续维持下去了。新中国在长期以来的经济发展中，总是把农村当成是一个吸纳城市经济波动的海绵，例如上世纪60、70年代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就是把城市经济难以吸纳的过剩人口向农村输送。改革开放以来，一遇到城市经济收缩，也是让农民工大量返乡，用农民工家里的承包田作为他们的失业保障。但是自80年代后期开始的民工潮到今天已经持续了20年，在这20年中，农民工的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已经是以“80后”和“90后”的民工为主体了，这些年青人已经习惯了城市生活，甚至就出生在城市，已经不会种田，许多人在出生后家乡也没有分给他们田地，他们已经是既不愿种、又不会种、也无田可种的一代新农民工了。有资料说明，在目前失业的2000多万农民工当中，至少有一半并未返乡而是在城市游荡，当他们找不到工作又花完了手中积蓄的时候，就会成为城市的社会不安定因素，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调整城乡结构的迫切性。
离土不离乡式的工业化过程使工业企业在全国呈散点式布局，2007年乡镇企业增加值占全国GDP的比重高达28.5％，水泥等建材产品和机械、电子产品的产出比重在全国占到20—40％以上，同时二氧化硫和固体污染物等的排放量也占到了全国的23—37％。由于不能向在城市那样集中处理工业污染物，乡镇企业对环境的污染程度更为严重。随着工业污染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严重制约瓶颈，乡镇企业向城市集中也是必然趋势。此外，由于乡镇企业缺乏良好的外部市场环境，在劳动力流动、技术与信息获得、仓储、运输、法律服务等方面，都必须支付比城市企业更高的成本，也极大地限制了企业在农村的发展。特别是金融服务无法有效深入到农村经济体系中，更是乡镇企业发展的巨大制约。所以，已经实行了20多年的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工业化政策到今天已走到尽头，必须做大的调整了。
在本轮经济增长高潮中政府提出了“新农村”的政策主张，去年的“三中全会”又提出了“新土改”的命题。新农村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是希望通过改善农村生活环境而减轻农民向城市转移的压力，显然不是基于推进城市化的考虑，而新土改则是要解决土地在农村的流转问题，使土地使用更有效率。但是农民失去土地使用权就是失去了生活来源，如果出让土地所获得的收入花光后又没有在农业以外找到新的谋生手段，就会产生大量无业游民。因此，不推动城市化就搞农村新土改，是不利于社会稳定的制度安排，而只有在大规模城市化启动后，当城市经济成为可以吸纳大量农村转移人口的时候，农村的土地集中过程，才是一个有利于农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
中国虽然国土辽阔，但是由于人口众多且山川河流纵横，耕地面积很有限，随着工业化过程的推进，工业和交通、城市建设占地日益增多，吃饭和建设之间的矛盾开始激化。根据有关部门预计，到2030年中国人口还要再增加2亿以上，而根据农业部的预测，在保持18亿亩耕地与考虑入科技进步因素后，未来十几年中国的粮食总产量也只能再增加8000万—1亿吨左右，但是根据国际经验，西方国家在完成工业化的时候，人均粮食占有量是1000公斤，东亚地区经济体在500公斤上下，如果到2030年中国完成工业化时人口是15亿人以上，对粮食的需求总量就会高达7.5—8亿吨，比目前增加2.5亿吨以上，以1亿吨的可能增产量显然是不够的，这就要求必须对土地的存量格局进行大调整，以此来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这个调整将集中在两方面，一个是要大幅度提高现有城市的土地容积率；另一个就是要通过城市化过程中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把农村的宅基地转变成城市化用地。目前中国的农村人口总户数有2.5亿，按每户宅基地3分即200平米计算，大约是7500万亩。如果按东亚发达经济体85％的城市化率计算，中国保留5千万农户就可以了，就可以转出80％的宅基地用于城市化，大约是6000万亩。不要小瞧这个数字，因为中国政府规划的未来10年的耕地占用总规模也只有2300万亩左右。因此，即便没有国际经济严重衰退这个背景，仅仅出于继续推动经济增长的考虑，也已经到了必须推动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时刻了。
推动城市化进程不仅有来自城市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有来自农业发展的需要。中国的耕地不能增长而人口却仍在增长，解决吃饭问题就越来越多依靠农业科技和工业化资本物品的投入，以此来提高土地产出率，这就不可避免地会提升农业产值中物耗所占的比重，从而会不断挤压农业纯收入的增长，导致农民增产不增收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极大地挫伤了农民的务农积极性。到目前阶段，中国农业物耗比重已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不到30％上升到45％左右；而发达国家的农业如美国，农业物耗比重在50％左右，但美国的家庭农场平均占有耕地在400英亩左右，即2400亩。人均耕地资源占有量高，总收入就高，除掉物耗开支后，所得的纯收入仍然很高。中国则不然，2007年农村户均耕地只有7.3亩，且还在不断减少，就很难负担得起高物耗。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三农”问题日渐突出，主要表现在农民收入增长率日益下降，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90年代是中国农业物耗的急剧提升的时期，农民增产不增收的情况在广大农村地区日益蔓延，程度也越来越严重。发达国家都对农业实行补贴政策，2003年以来中国也对农业实行了大规模的转移支付，如对农民购买农机具的补贴和对耕地的直补政策，但这是由1/3的城市人口补贴2/3的农村人口，是少数人补多数人，与发达国家以城市人口为主体的多数人补贴少数人的政策有根本不同，因此这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根本出路应该是通过大规模的城市化过程减少农村人口，从而大幅度提高农户的耕地资源占有量，以此提升农民收入，才有了建立在提升农业物耗基础上的农业总产出增长的可能。
马克思曾说：“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马恩全集》第25卷），就是说，只有当农业可以养活更多农业以外人口的时候，社会分工，从而工业化和城市化才会发生和发展。在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早已为大规模的城市化准备好了条件，表现为农村有大量剩余劳动力早已长期脱离农业而参与了非农产业的发展过程，其中有超过两亿以上农民工直接参与到城市经济活动中。早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世界银行的专家在考察中国农业时就指出，以中国的耕地面积和所使用的耕种、排灌机械以及化肥、农药等工业化投入物，中国只需要1.5亿农业劳动力就可以完全满足农业生产需要了。如果说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中国还存在资本不足问题，到了今天中国已经出现了大量资本和产品剩余。2008年底，中国银行体系内的存差规模已高达17万亿元人民币，还有近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大量剩余资本和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只要在城市经济中结合，就可以形成现实的生产力。所欠的只是政府是否有推动这种结合的意愿。
2003年以来，随着中国的工业化进入到重化工业阶段，以石油、铁矿和有色金属矿所代表的重工业所需资源性产品消耗，逐步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制约瓶颈。在本轮经济增长高潮中，这些资源的国际依赖率不断提高，近年来在国际贸易中，新增石油贸易量的40％是流向了中国，铁矿砂和铜、铝等有色金属进口则占到了80—90％。中国的城市化将会带来更多的城市人口和资源需求，对国内和国际资源都是巨大压力。如果在本轮经济增长中为城市化补课，中国面临的资源压力及其所引起的资源价格上涨就会更猛烈，但是全球经济危机的深化和长期持续前景，给中国在此时推动城市化过程提供了一个空间的好机会，全球经济落潮引起全球资源需求减少和价格下跌，中国在这个时期启动城市化进程，减少很多国际麻烦与支付更低的成本。正是“此时不动，更待何时”！
综上所述，只有城市化才能打开中国的一个长期巨大需求，也是对冲外部需求严重萎缩的唯一出路，而且也是中国经济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内生性要求，即便没有这场世界性危机，中国也会由于长期积累的结构矛盾，引发一个为城市化补课的城市化高潮。目前的国内国际因素都在推动中国立即推出城市化战略。
四、城市化的步子应该怎么迈
推动城市化战略就要对中国的产业空间布局、人口布局、交通网络布局等进行重大调整。如果在未来10年中国的城市人口增加一倍达到9亿人，许多中小城市将变成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许多大城市将变成人口超千万的中心城市。这些城市有哪些？建在哪？怎么建等，都必须进行审慎而详细的规划与论证，当然这不是短期内能够实施的，但此时开始启动，相信有两年时间也足够了。
以城市化应对世界性经济衰退，是否有些缓不济急？并非如此，因为城市化还包括了对城市存量结构进行大规模调整这个重要内容。我在1993和2005年曾经承担了国家计委“九五”和“十一五”规划有关区域经济的背景研究工作，曾分别提出到2010年建立九大都市圈和到2030年建立20大都市圈的构想，其中在最近的研究中设想，到2030年中国达到15.5亿人口时，从兼顾吃饭和建设需要出发，中国将只有450个百万人口以上规模的大城市，而千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将达到30个以上。由于中国目前的城市已经超过600个，在未来还要减少，因此中国的城市化基本上是依托现有城市规模展开，而通过改革开放30年的经济高增长，有哪些城市可以作为未来的中心城市或重要的功能型城市，目前就已经可以看得出来，城市化就可以先从这些城市起步。
现有城市的扩张也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对旧城区的改造，大幅度提高城市的容积率；第二步才是以旧城改造所创造出的新空间，为未来的新增城市人口建设就业与居住条件。东亚地区都与中国相似是人多地少，日本的城市容积率（即城市建筑面积与城市建成区的比率）是2，我国台湾省是1.2，香港是1.6，中国内地平均只有0.78（2006年）。一方面土地紧缺，一方面严重浪费就是中国城市土地利用的现状，而改变这个现状是推动中国城市化的必要条件。
自1998年以来，中国城市的住宅发展走的是单一市场化道路，而在本轮经济增长中大约有40％的城市居民，其收入增长率低于房价上涨率，使相当一部分城市居民永远不可能通过市场化途径解决住房问题，由此引发了强烈的不满。而在发达国家，长期实行的市场化与保障性住房两分开的政策，即有大约一半左右的居民是住政府提供的公房或廉租屋。如果中国在未来10年城市人口增加到9亿人，其中有一半人口特别是新增农村转移入城市的人口是居住在保障性住宅，按人均25平米建筑面积和每平米2500元投资计算，投资总额将高达28万亿元。如果未来5年每年的保障性住宅开工面积达到10亿平米，总投资达到2.5万亿元，就已相当于去年全年的住宅开工面积和83％的住宅投资额，将是对房地产业的强劲拉动，也会极大缓解已严重过剩的钢铁、水泥等生产领域的困境。
从长远看，中国的城市化必须走大都市圈的道路。目前中国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的人均占地是中小城市的1/6，单位土地产出率却是中小城市的40倍，不走大城市化的道路，到人口总数上升到15.5亿人，其中12亿人居住在城市的时候，耕地面积就会缩减到16亿亩以下，就不能满足中国人对农产品的基本需求。大城市还不够，还必须建设大都市圈，都市圈的概念是，在都市圈内生活的人口，基本是依托都市圈内的生产体系来满足生活消费的，这就是“圈”这个概念的由来。都市圈的地理半径在120—150公里，这是汽车一小时的运输半径，不仅可以保有最高的运输效率，更由于交通半径小而节约了对交通占地的要求。自2003年以来，中国因交通占地增长所占用的空间，更大于城市占地规模。
土地稀缺所导致的地价上涨和企业在竞争压力下提高效率的要求，都在推动中国城市以都市圈模式发展。从交通方面看，中国长距离运输基本是走铁路，短距离走公路。而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铁路货物平均运距一直呈下降趋势，已从1995年的807公里下降到去年的759公里，公路平均运距则从1995年的50公里上升到去年的69.5公里；而且在同期内，公路货运周转量占铁路货运周转量的比率，从36％上升到48％，说明国内短途货运增长显著快于长途货运增长。这就是都市圈经济在不断孕育发展的标志。我们可以把铁路与公路运输里程的变化当作是都市圈发展的标志或指数，如果公路平均运距上升到100公里以上，则大都市圈模式就已经在中国生根了。
以城市化为取向的经济振兴方案，在未来10年可以产生超过225万亿元的投资规模，由此可引发实物产品消费需求与服务业需求增长也是前景无限，由于从根本上解决了产出结构与人口结构不对称所造成的过度储蓄和消费不足，在相当长时期内也有利于缓解中国收入分配矛盾，从而使中国的企业与居民坚定战胜世界性经济萧条的信心，由此建立在一个科学的也是雄厚的基础上，使中国成为世界经济持续低迷过程中的唯一亮点。